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面临着关键的转型

湘里妹子

作者：包明廉
来源：银海网
（本文作者系《文汇报》影视专刊主任记者）


　　第八届中国纪录片学术奖颁奖及研讨会上，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诸多有识之士胸中激荡：在中国已加入ＷＴＯ，迈入新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已有了长足进步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现在面临着关键的转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存在着从创作题材、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到创作队伍等诸多方面如何同国际接轨、同国际对话、融入国际行列的严峻现实。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金秋，收获的季节。
　　中国电视纪录片人相聚在安徽蚌埠，共享中国电视纪录片丰收的喜悦；共同探讨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今天、明天和未来。
　　过去的一年，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在昔日辉煌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和发展局面，体现出整体创作水平的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上届学术奖，长、短篇大奖是空缺，而本届填补了上届的空白，其中长、短篇大奖分别由湖北台的《远山的瑶歌》和内蒙古及央视的《下山》获得。
　　中国电视纪录片人的队伍正在不断成长、壮大之中。
　　中国电视纪录片这几年出现了播映方兴未艾、受众群体不断放大的欣欣向荣的态势。
　　中国电视纪录片人有理由为这一份来之不易的丰硕成果欢呼雀跃。
　　中国电视纪录片人在庆祝成功喜悦的同时，同样有必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
　　诚然，我们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繁荣感到自豪的同时，不能不面对另一个严峻的现实：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纪录片同行将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层的主题，拍摄了许多主题鲜明、风格样式繁多、感人至深的佳作。和他们相比，我们显然还存在着创作视野不够开阔、创作题材还比较单调和狭隘、创作手法还比较单一和抱残守缺，期待中的百花齐放往往变成了“一枝独秀”的不协调……一句话，犹如中国电影尽管在国际上得了不少大奖，让世人了解了中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因此大大改变国产影片徘徊低迷的颓势一样，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同样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令人尴尬的困境。
　　本届纪录片研讨会上，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诸多有识之士胸中激荡：在中国已加入ＷＴＯ，迈入新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已有了长足进步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现在面临着关键的转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存在着从创作题材、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到创作队伍等诸多方面如何同国际接轨、同国际对话、融入国际行列的严峻现实。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海外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迫切需要购买反映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群体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换句话说，外国的平头百姓渴望了解中国的寻常人家生活得怎样，想什么、干什么，碰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目前实在是不多，量少而且质也不高。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年，中国电视业的发展可谓是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其中电视纪录片作为桥梁和窗口，在沟通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方面起了任何一种电视类节目都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电视类节目的出口交易中，最受海外主流媒体青睐、最容易被外国主流社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欢的当属电视纪录片，而不是其它。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陈汉元对此有切肤的体会。他说：“这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在和海外同行交往和交流的过程中，最深切的感受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海外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迫切需要购买反映中国主流社会群体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换句话说，外国的平头百姓渴望了解中国的寻常人家生活得怎样，想什么、干什么，碰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目前实在是不多，量少而且质也不高。”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刘景琦对此很有同感。他认为，目前外宣工作的重点是需要强调向世界介绍现实的正在前进中的中国，真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真实的变化、真实的面貌。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去年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他和来自美国、瑞士等国家的一批国际评委审看了电视节送来的一批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人文类、社会类纪录片，令人遗憾的是，社会边缘化的体裁依然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比如城市和农村中的弱势群体、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等。几位外国评委很尖锐地提出：为什么看不到反映当代中国的城市纪录片？比如中国的国企是如何改革、转制的？成千上万的下岗失业工人是如何安置、转岗，培训后再就业的？普通市民的业余生活是如何度过的？等等。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许多省级电视台对这类当代生活的重要内容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浅尝辄止，要么采取回避矛盾的态度，总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多种多样，刘景琦副会长认为，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外宣节目的认识走入了误区。现在有一种说法，电视节目上了卫星上了天就是外宣。诚然，中国的电视节目通过卫星向海外发布，落地外国是一种外宣方式，但这不是外宣的全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仅仅是外宣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上海卫视落地日本东京，实际收视户数在４０００户左右）。近年来，各地省级电视台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纷纷把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发行的海外中心或国际部这一级部门撤消，实行了纪录片栏目化、频道化，由此而带来的实际状况是一支花了极大精力培养起来的纪录片工作者队伍往往在体制转轨的旗号下，人员流失的流失，改行的改行，转岗的转岗。加上纪录片栏目化后，内宣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使得纪录片特别是需要花较长时间、较多精力去精心制作的纪录片在体制、机制、经费等诸方面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当然只能面临产量少且质量也不高的尴尬境地。
　　其次，社会类、人文类纪录片的创作涉及到纪录片人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等一系列问题。纪录片要拍给海外老百姓看，这里要解决的是人家要听什么、看什么？人家要怎么看才能接受？因此从选题到创作手法，我们必须研究海外主流社会的主流观众他们的审美习惯、思维方式、接受方式等，只有把这些重要的问题弄明白以后，你生产、制作的纪录片才有可能“适销对路”。其实，说白了，为国内的观众拍纪录片，何尝不需要如此？这些年来上海的巨变引起了世人瞩目，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海外的主流媒体非常需要反映当代上海人民主流群体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令人扼腕、发人深省的是，业内有关方面已数年拿不出与上海的发展相匹配的这类节目以满足海外市场的庞大需求。上海的纪录片生产和制作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其它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比如广东、北京等地，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个中原因，恐怕与上述提到的分析有密切关系。
　　相比较而言，中国纪录片中社会类、人文类作品发展较好，“这条腿”生长得比较茁壮、健康；而这些年在国际上有突飞猛进发展、深受市场和观众追捧的自然类纪录片，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显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条腿”生长得较慢，也不够强壮。因此就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整体而言，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是一个暂时不那么靓丽的“跛足”形象。
　　对中国电视纪录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进行大盘点时，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较而言，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社会类、人文类作品发展较好，“这条腿”生长得比较茁壮、健康；而这些年在国际上有突飞猛进发展、深受市场和观众追捧的自然类纪录片，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显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条腿”生长得较慢，也不够强壮。因此就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整体而言，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是一个暂时不那么靓丽的“跛足”形象。
　　当然这样说，中国的自然类纪录片并不是完全不堪，实际上地处大西南的四川台这几年生产、制作的自然类节目倒是给中国的纪录片露了脸。仅以这两年为例，四川台的《峨眉藏猕猴》、《度过生命的危机》、《袁扁的鹭鸶》、《传宗接代——大熊猫的爱》等几部自然类纪录片就获得了国际各类重要的纪录片大赛自然类评奖的包括荣获入围、提名、大奖等在内的约二十多个奖项和荣誉。作为这几部片子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的四川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孙剑英，是亚洲电视大奖赛的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连续四年的该大赛国际评委，她对自然类纪录片的生产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她认为，中国的自然类纪录片的创作目前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视与否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从奖项设置、投资、创作观念到人员素质等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对纪录片生产、发行有重要引导、鼓励、推动作用的国内权威的纪录片评奖，首先在奖项的设置上与国外大赛相比存在明显的“不接轨”。国外有一系列专业的权威的自然类纪录片大赛奖项，而中国迄今是“混合型”的。其次，担任评委的人选不仅有纪录片业内人士，还有研究某一方面自然类生物的专家，我国评委中，这方面的人才是个缺门。由于国内的这类评奖在重视、认同和鉴别上还没有真正到位，近年来国内自然类评奖常常面临尴尬：有的节目在国外多家有影响的大赛中得了奖，而在国内权威的同类评奖中却未得到应有的肯定。本届研讨会上，呼吁规范自然类作品评奖的各项标准，以期同国际接轨的呼声十分强烈。
　　目前国际市场上对自然类纪录片的运作方式是以市场为取向，然后由投资方邀请有关方面制作公司或制作人去制作。西方一些成功的自然类纪录片的编导本身就是研究这一门类的专家，对拍摄对象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加上拍摄器材和后期制作的精良，这类片子质量能得到可靠的保证。对自然类纪录片的生产、制作，建议主管部门从现在开始，能结合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从体制、机制、人力物力上，给予自然类纪录片以重视和扶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经济有实力的制作机构对自然类纪录片重视的程度就越高，即使亚洲相对欧美，自然类节目的生产要弱许多，但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纪录片人也十分重视自然类节目的制作。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穷国还是富国，都十分重视自然类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自然类节目非常受欢迎。自然类节目的发行价格与投入产出成正比。
　　目前政论类题材创作中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是选题一窝蜂现象比较严重，同类型的题材撞车、雷同、重复的情况比比皆是。对重大文献类的纪录片生产和制作，应当由主管部门实行宏观调控，协调协商，从实际出发，在全国范围制订一个这类题材比较科学合理的生产、制作和播出方案。
　　近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文献性重大题材作品获得了空前的丰收。据央视的军事部主任、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刘效礼介绍，由他任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总导演的３部片子，播出后的收视率统计，同类型的电视连续剧收视率不敌纪录片，这说明观众非常喜欢看非虚构的真实的纪录片。他同时强调指出，目前政论类题材创作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是选题一窝蜂现象比较严重，同类型的题材撞车、雷同、重复的情况比比皆是。去年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同类型的题材各省市报上来有几十部之多；今年同样如此，重大题材各地搞的同类型纪录片有二百多部集，这些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制作的纪录片，怎么可能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呢？怎么播得完呢？刘效礼呼吁，对重大文献类的纪录片生产和制作应当由主管部门实行宏观调控，协调协商，尽可能地避免一窝蜂、雷同、重复的不正常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全国范围制订一个这类题材比较科学合理的生产、制作和播出方案。
　　政论类节目的生产除了上述的问题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某些节目宣教味道浓烈，表现手法简单，忽视了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因而削弱了这类作品的教育功能。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朱景和认为，本届获长篇特等奖云南台的《使命》和央视的《孙中山》，前者高屋建瓴，调动综合艺术手段，做成了一部说理、抒情并重的政论类纪录片佳作；后者强化“故事化”的方式，从细节入手，引领观众走进伟人的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他们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值得业内人士借鉴和提倡。
　　转型中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何直面市场，是本届研讨会萦绕在每一个与会人士心头的无可回避的话题。纪录片人生逢中国大变革的难得的机遇，生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得机遇，纪录片人应该特别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应当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大情怀的大作品。
　　转型中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何直面市场，是本届研讨会萦绕在每一个与会人士心头的无可回避的话题。荣获本届纪录片短篇大奖的内蒙台和央视的《下山》导演特尔木夫的发言朴实无华，但言简意赅，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拍《下山》，我有一种责任感，我是牧民的儿子，这是我家乡的事，我拍的对象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才顾全大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祖辈辈生存的贺兰山。我希望我拍的片子，不仅中国观众爱看，外国观众也爱看。”央视资深编导孙增田拍摄的《神鹿啊神鹿》等片曾经在国内外得了许多纪录片大奖，但他现在对获奖的看法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现在更多的想法是让纪录片走向中国的老百姓，为他们所接受、所喜爱。获奖不是唯一的目的。如何提高纪录片的收视率，争夺眼球，是我们纪录片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家认为，现在做纪录片的人一定要有市场意识。纪录片作为传媒，既是一种宣传，又是一种商品。即使是当今世界上的纪录片大师级人物，比如大家很崇敬的怀斯曼，其实他也是有人给他投资，让他拍片，而他的片子也要进入市场。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但国内一些纪录片人却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生产的纪录片是沙龙里的东西，毫无市场的意识。还有一些独立制片人，他们把纪录片错误地定位在一批精英人物拍片，给另一批精英人物观看的思维方式上，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孤芳自赏，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倾向。
　　北京广播学院何苏六的慷慨陈词说出了与会者的心声：“市场，以及市场化而引起的创作环境的变化，扰乱了中国纪录片；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又将整合中国的纪录片。直面市场，也许是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纪录片人生逢中国大变革的难得的机遇，生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得的机遇，纪录片人应该特别具有使命感、责任感，我们应当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大情怀的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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