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

湘里妹子

作者：郜元宝  
来源：http://www.xslx.com/htm/kjwh/whys/2002-12-16-11774.htm
发布时间：2002-12-16　
--------------------------------------------------------------------------------

                              上篇、语言沦为工具

　　盖自晚清开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终于跳出长期封闭自足、如鲁迅所谓"屹立中央而无较雠"的母语世界，突然间找到了充满威势与希望的西方语言作为衡量一切的阿基米德点。他们由此反过身来，用胡适之津津乐道的"比较的方法"，第一次从整体上打量如今已经成为客体对象的母语，而无情的打量逐渐演为对母语的激烈攻击与否定。

　　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语言接触"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形成了怀疑、不满、否定母语的基本态度[1]。

　　与之紧密相联，还有另一种更富操作性的现代性语言观念：将语言从人自身存在的内部投射出去，使之对象化，成为与人自身没有本质关联、仅仅供人随时取用（严格说来应该叫做"姑且用用"）的工具。

　　语言--在这里首先是作为母语的汉语言文字--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家"沦为交际的工具，这是不平等的"语言接触"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中造成的又一种现代性语言观念，它深刻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品质。

　　康有为《大同书》有言："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简易，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所谓"出于人为"，似乎肯定了"语言文字"和人的存在的同一性关系，但事实上，这种肯定是富有欺骗性的。既然"出于人为"，则"语言文字"和人的存在之间如果说有某种同一性关系，那也主要甚至单方面由人来决定其性质与程度，语言文字本身则始终是被动和从属的。这样的同一性实际上仅仅显明了语言文字的被决定的地位，所以康有为才说"无体不可"，只要在人看来"便于交通"就足矣。

　　康有为所理解的语言文字与人的关系，只是语言文字绝对从属于人的那种被人所决定并且被人所利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语言文字实际上已经沦为单纯的工具。如此理解语言文字的本质与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工具论的语言观念。

　　吴稚晖在与章太炎论难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中，也有类似见解：

　　 "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侈敛，随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齐一之改良。"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语言既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其理想就是拆除一切交流的障碍，而欲达此目的，最好就是消除世界各种语言的差异，用人力加以"齐一之改良"。这是吴稚晖个人针对章太炎"俱分进化"和"以不齐齐之"的齐物论思想而发，但实体现了那些要求改革汉语汉文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语言的普遍把握。正是在重视同一而抹杀差异的普适性哲学和历史目的论的推动下，在中国现代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定汉语言文字之特性而努力寻求一种乌托邦语言（比如"世界语"）的狂热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力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其次，吴稚晖还暗示一定的语言文字和长期使用它的一定的人民并无内在必然的恒久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阴差阳错的偶然遇合，遇合得好，就是福，比如拼音文字之与西方民族；遇合得不好，就是祸，比如象形文字之与中国民族。吴稚晖确实就是这样理解中国人和自己的母语的关系的："终之，中国人暂时欲办中国事，不能不习用中国文，此正如欲往非洲传教，宜习斐人土语；欲往日本留学，宜习日本土文，同一为运用上暂图之便利。然惟其为暂时所运用之物，即当在教育上，先置于附属品中，俟新文字代用之势既成，便可消灭其踪迹。然则此等附属品，岂尚有鼓吹学习之价值也耶？"

　　但第三，既然语言文字和人之间只是遇合关系，那就有理由人为地对某种既成的遇合关系加以变革。语言文字只是外在的服务于人的工具，人当然有权利和理由为着自己的目的对语言文字提出要求，进行改造，这是康有为、吴稚晖根据现代工具论语言观，在肯定了人对语言文字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否定了语言文字和人的本质关联之后，必然会有的进一步推导。

　　康有为、吴稚晖这两段话，可以视为对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占据主流位置的工具论语言观的经典性概括，尽管它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后来者逐步予以充实。

　　语言只是人的工具，因此不同民族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工具就不能因为民族文化的不同而长久保持差异化呈现，走向同一，乃是世界语言文字必然的归趋。一旦认定此一必然的归趋，在必然归趋最终实现之前，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就必然视其符合此一必然归趋的程度而分出优劣高下。

　　语言只是人的工具，那么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当然绝对处于人力人意控制之下，任意驱谴语言文字，于是成为人的本质和人的力量的一种足以引为骄傲的证据，而所谓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艺术的本质，也就必然理解为人骄傲地驱谴语言文字的能力。艺术家驱谴语言文字，和相信强力的知识分子改造语言文字，所依据的就是完全相同的工具论语言观。

　　语言只是人的工具，人使用这样的工具，始终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本质的隔阂。相对于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说，语言文字乃是外在的、后起的、第二位的。因此，语言文字的形式和语言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依工具论语言观，乃是可以分开的两种事物，前者作为内在的、本质的、先有的、第一位的存在，绝对高于和优于外在的、表面现象的、后起的、第二位的语言文字。

　　这种轻视语言文字的工具论思想在中国古代也颇流行。孔子说"辞达而已"，固然旨在强调"修辞立其诚"而反对过度的修饰以致乖离本意，但也已经流露出工具论的臭味。魏晋时代，学者们关于语言能否表达意识到的内容（"意"）而争执不休，语言似乎连表情达意的工具地位也摇摇欲坠。至佛教禅宗，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工具的功能更是遭到了彻底怀疑与否定，庄子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干脆被推向了"不立文字"的极致。不过，中国古代轻视语言文字的思想毕竟发生于封闭自足的母语内部（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冲击并未触及根本），和近代以来东西方大规模"语言接触"所引起的工具论语言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不管胡适之的语言工具论思想渊自何家何派，反正语言的工具的本质，在他看来已经无须论证。"五四"时期，他就反复强调，"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语言文字服务于达意表情的需要，只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使用的工具。胡适的文学改良或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首先都要求对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文字进行改良或革命。用白话取代文言，主要是工具的转换。胡适之明确要求作家们必须首先通过学习模范的白话文作品以及坚持不懈地创作，积累和锤炼白话文的语言文字的工具，认为这是文学进化的第一步工作。至于那更重要的，并非语言文字，而是"思想感情"，那才是文学改良或革命的真正内容。作为工具和形式的语言文字与作为内容和实质的思想感情，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一是后起的，一是先有的，一是果，一是因，语言文字的工具和思想情感的内容在原则上可以彼此分离，前者犹如后者的衣裳，衣裳与肉体可以分离，其不可分离处仅仅在于，肉体有时也需要一定的衣裳来装扮，一定的衣裳也会为肉体的呈现提供可以符合一定目的之外形。语言文字和思想情感不可分离之处也仅仅在于：语言文字的工具形式有时也会影响到思想情感的表达效果。

　　重视"思想感情"而轻视语言文字，用后来的"文艺理论"术语来说，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或者用胡适之当时更加熟悉的传统文论的术语来说，重视"质"轻视"文"，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一个基本策略，而究其根由，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失望与否定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视语言文字为单纯工具的现代性观念。

　　 对文学创作来说，工具论语言观的一项重要内涵，就是否定一种语言文字与长期使用它的人民之间有"根本的"联系，相反，工具论为了突出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总是竭力将语言文字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偶然化"、"暂时化"，上引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的结语，就是一个极端的表述。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语言，其兴衰嬗变可以和民族国家的本体分开，民族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几千年来的语言传统而选择全新的语言，这就完全否定了语言和民族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传统不可选择的亲缘关系。"五四"前后直到三十年代一直流行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句口号，表面上把语言文字问题提到了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实际上只不过预设了一个前提性的暗示：汉字是汉字，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继续存在，甚至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用什么样的工具，并不牵涉使用者存在的根本，这个思想，在吴稚晖之前就有人给以清楚的表述了。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为清末第六种拉丁字母方案，该书出版时，针对有人认为拉丁字母会令人"忘本"的指斥，刘氏明确反驳说："岂知字也者，记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己之别。"语言文字只是表达思想感情的符号，其优劣仅仅在于是否适用，并没有"我们的语言文字"与"他们的语言文字"之分，在母语和外国语之间，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切语言文字都是身外之物，并无多少本体的意味。这是工具论语言观的必然推导，它对文学创作的最大影响，就是作家们不再将语言文字作为文学的生命所系，不再把语言文字的涵养当作文学的根基，当作一个作家毕生的努力，在驱谴语言文字时，对语言文字很自然地就没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任何人，似乎只要有"思想感情"，有"才气"，就可以率尔操觚，浑然不计其与语言文字的关系。

　　尽管从"五四"开始，中国作家就相信古代文学作品用的是"死语言"、"死文字"，现代文学作品用的是"活语言"、"活文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现代作家对毕竟尚未彻底死去的汉语言文字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精深的了解，只把语言文字当作具备一定的"思想感情"之后可以临时拉来的外在的工具，因此语言文字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并不比在古人笔下更加具有活泼泼的生命力。

　　上面说过，工具论语言观的另一层涵义，就是让人绝对凌驾于语言文字之上，成为语言文字的权威与主宰，赋予人任意要求、改造和驱谴语言文字的权力。语言文字一旦从人的存在的根本处和悠久传统推开，变成对象性的工具和"身外之物"，人当然可以任意处置它了。上引吴稚晖那段话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为人们随意介入语言文字的自然演进在哲学上确立了合法性依据。这个依据一经确立，从各种目的出发对语言文字进行人为改造乃至革命的举措就都是合法的了，同时也为一切误用、滥用开了方便之门。

　　近代经过"五四"以迄于今的所有改革汉语和汉字的思想行动，就建立在吴稚晖式的合法化论证基础上。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曾经说："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了一鞭"。表面上，他似乎承认语言的自然生长，实际上仍然是主张人力和人意对语言演进的绝对控制。只要熟悉汉语"革命"一词在周公、武王时代开始，就是"替天行道"，胡适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无非这里的"天"变成了"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胡适虽然比吴稚晖的论证要周妥一些，但本质上还是吴稚晖的延续。

　　三十年代，年轻的左翼文学理论家聂绀驽曾经严厉地批评"国语运动"的政治背景："国语运动则在很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机关底治术。且不说黎先生底《史刚》到处表露着他那圣君贤相的面孔和他所引用的历史上的圣君贤相底伟绩；专就这运动底推行上说，也几乎完全是历来的教育当局底德政--《史刚》上引用过的材料，光是'教育法令'一项，就有二十五件之多，重要函牍和教育当局以私人资格发表的意见还不在内。至于国语运动者始终是教育部聘任的专门委员之类，国语运动底机关又始终和教育部没有断绝过血统关系"，这种批评基本符合事实。据说"国语统一"的口号是桐城派古文老将吴汝伦受到日本人伊泽修二的启发而最早在他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时提出来的，从清末维新范畴里的"国语统一"的初步即制造拼音字母、发明简字到"民国"后"国语运动"全面展开，确实一直是知识分子和政府紧密合作的系统工程。

　　但有趣的是，聂绀驽批评国语运动始终仰仗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也并非一般地拒绝"政治的大力量"对语言改造的干预："我们不是说离开了'政治的大力量'（黎先生底话），新文字运动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不过在现阶段上这个运动只能靠小百姓自己，如果要仰仗'政治的大力量'，也必须先使那大力量真正成为小百姓自己底力量。这也是中新和国罗截然不同之点"。两种语言方案"截然不同之点"竟然是所依靠的"政治的大力量"的不同！可见语言发展的决定权最终操纵在谁的手中。

　　另一种情形是，一旦一方的方案无法施行，或所要反对的另一方的方案背后的势力太大，那目的在于对语言文字进行人为改造的人们，也会转过来乞求语言的"自然生长律"，或者干脆将自己的方案说成是这种规律的真正体现。比如主张以北平方言为标准的黎锦熙在遇到阻力时就说："北平的方言就是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平地方作中枢"黎氏所谓"自然的趋势"立刻遭到聂绀驽的反驳："黎先生能举出哪一种方言不是由过去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间各种土话各种地域范围较小的方言慢慢融化而成的么？有哪一种方言绝对没有受过别种方言底影响么？如果举不出来，我似乎可以把任何一种方言定为标准，何必北平话呢？何况所谓标准语也并不是北平的土话，倒是通常叫做'官话'的东西，------是官场或上流社会层常用的话。它没有土的气息，汗的气息，有的是官的气息，封建气息，和大众所需要的话差得很远"[2]看起来，聂绀驽似乎绝对排斥政治力量和国语标准的关系，但为什么1949年以后，主张由各地方言自然过渡为更高的国语的左派人士，对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北京话为新国语--普通话--的标准，就默尔息之了呢？可见问题不是要不要政治"中枢"做语言的"中枢"，而是要什么样的"中枢"，因为那时侯"也并不'把北平地方作中枢'"。关键是中枢未定，故"国语"、"国音"也不能定。

　　不管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政治的关系怎样，在推动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上，他们都无条件地仰仗政权政治的帮助，因为在理论上，政治力量介入语言的演进乃是天经地义的。鲁迅在三十年代一次关于新文字和大众语的答问中，就明确指出改革汉语言文字不能一条腿走路，光凭几个读书人的提倡是不行的，必须政治力量的参与方可奏效。"陆志韦先生曾经对我说，解放前搞文改，主要是搞政治运动。有些人对具体问题不感兴趣，一谈具体问题就跑了。许多问题很少有人去研究它》"，这是胡乔木的一段回忆[3]，但胡大概不可能意识到，他一生致力于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工作，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可凭借政府行为有力地推动语言改革的方案，但其消极意义在于，所谓的群众意志往往在语言演进中扮演绝对的权威，个人和语言平静的关系很难维持，人和言的同一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群众化的流行用语标准往往排斥、否定个人化的文风，个人在语言运用上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而另一方面群众误用、滥用语言的现象却很难禁止，因为唯一决定语言运用规则的，正是超越个人而以群众的名义说话的政治权威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深度介入语言文字的演进，就会带来群众的语言狂欢，个人的文学语言只能作为一个时代最细弱的声音而被淹没。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年代初期周扬、毛泽东用赵树理的语言为榜样发动的一场对知识分子语言的"打扫"。这场"打扫"语言的运动持续很久，至今还从根本上规定着四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品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将文学家的语言问题提到"为什么人服务"的政治原则的高度："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既然语言问题从这样一个根本的角度提出来，自然也就从这个角度给语言树立了严格的绝对不容侵犯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任何差异化的语言探索都必须禁止。因此，后来周扬提出要对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语言进行"打扫"，也就是毛泽东对文学语言的要求的必然推导了。

　　在论到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时，周扬认为不仅写工农兵要熟悉工农兵的语言，就是作家自己的叙述语言，也应该为工农兵所熟悉，否则就在扫除之列："写人物的对话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的主张了；惟独关于叙述和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像可以任凭作者自由弛骋，他可以写天上地下，沉潜于所谓美丽的辞藻，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要创造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这文学语言的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在这种语言的政治标准--工具论语言观的极端表现--面前，所谓写工农兵的作品，就只能是清一色的工农兵语言。如果作家果真熟悉工农兵语言，倒也罢了，无非是脱胎换骨，完全放弃自我，变成一个纯粹不搀假的工农兵作家而已。问题是自我的语言很难认为地被抛弃，而工农兵语言，也很难一夜之间和工农兵自己一样熟悉，这两种困难无法克服，用所谓百分之百的工农兵语言勉强写出来的作品会成为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工农兵语言？仅仅是工农兵嘴巴里能够说出来的语言呢，还是也包括工农兵意识里一直存在着但嘴巴里未必能够说得出来的心里的语言？如果仅仅是前者，那么它在表现工农兵思想感情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如果也包括后者，那么势必就要作家的知识分子语言参与近来，和工农兵一起思想，一起说话，甚至允许作家帮助或者代替工农兵思想和说话，这在文学创作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鲁迅写农民，固然有许多农民的语言，但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自己的语言，在作品中始终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谁能说鲁迅因此就不能深入探察农民的灵魂世界了呢？相反，如果鲁迅完全将自己的语言"打扫"干净，他还能不能去写阿Q，去写祥林嫂，倒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了。

　　我们试将赵树理和几乎同时出名的路翎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两位作家对语言的理解是如何的不同。究竟路翎用极端欧化的语言表现农民的灵魂更深刻，还是赵树理用农民自己的语言表现农民的灵魂更真实，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语言和文学人物的关系，语言和作家的关系，也牵涉到语言和政治权威的关系，并最终牵涉到人和语言的关系。

　　但所有这些，不妨都纳入工具论的语言观来反思。工具论的语言观，和对语言文字进行政治的硬性解释、硬性规定与硬性割裂，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是要破坏乃至取消人和语言的自然联系。



　　 下篇、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论母语对文学的支配：仍需分析的思想资源


　　但历史是复杂的，在主流的工具论语言观之外，还有另一种被压抑的语言观念始终存在着。

　　在某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语言之体验"中，语言不是外在于人、随时供人挑选使用的一个巨大的工具库（朱光潜将这种语言观比喻为姑娘绣花时放在手边的针线篓），而是某种内在于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存在。语言的力量甚至大于人的力量，最终不是人左右语言，而是语言一直左右着人；人应该听命于语言而不能反过来命令语言，任意驱谴语言。人因此也不能任意介入语言的自然生长，他没有权力对语言进行非自然的改造以满足自己的目的。

　　这种"语言之体验"，注重语言的自主存在与自然生长性，注重语言变革中历史的延续性，注重语言超乎人的主观意志的自在性，注重语言和人的关系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意味，强调人的自我规定，比如人的"种姓"、"民族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文学创作中最细密幽深的情致想象，都隐藏于他的语言，随语言一同"生展"（朱光潜语），也随语言一同销歇。总之，人的精神活动，人的思想情感，一切形式的文学创造，都必须基于语言的根本。

　　不妨称这种"语言之体验"为"本体论语言观"，但此处的"本体"，只取它在汉语中固有的涵义，与西方哲学聚讼纷纭的那个"本体"无关。

　　在中国现代，具有上述"语言之体验"的人很多，如章太炎，《学衡》派吴宓、胡先肃、梅光迪、陈寅恪、柳翼谋诸君子、后《甲寅》时代的章士钊、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周作人，写《文化偏至论》、《汉文学史纲要》、《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以及从事具体文学创作时的鲁迅，诗人、学者兼新诗批评家闻一多、语言学家陈承泽、郭绍虞、王力，美学家朱光潜、诗人兼学者陈梦家、冯至、梁宗岱，批评家李长之，胡风，作家汪曾祺等。他们的"语言之体验"，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语言问题时一笔可贵的思想资源--尽管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章太炎在中西古今之争以及现实的排满革命中，特别看重"国粹"。他所谓"国粹"，主要有三项内容，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语言文字居其首。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历史精神斑斑记录在中国语言文字中，故语言文字实为"国粹"之最精微者。深爱本国本族之种姓历史，必自深爱本国本族之语言文字始。语言文字不仅能够使人"知本"，还能让人由"知本"而"知反"，即据守自己语言的本根，以与外族语言相接触，生出新的语言文字："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

　　国族的根本系于语言文字，而"文辞"--章氏执著的广义之"文学"--更不得不以语言文字为本根："又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4]。太炎是在保存并发展"国粹"的根本上讨论文学之于语言文字的绝对倚赖关系的，并非斤斤计较于一般琐碎的遣词造句。章氏不仅将文学的本根限定于语言文字，而且直接认为文学的极境就是对语言文字纯粹的归依，所以正确地运用语言--准确地说乃是按照语言文字本身指示给我们的正确方式来使用语言--就是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小学"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彻底改变了传统"小学"对经典的依附，使之成为一切现代学术包括现代文学须臾不可或失的基础。章氏自己的学术工作就是一个佳例，其著述立说，有明显扣字眼的习惯，即善于"读书得间"，在语言文字的细微处发现隐伏的道理。他谈任何问题，都无不根基于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熟悉，而他也确实善于将许多思想文化历史政治诸问题巧妙地归结为语言文字的问题。这种语言还原的结果，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就是"让语言自己说话"。作为章氏特有的这种学术方法，其核心就是坚信语言文字对人类思维和活动的绝对支配；不仅过往的历史只有在语言文字中才能寻找其踪迹，语言文字还可以为我们把现在与未来的创造所必由的途径指示出来。人的一切都逃不出语言文字的范围，人只有跳进语言文字的汪洋大海学习游泳，才能获得自由。

　　此点影响鲁迅极深。尽管"五四"以后，鲁迅随从时尚，也对中国的文字乃至语言下了极苛刻的批评，但是在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场合，他仍然对传统的语言文字保留了相当的敬惜之情。许多人都觉得把鲁迅置于一般所谓现代作家中，总是不太妥当，对此学者们多从思想的深刻与超前来解释，但我认为鲁迅的全部写作对汉语传统巨大的依附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传达出来的一般现代作家无法传达的汉语精神及其在现代的考验，也许是鲁迅区别于一般现代作家最根本的地方。不过，鲁迅也批评了太炎过于强调过去的语言对今天的制约，太炎的观点推向极致，就是认为今天的某字，即古代的某音，现在的白话就是过去的文言，尽管在理论上他并不反对白话，但他不反对白话的理由，是认为白话就是文言的流亚，因此语言演化的基点，在章太炎看来，始终在过去而不在今天，这是注重"现在"与"活人在创造"的鲁迅无法接受的[5]。但鲁迅对于语言文字历史传统的延续性仍然十分尊重，不仅在自己的白话文写作中经常借重文言文来表达白话无法表达的意思，而且他的白话文的节奏与韵律，始终是整个现代作家中最突出的一种语文现象，这也许只能从他对文言文精神实质的继承来解释罢。他虽然强调从今天的生活和活人的口头寻找新的词汇与文法，但也坚决反对像创造社某些作家那样故意生造一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文句。

　　很少有人能从根本上思考鲁迅在语言上的苦心，但在文学创作脱离了汉语传统因而也躲避了这个传统在现代的严峻考验却只一味叫喊语言革命的整体气氛中，还是有人感到了巨大的虚空与痛苦。1932年，曾经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从柏林写信给好友杨晦，就表达了一个作家因为疏远民族语言文字而感到的严重贫乏："我以为我们的刊物，最重要的是要往纯净的文体方面努力。现在中国的文字可以说混杂到万分--有时我个人感到我的中国文是那样地同我疏远，在选择字句的时候仿佛是在写外国文一般。我常常想，我将来要好好下一番小学的功夫，真正认识认识中国字，这对于作诗作文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谓文学也者，思想感情不过是最初的动因，'文字'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是非常地贫穷，就因为没有丰富的文字"。站在这个认识的高度，冯至对先前的创作作出了深深的忏悔："我们的过去在什么地方？除了我们的态度是相当的忠实以外，成绩可以说是等于零。我不承认我从前作的是诗，我觉得那是我的侮辱"[6]。章太炎所谓文学对小学的绝对倚赖性关系，在冯至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现身说法。

　　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呼啸而过之后，"五四"文学革命所包含的一些粗浅的语言观念，虽以势力服人，却并未完全征服人心。三十年代的李长之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就曾经指出："因为当时的理论并不健全，巩固，和正确，所以显然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上也就有着应走的路子而没走，当采的宝藏而没采，未必不是一件大可惋惜的事了。现在我们可以断言地说，倘若十几年前的白话文学运动倡导者是有坚实的语言学知识，又对于中国语言文字有彻底研究的，那收获一定不止现在这点。为将来，我们仍得在工具上清理那些课题而解决之"[7]。李氏对"五四"语言革命论者的指责虽然浮泛，却也道出了实情。

　　事实上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周作人就开始了对"传统"和"地方色彩"的反思，其中多有针对"五四"简单的语言革命而发，特别留意于语言的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8]

　　也是在二十年代末，郭绍虞和王力的汉语研究崛起，他们在总体思路上和周作人不谋而合，并将更早批评马建忠而要求研究汉语言文字之特点的陈承泽的语言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郭绍虞素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者闻名于世，他在中国语言研究上的贡献，往往被忽略。郭研究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主要着眼于这个特点对中国文学的制约，出发点在文学而不在语言，然而惟其如此，倒使他有可能摆脱现代语言学的拘牵，从中国文学的实际中更真切地把握到汉语言文字的特性，而为一般语言学家所不及。限于篇幅，郭绍虞语言文字思想拟另文介绍。

　　王力自述其《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1月《清华学报》11卷1期）"仿佛是一篇'宣言'，我在这篇文章里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王氏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概括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利用比较语言学的启发而不为比较语言学所限制以便更好地发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而所谓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在王力看来，就深深地联系着中国人的心理与精神行为的特性，因此语言文字的民族性不容忽略。

　　王力提出问题的突破口，仍然是当时语言学界聚讼纷纭的比较语言学。他首先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为例，批评一般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在研究中国文法特性时的偏失：

　　"中国所特有的文法规律，往往为马氏所忽略，因为马氏看西洋文法里有什么，然后看中国有无类似的东西；至于西洋所不分别者，他就往往不能在中国文法里看出来了。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比较语言学能帮助我们研究，但我们不能专恃比较语言学为分析中国文法的根据"。

　　这实际上也是自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以来在中国语言学界一直存在的一种微弱的呼声，王力自己就承认陈承泽对他的影响："陈承泽说过：中国文法是独立的，非模仿的，我很相信这句话。我们并不反对从比较文法学上悟出中国文法的系统来，我们只像陈氏反对削足适履的文法。"为此，王氏认为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该注意到中国语的'语像'（法文image verbale）的结构与西洋语的'语像'的异同，而且我们该追溯到'语像'未成立时的精神行为的两个步骤：一分析作用；二综合作用"在中西方的差异，这样，王氏就把语言文字的研究深入到民族精神现象与心理习惯的体察了。比如孟子说"庖有肥肉"，与英文There is some meat in the kitchen或法文Il y a de la viande dans la cuisine比较，就可以看出，"'庖'与'肉'的关系，在中国人的心里，与英法人的心里，显然不同。英法人在精神行为里，把'庖'与'肉'分析了之后，认'庖'与'肉'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中国人却把它们认为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英法人不认那'肉'是隶属'庖'的，中国人却认为那'肉'隶属于'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觉得'庖有肥肉'与'桌有四足'或'马有四蹄'是相似的。孟子在'庖有肥肉'句下接着就说'既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孚'。这里的'庖''既''民''野'都是主格，其与'肉''马''色''孚'的关系是一样的"。王力由此批评章士钊《中等国文法》以为"园有桃"就是"于园有桃"的观点乃是不明中国文法的心理基础而勉强用英文文法来比附所导致的错误。关于"系词"的心理基础，王力举"马跑"和"马壮"为例："中国人只把两个概念依一定的次序放在一起，就显出它们的关系来。在中国人的心里，觉得马的动作与马的状态一般地是与马有关系的一种表象，动作与马的关系既用不着一种联系物来表示，状态与马的关系也用不着一种联系物来表示了。西洋人的'语像'与我们的'语像'不同：他们觉得动作与马的关系可以不用联系物来表示，而状态与马的关系却不能不用一种联系物，所以他们用一种'系词'（copula），就是英文所谓verb to be 。在英文里，"马跑"可以说The horse runs，"马壮"却必须说The horse is strong。但我们决不能拿中文比附英文，而说"马壮"为"马是壮的"或"马为壮"的省略。"王氏的结论是："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该从'语像的结构'上着眼。说得更浅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心里把某字认为甲种词品，我们不该认为乙种词品。若要体会中国人的心理，每遇一个句子，该先就原文仔细推敲，不必问西文有无此类句子。"

　　王力坚持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的主张，从1928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开始，到1936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古文法》的出版自序，可谓始终不变。这是王氏作为一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有趣的是，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王力基本上也属于工具论者，然而当他研究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而深入到民族精神的层面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工具论。或者说，王力表面上接受现代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工具论语言观，但他用这种语言观想要表达的还是非工具的或反工具的语言之体验。

　　王力、郭绍虞也许自觉年轻，或者为了显示治学的严谨，并未像李长之那样露骨地批评"五四"所遗留的语言问题，但陈寅恪没有这方面的顾忌[9]，所以语言问题在他那里，就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

　　陈寅恪先总论世界各语言之"文法"有同有异，断言其异者最值得注意，因为那是民族语言的特点，一旦抹杀，就无以知道某种语言的文法实际，"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属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陈氏举古代希腊、罗马以拉丁语文核准欧洲各国语言的现象为例，认为虽是在共同语系之间，也"颇有伪误可笑者"，在同样的意义上，他指出马建忠模仿法国人以印欧语系之规律核准汉，"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之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也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陈氏反复强调的无非是"世界人类语言中，甲种语言有甲种特殊现相，故有甲种文法；乙种语言有乙种特殊现相，故有乙种文法"。中国语言因着它的特殊"现相"而有特殊文法，可惜当时尚无人全面研究这种特殊文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考核年轻学生的语言修养呢？陈氏别出心裁，说"对对子"不失为一种妙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时有所依据"，"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对对子"何以有这样的作用？他从四个方面予以说明：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他认为第二条"最关重要"，"声调高下与语言迁变、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文法，多依声调而决定，印欧语系之标点法不尽能施用于中国古文。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又汉语既演为单音语，其文法之表现，即依托于语词之秩序。昔人下笔偶有违反者，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文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

　　陈氏之所谓"文法"，表面上似乎未脱近代语言科学之色彩，但考其精神，实不限于客观的语言科学，而更偏重于对本国语言文字内在本性的熟悉，和因此熟悉而生的驾轻就熟的运用技巧和万分依恋的感情。这是他的"文法"概念所包含的对待母语的态度，而任何不合其所谓"文法"的观点，他亦不仅指出其具体的学术偏误，更要上升到态度层面，施以激烈的抨击。

　　陈氏强调声调平仄对创作和理解汉语文学作品的极端重要性，也不过道出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经验（周作人、郭绍虞、王力、朱光潜都在不同时期作出了相似的论述），但陈氏更进一步，认为像当时学校教学英语犹讲究声调之高下，却偏偏抛开本国语言文字的声调韵律不讲，只一味以西洋文法为衡量标准的现象，乃"次殖民地之表征也"，实在颇堪玩味。在他看来，"吾国语言之平仄声与古印度希腊拉丁文同，而与近世西欧语言异，但其关于语言文字之重要则一。"因此讲不讲声调平仄，是尊重不尊重汉语言文字的一个标准。陈氏的批评，正因为关乎态度，所以才切中近代中国语言科学以及依附于语言科学的语言教学法的要害，揭示出科学的外衣底下作为实质的对待西方强势语言与本国弱势语言的势利之见--半殖民地人民普遍的语言意识。

　　在鲁迅的散文诗以及杂文中，西方的文法不仅是词句的逻辑结构，也赋予了一种声调乃至韵律（主要是节奏与顿挫）的意味，也就是说，赋予了抒情的功能。可见西方的文法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成为现代汉语的内在成分，但前提是必须顾及汉语吐字发声的规则，也就是陈氏所说的"声调之高下"，这样才能使西文文法有机地融入汉语词句中。如果只讲西文文法，只重视关联词的运用和句子结构的完整以及词性的一定之规，视汉语正常吐字发声的规则为无物，这样作成的一篇文字，也许处处合乎文法规范，却有悖于说话的规则，变成仅仅"可看"而没有"可读"的价值。任何一种语言文字到了这地步，其表现力与感染力必然大减。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以来，白话文名义上标榜接近口语而以抨击文言文"脱离口语"为能事，但实际上许多白话文恰恰没有能够做到鲁迅所描述的几乎为文言文所专有的义美娱心、形美感目、音美悦耳的"三美"，尤其不能像文言文那样成为符合一种"声调之高下"的"可读"的文本。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仅仅"可看"而不"可读"，充其量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工具论语言观的出发点，是将语言文字和思想感情分为两截。早在二十年代晚期，闻一多通过自己对中国古代作家的研究，就已经基本否定了这种说法。比如他研究庄子的语言文字和思想的关系，就发现在庄子这里，语言文字和思想根本就是不可分的："讲到文辞，本是庄子的余事，但也就够人赞叹不尽的。讲究辞令，我们知道，春秋时早已发育了，战国时纵横家以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为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的'，一句极平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10]。其他如《宫体诗的自赎》；《冬夜评论》；《女神之地方色彩》；《诗的格律》，对此也多有发挥。闻一多的语言思想对他的学生汪曾祺影响很大，1987年汪在耶鲁和哈佛大学连续做了题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主要讲"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在向美国听众发表这个见解之前，他首先就提到了闻一多的《庄子》，以后又多次说起这篇文章[11]。

　　工具论语言观遇到的另一个有力的批评者是朱光潜。朱氏自认其《诗论》是他一生中用功最多也最有心得的著作，该书大概写于1931年左右作者欧洲留学的后期，但于国内知识界对语言的误解多有针对性的批评，重点即批驳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二分的语言工具论，他认为语言和思想感情想象是联贯一体的，并无被动和主动、内与外、先与后的分别："心感于物（刺激）而动（反应）。情感思想和语言都是这'动'的片面。'动'蔓延于脑及神经系统而生意识，意识流动便是通常所谓'思想'。'动'蔓延于全体筋肉和内脏，引起呼吸、循环、分泌运动个器官的生理变化，于是有'情感'。'动'蔓延于喉、舌、齿诸发音器官，于是有'语言'。这是一个应付环境变化的完整反应。"语言和思想感情想象作为连贯一致的人类对外部刺激的完整反应，是不可分的，"思想是无声的语言，语言也就是有声的思想。思想和语言原来是平行一致的，所以在文化进展中，思想愈发达，语言也就愈丰富，未开化的民族以及未受教育的民众不但思想粗疏幼稚，语言也极简单------各民族的思想习惯的差别在语言习惯的差别上也可以见出。中国思想与语言都偏于综合，西方思想与语言都偏于分析"。语言和情感的关系也一样："语言是由情感和思想给予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离开情感和思想，它就失其意义和生命------语言本身则为自然的，创造的，随情感思想而起伏生灭的"，"总之，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个完整联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方面。心里想，口里说；心里感动，口里说；都是平行一致。我们天天发语言，不是天天在翻译。我们发语言，因为我们运用思想，发生情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并无须经过从甲阶段转到乙阶段的麻烦。""我们把情感思想和语言的关系看成全体和部分关系，这一点须特别着重。全体大于部分，所以情感思想与语言虽平行一致，而范围大小却不能完全叠合。凡语言都必伴有情感或思想------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拌着语言的可能------这些语言所不能达而意识所可达的意象思致和情调永远是无法可以全盘直接地说出来，好在艺术创造也无须把凡察觉到的全盘直接四说出来。诗的特殊功能就是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境唤起整个情境的意象和情趣。诗的好坏也就看它能否实现这个特殊功能，以极经济的语言唤起极丰富的意象和情趣就是'含蓄'，'意在言外'和'情溢乎词'。严格地说，凡是艺术的表现（连诗在内）都是'象征'（symbolism），凡是艺术的象征都不是代替或翻译而是'暗示'（suggestion），凡是艺术的暗示都是以有限寓无限"。朱光潜把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即艺术的美学稍加改造，将艺术的媒介--语言--从被克罗齐贬低的"物理事实"的非艺术的层次提升到直觉表现和艺术创造的层次，而把非语言的文字（字典里的文字）放在克罗齐所谓"记载工具"的地位，这样一来，朱光潜不仅更新了人们对于语言的了解，也更新了人们对文字的了解：有两种文字，一种是语言化了的活文字，一种是未经语言化的死文字。文字有死活，语言无死活。这个说法，使许多疑难涣然冰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语言及文学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陈寅恪感叹向人解释汉语文学写作的精微之处很困难，"真有思维路绝，言语道断之感"，这也是许多深知中国语言本性却因为未娴现代西方权威诗学和语言学理论而难以将个中道理解说分明的知识分子共同的苦衷，这种苦况到了朱光潜的《诗论》，部分地得到了解脱：终于有一个既熟知中国传统语言和诗学理论又熟悉西方现代经典的语言和诗学理论的中国的文艺理论家站出来为中国语言的特点进行较为有力的辩护了。朱光潜在现代美学同时也是现代汉语问题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亚洲知识分子将在西方语言刺激下被对象化、似乎可以当作一个僵死的备用的仓库的母语从对面拉回来，回到"人心"之中，成为"人心"之"动"的一部分，成为"人心"中一个活泼泼的不竭的河流！他把语言文字的本质从克罗齐眼中卑微不足道的死的记录工具的"物理事实"提升为整个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语言和思想感情的关系，只能以充足意义上的"表现"来论之，"'表现'一词当作它动词看，意义只能为'代表'（represent），当作自动词看，意义只能为'出现'（appear），当作名词看，意义很近于'征候'（symptom）"，这种解释不仅为文学创作指示了一个涵蕴丰富的语言文字的世界，也大大活化了人们对语言文字死气沉沉的想象，诱导人们用类似文学的方式进入自己内心深处翻涌不息的语言的世界，努力修复被破坏了的人和语言的关系，而这也是中国文学重新振作所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但朱光潜把语言从人的对象与人的工具还原为人自身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破除了工具论的迷执，却仍然将语言绝对置于人的控制和人的权威之下，未能脱离另一种迷执。他让语回归到"人心"，用"人心"框定语言，不能够进一步承认语言尚有超越人的自为的存在，不能真正让人摆脱自我中心的迷执，融入自己本来就身处其中也一向以此为家的语言的世界。

　　追究语言存在的根据，到"人心"为止，是远远不够的。语言文字的根据并不就是人心，因为人心并非康德的"物自体"，可以自己作为自己的根据。

　　中国现代这种可贵的思想资源，若真正有益于我们重新思索语言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注释】
[1] 、本文是笔者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系列论文"之二"，"之一"题为"母语的陷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否定态度"，见《书屋》2002年2期。
[2] 、《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见聂绀驽《语言 文字 思想》，1937年大风书店初版， 此据《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2卷"语言文字类"。
[3]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页336，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4]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年7月《民报》6号。
[5] 、参见《热风 现在的屠杀者》、《准风月谈 难得糊涂》及《且介亭杂文二集 名人和名言》
[6] 、《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沉钟社书信选粹》（之二）。
[7] 、李长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见郜元宝、李书合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8]、 周作人《<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作，据《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年9月影印版）
[9] 、陈寅恪《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学衡》1933年7月79期。
[10] 、闻一多《庄子》，1929年11月10日《新月》2卷9期。
[11] 、见《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页1，页22，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