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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冒 键
来源： 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99118.htm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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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百多年来，一直想走进东方梦的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再发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多视角、富有个性地建立了他们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然而，由于美国作家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发现，不可能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形象，只能是一个面影。
[关键词] 比较文学 美国作家 中国文化 视点
[中图分类号]I 7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1999)01－0110－06
[收稿日期] 1999－09－30
[作者简介] 冒键，男，1952年生，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高级访问学者。
18世纪，当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自觉的东方意识从世界范围内审视古老华夏文明时，美国作家才从欧洲人那里浮光掠影听到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们开始对大洋彼岸的东方古国产生好奇之心，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中国之于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奇妙的捉摸不定的东方之梦。19世纪中期，随着美国传教士的来华以及中国移民浪潮卷入美国，中国神秘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在中美文化碰撞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作家的东方意识逐渐从蛰伏状态中苏醒，从而“发现”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本文试图勾勒这一“发现”的大体轮廓，描述美国作家聚焦中国面影的踪迹。
19世纪，美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早期汉学家的影响。1830年2月22日，美国首批商船“罗马号”到达澳门，25日抵广州，从而拉开了美中文化交流的序幕。在“罗马号”船上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个传教士，名叫毕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他开创了中国研究，最早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这个时期正好是美国国内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急速衰败的时期。这样，美国作家早先想象中的中国和传教士实际接触到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过去的有关中国的幻想开始破灭，直接为一种极度贫困的形象所取代。1849年，传教印刷商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ians ）出版了《中央王国——中华帝国和中国人：对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和宗教等的研究》一书。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换言之，中国精神也是贫困的。受此影响，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好感已经所剩无几。
1868年8月，在波士顿市长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美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奥立佛·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出于外交礼仪，以浪漫主义的情调朗诵了他至今为中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一首诗，这首诗的主题是两大民族理想主义式的拥抱——互相开门：
大开吧，你，黄金的门，[1] / 向那卷起来的龙旗！/宏伟长城的建造者，/开启你们的高山防线!/让太阳的腰带，/把东西裹成一体。直到夏斯塔山[2]的轻风/吹动大雪山皎白的峰巅— /直到伊利湖[3]把蓝色的水/融汇入洞庭湖的波澜——/直到深远的密苏利湖/把水灌入奔腾的黄河——我们，夜晚最后出生者，/欢迎你们，曙光的孩子！/我们，重新创造的诞生者，/向古老大地的君主们致敬，/你们从多层的墙垣的塔楼来到我们这些帐蓬。[4]
霍尔姆斯显然流露出一种美国文化优越感，甚至还有一种“恩赐”的味道，但说法上还是相当谦虚，把欧洲文明称作夜晚，把美国这欧洲文明的最后产物称为“夜晚的最后出生者”（the evening's latest born），而称中国人为“曙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morn ），表现了对中国文明的尊崇。
与霍尔姆斯浪漫主义的诗人情调相比，19世纪的美国文坛领袖人物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pos ,1803—1882）则表现了一种学者的理智和平静，他在宴会上发表演说，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
作为主人，他非常礼貌地只是谈论中国最好的方面，称赞中国的种种伟大发明，然而，他也并不回避对中国弱点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形容中国的老话：“她的力量在于坐着不动。”他对中国历史的简述使用了一个诗的隐喻：
她的人民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保守主义，乃至能以某种神奇的种族力量和全民行为使她编 年史上的所有战争和革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她历史的太平洋上那瞬息即逝的波涛。这 个民族在停滞中有它的特权。[5]
爱默生以一种平静的态度说出他的许多同时代的人对中国弱点的谴责。年轻时的爱默生曾受到当时已被西方普遍接受的一个反面中国形象的影响，他读的西方人包括美国的传教士写的文章来回重复着一个故事：贫穷落后的中国，邪恶叵测的中国人。中国的形象在他眼里基本上是反面的，甚至他对孔孟这两个伟人的仰慕也未能使他改变中国的看法。西方的优越感使爱默生对中国的观察一直持批判的态度，中国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遥远的非现实的历史的中国，一个已经变成了自满自足、停滞不前、腐败无能的泥足巨人，深陷于历史的迷宫中，“中国”意味着闭关锁国、思想狭隘。在爱默生那里，“中国的”已成了一个专用术语，如“划分级别的中国墙”，“中国式狭隘”，“一种乏味的中国外交”。爱默生对中国的反感，年轻时表现为激进，后来年龄和知识逐渐使他平静，语言也变得理智和解，但他在自己文化的历史视角下形成的对中国的整体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他的中国观代表了19世纪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基本看法——一种在情感和理智上矛盾的似是而非的中国概念，即钟情于神秘诱人的异国风光和灿烂的古老文化，却反感它是一个夜郎自大、停滞不前、精神麻木的国土。
然而19世纪为美国文学走向成熟作出巨大贡献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中国概念却是一个例外，他一反以历史的眼光遥望中国，而是以现实的目光凝视中国。作为一个杰出的幽默、讽刺作家，现实主义的强大透视力和追求全人类平等、自由的理想，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成为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19世纪中后期，中国劳工潮进入美国，美国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引起的反华浪潮以及美国政府最终颁布阻止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排华法案”一连串事件所激起的，不仅是中美之间政治的外交的冲突，而且也引起文化对立的波澜，致使大量仇华的作品出现。马克·吐温最初出于不平则鸣的义愤，后来逐渐认识到华工受迫害、中国受侮的原因，从而自觉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他先后写下的讽刺小品《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书信体短篇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以及《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对于种族主义的攻击之激烈、讽刺之辛辣，均为前所未有，他毫无保留地把同情给予中国人民，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斯托姆菲尔德船长的天国之行》中，他还不忘在天堂里给中国人及其他被压迫人民留下一个席位。正是这种不同于爱默生的中国情结，使马克·吐温成为美国文化的批判者，成为19世纪最具东方意识的美国作家。1900年8月12日，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人全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着高踞君位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他们能把洋人全都赶出去，永远把他们拒于门外。”他预言“中国最终必将获得解放，拯救自己”[6]。他还发表演讲，热情的称赞“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同胞胜过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他们成功。”并且宣称“我也是义和团员”。马克·吐温对中国人的深情厚谊，让中国人民矢志不忘。虽然在马克·吐温的视野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令人同情被列强欺凌的弱国形象，但并没有失去光明和希望。
19世纪末和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重新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中国，但仍然沿袭欧洲研究汉学的传统，即主要的兴趣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美国作家也不例外，他们都希望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塑造历史肖像的中国。这主要表现为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儒家中国”和戏剧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1888—1953）的“道家中国”。
庞德是美国20世纪初“新诗运动”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中国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古国，因此他认为，中国之于新诗运动，就如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他在英美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意在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支持他的意象派诗歌理论。他翻译了工程浩大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以及孔子亲定的《诗经》，创造地翻译了遐尔闻名的中国古典歌集《华夏集》（《神州集》），他倾尽全部心血的鸿集巨制《诗章》是一部深沉宏博的诗篇，建筑在他对儒学的独特理解之上。《诗章》共117章，中国主题在《诗章》中无处不在，从52章到61章共10章，史称“中国诗章”，把中国历史从尧舜一直排到雍正，描写了繁荣昌盛的古代中国，宣扬了孔子的伦理哲学，旨在反对基督教，用他理想化了的儒家政治治理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庞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学锲而不舍地努力理解并全力推介，美国作家很少不通过庞德的译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庞德的中国情结凝聚着浓郁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神韵。他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重塑了美国作家的中国形象。
奥尼尔的东方恋与庞德同样强烈。早在少年时期，奥尼尔便对中国、东方怀有强烈的好奇之心，常常一人站在高处或海滩，遥望无边的天际，向往美好和神秘的东方。1928年，奥尼尔开始了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远洋航行，他称这次航行是实现自己的“终身理想”，对他未来的创作将有无法估价的意义。未料到达上海见到的却是殖民地中国的肮脏的混乱，不由百感交集，大失所望，竟然病倒在旅馆里，但此后奥尼尔崇拜东方仍一如既往，甚至打算重访中国。奥尼尔强烈的东方之恋，使他在思想上也转向了东方哲学，他仔细读了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道家经典，最后选择了老庄，老子深微精奥的思想中所表达的对初民社会人类自由生活的留恋向往以及庄子哲学中那种汪洋恣肆的文采与浑圆奔放，闪烁深邃思考的内蕴，恰好与奥尼尔叛逆的性格相契合。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老子》和《庄子》的神秘主义要比其他任何东方书籍更使我感兴趣。”[7]显然，奥尼尔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古老的东方哲学中发现了“道家中国”，奥尼尔不忍心让现实毁坏他的“道家中国”的形象，不仅在他的《天边外》、《泉》、《马可百万》等剧中描绘朦胧、神秘的中国形象——道家中国，而且不惜用诺贝尔文学奖在加利福尼亚离海不远的幽辟山沟里修造了一幢仿中国式的二层小楼，门墙上钉有铁铸的四个中国字：“大道别墅”。（这个名字英文名为Tao House，直译“道舍”）这充分反映了他对“道家中国”的热爱，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去破坏这一道家之中国梦幻。
和庞德、奥尼尔同时代的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更熟悉，对汉语更精通，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深厚的中国感情的大作家，她利用本身中西文化兼通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双焦透视”，发现了令美国读者欣喜不已的一个神秘的“乡土中国”。
1892年赛珍珠出生于美国的西弗吉尼亚，但她却在中国生活了37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是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寒珍珠从小就得到中国文化熏陶，保姆“中国老阿妈”的佛教故事、道家传说，私塾先生的儒家思想教育，传教士父亲听到的各种趣闻，中国中小学的教育，尤其是中国古典名著都令她着迷。在中国，寒珍珠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北伐军攻打南京等等的政治风雨，熟悉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1917年至1920年她跟随农业专家的丈夫长期居住在安徽宿县农村，喜欢深入农民家庭，了解民风，正因为如此，赛珍珠把中国看成她的第二故乡，她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辞里动情地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赛珍珠对中国的热爱，尤其是她对中国农村的热爱，使她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了无知的轻视和傲慢的偏见时，发现了一个西方人感到陌生和遥远的乡土中国形象，将中国大地近距离地推到了西方人面前，并把浓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传播给了西方。她的代表作《大地》是一部中西文化“双焦”透视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赛珍珠以浓厚影响，使她能以严峻写实的手法，既展示了大动荡的社会背景，又描述了中国农民所面对的一系列苦难：干旱、匪患、战争等等，同时细腻传神地描写了乡村的民风民俗；但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天生具有西方文化的因子，她在美国完成其大学教育，并获硕士学位，从本质上说，她依然只是对中国农民怀有浓厚感情的西方作家，她写的是乡土中国，但作品的深层意蕴洋溢着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缺乏鲁迅那种与时代紧密相联的探索精神，显得与时代有些疏远。正是从这一独特的个人文化背景出发，她在主人公王龙身上表现了中国农民的一般性格特征，诸如勤劳、质朴、坚毅、善良、务实、自卑、顺从、迷信等，特别表现了主人公在最严峻的逆境中的坚忍不拔。在面对饥饿的威胁和金钱的利诱时，王龙毅然向人们宣布：“我决不卖田，我要拿田的泥土，一块一块掘起来，给孩子们吃，待他们死，我就将他们埋在田里，我和老婆、和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田上。”赛珍珠将一个极其富有吸引力的民族的形象留在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记忆里。
当然赛珍珠的“双焦”透视下的乡土中国并非全部的真相，但她的努力是成功的，正如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致颁诺贝尔奖奖辞时的评价：“我希望我已经指出了你的作品中的基本意愿，那就是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而困难的任务，需要你全副的理想主义与博大的心灵，而这些你都已经达到了。”
在赛珍珠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对中国再发现的通路，使西方人以更深的人性洞察力了解中国时，美国作家已不满足于从别人的著作中遥望中国的面影，他们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他们渴望踏上大洋彼岸神秘的土地，亲身感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实地考察和触摸中国精神，从而构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形象，这已经不是过去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和探觅，聚焦点已对着现实的活生生的中国。
其实，在这之前，在华的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先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当年影响最大的当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著作。明氏于1872年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如《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振拔》等。《中国人的素质》是他来华传教22年后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这部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成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赞“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8]鲁迅非常欣赏此书，21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14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明氏在中国农村服务了54年，对中国怀有热烈的感情，他对中国民族的特性的了解是从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日常生活里看出来的。他描述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26条，幽默而又近乎刻薄的笔调，褒少贬多，不知不觉地不免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他自己在序文里也承认一个西洋人要知道中国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二十多年的经验大半限于鲁冀两省，特别是鲁省。然而明氏毕竟第一个近距离地描述了晚清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而不是以往许多作家描绘的历史中国的肖像。
捕捉和描绘活生生的中国形象，这是明恩溥之后美国作家的共同愿望，在这方面最可喜的收获，是著名的“三S”，即著名的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Edger Snow，1905—1972），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ng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几乎同时对“红色中国”的发现，他们真诚地追寻中国的革命精神，长期深入中国生活，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以敏锐的洞察力写下了“红色中国”各个时期的“史诗”，为西方人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革命的形象。“三S”中最有影响的是斯诺。1936年6月10日，斯诺秘密访问了他称之为的“红色中国”——延安，并写下了第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行》），这部书就象一部史诗传奇那样使许多西方人着迷。斯诺始终坚信“中国人民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国家的，而且能很快从底层上升到世界中曾由它的历史和人民所赢得过的那种光荣地位。”[9]
著名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ningWay，1899—1966）对中国的“再发现”，也完全是依据他对活的中国的了解、观察而作出的非凡的判断。1941年3月，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他在前线各处参观访问，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还秘密会见了周恩来。之后，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导，发表后引起了美国各方面读者的强烈反响。海明威发现的是一个战斗中的不屈的中国和潜伏着危机的中国（国共两党随时会爆发内战），他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他大声呼吁美国政府明确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决不支持中国打内战。他认为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中国人民具有勤劳勇敢、不怕艰难牺牲的精神，他们能对日本发动反攻，而且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0]这对当时处于最困难的战争状况下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特殊的作家对中国的一个特殊发现。
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的猖獗造成了美国文坛的沉寂，美国作家对中国的探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出生于天津美国传教士家庭的赫赛（John Hersey，1914—1993）这个四五十年代领导美国文坛的名作家却深深地怀念着他的故乡。他1939年和1946年曾两度以战地记者身份采访中国，难解的中国情结使他写下了《孤石》（A Single Pebble1956）这部类似寓言的小说。
赫赛通过一个年轻的美国工程师模糊的视野，描述了象征长江雄放纵恣的纤夫和象征大自然秀美迷人的船家女的美好形象。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代，赫赛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对中国的向往，但小说实质是向西方讲述一个百对现代文明挑战而充满悲壮和困惑的传统中国的故事。然而赫赛 对中国更为深刻和富有内涵的发现则是差不多三十年以后。赫赛有幸于1981年10月重返他的故乡天津，目睹了国门打开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回国后，他酝酿创作了长篇小说《感召》（the call），表达了他强烈的东方之恋和对现代中国的理解。这部小说历述1905年至1950年间，美国出身的一个传教士在中国城乡奋斗45年的故事。他一心想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播给觉醒中的中国民众，借此以改善他的传教影响，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已为国内的民主革命和国外的科学进步趋势所涤荡，只有极少知识分子为其“感化”。后来他在农村推广民众教育和农业知识，也遭到了当地知识分子的抵制。二次大战时他被日军监禁，历尽艰辛逃回美国，时已妻离子亡。战后他立意回到华北农村传教，最后则在中国解放前夕被农民驱逐出境。回美国后已是72岁的孤身的老人，自悔浪费一生毫无所成，郁郁而终。小说揉合了赫赛一家人和同时代传教士的行径，把美国传教士自1830年到1950年的120年中进入中国，依托宗教宣传所作的思想渗透进行了一番比较客观的分析和叙述，同时描述了中国人民革命意识的苏醒和奋起斗争的历程，表现了美国传教士后裔对新一代中国人民所作的友好剖白。
美国《时代》周刊指出赫赛此新作，描绘了一个觉醒中的巨人，而苏醒更生的中华民族，其尊严非任何外人尽毕生之力所能及。赫赛对中国的“再发现”，对中国形象的再塑造，体现了美国作家东方意识的恢复和进步，体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于长久隔膜之后终于理解的认同，也显示了美国作家迎来了一个追寻东方梦的新时代。
以上仅是对二百多年来美国作家对中国“再发现”的一个大体轮廓的勾勒，通过这个勾勒，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作家对东方梦的追寻，体现了美国文化（也是美国文学）中创造、自由的现代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创造、自由的精神，美国作家才多视角、富于个性地建立了他们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了当今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将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2）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发现，始终充满了艰难曲折。地理的遥远，欧洲中心主义、种族歧视、麦卡锡主义等都给美国作家的东方意识缠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中国传统文化坚固的壁障，加上两国文化交流甚少，又长期处于隔膜状态，这些都给美国作家对中国的发现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美国作家只有越过这些障碍，才能实现他们的东方梦，而这没有对全人类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的向往，没有卓越的思想和过人的见识，是不可能的。
（3）美国作家不可能都象赛珍珠那样能够对中国进行中西文化的“双焦”透视，况且视角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再发现”，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也不可能是一个清晰的形象，只能是一个面影，但发现与欧洲人不同的面影，并且从不同的视角，逼近这个面影，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一代又一代美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追寻将永远载入中美文学和中美文化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史册，并为中国人认识自己提供了难得的一面“西洋镜”。
注释：
[1]指旧金山湾的海口“金门”。
[2]Mount Shasta，加州北部一著名火山。
[3]北美五大湖之一。
[4]转引自赵毅衡：《19世纪美国诗歌中的中国》。
[5]引自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140页——1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
[6]转引自方纳《社会批评家马克·吐温》259页。
[7]转引自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1日。
[8][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33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
[9]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2月。
[10]转引自杨仁敬编著：《海明威在中国》7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
Walking into the Oriental Dream
——The Reflection of China in American Writers' Works
By Mao Jian
[Abstract] The American writers who have had a great desire to walk into the oriental dream have undergone an arduous and tortuous process to rediscover China during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From various angles of view, the American writers have individually created their own China image based on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However, what they have discovered about China is not a full and distinct image, but a vague impression because they can never cast off their western values.
[Key words] the oriental dream rediscover refl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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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8 2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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