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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长途电话——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与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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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8 23:3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钱超英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99117.htm  
(深圳大学,深圳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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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持续的和悲剧性的紧张,并常常寻求以“死亡”为特征的表达解决方案。本文以为,它暗示了在这一时期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出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调整,面临深刻的意义困境。他们的文学想象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开始以来有关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文学叙述链条中的一环,构成了第三世界后发展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境的隐喻镜像。

      [关键词]   海外华人华文文学   澳大利亚   新华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现代性   死亡

      [中图分类号]I 6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1999)01-0101-09

      [收稿日期]   1999-10-12

      [作者简介]   钱超英,男,1958年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把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一些现象,作为具有某种能产性的问题引入到我国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来——这种研究,根据我的理解,是我国比较文学中最有潜力形成属于自己因而也属于世界的议题的一个领域。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试验一种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素材和一个更大的解释基础联结起来的研究思路,在这种思路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将成为普遍意义的中国人文化身份问题的一种隐喻性参照。

      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过去十年间(假如以1989年为标志的话)从中国大陆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这样的一个移民群体的“新”,不仅是由于在他们抵达之后,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数量和台湾、香港移民相比一度微不足道的情况彻底改变,从而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先以“留学生”身份赴澳,经过数年作为“无身份者”的困苦劳作与挣扎,继而在澳国政府1993年一项特别的行政决定[1]才取得移民资格的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的独特记忆。事实上,由于这一“决定”制定的拖延和实施的缓慢进程,他们中近半数人要迟至1995、1996年才享有正常居民的优惠,其中更有数千人甚至在1997年6月13日澳大利亚再次公布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2]之前,还不能确定自己在那片土地上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前景。在“新华人”对这些年头的生活记忆中,混合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命运的焦虑,是离去还是逗留下去的折磨人的抉择犹豫,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适应澳洲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意识,和他们与中国大陆和全球文化动态的充满矛盾的联系……,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中间的文学代表的想象活动。

      澳大利亚发生的情况不过是同一时期发生在欧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明显的是,新华人的经历连同他们作为大陆知识者的构成素质,为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更多文化表达的资源。迄今为止,“新华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从其中潮水般涌现的报刊、艺术展览和文化论争更能证明他们的存在(相对而言,对传统的华人移民和当代港台移民,经济上的成功是其存在的一般标志)。这种存在正引起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界、翻译界的热切关注,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教授曾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一篇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在这篇文章里着重介绍了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澳大利亚作家。[3]在中国大陆,大约有近二十个出版社出版过他们的作品,香港、台湾、东南亚和欧美也有他们作品传播的记录。

      在这里我无法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活动作全面的描述。虽然这种活动同时打上了作为差异悬殊的个人化创作的标记,但是,在一定的文化视界下,把它们作为某一族群集体的文化经验来处理仍然是有效的。

      考察他们在过去十年留下的大量作品,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关于居留,即关于他们在澳大利亚寻求永久居留权的故事,这一个来澳的动机制约着这些故事中几乎所有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

      关于打工,这主要反映他们抵达澳洲最初几年的经济压力和职业生涯的调整,以及一批在原居地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在澳洲“吃苦”的感受。

      关于赌博,一种在中国属于社会禁制而在澳洲合法存在的生活内容,在涉猎这个新奇的题材的同时,许多作品也借以探讨了“新华人”的命运被偶然性所操纵的思想;

      关于性与种族关系,它为“新华人”作家探讨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观念变化,认识自我和他者,以及宣泄心理上的压力提供了较其在原居地更大的写作空间;

      关于死亡,它是“新华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包含了他们用来联结过往的经验和未来的展望的某种理解方式,也包含了他们在当代世界上对自身身份的疑难。这也是本文所欲提出和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事实上,正如人们很容易从具体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五种内容经常是互相交织的。上述对它们的划分除了出于分析的方便以外,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意义。但是,死亡,或者作为一种叙述的主题或故事的结局,或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它们的笔下,的确是值得研究的。



      从文化背景上看,中国古代智慧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问题的执着。孔子在他的经典性的《论语》里,甚至拒绝承认他的弟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的价值:“未知生,焉知死。”这深刻地规定了传统中国文化探索的主要关怀,是人在世俗实践中的生活秩序——一种以家庭式的仁爱亲情和互相理解、互相宽恕的理智来构筑的宗法社会,它力图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家族集体秩序的归属(为了这种归属,孔夫子在拒绝探讨死亡的同时还拒绝一切关于“怪、力、乱、神”的话题)。孔子的强大影响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和乡土的重要性具有“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4]。而中国文学对家园亲情和乡土风物的歌赞,为什么充满了歌德敏感地发现的所谓“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一切都可以理解和平易近人”的特质。[5]

      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已轰然断裂。在西方势力的进侵的激发的现代性追求之下,革命、变动、对家族的背叛、远征和流血在文学中获得了诗意,虽然在这种诗意中也伴随着疑虑和困惑。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艺术想象充满了“生”的意象和“死”的意象令人困惑的纠缠。当鲁迅意识到这一点[6],并在他的成名作和其他作品里把过去几年历史的中国生活感觉为一种“吃人”结构的时候,他无疑就是在坚决地把这种历史定义为人们在其中陷于死亡的历史[7]。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和郭沫若一类把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巨变简单地视为民族新生,并在诗意的“翱翔”中发出宏大“欢唱”[8]的文化代表非常不同,鲁迅作品中持续出现的死亡意象不仅是用来指责传统的,也是用来象征某种前景的。顽强战斗意志背后的深刻的虚无感,驱使鲁迅笔下那些新生活意义的探索者,在离开了他们的出发地之后,在和一个又一个死亡与绝望的象征相遇的路上,证实这是一种没有终点的、灰暗的旅行[9]。鲁迅想象世界中这种强烈的暗示,创造了他超越现代性的更深刻的意义:告别了传统生活的中国人,不仅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探索命途,而且可能将再不会找到确定的归宿。

      杨炼(1955—),一位和澳大利亚新华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一同经历了中国青年涌向西方的“出国潮”,虽然长期云游于西欧各国,但却在澳大利亚多次居停的著名诗人,在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包含了他在悉尼写下的作品)的序言里写道:

      《鬼话》的写作,始于一次死亡。……一九八八年,我在国外朗诵我的诗,陌生的听众们,常被诗中血淋淋的画面所镇慑。惊惧之余,也不禁惶惑:这位中国诗人,是否天性就象一只食肉鸟,嗜好痛苦与罪恶?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条深海里的鱼,怎么知道,被捞上岸后,令它致命的压力,是来自大海还是它自己?[10]

      悉尼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张威,一个以“微风”为笔名活跃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坛的天津人,曾在选编一本包含多个作者的小说选集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事后发现,虽然澳大利亚这个富裕社会并非没有提供给新华人以生活上的某种成功,但他所收集到的作品除了很少篇章闪现出一星半点“亮色”以外——

      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你说这是人们对中国留澳学生的反映也成,你说这是当今世界的缩影也成,反正这是一个问题。(世界走到末日了吗?)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肯定会有人去解答。只是时间早晚罢了。[11]

      而来自湖北,现已定居墨尔本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在他的诗篇中,大量而又持续地表达了这种杨炼所谓的“致命的压力”和微风所谓的“末日问题”:

         活在澳大利亚/就如同/活在死后这种表达的高峰则是其新近出版的一部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1997):

      那个他妈的诗人是谁说什么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难道不是一样可以说春天来了      冬天还会远吗?/……/我疑心人类的智慧最终将不能/令这一回事变得好受些:让我们简单地躺地而去/两眼望天/思想散入无边的灰暗[12]

      残酷的死亡、人和自我的丑陋,价值的冲突、荒诞、虚无与形而上的最终绝望……在新华人文学中的确有一种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文学所不多见的“无边的灰暗”的混乱展览。如果说,人们很容易在传统的移民文学中发现一种充满乡愁和忧郁的调子的话,它们也很少达到象新华人那种不可排解的激烈和深刻程度。在直观的比较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把它看作是某种来自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期文化表达的余绪: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类“负面”的表达在文学艺术中曾经被严格限制;而八十年代之后,大陆文学开始挑战这种限制,成为文化气候转变的标志,更多的批判意识和“负面”的情绪开始在读者中获得容纳并造成了影响。例如,北岛在他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著名诗篇里,总是出现一个被灾难、浩劫、死亡的阴影所追捕的民间思想者的形象,而顾城则在一首描写长江支流风景的著名诗篇《嘉陵江》里,以惊人的灵感第一次把它形容为一条在古老大地上铺展的“尸布”。

      因此,当人们密集地接触到澳洲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内容时,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把它看作是当代中国大陆文学中这一种既有趋势的自然延伸。毕竟,曾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推动这种变革的“文学精英”大都先后出国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杨炼涉及澳洲的海外旅程,同样地我们还可以提到欧美的北岛和最终在新西兰自杀的顾城,而其他在同一时期出国的人们作为他们的同龄人,在文学表达的经验上无疑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理解无疑提示了一条从当代中国牵引到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心态史的线索。

      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这种理解,那肯定将不能把握它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当这种内容是透过并非仅限于中国国内生活的主题和题材加以表现的时候。对我来说,一种更为有效的假设是:在我们称之为“新华人文学”的表面现象所赖以形成的从中国到海外世界的身份经验之间,在对这种经验的想象性塑形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地发生作用的悲剧性紧张。而这种紧张乃是由于其来源因素的高度复合性,而不是单一性。正是这一点使这些表达不仅具有中国文学范围内的意义,而且具有第三世界的人们——首先是其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文化意义。



      在具体论列有关文学创作的现象之前,我需要临时引入一个不完全的属于纯粹文学的例证。1997年,在澳大利亚早已涌现了无数新华人的印刷传媒和文字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由他们编制发行的电声艺术产品:一张名为《男左女右》的CD激光唱碟(同时以磁带形式发行)。这个包含10首歌曲的作品组合,是笔者所收集到的以纯文字以外形式流传的优秀作品。我提到这一点,不仅是为了见证新华人文艺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且也是为了提示一种在他们中这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感受、想象和表达方式。以其中最赚人热泪的一首歌《长途电话》为例:它以一段朴素的念白作为引子,描述一个留学生远在中国的母亲,正当孩子在澳生涯最艰难的时候患上不治之症,却在和孩子打通长途电话时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只说一句“家里挺好的……挺好的”作为最后的遗言。

      词曲创作者(诗人楚客)利用这一情节抒写了一种典型的感受——

      午夜的心是寂寞的家/午夜的思念独自在天涯/轻轻问候亲爱的妈妈/分别了这么久你还      好吧星光的泪滴是不是回答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声声呼唤可曾听见/孩子心里把你牵挂天上今夜是否下雪/有谁为你倒一杯热茶/天上的路好不好走/一个人的时候是否也想家门前老树旁盼儿归来/北风数不清你又添多少白发/梦中的我也许还没长大/远在异乡让你放心不下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声声呼唤你在天涯/呵,妈妈,亲爱的妈妈/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13]

      这个一望而知的通俗作品,剥离了惯常附着在游子情背后的宏大民族布景,把生离死别还原为人性悲欢。通过把隔海痛悼之情融入想象中的母亲在“天堂”里的离家思绪,一种人鬼不隔、两相套叠的虚拟,使这首歌在澳大利亚新华人中产生了非常具有冲击性的感染力。“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颤心追问反复出现,更令大批听众闻之动容,涕泪交迸。

      就我所注意的问题来说,作为一个面向新华人“大众”的创作案例(虽然精英创作和大众文化的分野在新华人社区中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14]),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故园死讯”的想象模式:一个死亡的讯号,从当下生活场景以外的故国飞来,穿透而入,惊醒了人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感受。这种模式,如果仅限于外观,我们很容易把之混同于传统华人文学中的思乡之愁,事实上,它在新华人中有独特的经验背景:澳大利亚新华人争取居留权运动形势最严峻的几年里,大部分滞留的“留学生”签证已经失效,而又迟迟未获澳大利亚政府准许居留,正处在对自己的前途和身份充满疑虑的艰难岁月。根据澳国移民法,若在此“身份”未定期离开澳境,将永远失去定居资格。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厄使大部分新华人悬置于精神煎熬之中。令人深思的是,新华人的出国运动不是自外于中国社会情势的运动(我们知道,许多家庭希望他们最终能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故园有难,往往也成事后噩耗,每每在他们心中激发悠长的哀痛。这种哀痛中包含了对时间流转、人生代价和此身何寄的奇幻感慨。

      “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除了典型化了一种与死亡有关的哀思之外,在想象结构上尚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提示了一种不可挽回的空间上的“悬隔”和时间上的“断裂”。

      回顾一下新华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举赴西方国家的文化教育背景,有助于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区别于本世纪早些时候的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其他来源地(如港台)华人移民的比较“实际”的出国动机,新华人的出国选择受着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一种强烈的精神指向的影响。虽然每个人和1989年事件的牵连关系不同,但在八十年代的话语氛围下,出国(不管以什么名义),作为一种裹挟数十万中国青年的“运动”,具有文化逻辑上的必然性:当西方以历史的名义定义了“进步”的前景时,对历史发展“时间之维”的确认,便很容易转变为人身寄属的“空间之维”的漂移:“西方”于是在地理上体现为“许诺之地”,正如它在第三世界发展的时间进度表上体现为“历史的终点”一样。因此,新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处境:它是作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延伸与赓续,或者说,是作为这种追求从国内环境蔓延到国外环境的“屈折形态”或“替代形态”出现的。

      那么现在,“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诘问,就在具体的感伤主题下隐藏着了一个表达结构,这个结构强烈暗示了他们对其理想主义追求的连续性及其代价的质疑。也因此,寻找这种空间上“悬隔”(错置)、时间上“断裂”(中断)的象征遂成为新华人文化表达的一种强烈的表达兴趣。

      这种兴趣除了可以在“故国死讯”的想象模式中呈示之外,也可以在“当地的死亡”中激发,从而有一种对于“当下夭折”的故事的构型兴趣。它不过是把“空间”上的断裂转化为“时间”上、人生历程上的断裂而已。

      在文学的例子中,“中国留学生”争取和等待在澳居留权的漫长历程构成了很多作者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15],而这个主题的处理常常渗透了悲哀和绝望的调子。张劲帆,出国前武汉一份学术刊物的文艺理论编辑,在悉尼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一篇题为《西行》:女主角在一连串的申请、等待之后,面对着移民局的裁决:因为她被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所以不能被批准留在澳国。然后她陷入了漫长、徒劳的上诉。故事描写了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仿佛这已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一旦她被获准居留,全部生活就有转机和重生的意义。最后,在移民局的新消息到来之间,她却已不再需要那种看来遥不可及的恩准了——作品写道,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16]

      客死异乡,本来是中国传统中极其不幸的事,但是作者利用这一点构造了一个沉痛的反讽。它也多少代表了“新华人”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在异乡和来源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这个短篇小说尽管在艺术上是概念化的,而且描写得比较粗糙,它仍然把“新华人”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小说贯以“西行”这个题目,标志了前述关于理想追求的时空断裂的构形兴趣。

      有一个中篇小说《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出自“刘放”之手,作者原名刘剑星(他现行的笔名很难不令人想到“流放”一词的谐音)。在赴澳前他是广州最大的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属下文学季刊《花城》的资深编辑。在他的小说里,对死亡的处理是通过新华人一种典型的题材——“打工”故事来加以暗示的。

      这个小说描写了一批“留学生”在一个叫Bronia Park的地区的老人院当护理员的经历。这座悉尼远郊的老人院在怒放的鲜花和葱茏的绿树包围下,成为一座远离尘嚣的活的坟墓。面对着弥留在这个富裕社会里的老人们衰老病残、痴呆癫狂的景象,每天的护理工作是沉闷和屈辱的。有时他们不得不奋起反击那些性情古怪并多少有些虐待狂倾向的住院老人的无理取闹。在工作之余,这些同一命运的异乡人找到了机会,互作情欲的偷欢。这样,一边是留学生打工者的出国后的感情自由:春宵苦短的罗曼谛克,另一边却是日常工作时间所被迫面对的有关死亡的噩梦般的人生启示。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作者以十分精细的笔墨描绘了笼罩其中的死亡气息:

      这里住的全是手脚僵硬、神志不清近似植物人的老人。有的骨瘦如柴,一根根骨头上包着一层薄薄的皮,与解剖陈列的骷髅无异;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颧骨高耸,看一眼都令人寒心,有的面目狰狞,口鼻歪到一边,口吐白沫,同样令人胆战心惊。一连看了几个房间,都大同小异,有的却出奇的肥胖,象一堆肉堆在床上,也已奄奄一息。有的身体侧卧,蜷曲如一条虾,把她翻过去,仍是一条虾…还有一个,大腿和双手都齐齐切断,剩下一截上身象肉柱子放在那里,这使我想起汉朝时吕后将一个妃子斩去四肢放在厕所的情景。…在昏暗的灯光下,静夜里,你穿行在这样一种人世,你自然的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描写,又象置身但丁笔下的地狱中,阴森而恐怖。[17]

      这样一部作品把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海外打工的奇特经历笼罩在但丁地狱式的亡魂阴影中,也使读者对人类的徒劳、最终的衰老和败亡的命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川是一个曾在悉尼《自立快报》的华文文学征文获奖的年轻作家。他善于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朦胧如幻的色调,用来容纳比较复杂和不明确的感觉和心理变化。这使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充满了细腻地流荡的、梦游般的、疑幻疑真的、魅惑的叙述。他的《醒梦》(Waking Up in the Morning)把死亡的主题富有技巧地包装在一种多重的梦境之中。

      在澳大利亚生活很多年之后,小说的叙述人想起了梦的问题,并且梦一样回忆起刚到达这个新国家的生活:第一次上工的拂晓,天上还有星光,他告别床上的梦乡,乘坐一辆空落无人、叮叮当当的墨尔本早班电车,下车后还有穿过无数灯光惨白的橱窗照耀的清凉大街。这些大街的描写使人怀疑是另一种梦境:还在沉睡的城市“也做着有人的梦吗”?接着他必须走过一片坟地,那里安睡着“全部永久的居民”,他们又在造什么梦?由于提早了很多时间到达,他发现工厂仍然大门紧闭(急切地开始一份工作曾是我们最大的梦),于是他只好蜷缩在有凉风的街角半睡半醒地等待,造半明半昧的梦——

      人躺下发凉之后就真的进入终极睡眠吗?我只是打发时间,并不需要答案。我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 我似睡般地醒着,在‘安睡大师’[18]和终极睡眠之间思考着睡与醒的事情。原来睡去是没有这么容易的,我们注定要醒着不管你醒得如何的勉强,去消磨完命运派给你的时间,

      然后睡了,并且和醒着的世界失去联系[19]。

      这里有着那些睡眼惺忪、困倦不堪的早班劳工们十分熟悉的感受,又是一种天衣无缝的转喻。“睡”和“醒”作为交界不明的状态,暗中谕示了“生存”和“死亡”的错置——

      很难想象活着的人每日在这里面对死亡,忙碌的是一些什么。[20]

      这篇小说,最后虽然结束于“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欣悦与安宁,但其氛围中包含的逻辑依然诱使读者疑惑于当下生活的可靠性。例如,大多数新华人最终虽然成功地居留在澳大利亚,但这能使那些付出了多年生命代价、不惜一切的异乡人“死”而复“生”吗?他们如何能确切证明自己不是进入了另一场迷梦?毕竟,赵川的小说暗示了“死亡”和在澳“永久居留”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文学例证是不胜枚举的,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死亡”的处理并不是雷同的,而是各禀其创作才情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在悉尼有一个杰出而纯熟的女小说家林达,结合了机智的隐喻、镇静的反讽、要言不烦的哲理暗示,配合着时空交错、断续跳跃而勾连自如的叙述,出色地揭示了“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21]。在她对中国人闯荡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的思辩性想象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无名尸体的意象,它们被停放在沉默中,等待法医贴上标签,以解释其一生的荒谬性。每一个死者都带走了一些只有在死亡经历的现场才知道而别人无法准确了解的东西。由于死尸不能说明自身,因此每一具尸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名的对象,都有一种任凭搬弄、随意解释的荒谬性。林达暗示,活着的人如果无法为自己的经历作出完满的解释,也就是处在无名尸体般的状况[22]。这再次接近了赵川暗示过的“虽生犹死”的理解,她为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尽艰辛的居留运动赋予了这种的布景:

      就这么一块可怜的陆地, 人类在上面声势浩大、前赴后继来回搬了几千年。……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中国人定居的“11.1决定”公布之后)那一夜有雾,雾色苍凉。雾气把夜团团围往,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有人压住嗓门唱起《九一   八》。歌声四起之际,人们一下子都悲壮起来。琴唱得比谁都动情,  低沉的女中音铅一样沉沉压下来,在唱到‘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时,琴突然捂住脸,泪从她那纤细美丽的手指缝中流下来。那天夜里,大屋的情绪在琴用手捂住脸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哭泣,思绪如潮,悲歌如潮。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次被偶然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23]



      这样,我们逐渐接触到了我所讨论的“死亡”问题的核心:某种原来环绕在这些人身上的关于其身份理解的失效和其生命追求的荒诞化。这种失效和荒诞化标志着人无法从他所生存的环境活动中获得关于其身份意义的有效解释。而这种意义落空的意识并不是令人轻松的,相反,它伴随着严重的焦虑。

      墨尔本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博士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焦虑。他认为,在澳大利亚的新华人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机会主义生态——

      ……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都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的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24]

      欧阳昱并且指出,作为在理想和世俗多方面欲求的漂流者,他们基本没有“得救”的可能出路,无论是通过追求钱和性,还是他们的来源背景国——中国的日渐强大,对他们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代偿。至于自我表达的文学能不能成为一种“得救”之道,也是可疑的。

      事实上,这种焦虑的自我评价不仅有文学表达上的证据,而且有对现实的自杀问题的讨论充当佐证。

      蒲潇,一位在悉尼麦觉里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不懈地发表针对中国移民的具有学术品味的分析意见。其中有一篇文章表现出他对自杀问题的特殊兴趣。此时,有三件大陆中国人自杀的事件在短短几个月里连续发生,其中一个中国人还是在取得永久居留签证之后“无故”自杀的。蒲潇暗示,某种特定的处境使他们要留在这个国家的奋斗意义打了折扣。他认为,这个国家宣称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津津乐道生活情调的多样化时,根本没有触及到由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设施和大公司等组成的“资源整合系统”如何让边缘族群融合进来的问题。大陆中国移民即使终于取得了“身份”,依然远离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从而“高度边缘于整个国家”。另一方面,蒲潇注意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移民群体人人自我中心,内部融合程度甚差,这进一步加剧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无依恃的个人更难从外部世界获得归属和支援。甚至,蒲潇指出,这个群体的成员身上“也许存在着一种自我放逐的倾向”[25]。

      蒲潇这种极有意义的假设使他注意到和现实的死亡问题相关的“忧郁症”,和从持续的生活挫折中习得的消极态度:不愿与社会其他部分沟通,自甘于无为状态:“考虑到大陆新移民五、六年漫长无助的等待P.R.时期,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创伤体验导致这种学来的无助感?”[26]

      “自我放逐”、“创伤体验”,“无助感”,蒲潇的描述无疑暗示了这批我们叫做“新华人”的在澳中国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心理特征,或心理学上所谓“消极的情绪品质”,它无法不通过那些看似个人化的文学想象折射出来。

      问题是,这种心理倾向或情绪品质仅仅是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所赐予的吗?虽然他们在澳洲争取居留的经历算得上漫长曲折,而居留成功后又如同蒲潇所描述的那样,仍然处在一国资源整合系统之外“高度边缘”的境地?还是另有一种东西,使他们的困苦经验被整合于其中,使之必须借助“死亡”的形式来表达?因为,我们有理由这样质疑:是不是其他族群的移民就没有遭遇过“新华人”适应澳洲社会过程种种类似的艰难?为什么澳大利亚社会提供的总体来说明显较其来源地更高的物质生活素质[27],没有能令他们感觉到完全的平衡?

      这样的问题已经多少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围。但如果我们希望文学的研究能够增进对人类生活的理解的话,追问这种问题就决不是多余的。我认为这一问题的背后包含了新华人这个族群在澳大利亚存在的特殊意义的解答。

      朱大可,移民澳洲前是中国大陆文艺批评的精英之一,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同样的问题。

      在一篇发表于悉尼的文章里,这位非常诗化的文化评论家谈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中国作家(包括海子、麦戈、顾城等)的自杀,并且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从中看到的、正在展开的悲壮图卷:

      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28]

      重要的是,朱大可的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澳大利亚新华人的范围。如果把他的解释手法纳入本文框架的话,他(连同我前面提到过的女作家林达的小说)所提供的是另一种处理死亡内容的模式:抽象象征。这种方式使他能够使用更为直接的解说,把新华人的文化意义问题和一种“全球化”了的、“普遍的死亡”联系起来。

      1994年4月,他的一位远在中国的朋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文学教师胡河清博士,在与任何人都没有世俗恩怨的情况下跳楼自杀。为此朱大可在悉尼又发表了一篇《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把这个新的案例加入到他所排列的“骨牌”序列之中,并把它看作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中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29]

      我将会立即显示,朱大可利用这个倾倒着的骨牌序列所启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文学史”的问题。他提到的所有死亡故事中最震撼人的一例,甚至就发生在澳洲的近邻——在新西兰激流岛,顾城,这个产生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声名远播的诗人,以一种疯狂的形式,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后,上吊于树枝自尽(1993年10月8日)。在为纪念这件事而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朱大可把它称作一种“死亡的寓言”[30]。

      留意一下朱大可对这一“寓言”的独特分析是必要的。他的分析既区别于简单的道德主义的评判(即把顾城看作是罪犯),又区别于唯美主义的伤感(即把顾城视为天才诗人)。他认为,顾城之死是在执行一种“命定的结局”。他有一个思想: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中国流氓精神”(流氓在他的运用中不是简单的联系于“罪恶”的含义),它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流走”于大地,去寻找一个又一个“土地家园”,而这种世俗的追寻最终是无法使人定位的。因此人们永远陷于“获乡”和“失乡”的二律背反,除非能够找到一种“终极家园”,才能终止“流氓”人格的繁殖[31]。而顾城故事的核心情节就是跑到世界的边缘,用象征“死亡”的玩具(斧头)和象征生命的玩具(树木),建造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家园”。但顾城作为一个本质执着于“尘世”的人,他所创造的“家园”只能是“土地家园”的一个虑幻的变形,因而无法克服其暂忽性和易朽性,最终他否定了这个幻影。如同用同样的玩具(斧头)拆掉一个“坏了的家园”,并宿命地吊死于吊一件玩具(树木)之上,以此“向尘世作最后的凝望”。[32]因此,他是在超拔“中国流氓精神”,抵达“终极家园”之前停步的。实际上,根据朱的论路,制约着大多数中国知识者的东西也制约着顾城,那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存在的幻象”——

      这幻象不是别的,就是1976年以后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向群众出示的人性的公共家    园。[33]

      至此,问题已经清晰起来。在朱大可看来,贯穿新华人“出国”生活悲剧中的宿命,“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理想(前已提示,出国只是这一理想的一种形态)的一个严重缺陷:神性的缺席。

      正如人们会注意到,上述已经提到的所有在澳洲内外发生和被谈论的死亡(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其实包含了大量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给澳洲新华人文学的想象和表达带来的广泛的感应,和一种连贯理解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新华人认识到,他们那种似乎无法克服的身份困扰,是和一种关于生存意义的总体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意义危机在于他们作为一种世俗追求的出国和居留中的种种奋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没有和一种可以用来完满解释这种奋斗的更高的超验意义联结起来,这必然使他们无法对奋斗中成功的限度、代价的意识和边缘境遇的走向,形成令人满意或心安理得的的评价,并使他们和生活其中的世界环境(无论这个世界叫做中国还是作为一个西方社会的具体形式的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失去了用以联结身份体认的有效性,而只能听任失落感、荒诞感甚至是耻辱感的无情啮咬。而朱大可显然很愿意在人们生活的充满焦虑的“地上家园”和他所理解的“终极家园”——一个真正的天堂,意义的天堂——之间,建立联系。但是,对新华人来说,建立这种联系将面对怎样的困难?他们能否拥有这种联系?

      这个问题使澳大利亚新华人“天堂里有没有长途电话”的绝望呼号倒转为一个新的反诘:

      “地上家园”有没有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

  

      注释:

      [1]称为“11月1日决定”,根据该决定,大部分在1989年6月20日抵澳的中国人可以申请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但在此限后的抵澳者需接受一系列条件(年龄、学历等)的审核。

      [2]称为“6月13日决定”,该决定允许那些不符合1993年“11月1日决定”的审核条件而仍然努力争取在澳定居的中国人过渡成为永久居民。

      [3]这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后以Chinese Writers in Australia为题刊于Meanjin Vol.57,No.3,1998,Melbourne。

      [4]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上海)1994年,181页(按:原作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Reynal & Hitchock,1936)。

      [5]《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112页。

      [6]鲁迅:“……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其情形为前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华盖集·忽然想到。》)

      [7]鲁迅《呐喊·狂人日记》、《呐喊·自序》、《坟·灯下漫笔》……关于这一点,鲁迅还创造了更多的隐喻,例如一个无窗的“铁屋子”等。

      [8]郭沫若《凤凰涅?》

      [9]集中见于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野草·过客》、《野草·死后》等。

      [10]杨炼:《〈鬼话〉自序:为什么一定是散文》,见《人景、鬼话》,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5页。

      [11]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12]Ouyang Yu(1997),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Wild Peony,Sydney,1997。

      [13]《男左女右》(Plamreading—首盒中国留学生原创原唱歌集),澳大利亚Cads Music版权制作(介质:CD音碟和Caassette磁带),第6首。

      [14]或者说,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精英”与“大众”,而是“主流文化”和“少数族群文化”的区分。

      [15]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16]张劲帆:《西行》、《东华时报》(悉尼)1998年1月22日。

      [17]刘放:《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5月29日(全文连载于1997年5月8日、5月15日、5月22日、5月29日、6月5日。)

      [18]一种床垫的牌子。

      [19]Leslie C Zhao(赵川),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in “linfluence-Australian Voice",Ed.Peter Skrzynecki,Anchor Books,Australia,1997,pp.251-257(一个不完整的中文版本以《醒梦》为题,见华声日报(悉尼)1994年5月7日)。

      [20]同上。

      [21]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至8月连载。

      [22]林达《天黑之前回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0-11月连载。

      [23]林达《最后的天堂》,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7-8月连载。

      [24]欧阳昱(编)《谈诗对话录》,原乡(墨尔本),总2期,1996年,第171页。

      [25]蒲潇,《自杀与大陆新移民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些问题》,《华联时报》(悉尼)1996年5月30日。

      [26]同上。

      [27]九十年代大量国际性经济统计均表明,澳大利亚属于世界上以人均所得计算最富裕的国家。

      [28]朱大可《死亡的寓言》(上),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5日。

      [29]朱大可《死亡的多米诺骨牌》,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4年10月7日。

      [30]朱大可《死亡的寓言》,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日。

      [31]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倾向》(美国)1994年第3、4期合刊,或《花城》(广州)1996年第6期。

      [32]朱大可《死亡的寓言》,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日。

      [33]同上。  

                  

Long Distance Call to Heaven

——On Death Anxiety of Identity i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

By Qian Chaoying

  

[Abstract]   This essay refers to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10 years.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certain kind of continuing tension in this accompanied by a serious anxiety of identity which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d of this group of Chinese intelligent Diaspora and changing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Through analyzing the works by the New Chinese writers, the essay makes a discovery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o death as a theme of narrative or the end of the stories or a kind of symbolic tool, plays an internal role in their expression, became an imagined solution for New Chinese's frustration about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it is a key metaphor about destiny and attitude of the people of the Third World when they are facing globalization of our era. To conclude, the study also gives  a  short discussion on current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 development in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xiety of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Death
 楼主| 发表于 2004-1-28 23:37:36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堂的长途电话(下)——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与身份焦虑

作者:钱 超 英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122.htm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深圳大学,深圳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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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持续的和悲剧性的紧张,并常常寻求以“死亡”为特征的表达解决方案。本文以为,它暗示了在这一时期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出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调整,面临深刻的意义困境。他们的文学想象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开始以来有关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文学叙述链条中的一环,构成了第三世界后发展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境的隐喻镜像。

      [关键词]  海外华人华文文学   澳大利亚   新华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现代性   死亡

      [中国分类号]I 6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1-0129-06

      [收稿日期]  1999-10-12

      [作者简介]  钱超英,男,1958年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文学博士。

  



      为了防止阅读线索的迷失,我将对本文以上分析过程所或明或暗提示过的、导致新华人文学常常利用“死亡”来表达的、在中国和海外经验之间构成的悲剧性紧张之成因的各个要点,先作一个较系统的清理。然后再回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寻找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而不得,这对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处境,究竟意味着什么。代替简单地把新华人的身份焦虑看作一般移民适应中的“文化冲击”,这种清理将勾画出新华人海外生活所经历的从生存基础到世界态度的巨大失衡,如何受制于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新华人文化表达中这种悲剧性的紧张,意味着“新华人”在一个新国家的社会环境中适应不良,这种适应不良除了人们生活环境的转换所必然遭逢的一般困扰之外,还结合了对自己的社会边缘处境的发现,从而导致一种作为他们出国行为心理基础的浪漫主义的严重挫折。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抵达的较早时期,他们固然面临相当困苦的生活境地,现实的困难更因其由一个思想者集团来负载而变得加倍沉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苦的程度有所减缓。但其普遍的边缘处境之难以终结几乎成为宿命的体验。我认为,非西方族群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里的边缘化处境,不过是国际上西方“主流”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异在一个西方社会结构内部以“中心”和“边缘”的形式进行的复制(这种理解可以或许有助清理一般中国移民所谓“二等公民”的长久感喟)。重要的是,对一个理想者集团来说,这并不是一种他们已经深刻地准备好去迎接的发现。虽然作为一种准备,在他们的原居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西方的魅化已经广泛流行,但是,那种高度“他者化”了的西方影象,必然会在他们进入相应的真实世界作“错误认同”的同时,带来期望和真相极度严酷的冲突。因此我们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看到的一种最悲壮、最普遍的景观就是乌托邦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纷纷败落。年岁较长的作家刘放,后来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构成在澳中国人的“困惑和苦恼”主要不是人们一般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冲击,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34]。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界里,和《我的财富在澳洲》并列在一起,受到英语读者重视的是出自另一位新华人皇甫君手笔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取了一个明显表白乌托邦幻灭的题目:《澳洲,美丽的谎言》[35]。就连朱大可这样高度智性的作家,也通过《回忆浪漫主义》等文章,配合着他对中国诗人自杀的连锁感应,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浪漫精神的追怀[36]。

      其次,这种悲剧性的紧张,也来自新华人作为社会改革先锋的角色,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功能逆转。他们那些在中国大陆社会对西方的魅化中被广为传播的价值观念,本身具有中国的现代性话语的规定性,一旦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并且失去了民族主义的附丽,便不但不能为新华人提供作为社会先锋的身份证明,而且对其在新国家的身份转换构成了障碍。例如,个人选择、个人主义的理念,在一个建立在集体归属结构上的传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带来瓦解性的改革动量,从而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先锋身份相匹配。但他们实际上却缺少在一个以“个人”为基准的市民社会中生存(不论这个社会是澳大利亚还是转变中的中国)的条件。例如,在社区生活的层面上,由于缺乏如何和群体中其他成员通过“协约”(权利交换)实现的组织化行为规范,导致了新华人人人自我中心的状况。在社会层面上,个人作为“市民”的物质条件不但成为他们必须适应的先在现实,从而使其原有的先锋身份归于无效,而且因其远离作为知识者个人活动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整合系统(正如蒲潇上述),不可避免地成为致命的焦虑的源泉。总之,“个人”的孤悬和死亡的焦虑之间构成了因果关系。关于这一点,弗里德里希·杰姆逊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他在谈及西欧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兴起时,曾引证马丁·路德的例子说明死亡问题的尖锐化“正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之一”——

如果现在你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突然间你是独自一人,完全依靠自己,那么个人的死亡就极为可怕了,因为死亡就意味着失去唯一属于你的东西:个人的生命。由于那种集体性社会结构的消失,个人的死亡从存在论的角度说就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生命现在要珍贵多了。而如果你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比方说,弗洛伊德所谓的“大家庭”,那么死亡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你的生命在这个家庭中会延续下去,永远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这一切改变之后,就如存在主义所说,你的存在就便是世界上唯一确实的存在。因此随着个人主义的出现,个人的死亡也是极为紧迫的问题。路德感觉到了这种恐惧,于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学,而这种新神学便带来了革命和社会变革。[37]

对新华人来说,他们中最敏感的思想代表确曾表达了类似的“恐惧”和超越它的倾向。如前面提到一个学者蒲潇,就曾把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存在意义,和当年登上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作过类比[38],这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寻找更高的精神出路的尝试。但是——

      第三,这种悲剧性的紧张,也由于新华人所受的文化哺养中缺少超验价值的支持成分,而使他们难以为自己的海外生存找到或创造出有效的意义升华的通道。虽然有人提出了把新华人在澳国“蒙难经历”和当年“清教徒”在新大陆的冒险创业联系起来的理论假想,但这只是标志了他们寻求超验意义的迫切性,最终并没有导致他们象路德那样创造出一种适应其需要的“教义”,甚至这种理论假想本身都没有流行开来,很快在其其他表达活动的喧嚣中没入了遗忘。这只能说明,新华人的精神土壤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并没为超验伦理的落脚生根提供适宜的空间。这种过程所催生的最有影响的整合性价值——民族主义,却难免和他们在新环境的适应策略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其实早已埋藏在本世纪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之中:做“现代的”中国人,你必须“走入”西方,一旦“走入”西方,你就不再是中国人。在海外运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民族“使命”作为其居留的解释依据必然显得苍白无力,从而,民族的角色也就很难为其海外生存提供终极的价值定位。随着他们在新国家广泛的社区生活中失去曾经拥有的、无可替代的角色感,这种矛盾更加剧了身份的焦虑。

      最后,这种悲剧性的紧张,还由于在上述诸因素伴随下,新华人文化心理上具有欲望的激烈性、思想的迷乱性、对代价的敏感性,以及承受危机状态的脆弱性。由于他们的身份焦虑缺少通过超验性价值来提供消解的希望,全力以赴追求当下生活的成功就必然是替代性的选择。在这个意义,“钱”和“性”作为被解放了欲望的具体实现,就成为在个人和真实世界之间可以唤起强烈感知的清晰纽带(请回顾前述欧阳昱的描述)。因此,如果说他们笔下有着大量关于的“钱”和“性”的“粗鄙”描写(本文并没有展示这些描写)的话,它们其实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么不“文化”:作为失去了有意义的社会角色的替代,它们在新华人的生活追求中担负了重要的定义功能。从深一层看,这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主要落实在人的世俗幸福这一根本特点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露(虽然有时是畸形的裸露)。但正是这一点,又使得现实中的任何挫折都具有特别令人沮丧的、全盘皆输的性质。由此可以解释他们尽管不断“吃苦”而仍然争取在澳洲居留的心理动力:基于“出国”是一种现代性追求的社会先锋角色从中国延伸到海外的理解,返回中国之不可取,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不能符合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期望之外,还因为这等于承认他们那种延伸了的角色追求的失败,这种失败(既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失败又是作为一种个人奋斗的失败),对于付出过巨大代价的新华人来说,具有“终极失败”的意义。而在西方社会的立足图存则可以作为一种打进“现代世界”的表面标志,缓和他们不堪承受的代价意识。这样一种生活追求,有如山重水复之后面临万丈空虚的意义悬崖的凭空一跃,具有胜败无定的危机游戏的属性(这又是本文未及展开分析的新华人文学中另一种重要内容——“赌博”故事大行其道的真正心理基础,推广而言,这种“赌博性”内在地包含在世界上一切被迫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当这种成功显得非常遥远的时候,或者当这种成功终于证明并不解决他们的文化矛盾,并不能真正填补他们身份理解上的空虚感反而可能加剧了这种矛盾和空虚感的时候,“死亡”,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想象世界中的解决方案。

      总结下来,我认为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悲剧性内容,它的原因来自全球背景下中国经验和海外经验的复杂交织,至少包括:1、新华人在社会边缘处境感受的压力及其浪漫主义的挫所;2、新华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角色转换无法之为提供一种满意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解答;3、在新华人从其走出的历史背景中缺乏超验精神的文化配备,4、这又使“新华人”的文化心理具有迷乱、脆弱的的危机性质。

      我希望,上面归纳的各点尽管略嫌庞杂,但仍能逐渐呈示为一个有助说明问题的逻辑序列。其中,第1、2点是新华人海外经验中直接相遇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转换问题,第3、4点则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解决冲突经验的资源配备问题和缺乏这种资源配备所导致的后果问题。后面这两个问题终于引导我们抵达了这一点;所谓新华人缺少超验价值的支持,所谓新华人具有精神迷乱和心理脆弱,本质上不是一个心智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来源于一个被西方势力从外部施加影响摧毁了其传统生活内在结构的地区,这个地区历史被迫发生的急骤转变,伴随着文化过程和生命格局的全面瓦解和破碎,使得这个地区的人们在“全盘性”地颠覆自己传统的时候,没有(或不可能)从中获得具有连续性的身份基础[39],正如当他们急切地迎受外来文化系统的若干因素(例如“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没有(或不可能)迎受一种在功能上类似西方经过宗教改革熔炼的、既适应新世界人的发展欲求又和自身传统保持了有力联系的整合性因素一样。因此,当我们述说新华人缺乏对自己身份的稳定把握的时候,也就是在述说他们从中走出的民族面对今日世界的巨大疑难:

      ——用哲学的语言说,在现代性的征途上,我们和“后现代状况”的蓦然相遇。

      ——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在追求民族发展或民族身份确立的同时,我们和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面性的霸权相遇。

      ——用文化学的术语说:在追求当代文化身份重建的同时,我们和人格多重分裂和身份虚无化、不确定的状态相遇。

      毫不奇怪,新华人作为这些激变中的地区社会纵横驰骋迸射而出的碎片,携带着作为这些地区的民族代表所特有的混杂意义。进退失据和无家可归,因此既成为他们直接卷入世界过程时的身份状况,也成了民族一般处境的特殊反映。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作为这样的身份状况和处境认知的一个想象性的表达解决方案,因此具有广泛的隐喻性。正是在死亡的想象中,他们涌现到这个广大世界时体验到的无根无岸的漂泊感以及所有犹豫顾盼、百思莫辨、无可如何的身份焦虑,将会在寓言意义上,一举终结。

      也正是这种“死亡”里,新华人文学——不管它还多么稚嫩——无意中接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环绕着这一母题的叙述链条,并成为其中的一环。



      为了看出这一点,本文所提供的最后案例是欧阳昱的《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The 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

      这部三千行的英文长诗至少在命题上,令人联想到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根据福山的论著,西方所实现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已成为全球认同的目标,在这方面已没有根本性的矛盾需要解决,因此人类趋于进步的历史已经或正在达到终结。欧阳昱认识到,正是这种西方对全球历史投射的“进步”影响构成了他诗中的主人公所属的一群中国人离弃家园、向西方移民的心理动因,也造成了他们人格的全面破碎和持续的精神疾患:

我是一个来自亚洲的病人/无名地生活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一个对我的病一筹莫展的国家里/它只会说:你期望我们医生做什么呢/我们不是神/你来看病我们不能允诺你会好一点/对此没有更多的办法/没有药没有偏方没有特效疗法除非也许是钱/你所做的只是等待/直到它自行痊愈

  

我是一个来自亚洲的病人/我一直生病自从他们斩断了我祖先的根/——用从西方引进的/一场又一场的革命/那在我们的语汇中意味着送命(1—此为英文原诗页码,下同)

      这种包含着谐谑的陈述奠定了全诗亦庄亦谐的调子。但它不能掩饰这一点,即这个“中国诗人”不能坦然地把他“故意挤对西方”(tried to hustel the West[40])并且成功地在西方留下来的结局看作是他的新生,虽然有时这让人产生某种解脱之感:

我唱这支歌/闭着眼/仿佛我已死去/回到我的前生/活在另一个星球/重访多个世纪的长河/看着月亮在河流的中天/静止于运行/哪管什么运动和革命(23—24)

相反,他更多地感到的死亡具有尖锐的痛苦和焦虑的性质:

某一天/在我丑陋的脸上我看见/一只垂死的动物/一只我前所未见的动物(24)

  

……/我们是搁浅在西方海岸上的鲸鱼/我们是寻找另一个世界的鲸鱼/我们是不能在在他们的极度丑陋中生长的鲸鱼/我们是内在空虚的鲸鱼/我们是被驱回大海的鲸鱼/我们是生而带有安乐死的集体无意识的鲸鱼/wearewhaleswearewhaleswearewhaleswearewhales(79)

“死亡”正是这首长诗最常出现的意象,可以说,就是它的关键词。它在这里又变成了鲸鱼扑岸自杀的群象。“生而带有安乐死的集体无意识”暗示了这个种族在当代世界不顾一切的发展欲求背后那种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冲动”。最后一行通过 we are whales(我们是鲸鱼)几个词故意不加空格的连续重复,构成了英语音节连读的奇特效果,生动地模拟了鲸鱼在水中翻动呼号、垂死挣扎的状态。在这里,对“海洋文化”的自由追求变成了“被驱回大海”的搁浅与悬置。

      通过诸如此类艺术意象的一再呈现,欧阳昱终于把他的“诗人”所经历的死亡定义为一个横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普遍历史过程的内在取向,或者说,它是迫使中国人走向这个世界的历史运动的普遍性质,为此他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发展阶段作了如下的时态比较:

  中 国                     澳大利亚         

  发展中的                  发达了的

  活着的                     活过的

  希望着的                  希望过的

  垂死的                     死去的    (32)

  出现在诗中的这个列表,显然对影响新华人从中国和澳大利亚移民历程的“进步”观念作了不动声色的嘲弄。但是,如果读者认为,欧阳昱笔下的“诗人”是在否弃澳大利亚的或西方社会的生活,那也是一种危险的误读。事实上,这个“诗人”的真正悲哀在于失去了任何可供选择的意义前景,失去了任何精神价值的确定性,也因此包括失去了可以否弃澳大利亚的或西方生活方式的有效理由。这个“诗人”没有否定一种意义不明的生活也仍然是一种可能的生活(甚至是当代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生活),在其中他可以获得的“自由”,并“不死地生活在一种死亡中”(to be deathless while living a death-29)

      这就是欧阳昱的“中国诗人”。在一个个片段的场景中,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愤恨、幽默、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区别于传统的华人移民,欧阳昱笔下的“诗人”意识到他没有任何退路。移民的经验,对他说,不过是在一个早已开始“废墟化”的世界止,制造了更大的精神废墟。他不再有任何身份,只有一堆破落得不可收拾的意义碎片,他已没有“家园”,不论是地理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可以作为它生存的固定注解。

      在这首长诗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提到了一位杀妻并自杀的诗人,这唤起了著名的顾城的故事。也印证了我前面所断言的:发生在澳洲内外的自杀为新华人的死亡想象提供了连贯的感应。事实上,顾城的形象和这首长诗的“中国诗人”的身影叠印在了一起,从而使有关“中国诗人”死亡的主题变得尖锐并有了更广泛的概括意义。不过,这首诗中的“中国诗人”仍然在最后一章演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死亡版本:在西方文化界的猜疑、中伤和无知的赞美等声浪的鼓噪包围下,他高唱着自己的荒诞之歌走向生命的“荒原”,走向垂死,同时他的死成了西方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因为他竟发出了这样的预言:

      西-方-将-会-胜-出(The West Will Win)

      这个句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World Wide Wed,从而提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不可抗拒。这个毅然而然的宣示,既象声嘶力竭的欢呼,又象咬牙切齿的诅咒,混杂着自嘲与嘲人的苦涩意味,它结合了现实主义奋然拥抱历史趋势的坚忍意志与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的能指游戏,与其说是郑重的预言,不如说是黑色幽默的反讽,用以戏弄那种为自己的浅薄胜利而弹冠相庆、欢欣鼓舞的西方力量。另一方面,这种讽刺,连同作出讽刺的诗人的“死亡”,因其意识到自己的荒诞,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确切地说,这首题为《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的长诗,在描述了传统的、有固定的身份的人的消失的同时,也就同时宣告了这个“中国诗人”作为写作主体的终结——长歌当哭之后,他作为诗人的“中国”身份将不复存在。不管他是否情愿,他不得不面对这个“非中国”的世界。因此他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意味”和“喜剧”意味高度紧张地扭结在一起有关身份结局的象征。它同时也暗含了一个“复活”的象征:一种新的人类的诞生。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示过,死亡的主题曾经被本世纪前期那些呼唤中国革命的作家利用过。最著名的文学例证是郭沫若的《凤凰涅?》,它利用神话传说中关于神鸟集香木自焚并从灰烬中复活的故事,表达了对中国挣脱了历史传统走向变革的普遍的乐观展望。然而鲁迅对这种乐观主义持有深刻的保留。今天,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里,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对中国人命运的关切,历史时空虽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些基本的“母题”仍然被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它甚至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更大规模的涌现,或者说,因外部世界对中国生活更浩大的侵入而变得更具吸引力。在简单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运用这个“死后复生”的“母题”表现对生活进程的犹豫和夹杂着虚无主义的复杂感情方面,欧阳昱的《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和鲁迅直面荒谬的“绝望的抗战”有着接近的取向:虽然他知道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的时候,一种“新华人”正从传统理解的华人身份的无情消逝中产生出来,但,被这种转变的巨大的精神心理代价所震慑,他不可能有郭沫若那种凤凰涅?式的欢欣鼓舞的新生和理想之歌。毋宁说,通过他的“诗人”之死,新华人文学多方面探索的中国人在这个多元世界身份转变的全部痛苦之情和迷乱之感,被推向了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不得不一笔勾销的极至。他那扭曲怪诞、欲哭无泪、欲笑无情的鬼脸式姿态和符咒式预言,是对全球化的时代关于历史的进步将为所有人民带来无尽狂欢的片面乐观主义的刻薄反讽。

      欧阳昱的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已纪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的重要文献。作为新华人文学想象在澳大利亚文化领域打下的鲜明烙印,它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可能性:把构成新华人文学想象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移民经验,从一个地区、一个移民群体的有限性中超拔出来,纳入到对当代人类总体处境的后殖民研究和后现代批判这一宏大视野之中,这种视野将使我们的文学讨论不得不带着对这种问题的严重关切:当代各民族的人民和文化,首先是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文化,将如何面对一个越来越由西方势力、西方体制支配的全球化前景?

  

结     语

      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关“死亡”想象的分析操作,力图证明对具体区域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和更广泛层面的文学和文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使这种研究和当代生活构成一定的对话关系。在具体进路上,我试图表明,不仅是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想象世界所反映的新华人现实的生活感受,而且是他们对这种感受的解释、处理及其超越矛盾的策略选择,都受制于其所来自的“第三世界”断裂的历史过程和矛盾的文化困境。在其寻找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的不懈挣扎中,或者说,在其身份焦虑难以克服,存在意义难以确定的窘困中,有一种全球历史文化格局的潜在限定。但是,这种限定又使第三世界(或以其为背景)的文化想象,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人类普遍的身份疑难的探索中来。  

      注释:

       [34]刘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东华时的(悉尼)1996年第6月13日,第5页。

       [35]皇甫君《澳洲,美丽的谎言》,原载“电影电视文学”1991年第二期,第2—22页。英文译本见Bitter Peaches and Plums—Two Chinese Novellas on Recent Chinese Student Experiece in Australia, Trans.by J.Bruce&Ouyang Yu,Monash Asia Institute,1995,pp.175—249。

        [36]朱大可《缅怀浪漫主义》,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2月7、8、9日。

        [37]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1986页,第41页。

        [38]蒲潇,《清教徒精神与留学生的使命》,《移民导报》(Chinese Migrant Bulletin,悉尼)1992年6月号“自由谈”专栏。

        [39]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关于五四以来“全盘性反传统”的命题陈述。

        [40]《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卷首第三条题记。这条题记是欧阳昱对作家Rudyard Kipling句子的模拟:“一个/故意挤对西方的蠢鬼/躺在这里”(A fool lies here/Who rtied to hustle/the West)。

       附注:作者所著《“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至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万字。本文为该书内容的摘要及发挥。  

                                
Long Distance Call to Heaven

——On Death Anxiety of Identity i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

By Qian Chaoying  

[Abstract] This essay refers to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10years.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certain kind of continuing tension in this accompanied by a serious anxiety of identity which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d of this group of Chinese intelligent Diaspora and changing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Through analyzing the works by the New Chinese writers,the essay makes a discovery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o death as a theme of narrative or the end of the stories or a kind of symbolic tool,plays an internal role in their expression,became an imapined solution for New Chinese’s frustration about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And it is a key metaphor about destiny and attitude of the people of the Third World when they are facing globalization of our era. To conclude,the study also gives a short discussion on current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 development in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xiety of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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