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3552|回复: 0

[原创]陈望道与钱钟书:修辞学之双峰并峙 [复制链接]

Rank: 7Rank: 7Rank: 7

金钱
94
威望
0
魅力
49 点
在线时间
3 小时
最后登录
2009-4-9
积分
94
注册时间
2004-1-15
帖子
61
发表于 2004-2-4 09:40:20 |显示全部楼层
面对这个题目,可能有学者要问,陈望道是伟大的修辞学家,这有他的《修辞学发凡》和上百篇修辞学论文为证;而钱钟书虽是大学问家,但并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著作,何以作比?我们认为,钱氏虽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著作,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乃至其他文学批评论文,都涉及到不少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尤其是《谈艺录》,周振甫认为“属于中西修辞学的结合”[1],《管锥编》有人干脆就认为“是一部修辞学的重要著作”[2]而他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论通感》,更可说是一篇纯粹的修辞学论文。另外,钱氏所有著作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探讨古今中外的文心和诗心,而这主要是一种修辞学认知,所以我们认为“钱钟书是一位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而通过二者的比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无论是西方现代主义把一切符码化话语化(其实就是修辞化),美国新修辞学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的所有言语和其他非言语的象征行为,还是中国传统修辞学和古典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学的重视言说者双方和修辞话语,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修辞者要世事洞明,知识渊博,要求修辞学研究者要学贯中西,识兼古今。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能达到如此境界者寥若晨星,然而陈望道和钱钟书却当之无愧。
      陈望道始终强调要成为“新的‘古今中外派’”,“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3]打开《修辞学发凡》,我们发现,书中引例兼及古今,修辞理论多参先哲,在学习外国新理论方面,陈氏掌握英、日、德三门外语,并以此做为工具,学习译介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新理论,并撰写了跨越文史哲多个门类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如他根据日文和英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文艺学著作《艺术社会学》,主编过多种报纸和杂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文章学著作《作文法讲义》、美学著作《美学概论》、逻辑学著作《因明学》、语法著作《文法简论》等等,当然还有修辞学著作《修辞学发凡》!钱钟书也是如此,有人做过统计,仅《管锥编》一书,就征引古今中外四千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其中征引多种语言的西方学者和作家上千人的一千七百八十种著作。正因为两位大师能贯通古今中外融汇人文诸科,才会产生那么多相同的修辞学见解。
首先,他们对修辞本质有着极为相似的认识,即都有着辩证的修辞观。陈望道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4]“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5]“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6]“修辞现象”是“上落”、“生灭”、“适应”的“变化和统一”[7]钱钟书也认为,修辞应该知权变,“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经而尤达权,则传注之神、笺疏之哲,其解诂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变耳。”[8]“用字就像用兵,要‘虚虚实实’。”[9]关于题旨情境,钱氏也多次提及,“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诗、文、书、画莫不然。”[10]“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11]
      第二、他们都十分重视修辞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注重修辞与逻辑、心理、美学等学科的关系。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提出了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建立在修辞和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12]而积极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规律所示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13]正因为有此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夸张辞格时告诫人们“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如他认为沈括和黄朝英用算术去算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犯了照字直解的错误”,是掩盖了夸张辞的真声音。
      在《管锥编》中,钱钟书也多次谈到修辞的逻辑问题,对修辞描述的“事之不然”,如《诗经·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钱钟书认为不能斤斤于客观事实,因为“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14]这种“非然式表达”与“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盖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质诘,以证其然,此正诗人妙用”。[15]对修辞描述之“虚不可执”,如《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曾不容刀”,钱钟书认为,诗中并不为了考河汉之广狭,而在叙情之深浅。因为,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伪说的是题旨情志,是修辞者的态度取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志”;虚实说的是内容所指,是修辞者所要表达的事理,也就是墨子所说的“合”。“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之不诚者也。”这就是说,文艺修辞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对修辞描述的 “方正倒植”,如屈原《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钱氏认为“事均不可能,而儿女要盟用以喁喁软语者,夫妇勃豀乃用以申申恶詈焉。正犹世界颠倒之象,志士如屈子、贾生所以寄寓悲愤,而笑林却用为解颐捧腹之资耳。” [16] 对于修辞描述的“假设之词”,如庄子斥鷃笑鹏,曹植目睹宓妃,宋玉之高唐欢会,后世词章中的时代错乱,钱钟书认为并属‘寓言’、‘假设’,借瓶装酒,“明其为戏”,作者无须拘泥,读者不必求吹。
      关于修辞与美学的关系,两位大师也颇多相同的认识。在出版《修辞学发凡》之前,陈望道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美学家了,“他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把美学观点全面运用到修辞学上来的学者。”[17]早在《作文法讲义》中,他就提出了“文章美质说”,而在《修辞学发凡》中又提出“语辞魅力说”,这都是从美学角度切入修辞的。尤其是在他论述辞格和辞趣时,更是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如在谈积极修辞时说:“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的,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的具体的影象。”[18]而在谈辞趣时,陈氏仍然强调重视“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19]可以看出,这里讲得正是修辞学的美学追求。
      对此,钱钟书也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艺术自然有其审美追求,要追求语言的全面美化:“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20]可以看出,钱氏认为的诗,就是有韵律、有藻象、有余味之达意传情。就是具有“言外之意”的审美表现形式。不仅是诗,就是散文也应讲究声音之道,所谓“散文虽不押韵脚,亦自有宫商清浊”。[21]藻象是文学的根本,钱钟书说:“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一诗甚一非诗矣。”[22]当然,文学还应有言外之意。钱钟书认为,构成言外之意有两种修辞方式,一是含蓄,二是寄托。含蓄是言之未尽,欲吐复吞,引申方能圆足者,也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寄托乃未尝言及,别取事物,凑泊以合,也即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就是说,钱钟书认为的文学修辞,就是借助有形有声之语言,传达无穷无尽之韵味的审美传达。而这和陈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位大师也都非常重视修辞与心理的关系,陈望道在谈比喻时说“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23]再如他说“示现”是“想象里的景象”,“呼告”“发生在情感急剧处”,“夸张”往往发自“感动深切时”,“倒反”“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避讳”是“顾念对话者乃至关涉者的情感”,如此等等,关于辞格和辞趣,陈氏从心理学角度多有论述。钱钟书谈修辞心理的文字也很多,如谈比喻机理:“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壮成眉目。”[24]所以才有浪仙《客喜》“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李商隐《天涯》“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的修辞。这就把修辞根于相似联想和再造想象的心理机制说得非常简要。钱氏认为,好的文艺修辞,应是一种心与物的自然契合:“夫艺者也,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25]有心物两契,内外胥融,才能罕譬而喻,妙合而凝。由于钱钟书的论著大都是具体赏析和考订,所以他更关注具体的修辞现象及其心理,通过一词之选,一句之用,一境之造,探讨人类的同情共感,标举造艺的诗心文心。这从他对“祖构”、“脱胎换骨”、“反仿”等的铺排式例举中可见一斑。比如在注释屈原《招魂》之“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时,引出我国词章的一大意境:“伤高怀远”。于是他例举了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当代意大利诗歌到古代英格兰小说的四十多个例子,
      当然,两位大师还从语言学、哲学、文艺学、文章学等多个视角对修辞进行探讨,限于篇幅,不多论说。
      由上可知,丰厚的学养使他们能够居高临下,对修辞本质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然而,由于二人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又使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品质。
      陈望道侧重表达,钱钟书兼及接受;陈望道目的是建立汉语修辞学体系,钱钟书则是考订解读中国古籍和进行文艺鉴赏;陈望道重在研究普通修辞理论,钱钟书重在进行文史的修辞分析和批评;陈望道进行系统地科学论述,钱钟书进行散点透视,所谓“针指管窥”。比如对辞格的认识就充分说明了以上的差异。作为修辞学家,陈氏设立了三十八格,且是进行科学论述。而钱氏主要是对文史典籍进行修辞学认知,所以主要探讨其修辞功能及其修辞意义,于是出现了“随见随说”的表述。陈氏注重一般辞格,钱氏注重文学手法。所以二人互相补充,如陈望道说比喻,分明喻、隐喻、借喻,而钱钟书说比喻,又标举其“二柄多边”,还注重博喻和曲喻;陈望道说双关,讲其表里和彼此,而钱钟书论双关,则强调“异文同意”、“异文异意”、“同文异意”、“有名无实”、“声意相宣”“混异于同”和“虚涵数意”;陈望道讲仿拟,从语言层面入手——拟句和仿调;而钱钟书讲仿拟,从表现角度切入——正仿和反仿。
      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二人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同与异,首先是二人都很注重辩证的方法,但两人的方向却是不同的。陈望道的辩证方法,用胡裕树和宗廷虎二先生的话说,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统一”、“分析法和综合法相统一”、“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而钱钟书运用的是则“以实涵虚”、“万殊一贯”、“阐释之循环”。可以看出,陈氏比钱氏多用演绎、综合和逻辑方法,而钱氏比陈氏在归纳、分析、实证方面更彻底。同是描写,陈望道比钱钟书系统,注重概念间的逻辑联系;而同是比较,钱钟书则比陈望道全面,涉及古今中外言文雅俗各个层面。结果是,陈望道建立了一个较为科学的修辞学体系,钱钟书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辞学问题。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周振甫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中多次称赞钱钟书的修辞学思想超越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如博喻、曲喻、喻之二柄多边;如翻案语、冤亲词;如通感。然而,钱氏的价值仅在于发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而陈氏的价值却在于提出了一套科学的修辞理论,指出了这些‘什么’中的‘为什么’”。现在看来,这一认识有失武断,因为,实践与理论、问题与主义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从上边的比较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掌握广博的知识、提出鲜活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持有明确的目的,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1] 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94页。
[2] 蔡田明《〈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16页。
[3] (《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33页)
[4][5][6][7] [12] [13] [18] [19] [2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版第3、11、40、242-255、47、48-49、70、229、80页。
[8] [10] [14] [15] [16] [21] [22]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06、890、74、74、603、1278、12页。
[9] [11] [20]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42页。
[17] 宗廷虎《探索修辞的美——〈修辞学发凡〉与美学》,载《〈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24] [25]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210页。

[ 本贴由 诌不通 于 2004-2-4  09:48 最后编辑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Archiver|湘里妹子学术网 ( 粤ICP备13074557号 )

GMT++8, 2021-10-17 23:57 , Processed in 0.037097 second(s), 11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2

© 2001-2011 Comsenz Inc.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