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炼强对汉语修辞学的贡献

百无一用

高万云


      张炼强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语法修辞两个领域，而对修辞学的研究尤其富于创新性。四十多年来，他出版修辞学的著作多部，发表修辞学论文近二百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鲁迅杂文妙词妙句》（1992）、《修辞艺术探新》（1992）、《修辞理据探索》（1994）、《修辞》（1995）和《修辞论稿》（2000）。
      张炼强的修辞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具体修辞现象、修辞技巧的归纳和总结，其代表著作就是《鲁迅杂文妙词妙句》。这部十五万字的著作，从二十六个方面总结鲁迅选词择句的修辞技巧：善于比喻、敢于夸张、巧于双关、借代传神、比拟新奇、反语有力、引用得法、仿似酷似、拈连顺势、仿词自然、遣词精当、用词奇谲、词语拆用、词语别解、独创新名、成语妙用、句法细密、整语不板、赘余不赘、声情并佳、口吻贴切、文白相宜、婉曲达意、对照鲜明、逻辑巧妙、谋篇得体。可以说，这是对鲁迅杂文修辞手法的全面研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不但对鲁迅作品相当熟悉，而且对所论述的修辞现象多有穷尽式的检索，如对鲁迅“独创新名”的描述，就列举了“党”——无病呻吟党；“派”——古今中外派；“家”——皮毛家；“文人”——裙带文人；“文学”——花边文学；“说”——中国女人缠足说；“国”——文字游戏国；“坛”——脚坛；“战”——量气战；“主义”——拿来主义；“学”——高等做官学等等，这对研究作家的修辞风格、总结作品的修辞技法与功能都有示范性。
      二是修辞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修辞》一书中。《修辞》主要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它却很有特色，这就是其体系的严密性和目的的实用性。《修辞》的“绪论”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它从修辞的语言基础、修辞的过程和修辞的积极作用三个方面界定修辞的本质，因为修辞手段的物质存在形式是语言和文字，所以语言构成了修辞的物质基础：“修辞不是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语言要素之外的第四个要素，修辞是对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的积极利用。修辞手段（方法）（调音、遣词、炼句、设格、谋篇等等）无一不是以语言物质材料为基础的。离开了‘辞’（语言要素，亦即语言物质材料），‘修辞’的‘修’就失去了对象，‘修辞’也就无从谈起了。”[1]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修辞》继承王易“修辞学研究之范围，乃由想而移为辞中间之过程”[2]和陈望道“修辞学所努力的是思想和表现关系的探求”[3]的理念，所以它从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语言“移载”三个方面探讨修辞的过程，也就是根据思想内容去使用语言的过程。而人们使用语言必有其自己的目的，于是，《修辞》还讲到了修辞的三大作用：提高表述、传信和说服的效果。总之，《修辞》认为修辞就是运用语言提高表述、传信和说服的效果的过程。这一界定是很全面很科学的。在这个前提下，《修辞》分别对语言要素的修辞利用、篇章修辞和辞格修辞进行了描述，使整个体系非常严密，并且便于操作，对中学生乃至一般语言使用者都有指导意义。
      三是对修辞学的交叉研究。这是张炼强最有影响的研究。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开始研究修辞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修辞与心理学——《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初探》；与美学——《修辞现象的特性和魅力》；与语法学——《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从修辞分析看析句方法》，《人称代词的的变换》、《用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被动句修辞作用拾遗》；与信息论——《羡余信息和修辞》；与逻辑学——《修辞中的逻辑问题》、《逻辑思维在修辞中的投射》等等。而最具代表性和创新性的是对修辞学和逻辑学、修辞学和心理学关系的探讨，前者体现在专著《修辞理据探索》上，后者体现在论文《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上。
      《修辞理据探索》因其影响较大，所以于1995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荣获陈望道修辞学奖三等奖。该书共33万字，分为五章：绪论、修辞在概念中的反映、修辞在判断中的反映、修辞在推理和论证中的反映、话语衔接的逻辑思路。它的贡献是：
第一，对修辞理据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作者认为，修辞理据“其表现方式不一，逻辑思维、心理活动、审美观等等，都可以作为修辞理据。”[4]比如心理理据，作者举了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例子：“他摘了那顶缎小帽，呆呆地看着帽上的红结子，直到看得眼花——转脸，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飞旋着，跳动着，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这是以心理学上的幻觉描写为理据的。再比如审美理据，如马致远《双调·夜行船》：“[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这是以喜爱自然、恬静的审美情趣为理据的。当然，最重要的理据是逻辑理据。作者举了《围城》中的例子说明“修辞理据的探索，其最终目的，是揭开修辞现象的艺术面纱，还它一个逻辑的本来面目。这是对修辞现象的逻辑深层的一种观察。而当我们深入到修辞现象的逻辑深层找到它的理据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修辞现象的妙处所在，就会恍然大悟，惊叹某一种修辞现象之所以取得良好的修辞效果，原因就在于此。”[5]
      作者把修辞分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主要研究“无理而妙”。他举了唐·李益“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宋·张先“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为例，并指出贺裳所说的这种“无理而妙”是以逻辑为理据的。张炼强认为，“无理而妙”的理据在语用，特别探讨了人们乐于采取“无理而妙”表达式的原因，（一）语言和思维的不协调性使表达受到限制，这决定了人们用超常的方式表达。对此种限制古今中外的哲人文人都表露出迷惑和无可奈何，如孔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康德言：“有两种东西，我思索的次数越多，时间越久，它们就越使我经受惊异和严肃的感情——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脑中的语言” ；刘禹锡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熙载叹：“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然而，张炼强不仅看到了语言的线性、多义性、模糊性以及缺憾性，更重要的他还看到了人们对此缺憾所做的弥补性努力，这就是（二）因为语言缺陷造成了表达的阻隔，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利用语言一切可能性的求胜心理，从而开发出超常变异“无理而妙”的修辞方略，在提高表达效果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修辞能力。
      第二、对修辞与逻辑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科学的分析。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氏就开始研究修辞和逻辑的关系，对修辞中的逻辑问题、名实与修辞、钱钟书关于修辞的逻辑分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透的阐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关于常规表达的逻辑问题一般没有异议，都认为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但对艺术修辞的逻辑逻辑问题却分歧很大。不说学科之间，就是每一学科内部也不统一，如逻辑学界金岳霖认为一些让人发生兴趣的语言现象是“反逻辑”的，或者说是在逻辑上“说不过去”的，而另一位逻辑学家陈宗明则说：“艺术的表达同样是合乎逻辑的。”现代小说家老舍曾说文学语言 “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跟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而另一位小说家汪曾祺在谈到诗化小说的语言时，则说“这种语言句与句之间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逻辑”；语言学家林裕文曾说 “为了提高表达 效果，可以运用某些修辞手段，虽然这些修辞手段，以逻辑或语法的尺度去衡量，都成问题，”“像李白《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尽管想作逻辑的解释也不可能”；而另一位语言学家王希杰则说 “任何一个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 都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只有合乎逻辑，才能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张炼强认为，艺术修辞既有合乎逻辑的一面，又有超越逻辑的一面。在《修辞中的逻辑》中，他说：“修辞和逻辑之间，一般地说存在着某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与逻辑规律相得益彰的修辞现象是普遍存在着的。”[6]“但修辞并不等于逻辑，因而修辞现象有的时候可以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开拓出一个‘无理而妙’的局面。”[7]作者不仅提出了科学的命题，而且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无论是在《修辞艺术探新》、《修辞理据探索》，还是在《修辞论稿》中，他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从逻辑思维本身找修辞现象的理据，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在修辞上大量的不谋而合，归纳出修辞的理据：“人们逻辑思维的共同性。”同样，作者又用演绎的方法，由逻辑思维的差异性推演出修辞现象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性来，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等表现在判断模式上、逻辑前提上、强调对称上、文化背景上的各种差异进行了科学的证明，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修辞的逻辑理据又是受到民族、地域、时代、作者的制约的。可以说这种论证比前人的认识都要科学得多。
      第三、对词语修辞、句子修辞、话语修辞和辞格进行了对应而到位的逻辑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修辞理据探索》中。不但对词、句、话语进行对应的逻辑分析，而且还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与阻隔，从而把词与概念、句与判断、话语与推理和论证之间的关系表述得相当透彻。
      在“修辞在概念中的反映”一章，作者通过词语和概念的关系对词语修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在谈词和概念关系时，首先阐述语言和言语中词和概念的复杂关系，然后指出人们对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不对应关系的利用，最后从起名、换名、转名、释名和概念的限定概括等方面进行论证，既具典型性，又具操作性。在“修辞在判断中的反映”一章讲了修辞对判断的利用，对各种辞格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张氏认为，“修辞格往往以判断为调整对象”[8]，而且往往“是对判断的一种偏离的利用”，并或侧重于判断的种类或侧重于判断的真假作分析。如：
夸张：“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虚假判断
撇语：“我且问你，这七个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联言判断
  疑离：“约郎约到月上时，等郎等到月偏西，不知是侬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选言判断
  比拟：“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虚假判断
  比喻：“杏脸桃颊，玉肌雪肤。”——虚假判断
  移觉：“那寡妇有事叫‘阿福’，声音里滴下蜜糖。”——虚假判断
并对模糊判断（如“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歧义判断（如“父在母先亡”）、虚假判断（如“死灰复燃”）、言外之意（如“她的情人认为她很美丽”）等做了逻辑学阐释，这自然比以往那种感悟领略的分析方法要科学得多。在“修辞在推理和论证中的反映”一章，对换位推理（如“猛犬不吠，吠犬不猛”）、对称关系推理（“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三段论（如“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归纳推理（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比喻推理（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进行了非常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种从思维层面、逻辑层面透视修辞现象，在中国修辞学史和逻辑学史上都还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
      第四、对一些老大难问题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解释。如夸张和比喻的逻辑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探索》从修辞和逻辑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逻辑上，“夸张是虚假判断”，不过，“作为修辞上的夸张格，不仅仅是‘言过其实’，而且应该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有意言过其实，并为听、读者所接受，可以取得预期的修辞效果的。”[9]关于比喻，他继承钱钟书“比喻是言之成理的错误”的观点，并认为 “比喻是一个关系命题”，“从逻辑上说，比喻是一个虚假判断，是一种错误，但因为它错得言之成理，所以逻辑不必去裁判它，它也无须就范于逻辑”[10]可以说，这种认识尽管仍然存在争议，也失之单薄，但比起已有的一些认识，还是具有更多的科学含量。
关于修辞的心理学研究，张先生也始终用力颇勤，早在1984年，张先生就发表了《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初探》，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作家笔下奇异的感知和想象》、《物象·视觉·时空·语序》、《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和《整句与联想的关系再探》，在1995年出版的《修辞》的“修辞格的客观基础”一节，专题论述了“修辞格的心理基础”，尤其是2000年8月中国修辞学年会上，他提交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一文，更使其对修辞的心理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张先生的修辞心理研究，主要侧重联想想象层面的修辞现象。不少修辞现象生于联想，这是很多修辞学者都知道的。但是，张先生却对此做了精细的研究，《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初探》就是“全面论述各种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的”。在选词上，张先生发现某些象声词的活用是根于联想的，如“他趿拉着鞋走路”；某些名词的活用，如“宝玉猴向凤姐身上”；某些“寓繁于简”的说法，如“富源流到外地”；某些“化静为动”的说法，如“巴蕉分绿上窗纱”；某些量词的运用，如“一破篮子的什么食客”等等，都是建立在相似相近相关的联想之上的。在句式上，张先生认为：“大抵修辞上的‘整句’，其所表现出来的意义的整体性，多是由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造成的”，当然也有根于接近、相关和对比联想的。尤其是在辞格方面，比喻借代夸张双关比拟移觉反语对比等许多辞格都建立在联想之上。不仅如此，作者还分析了联想修辞的时代特点、民族特点、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从而揭示了联想修辞的机理。从另外的角度，张先生还研究了时空的表达修辞和联想的关系。在《时空的表达和修辞》一文中，他指出：“从积极修辞的角度说，时、空表达则以直观形象、富于联想显示其特长。”这又是对联想修辞论述的完善与补充。
      张炼强还研究了与修辞相联系的“奇异感知”，对错觉修辞、幻觉修辞和移觉修辞作了分析。而在谈到想象对修辞的影响时，则对由于想象造成的语言异配现象作了详细的描写。如物我异配、时间异配、空间异配、局外局内异配、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异配、现实世界与虚构存在异配、现实世界与梦境异配、事实与悬想异配、事实与假设异配等。这些细密而深入的研究，也是前人很少做到的。
      近年来，张炼强又开始对修辞现象进行认知心理方面的考察，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一文中。张炼强认为，关于名词用如动词，前此的研究大都语焉不详，陈望道谈的转类，王力郭锡良等谈的词类活用，虽都比较深入，但因未从认知心理寻求解释，所以总给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遗憾。我们认为，张炼强填补了这个空白，揭示了“名词活用为动词，无论属相似性的还是属相关性的，都是隐喻，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而且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临摹作品”的心理机制，这也对揭示汉语修辞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中，作者对名词活用所体现出的认知框架，对形成这种认知框架的认知过程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探讨。首先，作者既认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任意性的观点，又认同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也有非任意性特点的认识，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础。他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中的某些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具有非任意性，非任意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而象似性则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人们进行相似联想的结果。这里，作者引入了既是修辞学概念又是认知心理学概念的“隐喻”（metaphor），并用隐喻理论来解释词语活用现象。因为隐喻是一种看待现实的方法，是对客观现实进行相似临摹。所以它“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种认知框架，其主要特征是某一意象·图式从某一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里相应的结构上。也就是在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范畴里找到共同点，从而达到概念转换的目的。”[11]
      对名词活用为动词，张氏认为有的是相似性隐喻，并关及“激活”（activation）问题，有的是相关性隐喻，并关及“激活”问题。因为激活是对已有经验的显化，所以自然包括那些存储在记忆中的相似联系。请看他对《红楼梦》中“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的分析：“这里的‘猴’字，本来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了，而活用是通过相似性隐喻完成的。亦即这样的语义变化过程：
宝玉（名词，本体）+像+猴（名词，喻体）+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相似点，动词） 通 过  [猴（名词，喻体）代  替  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相似点，动词）=猴（动词）]      宝玉（名词）+猴（动词）……
张氏认为：“这样的名词活用为动词，是相似性隐喻在词类转变上的一种体现。”可以看出，这种研究既是从普通心理学的相似联想入手，也是从现代认知心理学认知过程着眼。更重要的是，作者从记忆存储的激活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如在“猴”的语义转换过程中，修辞主体已储存了关于“猴”的本质特点和性状的大量知识或信息，也就是记忆了语词“猴”的诸多义项，而在说宝玉“猴向凤姐身上”时，只是激活了其中的一个义项，即“像猴似的攀抱”，如果在说“这孩子多猴啊”时，则是激活了“猴”作为形容词的另一个义项“乖巧、机灵”。当然这样的激活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名词的语义相似性，取决于它的较强的附加性质义和较高的显著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修辞主体随意注意的指向。当人们的心理活动指向“猴”的“乖巧”、“机灵”的特征时，这些特征就被激活，出现“这个孩子多猴啊”的表述，而当心理活动指向“猴”的“攀抱”特征时，这个特征就被激活，出现“猴向凤姐身上”这样的组合。
      对名词活用为动词与相关性隐喻的关系，张先生认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般性的名词活用为动词”，即 “用表示动作的工具的名词表示动作”、“表示动作的对象或处所的名词表示动作”，如 “范增数目项王”；第二种情况是名词借助使动用法活用为动词，亦即“用表示使成的对象的名词表示动作”，如 “怜而王我”；第三种情况是名词借助意动用法活用为动词，亦即“用表示认为的对象的名词表示动作”，如 “孟尝君客我”。等等。相关性名词活用的认知过程比较复杂，尽管如此，张先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提炼出了三种认知框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先例。
      总之，张先生认为：“按照认知规律，刺激物显著度高的容易引起注意，容易识别和记忆。因而人们面对话语中的一个名词的时候，在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事物的多种特性之中，那些显著度高的特性容易被激活。”也就是说，在一个名词的众多义项中，有时并没有表示动作的特性，但人们根据语境作认知推导，找出与这个名词相适切的动作。这种缺省（datault）推理的结果自然是被推出的动作被激活。
      不过，张炼强先生的交叉研究也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对修辞做逻辑分析时，由于过分强调逻辑理据，把所有的现象都要进行逻辑分析，致使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修辞现象找不到对应的逻辑属性，如“坦白地坦开白而不坦的胸膛”；二是有的逻辑解决不了就只好存缺，如纯粹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段如利用语音的拗音、急音，利用字形的联边、拆字等修辞方式。有时对好多修辞手法，甚至篇章修辞、话语连接也硬要进行逻辑分析，结果导致一些形式化的修辞现象无法分析或强行分析。如“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作者分析说这是用的直接关系推理中的对称性关系推理，分析固然不错，可这种分析实在没有多少用处。又如对戴望舒的《烦忧》一诗也作逻辑分析，“先出现答案的语句，再用表示提出问题的语句来衔接。这是先后关系的倒装。”如此等等，都有点牵强附会。
      当然，对修辞作认知心理的分析也有待深入，此不细述。

注释：
[1] 张炼强《修辞》，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页。
[2] 王易《修辞学通诠》，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29页。
[3]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陈望道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月版第22页。
[4] [5] [8] [9] [10] 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91、192、234页。
[6] [7] 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3、55页。
[11] 刘利民、周建设主编《语言》第二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