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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英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99117.htm
(深圳大学,深圳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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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持续的和悲剧性的紧张,并常常寻求以“死亡”为特征的表达解决方案。本文以为,它暗示了在这一时期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出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调整,面临深刻的意义困境。他们的文学想象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开始以来有关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文学叙述链条中的一环,构成了第三世界后发展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境的隐喻镜像。
[关键词] 海外华人华文文学 澳大利亚 新华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现代性 死亡
[中图分类号]I 6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1999)01-0101-09
[收稿日期] 1999-10-12
[作者简介] 钱超英,男,1958年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把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一些现象,作为具有某种能产性的问题引入到我国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来——这种研究,根据我的理解,是我国比较文学中最有潜力形成属于自己因而也属于世界的议题的一个领域。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试验一种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素材和一个更大的解释基础联结起来的研究思路,在这种思路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将成为普遍意义的中国人文化身份问题的一种隐喻性参照。
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过去十年间(假如以1989年为标志的话)从中国大陆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这样的一个移民群体的“新”,不仅是由于在他们抵达之后,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数量和台湾、香港移民相比一度微不足道的情况彻底改变,从而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先以“留学生”身份赴澳,经过数年作为“无身份者”的困苦劳作与挣扎,继而在澳国政府1993年一项特别的行政决定[1]才取得移民资格的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的独特记忆。事实上,由于这一“决定”制定的拖延和实施的缓慢进程,他们中近半数人要迟至1995、1996年才享有正常居民的优惠,其中更有数千人甚至在1997年6月13日澳大利亚再次公布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2]之前,还不能确定自己在那片土地上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前景。在“新华人”对这些年头的生活记忆中,混合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命运的焦虑,是离去还是逗留下去的折磨人的抉择犹豫,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适应澳洲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意识,和他们与中国大陆和全球文化动态的充满矛盾的联系……,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中间的文学代表的想象活动。
澳大利亚发生的情况不过是同一时期发生在欧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明显的是,新华人的经历连同他们作为大陆知识者的构成素质,为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更多文化表达的资源。迄今为止,“新华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从其中潮水般涌现的报刊、艺术展览和文化论争更能证明他们的存在(相对而言,对传统的华人移民和当代港台移民,经济上的成功是其存在的一般标志)。这种存在正引起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界、翻译界的热切关注,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教授曾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一篇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在这篇文章里着重介绍了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澳大利亚作家。[3]在中国大陆,大约有近二十个出版社出版过他们的作品,香港、台湾、东南亚和欧美也有他们作品传播的记录。
在这里我无法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活动作全面的描述。虽然这种活动同时打上了作为差异悬殊的个人化创作的标记,但是,在一定的文化视界下,把它们作为某一族群集体的文化经验来处理仍然是有效的。
考察他们在过去十年留下的大量作品,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关于居留,即关于他们在澳大利亚寻求永久居留权的故事,这一个来澳的动机制约着这些故事中几乎所有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
关于打工,这主要反映他们抵达澳洲最初几年的经济压力和职业生涯的调整,以及一批在原居地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在澳洲“吃苦”的感受。
关于赌博,一种在中国属于社会禁制而在澳洲合法存在的生活内容,在涉猎这个新奇的题材的同时,许多作品也借以探讨了“新华人”的命运被偶然性所操纵的思想;
关于性与种族关系,它为“新华人”作家探讨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观念变化,认识自我和他者,以及宣泄心理上的压力提供了较其在原居地更大的写作空间;
关于死亡,它是“新华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包含了他们用来联结过往的经验和未来的展望的某种理解方式,也包含了他们在当代世界上对自身身份的疑难。这也是本文所欲提出和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事实上,正如人们很容易从具体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五种内容经常是互相交织的。上述对它们的划分除了出于分析的方便以外,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意义。但是,死亡,或者作为一种叙述的主题或故事的结局,或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它们的笔下,的确是值得研究的。
一
从文化背景上看,中国古代智慧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问题的执着。孔子在他的经典性的《论语》里,甚至拒绝承认他的弟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的价值:“未知生,焉知死。”这深刻地规定了传统中国文化探索的主要关怀,是人在世俗实践中的生活秩序——一种以家庭式的仁爱亲情和互相理解、互相宽恕的理智来构筑的宗法社会,它力图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家族集体秩序的归属(为了这种归属,孔夫子在拒绝探讨死亡的同时还拒绝一切关于“怪、力、乱、神”的话题)。孔子的强大影响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和乡土的重要性具有“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4]。而中国文学对家园亲情和乡土风物的歌赞,为什么充满了歌德敏感地发现的所谓“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一切都可以理解和平易近人”的特质。[5]
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已轰然断裂。在西方势力的进侵的激发的现代性追求之下,革命、变动、对家族的背叛、远征和流血在文学中获得了诗意,虽然在这种诗意中也伴随着疑虑和困惑。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艺术想象充满了“生”的意象和“死”的意象令人困惑的纠缠。当鲁迅意识到这一点[6],并在他的成名作和其他作品里把过去几年历史的中国生活感觉为一种“吃人”结构的时候,他无疑就是在坚决地把这种历史定义为人们在其中陷于死亡的历史[7]。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和郭沫若一类把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巨变简单地视为民族新生,并在诗意的“翱翔”中发出宏大“欢唱”[8]的文化代表非常不同,鲁迅作品中持续出现的死亡意象不仅是用来指责传统的,也是用来象征某种前景的。顽强战斗意志背后的深刻的虚无感,驱使鲁迅笔下那些新生活意义的探索者,在离开了他们的出发地之后,在和一个又一个死亡与绝望的象征相遇的路上,证实这是一种没有终点的、灰暗的旅行[9]。鲁迅想象世界中这种强烈的暗示,创造了他超越现代性的更深刻的意义:告别了传统生活的中国人,不仅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探索命途,而且可能将再不会找到确定的归宿。
杨炼(1955—),一位和澳大利亚新华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一同经历了中国青年涌向西方的“出国潮”,虽然长期云游于西欧各国,但却在澳大利亚多次居停的著名诗人,在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包含了他在悉尼写下的作品)的序言里写道:
《鬼话》的写作,始于一次死亡。……一九八八年,我在国外朗诵我的诗,陌生的听众们,常被诗中血淋淋的画面所镇慑。惊惧之余,也不禁惶惑:这位中国诗人,是否天性就象一只食肉鸟,嗜好痛苦与罪恶?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条深海里的鱼,怎么知道,被捞上岸后,令它致命的压力,是来自大海还是它自己?[10]
悉尼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张威,一个以“微风”为笔名活跃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坛的天津人,曾在选编一本包含多个作者的小说选集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事后发现,虽然澳大利亚这个富裕社会并非没有提供给新华人以生活上的某种成功,但他所收集到的作品除了很少篇章闪现出一星半点“亮色”以外——
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你说这是人们对中国留澳学生的反映也成,你说这是当今世界的缩影也成,反正这是一个问题。(世界走到末日了吗?)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肯定会有人去解答。只是时间早晚罢了。[11]
而来自湖北,现已定居墨尔本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在他的诗篇中,大量而又持续地表达了这种杨炼所谓的“致命的压力”和微风所谓的“末日问题”:
活在澳大利亚/就如同/活在死后这种表达的高峰则是其新近出版的一部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1997):
那个他妈的诗人是谁说什么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难道不是一样可以说春天来了 冬天还会远吗?/……/我疑心人类的智慧最终将不能/令这一回事变得好受些:让我们简单地躺地而去/两眼望天/思想散入无边的灰暗[12]
残酷的死亡、人和自我的丑陋,价值的冲突、荒诞、虚无与形而上的最终绝望……在新华人文学中的确有一种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文学所不多见的“无边的灰暗”的混乱展览。如果说,人们很容易在传统的移民文学中发现一种充满乡愁和忧郁的调子的话,它们也很少达到象新华人那种不可排解的激烈和深刻程度。在直观的比较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把它看作是某种来自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期文化表达的余绪: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类“负面”的表达在文学艺术中曾经被严格限制;而八十年代之后,大陆文学开始挑战这种限制,成为文化气候转变的标志,更多的批判意识和“负面”的情绪开始在读者中获得容纳并造成了影响。例如,北岛在他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著名诗篇里,总是出现一个被灾难、浩劫、死亡的阴影所追捕的民间思想者的形象,而顾城则在一首描写长江支流风景的著名诗篇《嘉陵江》里,以惊人的灵感第一次把它形容为一条在古老大地上铺展的“尸布”。
因此,当人们密集地接触到澳洲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内容时,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把它看作是当代中国大陆文学中这一种既有趋势的自然延伸。毕竟,曾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推动这种变革的“文学精英”大都先后出国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杨炼涉及澳洲的海外旅程,同样地我们还可以提到欧美的北岛和最终在新西兰自杀的顾城,而其他在同一时期出国的人们作为他们的同龄人,在文学表达的经验上无疑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理解无疑提示了一条从当代中国牵引到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心态史的线索。
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这种理解,那肯定将不能把握它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当这种内容是透过并非仅限于中国国内生活的主题和题材加以表现的时候。对我来说,一种更为有效的假设是:在我们称之为“新华人文学”的表面现象所赖以形成的从中国到海外世界的身份经验之间,在对这种经验的想象性塑形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地发生作用的悲剧性紧张。而这种紧张乃是由于其来源因素的高度复合性,而不是单一性。正是这一点使这些表达不仅具有中国文学范围内的意义,而且具有第三世界的人们——首先是其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文化意义。
二
在具体论列有关文学创作的现象之前,我需要临时引入一个不完全的属于纯粹文学的例证。1997年,在澳大利亚早已涌现了无数新华人的印刷传媒和文字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由他们编制发行的电声艺术产品:一张名为《男左女右》的CD激光唱碟(同时以磁带形式发行)。这个包含10首歌曲的作品组合,是笔者所收集到的以纯文字以外形式流传的优秀作品。我提到这一点,不仅是为了见证新华人文艺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且也是为了提示一种在他们中这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感受、想象和表达方式。以其中最赚人热泪的一首歌《长途电话》为例:它以一段朴素的念白作为引子,描述一个留学生远在中国的母亲,正当孩子在澳生涯最艰难的时候患上不治之症,却在和孩子打通长途电话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只说一句“家里挺好的……挺好的”作为最后的遗言。
词曲创作者(诗人楚客)利用这一情节抒写了一种典型的感受——
午夜的心是寂寞的家/午夜的思念独自在天涯/轻轻问候亲爱的妈妈/分别了这么久你还 好吧星光的泪滴是不是回答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声声呼唤可曾听见/孩子心里把你牵挂天上今夜是否下雪/有谁为你倒一杯热茶/天上的路好不好走/一个人的时候是否也想家门前老树旁盼儿归来/北风数不清你又添多少白发/梦中的我也许还没长大/远在异乡让你放心不下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声声呼唤你在天涯/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13]
这个一望而知的通俗作品,剥离了惯常附着在游子情背后的宏大民族布景,把生离死别还原为人性悲欢。通过把隔海痛悼之情融入想象中的母亲在“天堂”里的离家思绪,一种人鬼不隔、两相套叠的虚拟,使这首歌在澳大利亚新华人中产生了非常具有冲击性的感染力。“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颤心追问反复出现,更令大批听众闻之动容,涕泪交迸。
就我所注意的问题来说,作为一个面向新华人“大众”的创作案例(虽然精英创作和大众文化的分野在新华人社区中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14]),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故园死讯”的想象模式:一个死亡的讯号,从当下生活场景以外的故国飞来,穿透而入,惊醒了人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感受。这种模式,如果仅限于外观,我们很容易把之混同于传统华人文学中的思乡之愁,事实上,它在新华人中有独特的经验背景:澳大利亚新华人争取居留权运动形势最严峻的几年里,大部分滞留的“留学生”签证已经失效,而又迟迟未获澳大利亚政府准许居留,正处在对自己的前途和身份充满疑虑的艰难岁月。根据澳国移民法,若在此“身份”未定期离开澳境,将永远失去定居资格。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厄使大部分新华人悬置于精神煎熬之中。令人深思的是,新华人的出国运动不是自外于中国社会情势的运动(我们知道,许多家庭希望他们最终能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故园有难,往往也成事后噩耗,每每在他们心中激发悠长的哀痛。这种哀痛中包含了对时间流转、人生代价和此身何寄的奇幻感慨。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除了典型化了一种与死亡有关的哀思之外,在想象结构上尚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提示了一种不可挽回的空间上的“悬隔”和时间上的“断裂”。
回顾一下新华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举赴西方国家的文化教育背景,有助于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区别于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其他来源地(如港台)华人移民的比较“实际”的出国动机,新华人的出国选择受着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一种强烈的精神指向的影响。虽然每个人和1989年事件的牵连关系不同,但在八十年代的话语氛围下,出国(不管以什么名义),作为一种裹挟数十万中国青年的“运动”,具有文化逻辑上的必然性:当西方以历史的名义定义了“进步”的前景时,对历史发展“时间之维”的确认,便很容易转变为人身寄属的“空间之维”的漂移:“西方”于是在地理上体现为“许诺之地”,正如它在第三世界发展的时间进度表上体现为“历史的终点”一样。因此,新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处境:它是作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延伸与赓续,或者说,是作为这种追求从国内环境蔓延到国外环境的“屈折形态”或“替代形态”出现的。
那么现在,“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诘问,就在具体的感伤主题下隐藏着了一个表达结构,这个结构强烈暗示了他们对其理想主义追求的连续性及其代价的质疑。也因此,寻找这种空间上“悬隔”(错置)、时间上“断裂”(中断)的象征遂成为新华人文化表达的一种强烈的表达兴趣。
这种兴趣除了可以在“故国死讯”的想象模式中呈示之外,也可以在“当地的死亡”中激发,从而有一种对于“当下夭折”的故事的构型兴趣。它不过是把“空间”上的断裂转化为“时间”上、人生历程上的断裂而已。
在文学的例子中,“中国留学生”争取和等待在澳居留权的漫长历程构成了很多作者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15],而这个主题的处理常常渗透了悲哀和绝望的调子。张劲帆,出国前武汉一份学术刊物的文艺理论编辑,在悉尼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一篇题为《西行》:女主角在一连串的申请、等待之后,面对着移民局的裁决:因为她被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不能被批准留在澳国。然后她陷入了漫长、徒劳的上诉。故事描写了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仿佛这已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一旦她被获准居留,全部生活就有转机和重生的意义。最后,在移民局的新消息到来之间,她却已不再需要那种看来遥不可及的恩准了——作品写道,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16]
客死异乡,本来是中国传统中极其不幸的事,但是作者利用这一点构造了一个沉痛的反讽。它也多少代表了“新华人”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在异乡和来源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这个短篇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是概念化的,而且描写得比较粗糙,它仍然把“新华人”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小说贯以“西行”这个题目,标志了前述关于理想追求的时空断裂的构形兴趣。
有一个中篇小说《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出自“刘放”之手,作者原名刘剑星(他现行的笔名很难不令人想到“流放”一词的谐音)。在赴澳前他是广州最大的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属下文学季刊《花城》的资深编辑。在他的小说里,对死亡的处理是通过新华人一种典型的题材——“打工”故事来加以暗示的。
这个小说描写了一批“留学生”在一个叫Bronia Park的地区的老人院当护理员的经历。这座悉尼远郊的老人院在怒放的鲜花和葱茏的绿树包围下,成为一座远离尘嚣的活的坟墓。面对着弥留在这个富裕社会里的老人们衰老病残、痴呆癫狂的景象,每天的护理工作是沉闷和屈辱的。有时他们不得不奋起反击那些性情古怪并多少有些虐待狂倾向的住院老人的无理取闹。在工作之余,这些同一命运的异乡人找到了机会,互作情欲的偷欢。这样,一边是留学生打工者的出国后的感情自由:春宵苦短的罗曼谛克,另一边却是日常工作时间所被迫面对的有关死亡的噩梦般的人生启示。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作者以十分精细的笔墨描绘了笼罩其中的死亡气息:
这里住的全是手脚僵硬、神志不清近似植物人的老人。有的骨瘦如柴,一根根骨头上包着一层薄薄的皮,与解剖陈列的骷髅无异;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颧骨高耸,看一眼都令人寒心,有的面目狰狞,口鼻歪到一边,口吐白沫,同样令人胆战心惊。一连看了几个房间,都大同小异,有的却出奇的肥胖,象一堆肉堆在床上,也已奄奄一息。有的身体侧卧,蜷曲如一条虾,把她翻过去,仍是一条虾…还有一个,大腿和双手都齐齐切断,剩下一截上身象肉柱子放在那里,这使我想起汉朝时吕后将一个妃子斩去四肢放在厕所的情景。…在昏暗的灯光下,静夜里,你穿行在这样一种人世,你自然的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描写,又象置身但丁笔下的地狱中,阴森而恐怖。[17]
这样一部作品把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海外打工的奇特经历笼罩在但丁地狱式的亡魂阴影中,也使读者对人类的徒劳、最终的衰老和败亡的命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川是一个曾在悉尼《自立快报》的华文文学征文获奖的年轻作家。他善于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朦胧如幻的色调,用来容纳比较复杂和不明确的感觉和心理变化。这使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充满了细腻地流荡的、梦游般的、疑幻疑真的、魅惑的叙述。他的《醒梦》(Waking Up in the Morning)把死亡的主题富有技巧地包装在一种多重的梦境之中。
在澳大利亚生活很多年之后,小说的叙述人想起了梦的问题,并且梦一样回忆起刚到达这个新国家的生活:第一次上工的拂晓,天上还有星光,他告别床上的梦乡,乘坐一辆空落无人、叮叮当当的墨尔本早班电车,下车后还有穿过无数灯光惨白的橱窗照耀的清凉大街。这些大街的描写使人怀疑是另一种梦境:还在沉睡的城市“也做着有人的梦吗”?接着他必须走过一片坟地,那里安睡着“全部永久的居民”,他们又在造什么梦?由于提早了很多时间到达,他发现工厂仍然大门紧闭(急切地开始一份工作曾是我们最大的梦),于是他只好蜷缩在有凉风的街角半睡半醒地等待,造半明半昧的梦——
人躺下发凉之后就真的进入终极睡眠吗?我只是打发时间,并不需要答案。我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 我似睡般地醒着,在‘安睡大师’[18]和终极睡眠之间思考着睡与醒的事情。原来睡去是没有这么容易的,我们注定要醒着不管你醒得如何的勉强,去消磨完命运派给你的时间,
然后睡了,并且和醒着的世界失去联系[19]。
这里有着那些睡眼惺忪、困倦不堪的早班劳工们十分熟悉的感受,又是一种天衣无缝的转喻。“睡”和“醒”作为交界不明的状态,暗中谕示了“生存”和“死亡”的错置——
很难想象活着的人每日在这里面对死亡,忙碌的是一些什么。[20]
这篇小说,最后虽然结束于“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欣悦与安宁,但其氛围中包含的逻辑依然诱使读者疑惑于当下生活的可靠性。例如,大多数新华人最终虽然成功地居留在澳大利亚,但这能使那些付出了多年生命代价、不惜一切的异乡人“死”而复“生”吗?他们如何能确切证明自己不是进入了另一场迷梦?毕竟,赵川的小说暗示了“死亡”和在澳“永久居留”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文学例证是不胜枚举的,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死亡”的处理并不是雷同的,而是各禀其创作才情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在悉尼有一个杰出而纯熟的女小说家林达,结合了机智的隐喻、镇静的反讽、要言不烦的哲理暗示,配合着时空交错、断续跳跃而勾连自如的叙述,出色地揭示了“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21]。在她对中国人闯荡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的思辩性想象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无名尸体的意象,它们被停放在沉默中,等待法医贴上标签,以解释其一生的荒谬性。每一个死者都带走了一些只有在死亡经历的现场才知道而别人无法准确了解的东西。由于死尸不能说明自身,因此每一具尸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名的对象,都有一种任凭搬弄、随意解释的荒谬性。林达暗示,活着的人如果无法为自己的经历作出完满的解释,也就是处在无名尸体般的状况[22]。这再次接近了赵川暗示过的“虽生犹死”的理解,她为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尽艰辛的居留运动赋予了这种的布景:
就这么一块可怜的陆地, 人类在上面声势浩大、前赴后继来回搬了几千年。……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中国人定居的“11.1决定”公布之后)那一夜有雾,雾色苍凉。雾气把夜团团围往,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有人压住嗓门唱起《九一 八》。歌声四起之际,人们一下子都悲壮起来。琴唱得比谁都动情, 低沉的女中音铅一样沉沉压下来,在唱到‘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时,琴突然捂住脸,泪从她那纤细美丽的手指缝中流下来。那天夜里,大屋的情绪在琴用手捂住脸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哭泣,思绪如潮,悲歌如潮。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次被偶然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23]
三
这样,我们逐渐接触到了我所讨论的“死亡”问题的核心:某种原来环绕在这些人身上的关于其身份理解的失效和其生命追求的荒诞化。这种失效和荒诞化标志着人无法从他所生存的环境活动中获得关于其身份意义的有效解释。而这种意义落空的意识并不是令人轻松的,相反,它伴随着严重的焦虑。
墨尔本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博士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焦虑。他认为,在澳大利亚的新华人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机会主义生态——
……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都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的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24]
欧阳昱并且指出,作为在理想和世俗多方面欲求的漂流者,他们基本没有“得救”的可能出路,无论是通过追求钱和性,还是他们的来源背景国——中国的日渐强大,对他们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代偿。至于自我表达的文学能不能成为一种“得救”之道,也是可疑的。
事实上,这种焦虑的自我评价不仅有文学表达上的证据,而且有对现实的自杀问题的讨论充当佐证。
蒲潇,一位在悉尼麦觉里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不懈地发表针对中国移民的具有学术品味的分析意见。其中有一篇文章表现出他对自杀问题的特殊兴趣。此时,有三件大陆中国人自杀的事件在短短几个月里连续发生,其中一个中国人还是在取得永久居留签证之后“无故”自杀的。蒲潇暗示,某种特定的处境使他们要留在这个国家的奋斗意义打了折扣。他认为,这个国家宣称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津津乐道生活情调的多样化时,根本没有触及到由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设施和大公司等组成的“资源整合系统”如何让边缘族群融合进来的问题。大陆中国移民即使终于取得了“身份”,依然远离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从而“高度边缘于整个国家”。另一方面,蒲潇注意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移民群体人人自我中心,内部融合程度甚差,这进一步加剧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无依恃的个人更难从外部世界获得归属和支援。甚至,蒲潇指出,这个群体的成员身上“也许存在着一种自我放逐的倾向”[25]。
蒲潇这种极有意义的假设使他注意到和现实的死亡问题相关的“忧郁症”,和从持续的生活挫折中习得的消极态度:不愿与社会其他部分沟通,自甘于无为状态:“考虑到大陆新移民五、六年漫长无助的等待P.R.时期,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创伤体验导致这种学来的无助感?”[26]
“自我放逐”、“创伤体验”,“无助感”,蒲潇的描述无疑暗示了这批我们叫做“新华人”的在澳中国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心理特征,或心理学上所谓“消极的情绪品质”,它无法不通过那些看似个人化的文学想象折射出来。
问题是,这种心理倾向或情绪品质仅仅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所赐予的吗?虽然他们在澳洲争取居留的经历算得上漫长曲折,而居留成功后又如同蒲潇所描述的那样,仍然处在一国资源整合系统之外“高度边缘”的境地?还是另有一种东西,使他们的困苦经验被整合于其中,使之必须借助“死亡”的形式来表达?因为,我们有理由这样质疑:是不是其他族群的移民就没有遭遇过“新华人”适应澳洲社会过程种种类似的艰难?为什么澳大利亚社会提供的总体来说明显较其来源地更高的物质生活素质[27],没有能令他们感觉到完全的平衡?
这样的问题已经多少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围。但如果我们希望文学的研究能够增进对人类生活的理解的话,追问这种问题就决不是多余的。我认为这一问题的背后包含了新华人这个族群在澳大利亚存在的特殊意义的解答。
朱大可,移民澳洲前是中国大陆文艺批评的精英之一,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同样的问题。
在一篇发表于悉尼的文章里,这位非常诗化的文化评论家谈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中国作家(包括海子、麦戈、顾城等)的自杀,并且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从中看到的、正在展开的悲壮图卷:
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28]
重要的是,朱大可的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澳大利亚新华人的范围。如果把他的解释手法纳入本文框架的话,他(连同我前面提到过的女作家林达的小说)所提供的是另一种处理死亡内容的模式:抽象象征。这种方式使他能够使用更为直接的解说,把新华人的文化意义问题和一种“全球化”了的、“普遍的死亡”联系起来。
1994年4月,他的一位远在中国的朋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文学教师胡河清博士,在与任何人都没有世俗恩怨的情况下跳楼自杀。为此朱大可在悉尼又发表了一篇《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把这个新的案例加入到他所排列的“骨牌”序列之中,并把它看作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中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29]
我将会立即显示,朱大可利用这个倾倒着的骨牌序列所启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文学史”的问题。他提到的所有死亡故事中最震撼人的一例,甚至就发生在澳洲的近邻——在新西兰激流岛,顾城,这个产生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声名远播的诗人,以一种疯狂的形式,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后,上吊于树枝自尽(1993年10月8日)。在为纪念这件事而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朱大可把它称作一种“死亡的寓言”[30]。
留意一下朱大可对这一“寓言”的独特分析是必要的。他的分析既区别于简单的道德主义的评判(即把顾城看作是罪犯),又区别于唯美主义的伤感(即把顾城视为天才诗人)。他认为,顾城之死是在执行一种“命定的结局”。他有一个思想: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中国流氓精神”(流氓在他的运用中不是简单的联系于“罪恶”的含义),它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流走”于大地,去寻找一个又一个“土地家园”,而这种世俗的追寻最终是无法使人定位的。因此人们永远陷于“获乡”和“失乡”的二律背反,除非能够找到一种“终极家园”,才能终止“流氓”人格的繁殖[31]。而顾城故事的核心情节就是跑到世界的边缘,用象征“死亡”的玩具(斧头)和象征生命的玩具(树木),建造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家园”。但顾城作为一个本质执着于“尘世”的人,他所创造的“家园”只能是“土地家园”的一个虑幻的变形,因而无法克服其暂忽性和易朽性,最终他否定了这个幻影。如同用同样的玩具(斧头)拆掉一个“坏了的家园”,并宿命地吊死于吊一件玩具(树木)之上,以此“向尘世作最后的凝望”。[32]因此,他是在超拔“中国流氓精神”,抵达“终极家园”之前停步的。实际上,根据朱的论路,制约着大多数中国知识者的东西也制约着顾城,那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存在的幻象”——
这幻象不是别的,就是1976年以后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向群众出示的人性的公共家 园。[33]
至此,问题已经清晰起来。在朱大可看来,贯穿新华人“出国”生活悲剧中的宿命,“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理想(前已提示,出国只是这一理想的一种形态)的一个严重缺陷:神性的缺席。
正如人们会注意到,上述已经提到的所有在澳洲内外发生和被谈论的死亡(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其实包含了大量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给澳洲新华人文学的想象和表达带来的广泛的感应,和一种连贯理解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新华人认识到,他们那种似乎无法克服的身份困扰,是和一种关于生存意义的总体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意义危机在于他们作为一种世俗追求的出国和居留中的种种奋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没有和一种可以用来完满解释这种奋斗的更高的超验意义联结起来,这必然使他们无法对奋斗中成功的限度、代价的意识和边缘境遇的走向,形成令人满意或心安理得的的评价,并使他们和生活其中的世界环境(无论这个世界叫做中国还是作为一个西方社会的具体形式的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失去了用以联结身份体认的有效性,而只能听任失落感、荒诞感甚至是耻辱感的无情啮咬。而朱大可显然很愿意在人们生活的充满焦虑的“地上家园”和他所理解的“终极家园”——一个真正的天堂,意义的天堂——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对新华人来说,建立这种联系将面对怎样的困难?他们能否拥有这种联系?
这个问题使澳大利亚新华人“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绝望呼号倒转为一个新的反诘:
“地上家园”有没有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
注释:
[1]称为“11月1日决定”,根据该决定,大部分在1989年6月20日抵澳的中国人可以申请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但在此限后的抵澳者需接受一系列条件(年龄、学历等)的审核。
[2]称为“6月13日决定”,该决定允许那些不符合1993年“11月1日决定”的审核条件而仍然努力争取在澳定居的中国人过渡成为永久居民。
[3]这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后以Chinese Writers in Australia为题刊于Meanjin Vol.57,No.3,1998,Melbourne。
[4]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上海)1994年,181页(按:原作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Reynal & Hitchock,1936)。
[5]《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112页。
[6]鲁迅:“……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其情形为前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华盖集·忽然想到。》)
[7]鲁迅《呐喊·狂人日记》、《呐喊·自序》、《坟·灯下漫笔》……关于这一点,鲁迅还创造了更多的隐喻,例如一个无窗的“铁屋子”等。
[8]郭沫若《凤凰涅?》
[9]集中见于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野草·过客》、《野草·死后》等。
[10]杨炼:《〈鬼话〉自序:为什么一定是散文》,见《人景、鬼话》,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5页。
[11]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12]Ouyang Yu(1997),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Wild Peony,Sydney,1997。
[13]《男左女右》(Plamreading—首盒中国留学生原创原唱歌集),澳大利亚Cads Music版权制作(介质:CD音碟和Caassette磁带),第6首。
[14]或者说,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精英”与“大众”,而是“主流文化”和“少数族群文化”的区分。
[15]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16]张劲帆:《西行》、《东华时报》(悉尼)1998年1月22日。
[17]刘放:《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5月29日(全文连载于1997年5月8日、5月15日、5月22日、5月29日、6月5日。)
[18]一种床垫的牌子。
[19]Leslie C Zhao(赵川),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in “linfluence-Australian Voice",Ed.Peter Skrzynecki,Anchor Books,Australia,1997,pp.251-257(一个不完整的中文版本以《醒梦》为题,见华声日报(悉尼)1994年5月7日)。
[20]同上。
[21]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至8月连载。
[22]林达《天黑之前回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0-11月连载。
[23]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8月连载。
[24]欧阳昱(编)《谈诗对话录》,原乡(墨尔本),总2期,1996年,第171页。
[25]蒲潇,《自杀与大陆新移民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些问题》,《华联时报》(悉尼)1996年5月30日。
[26]同上。
[27]九十年代大量国际性经济统计均表明,澳大利亚属于世界上以人均所得计算最富裕的国家。
[28]朱大可《死亡的寓言》(上),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5日。
[29]朱大可《死亡的多米诺骨牌》,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4年10月7日。
[30]朱大可《死亡的寓言》,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日。
[31]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倾向》(美国)1994年第3、4期合刊,或《花城》(广州)1996年第6期。
[32]朱大可《死亡的寓言》,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日。
[33]同上。
Long Distance Call to Heaven
——On Death Anxiety of Identity i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
By Qian Chaoying
[Abstract] This essay refers to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10 years.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certain kind of continuing tension in this accompanied by a serious anxiety of identity which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d of this group of Chinese intelligent Diaspora and changing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Through analyzing the works by the New Chinese writers, the essay makes a discovery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o death as a theme of narrative or the end of the stories or a kind of symbolic tool, plays an internal role in their expression, became an imagined solution for New Chinese's frustration about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it is a key metaphor about destiny and attitude of the people of the Third World when they are facing globalization of our era. To conclude, the study also gives a short discussion on current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 development in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xiety of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De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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