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修辞观

诌不通

钱钟书不是修辞学家，也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著作，然而他却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繁荣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是因为，一、无论是三十年代发表的文学批评，四十年代出版的《谈艺录》，还是五十年代的《宋诗选注》，七十年代的《管锥编》，八十年代的《七缀集》，钱钟书都一以贯之地把中国文学的“诗心”和“文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学的修辞学认知，即从修辞的角度探讨为诗为文之道，所谓“诗学亦须取资于修辞学”。[1]而这自然要涉及到很多修辞学的理论和技巧问题。二、在作者的重要论述中，如探讨古典诗艺的《谈艺录》，注释宋代诗歌的《宋诗选注》，考订十大古藉的《管锥编》等，作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贯通古今中外，打通人文诸科，在比较中释义，在互证中求解。所以这也必然随时随处涉及到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知识，并且不少论述简直就可以说是纯修辞论述，比如通感论，比喻论、风格论等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才说“《管锥编》是一部修辞学的重要著作”[2]。三、更重要的是，钱钟书的这些论述，不但几乎涵盖了中国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而且不少认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启后人之所待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位修辞学家能像钱钟书那样，涉足如此广阔的修辞学领域，也没有哪一位修辞学家能像钱钟书那样，在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建树。虽然他的修辞学说不相连贯，且往往又是夹杂在诗文赏析或典籍考证中，但正如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所言，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3]正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他的修辞学散见进行了整理和“演绎”，惊讶地发现，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位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他不但在传统修辞学方面贡献很大，而且为中国现代修辞学注进了不少科学的因素。而这主要体现在他具有较为科学的修辞观。
      除了在《谈艺录》中偶用“修辞”一语外，钱钟书习惯用“修词”这一概念，如“修词之学”、“修词法式”、“修词律例”等。更重要的是，钱钟书不囿于成说，对修辞的本质有着独到的理解。中国历来都有“修辞立其诚”之传统说教，然而，钱氏却能更进一解。认为，“立诚”固然重要，但“修辞”也绝不能小觑。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有此看法：“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4]这是说，“立诚”只是表达的起点，而“修辞”则贯穿表达、尤其是优化表达的全过程。
      钱钟书对修辞本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变”观。在《管锥编》考订《左传正义》“成公十五年”中“达节”一语时，钱钟书解释说：“‘达节’即昔语所谓‘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运用’也。”[5]“权”是我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反常而合于道”、“应于事变”，也就是《周易》说的“变通以趋时”、《中庸》说的“君子时而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孟子·离娄》中记载的故事：有人针对儒家的“男女授受不亲”给孟子设了一个隐性二难推理：如果嫂子溺水是救还是不救？言外之意是，如果救，就违反了道德规范，如果不救，就丧失了做人准则。孟子回答得很干脆：“救”，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后来人们把这种权变理论扩大到各个领域，并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可贵的是，钱钟书把这一理论移到了修辞上，他引用顾炎武《与李中孚书》中的话：“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胶于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并进而引用柏拉图“谎语时或有用”、亚里斯多德“诡辩时或宜用”等论述，强调了修辞的“达节”、“反经”之旨。并强调：“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经而尤达权，则传注之神、笺疏之哲，其解诂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变耳。”[6]这一精辟阐述，可说与陈望道的“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殊途而同归。对修辞学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为辩证观。钱钟书很注重修辞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他并不机械地认为什么样 的瓶子必须装什么样的酒，一方面，他强调内容形式的一致性，他借歌与词的关系来论述：“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糜糜涤滥之声，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攸宜，用违其器。”[7]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歌与词也可以不相一致，如《耍孩儿》曲调，在《西厢记》中，既运载惠明和尚的豪壮唱词，又包裹红娘的佻谐唱词，还配搭莺莺的凄婉唱词。难以作伪的“音声”尚且如此，更何况语言修辞！
      在选词造句方面，钱氏认为也应两面观之，比如在评点《史记》时，他指出史马迁“深得累叠之妙”，如“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对这三个“无不”的重复，钱氏说“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8]而在评《史记》中“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时，认为《汉书》改作“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要“明净”得多。再如钱钟书批评“骈文修辞，常有两疵”：“求句之并与词之俪而致病生厉”，[9]但他又反对人们对“骈偶”的一概否定：“词偶则易词费，而词费不都缘词偶也。以为骈体说理论事，勿克‘尽意’、‘快意’者，不识有《文心雕龙》、《翰苑集》而尤未读《史通》耳。”所以，“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之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t），俾耐寻味而已。……末流虽滥施乖方，本旨固未可全非焉。至于骈语，则朱熹所谓‘常说得事情出’，殊有会心。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故于骈俪文体，过而废之可也；若骈语俪词，虽欲废之，乌得而废哉？”[10]这一论述，可说是修辞辩证法的最好体现。
      语体也是修辞学的部门之一。对此，钱钟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就是“盖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并引用《南齐书·张融传》载融《问律自序》云：“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钱氏解释曰：“‘岂有常体’与‘常有其体’相反相顺，无适无莫，前语谓‘无定体’，‘常’如‘典常’、‘纲常’之‘常’，后语曰‘有惯体’，‘常’如‘寻常’、‘平常’之‘常’”。[11]又引用王若虚的名言：“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说明语体的习用惯规和变用破规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诗、文、书、画莫不然。”[12]一般而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然因时因题因类之故，又往往出现“参体”“变体”，因此才出现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的情况。常中有变，变中守常，这又是语体的辩证法。
以上三方面，又归结为修辞的“中庸之道”，适度而不失度，矫枉而不过正。语体的定与变，只须恰好，这就是钱氏借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话阐明自己的观点：“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用语的巧与拙，当在和谐，这就是钱氏借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话传达自己的看法：“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只有参互用之，方可成诗成文也。“所谓“用字就像用兵，要‘虚虚实实’。”[13]
三为“语言天地”观。钱氏说的“语言天地”，与人们常说的“语境”大略相同，但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与语言认知前提。在论及王羲之的《杂帖》的费解时，不但论及了时代对修辞的影响，而且论及了特定群体对修辞的影响。作者认为，《杂帖》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家庭顼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亦未遽都能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足句，即已心领意宣；初非隐语、术语，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语’也。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14]而他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简直就以“语言天地”为出发点。他指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包括题材、体裁、风格等各个方面，总要受到某些社会条件和某种文艺风气里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共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以意会。”[15]可以看出，钱钟书把“语言天地”做为表达和理解的基础。
      根据上述的描述，我们可以概括钱钟书的主要修辞学观点：在特定的语言天地，表达守经而达权，理解守常而通变。相反相成，万殊一贯。

注：
[1]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页。
[2]   蔡田明：《〈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版第416页。
[3]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4]    钱钟书：《钱钟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654页。
[5][6]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版第206、406页。
[7][8][9][10][11][12]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272、961、1474—1476、889、890页。
[13][15]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4页。
[14]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