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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少功
时间:2002年11月20日
地点: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 左岸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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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70年代后期算起,到80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入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50个甚至100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50个甚至100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一点。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的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的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80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入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入9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探寻
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今年3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90%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in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70%。想想看,80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像鬼子进了村。(听众大笑)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的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找,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inChin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我是1986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了。(听众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哄哄,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困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1.5亿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8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80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到了10倍到20倍,比如我的工资从200来块涨到3000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80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300至500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作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困而辍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困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度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16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19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它地方移民100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6500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1/3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烂”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作“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的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交几万块钱,出去被抓住了,还得当作“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遗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呵,“按国际惯例办事”呵,等等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采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5%的人口消耗全球32%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听众笑)人力车原来在80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的,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呵,多原始呵,多不现代化呵。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60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象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1999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3/4的发展中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90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80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入。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90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这场论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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