|
|
作者： 罗岗
来源：http://culture.online.sh.cn/asp/LIST.ASP?id=2755
----------------------------------------------------------------------------------------
李芸（以下简称李）：今天很高兴能够采访到罗老师，就有关在当代阅读鲁迅意义的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罗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当代鲁迅是怎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形象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罗岗教授（以下简称罗）：当代青年人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其实是有点带有负面色彩的。为什么带有负面色彩呢？要了解在当代人的心目中鲁迅是怎样一个形象，就必须了解这个形象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对于今天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鲁迅形象和中学语文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中学语文的课本里收录了大量鲁迅的作品，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而接触鲁迅，通过这些作品而了解到鲁迅。应该说鲁迅的作品还是这些作品，但在真正构建鲁迅形象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会自己说话，而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些作品的阐释系统。对这个阐释系统最直观的感觉，很可能是教学参考书，老师按照教学参考书来解释鲁迅的作品的：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作品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有什么对这个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等等。我觉得鲁迅的形象在今天不那么可爱不那么亲近，主要的问题不是出在鲁迅的作品本身，而是出在这个阐释系统上。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学语文对鲁迅的教学还没有超出“三个家”的说法：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再加上毛泽东给鲁迅封的中国文化的圣人。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评价前提下，对鲁迅的整个阐释系统都是运用在中学语文教材里面起主导作用的两个方法。一个是把鲁迅割裂的理解，完全把他与政治上主流的论断联系起来。比如说对鲁迅如何从统治阶级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鲁迅的作品本身是比较难读的。他的作品不是那么通俗易懂。既然青年学生在接触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有很多的困难，就都会或多或少的借助那个阐释系统来理解鲁迅。但是这个阐释系统本身又一点都不可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学习者构成一种逆反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学生对鲁迅产生一种排斥，觉得鲁迅一点都不可亲不可爱，甚至有人认为鲁迅有某种压迫人的力量。90年代在文学家里有一个调查，主要是对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人进行的。那次调查非常的有名，叫做“断裂”。这个调查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些“新生代”作家：你对鲁迅怎么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回答就是“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可以看出鲁迅在普通人心中的面貌和中学课本塑造的鲁迅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鲁迅作品的阐释而不是鲁迅作品本身。这个阐释系统我觉得就像是一道横在鲁迅和年轻人之间的鸿沟一样，很多人都很难跨越这条鸿沟。我们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又有机会来重读鲁迅，那时侯这条鸿沟——这个阐释系统——对他的影响已经不再是那么直接，那么巨大了。那时候他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鲁迅有那么多好的方面，他文章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感动我使我思考的，甚至可以说我爱上鲁迅了。这从反面证明鲁迅本身有很大魅力，但是这个魅力必须突破原来的那一套阐释系统。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批鲁”的言论。我个人看下来觉得这些“批鲁”的言论不是直接针对鲁迅本身，与其说是针对鲁迅的，不如说它是针对那个围绕鲁迅日益僵化的阐释系统。今天鲁迅的形象与这个阐释系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指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他们很喜欢把鲁迅与胡适拿来作比较。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尊鲁贬胡”的。但是80年代以后有了一个新的情况，开始不断地肯定、提高胡适的地位，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的思路和言路里，胡适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胡适甚至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相反，对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文学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对晚年鲁迅的评价，特别是对1927年之后与共产党关系日益密切之后的鲁迅，评价上可能会或多或少有一点降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出现了“两个鲁迅”。随着胡适的地位上升，鲁迅的地位下降，在今天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尊胡贬鲁”。甚至有人认为鲁迅思想的某些层面跟专制主义有密切联系，这就是另外一种站在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解释的视野里对鲁迅的一个批评。这和中学语文教学所造成的对鲁迅的批评是不同的。当然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交错的。但我们还是分开来讲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从自由主义的视野里重新看待鲁迅，一个是中学语文的阐释系统所构成的鲁迅，可能是当今社会中最具影响的两个鲁迅的形象。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来看，应该说负面的东西远远超过正面的东西。
李：第二个问题是鲁迅对别人对自己的阐释是不是有一种自我的认知？我记得鲁迅在遗嘱中有一条好像是“不要再提我”这样一个意思，对于这个鲁迅是怎样的想法呢？
罗：鲁迅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死后》,就是写人们象苍蝇一样叮着他。他说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烦我了，这个其实是他对自己死后命运的预知，可以说是毁誉参半。鲁迅对于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是有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中间物”，什么叫历史中间物？就是鲁迅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人物。鲁迅其实在早年就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就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进化中的一根链条，每个人都是未完成的，然后认为社会的将来应该是属于青年的。所以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们”就是指年轻人。其实我觉得鲁迅对自己之于年轻人的影响是有多层考虑的。第一层考虑，他是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就是说“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要让他们摆脱这种黑暗，过一种跟鲁迅相比应该是更好的生活。这是他最乐观的一个层面，也许在将来年轻人可以过上一种比现在好的多的日子。可以说是进化论在他思想中长存的一个美好的想象。
在第二个层面上，鲁迅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中国社会太黑暗了，以至于按鲁迅的话说“即使要搬动一张桌子可能也要流血。”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非常害怕他的启蒙会产生一种悲剧性的结果。他说，我给年轻人启蒙，而年轻人确实知道了这个社会非常黑暗。他们也想反叛这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因他们的反叛而改变，反而使得有人去观赏他们的这种反抗。就象“醉虾”。就是说他“弄敏”了年轻人的神经，而这些年轻人就是醉虾中最活跃的虾，它们在桶里跳得越高，食客们越高兴，然后把他们都吃了。他是非常害怕自己的启蒙会产生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结局。这种结局也跟他的那个黑屋子的想法有关系，如果把那些人弄醒了而摧毁不了那个黑屋子，怎么办？这也和他对自己的形象和对后世的影响的想法有关系。
第三点就是鲁迅一直认为自己心中是有鬼气的，这种鬼气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绝望的情绪。认为不仅是对中国的命运，甚至是对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存在也抱一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早年的鲁迅深受尼采和格尔凯戈尔思想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存在的意义进行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认为自己是很有鬼气的，这样绝望的一面是他不想给年轻人看到的。所以，鲁迅感觉到自己是带上了面具，他不能把自己整个的袒露在年轻人的面前。就像他在《〈呐喊〉自序》中讲到的，“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在写小说中加些曲笔，在夏雨的坟上加上一点鲜花。所以我们说鲁迅是带上面具的呐喊，意思就是他其实把心目中更深刻的黑暗和绝望压制住了，然后希望把另一个面貌给年轻人看。我觉得在这第三层面上鲁迅是有自我认识的。他希望中国社会如果将来继续前进的话，“我可以和黑暗一起隐去”，让他身上的绝望和鬼气一起消失，面向更好的未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出鲁迅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心态。
李：罗老师刚才所说的这种鬼气绝望的心态在80年代可能发掘地多一点。那我知道钱理群老师研究那种心灵的探寻，他也曾讲到从《野草》哲学出发探求鲁迅他个人的哲学。包括王晓明老师写过《鲁迅——无法直面的人生》，特别强调这种无法直面的痛苦。是否当时他们构成了心理上的同构，时代上的呼应？特别对如今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的这种超越于群众或者说特异的个人超越庸众的意义在当代有何新的阐发？
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80年代的鲁迅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王富仁、钱理群到王晓明、汪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回到早年的鲁迅。因为按照49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鲁迅的阐释，强调鲁迅是一个进化论者到阶级论者，从统治阶级贰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的重点都是落在晚年鲁迅上面。然后认为早年鲁迅的思想有诸多的局限性，他是怎么慢慢克服这些局限性，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落脚点就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意义上的。包括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这个判断，也是建立在强调革命的鲁迅这个层面上的。而80年代研究鲁迅的群体是不同意这种描述的，他们要提供另外一种描述。这另一种描述是从鲁迅早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文章说起，《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他那个时候是受到尼采等西方哲人思想的影响，再到《野草》，到鲁迅的小说创作。在这种描述中，80年代的鲁迅研究塑造了一个痛苦的、绝望的、独立的鲁迅，与庸众相对抗的“孤独者”形象。甚至像王晓明老师那样会强调“双驾马车的倾覆”，就是认为鲁迅写不出小说然后改写杂文，对他来说一个悲剧，是放弃文学追求的结果。对于鲁迅1927年后的转向，他们基本上持一种正面否定或侧面否定的态度。可以看出，在80年代之前有一个后期鲁迅的正面形象，而在80年代以后又有了早期鲁迅的一个正面形象。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怎样来看待这样两个形象，包括你刚刚所提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看待鲁迅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立个人与“庸众”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鲁迅作品中是一直存在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不局限于这个论题的话，我们如何把“两个鲁迅”合为“一个鲁迅”。从道理上讲也只有“一个鲁迅”，不可能从思想上把鲁迅分为两个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断裂。我们找不到一个心理的逻辑，他是怎样转变的。80年代鲁迅研究者和鲁迅有一种心理上的同构，这种同构来自于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理解，就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这个角色是和整个80年代与五四时期的呼应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使得80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出来了。比如说社会公正的问题，底层的问题，知识分子跟媒体关系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90年代之后出来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那时候社会分化没有这么快。而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也使得研究鲁迅知识分子，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钱理群、汪晖、王晓明等，都会面临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使得他们对鲁迅的思考会有一些调整。他们开始想象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20年代中后期会面临怎样的问题，为什么他的思想会有一个转变。其实20年代鲁迅从离开北京开始，甚至更早，他的思想一直都在改变，只不过以前我们不去强调这些变化，不把这些变化看得那么重要。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20年代鲁迅的思想变化之间又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在这样一种对比下，汪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死火重温》，他表达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必须重新评价鲁迅在20年代之后的选择，包括他放弃文学、放弃大学，包括——用今天的话来说——成为媒体的一个知识分子，也即汪晖在文章里面说的 “有机知识分子”；也包括鲁迅考虑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现代中国所选择的左翼革命道路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鲁迅在选择左翼道路之后对中国革命的反省和思考，因为他对中国革命道路本身也有很多批评意见；甚至包括鲁迅生活在上海这个殖民大都会里面对都市文明的反省……因为所有这些都和现实构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或许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再次领会毛主席讲的那句话：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至少像钱理群、汪晖、王晓明等一批80年代鲁迅研究者都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最近看到了钱理群的新书《与鲁迅相遇》，与他早年的著作《心灵的探寻》相比，就不难发现他对鲁迅的认识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90年代现实社会的变化刺激了人们重新思考晚年鲁迅的选择，更进一步要求是要把早年鲁迅和晚年鲁迅联系起来思考，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选择是什么。
另一个方面是在9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特别是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重新得到重视。早在80年代竹内好的书就翻译成中文了，但是那时候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可到了今天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就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鲁迅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他的选择是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竹内好不单注目于鲁迅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日本的战后完全沦为美国附庸的情况下，他总结日本的现代化经验，批评“优等生文化”，看到革命中国选择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竹内好因为重视革命中国的选择，所以他重新思考鲁迅，在鲁迅身上看到“以抵抗为特征”的精神气质。抵抗是什么？就是抵抗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所谓“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走上这条路，日本就走上了这条路，它遵循的是“优等生文化”，向西方老师学习而且学得比老师还好。但是中国的革命实践或鲁迅的实践——他称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役作家——就是抵抗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但这种抵抗并不是全方位的排斥，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中国也要走一条现代化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照搬西方道路。所以他认为鲁迅的选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以及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看起来鲁迅的意义就不再是知识分子或个人的问题，而是鲁迅的道路和中国的道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90年代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思考鲁迅又不止于鲁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就是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是有内在紧张的。他在作品中构造出一个独立的个人和庸众之间的关系，譬如《药》所处理的“夏瑜”和周围人的关系。但是鲁迅同时也有一种忧虑，那就是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知识分子是不是天然地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或者说启蒙是不是会带来别的后果？等等。比如说在《祝福》这部小说里，“我”本来是学了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但这个新知识分子最后变成了无名杀人团中的一员，他也是迫使祥林嫂自杀的一个原因。在《故乡》中“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并不在于闰土从一个阳光少年如何变成了一个中年农民，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看到早年闰土的阳光少年形象也是由“我”的回忆构造出来的。这就使得在“少爷”的心目中呈现出来的早年两人的友谊显得不那么真实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地主的儿子和雇农的儿子两人之间已经有“隔膜”了，我们不知道！因为故事是由“我”来讲述的。现在的“隔膜”是通过叫一声“老爷”表现出来的，但在过去是不是叫“少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估计那时侯闰土也是叫“少爷”，不太可能直呼其名。我们看到鲁迅不是简单地把两者放在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位置，而是把“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隔膜看得更重一些，进而追问这种隔膜是怎么造成的。可以说鲁迅发现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存在的“隔膜“，是与“启蒙”有关却比“启蒙”更加重要的问题。何况到了2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鲁迅为什么会支持北京女师大的学潮，批评陈西滢批评现代评论派，本来这些人都是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都是同一阵营的，但是现在就分化了：有人站在当权者一边说话，而鲁迅觉得应该站在青年学生，那些受压迫的学生一边。这就有了他对“知识阶级”——他不叫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反省。鲁迅有好几篇的演讲，比较有名的有《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都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在这些关于知识阶级的讨论中，鲁迅性格上的特征——怀疑，不仅是怀疑别人而且必须与自我怀疑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鲁迅是最早意识到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有了话语权就天然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并非天然地具备“代言”的合法性。在这种的情况下，鲁迅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未必天然地就可以起到代言的作用。但鲁迅有另一种自觉，这里可以借用萨伊德《知识分子论》的说法：知识分子天然是跟符号跟语言打交道的，因此如果要战斗，他一定是把斗争的场所建立在表达的领域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后期十年的杂文中不断操练各种符号——媒体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高雅的、俚俗的，书面的、口传的……他故意地把它们杂揉在一起。鲁迅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显示知识分子至少在这一领域是可以进行斗争的，可以争取某种说话的空间，而且这种说话的空间应该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就这点而言，鲁迅是永远站在弱势的这一边，而不是强势的这一边。他作为知识者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李：罗老师分析的非常深刻，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当今知识界对鲁迅的挖掘更加立体更加透彻，也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但是我们仍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不断被经典化，至少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鲁迅不断在远离我们。非常有幸我们能在大学讲坛中接触到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是更多人觉得鲁迅并不是那么可爱，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阐释系统之下是否有这个可能像前面所说的激活鲁迅，让我们重新找回一个真实的鲁迅呢？
罗：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寻回鲁迅的过程。这个寻回鲁迅的过程应该做很多的工作，比如现在中小学的课本中有大量的鲁迅作品，这是认识鲁迅、接近鲁迅很重要的前提。但是什么时候选什么样的作品，是有很多讲究的。现在中小学课本所选的鲁迅作品可能并不是那个年龄段的学生最适合读的作品。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阅读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给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样的书，让他接受书中的哪一个层面，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鲁迅作品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但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读的这些内容并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反而可能在教学过程中用那种僵化的、过于严肃的语言和没有生趣的阐释把它们掩盖掉了。比如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本来就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还有《阿长与山海经》——这篇不知道有没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也很适合于孩子阅读，《社戏》也是极生动有趣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另外则是课本中的有不少鲁迅的作品是被删节的，这种经过处理的选本往往起了很坏的作用，选本把一些在中学语文课本编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内容删掉了，但这些内容实际上可能对全篇的理解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把这些内容拿掉了，也就妨碍了学生理解鲁迅。我们还要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当代问题，现在的学生与20或30年前的学生，甚至10年前的学生都不一样了，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敏感。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课文时应该多选一些和他们的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文章。比如说在鲁迅的杂文里面就有很多对都市文明的批评。鲁迅生活在上海，看到了许多都市文明的弊端，这些弊端至今没有消除，甚至变本加厉。今天读到这些文章，还是很有启发性。像这些文章能不能放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呢？不一定硬要选一些时间性太强的文章，时过境迁，让现在的学生来读，可能会有困难。文章也许是好的，但是中学生理解上有隔膜了。这是中学语文教育可以改进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种“圣化”鲁迅的趋势，这种“圣化”鲁迅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批评的“寡妇主义”。什么叫寡妇主义？就是把一个人搞得很圣洁、干净但是也很乏味。应该记住鲁迅是很丰富很多面的，他的兴趣也是丰富多样的，比如说鲁迅喜欢看电影；鲁迅的艺术修养很高，喜欢美术，是中国木刻和版画艺术的倡导者；鲁迅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有特殊的爱好……鲁迅有好多丰富的面向，问题是我们怎样把它们激发出来，激发出来以后就知道鲁迅是很有趣，很可爱的，而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就会写一些“横眉冷对”、“冷潮热讽”的文章，给人一种非常不亲切的感觉。今天鲁迅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整理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编一本适合年轻人读的鲁迅作品的“青年读本”。这个读本不光包括鲁迅的小说，他的杂文、散文，还包括一些他喜欢的版画，他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他的爱看的电影，以及日记书信都可以选出一些，从而构造出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鲁迅。让人们直接跟他的人和作品打交道，也是一个可以使人们亲近鲁迅的方式。当然这两个层面都是针对社会的普通读者而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要激活鲁迅，要亲近鲁迅，就要把他带进当代的问题当中去。因为把鲁迅经典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他当作经典顶礼膜拜，而不是用一种对话的方式来面对鲁迅。鲁迅自称为“历史中间物”，他是未完成的，许多思考刚刚起步。假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鲁迅文学和思想上的这一个个的空白点其实是一个个召唤结构，这些召唤结构就需要当代人用当代的问题意识去激活他，去和他对话。所以我们今天阅读鲁迅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和他对话，把我们今天的意识，我们今天的问题投射到鲁迅的文章中，用我们的思想去撞击鲁迅的思想，这样才能激发出鲁迅思想的活力和火花。
还有，鲁迅文章的文字之美是现代文学中少有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图像和景观消费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不讲究文字之美，所以很少有人真正去欣赏鲁迅的文字。鲁迅的文字是从魏晋文章“化”出来的，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语言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恶劣，尤其需要读鲁迅的作品，是从鲁迅的语言中去体会他的文章之美，从中会发现现代汉语依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具有表现力的语言。
所以，至少从我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可以把鲁迅拉得离我们更近一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包括大学文科的学生，大家都应该来读一点鲁迅，从不同的角度来读。从鲁迅的身上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阅读不一定是学术研究式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今天似乎真的越来越多人认为鲁迅已经是块“老石头”了，阅读的价值越来越少。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读他的书，和他对话，这样才能真正使鲁迅走进我们。
李：钱老师他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通过鲁迅和同学们交流，真正理解了北大精神。那么我相信通过今天罗老师所说的四个方面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使鲁迅活生生地在当代，更好的接近鲁迅。
谢谢罗老师！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3 10:36:29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