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从王怡误读说起

资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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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赠阅的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７日《外滩画报》，其Ａ１９版上有王怡的一篇文章《今识“智子疑邻”》。

　　《今识“智子疑邻”》如果是一篇普通的报刊烂文，犯这个小错误我不会专门撰文批评———当然我也不会细读。既然是王怡写的，发现此误而为朋友隐有悖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我还可以直接告诉王怡本人———我对许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发现有误即直告，朋友是否不快在所不计。我非常希望知识界朋友对我也能投桃报李，一旦发现我的任何错误都直告无隐。比如余世存就面告我曾把《庄子》第二篇《齐物论》误写成首篇，读者朋友燕宏博也曾来信指出我把古龙《绝代双骄》中的“李大嘴”误归金庸名下，我都感激不尽并欣然改正。但我认为私下指正并非批评的正途，而有置私谊于公义之上的嫌疑。批评的正途是公开批评，因为文章和著作一旦问世即成公器，公开批评不仅对被批评者有教益，使之明白生有涯而知无涯，无论学问如何之大，令名如何之盛，切不可盲目自大，轻率为文，而应永远谨慎命笔，精审立言，而且能够部分消除所犯错误在读者中的消极影响，相当于批评者出钱替被批评者还债，故公开批评比私下指正对被批评者的恩惠更大。

　　然而前有专人评点赵忠祥的书《岁月随想》，指出了大量初级错误，赵“老师”闻之暴跳如雷；近有金文明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指出余秋雨的一百多个错误，余“大师”连金著都未寓目，风闻后就拙劣地狡辩。殊不知，暴跳如雷与狡辩比任何“硬伤”都更不可恕。知识分子的祖师爷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话是判别知识分子之真伪的试金石。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定“闻过则喜”且“从善如流”，只要在基本事实层面批评者说得对，决不会计较批评者的“态度”———“态度就是一切”只是政治立场，“真理就是一切”才是知识立场。伪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救药的自恋狂、欺世盗名的生意人，他们必定认为本人清誉比传播真知更为重要，所以一定是反亚里士多德之道而行之：“我爱面子，我不爱真理。”既然余秋雨坚持对“致仕”的独家误读，那就让他的书永远“致仕”下去吧———他的书本来并不太烂，但把错误进行到底就成了真正的烂书。中国古代的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为四七等于二十七还是四七等于二十八而争论不休，最后赌一块钱请人裁决，裁决者判坚持四七等于二十八的人输。胜者拿了赌金高兴而去，输者不服。裁决者说，你输一块钱让他糊涂一辈子，还不满意？跟这种人争论，我看你是脑子进水。

　　因为国内知识界现在一团和气抹稀泥的多，朋友之间更是助拳帮腔的多，直言无隐的少，批评空气很不健康，故本文亦如我批评过的张中行老先生那样，来了个“出租车司机绕远道”式的远开头，入正题前有以上啰唆，以下言归正传。

　　王怡此文谈的是今年高考的材料作文，该材料取自《韩非子·说难》：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这一寓言历来被概括为成语“智子疑邻”，正如大多数成语都被概括为四字结构————我称之为汉语的“黄金节奏”，故古诗以四言的《诗经》启其端有其必然。但“智子疑邻”不同于“和氏献璧”（出《韩非子》）、“郑人买履”（出《韩非子》）、“塞翁失马”（出《淮南子》）那样的主谓宾结构，而是省略主语的连续两个动宾结构，还原其省略部分，应为“富人智其子而疑其邻”。

　　王怡此文以“今识”分析这则寓言，见解颇为独到，但他全文皆把主角“富人”易为“智子”，如“韩非的本意并非批评智子”、“智子之所以不怀疑儿子”等等，就误把“智子”视为与“孟子”、“荀子”一样的人名了。

作者 : 转自南方都市报
(2003-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