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全球化与中国文艺学的生态主义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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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华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4-3-25 22: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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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全球化运动的主流走向无疑是市场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扩张，但是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也凸显出现代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因而直接催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造就了对于全球化的另一种言说。此言说的生态主义维度亦在全球化运动中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生态文学和生态文艺学的产生便是证明。

      虽然不能不说经济—政治—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全球化是生态文艺学产生的导因，但后者赖以创生自身的本源却是最为原初的全球化——各种生命体在全球生态体系中的互生和互动。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使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得以可能的基础，然而现代性支配下的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破坏着原初的全球化，在原初全球化和当下的全球化之出现了致命的分裂。对现代性的反思因此开始。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和生态文艺学诞生于对生态危机的警觉和忧思，所探讨的是文学艺术参与守护原初全球化的道路。

      生态文艺学有两个含义：1、以生态主义原则的文艺学；2、以生态系统总体为言说对象的文艺学。这两个意义合一的文艺学自在地是对主体文艺学的否定和超越。中国主体论文艺学当然也是在全球化运动中诞生的，所依据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主体主义。它在刘再复等人的努力下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艺学流派，但其建构未及充分展开，就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和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夹击中退隐为中国的精神背景。能够在逻辑上真正扬弃主体论文艺学的，迄今为止只有生态文艺学一个流派。所以，中国当代文艺学两个构成扬弃关系的流派都与全球化运动有关，只是他们所赖以产生的全球化并不合一。
可以从否定性和建构性两个维度来界定生态文艺学，探讨它与全球化运动的关系。

一、生态文艺学的否定之维；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

      生态文艺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注定了它要反抗造成了严重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在大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运动高唱赞歌时揭示蕴涵于其中的危险，所以，它首先是作为对现代性的否定而存在的。

      全球化运动源于现代性的扩张本性。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人作为主体面对和征服世界，世界则被规定为必须听命于人的客体。属人的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乃是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命题。现代化便是以人工秩序代替自然秩序的征服之旅。人的世界现代式扩张意味着自然界的沦丧和退却，所谓全球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然界的毁灭史。由此而产生的生态危机则使现代性在全球化在即将完成之际日益成为反思的对象：1、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要求征服自然的运动必须终结，因为自然界已经无力作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而存在；2、已有的征服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安身立命的大地和天空处于危险中，人极可能由于无节制的征服欲而自取灭亡；3、无休止的占有使人沦落为欲壑难填的偏执狂，生存和世界的诗意正毁于膨胀的物欲。这三种层面的反思就了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

      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者基本上对现代性持批判的立场，其中鲁枢元教授的批判尤其激烈和彻底。他认为“擅理智，役自然”的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已使世界“天翻地覆”，造成文明的偏颇和人对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错置，不仅生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把人扭曲为患了征服偏执狂的精神病人；资本主义精神是外部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它把一切都归结为对效率和利润的算计，是以理性的形式表现自身的非理性力量；人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反思和超越现代性，寻找世界的返魅和人的归乡之路。另一位生态文艺学的倡导者——曾永成教授——对现代性的批判相对温和，所持的是辩证扬弃的立场。他指出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人性危机，而政治——经济危机、文化困境、生态灾难则是人性危机的必然结果，所以，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扬弃现代性，将人对自身的人类关怀和生态关怀结合起来，以自然主义统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

      既然中国生态文艺学要反思和超越现代性，那么，它必然要超越作为现代性的文艺学表示的主体论文艺学。此种超越并非以指名道姓的公开形式出现，而是在具体的逻辑建构中展开的。其中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刘再复等人在倡导主体论文艺学时，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要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使人具有高于物的价值，因而其理论建立在人（目的性存在）——物（手段性存在）的二分法基础上。中国生态文艺学家们则普遍意识到人与物都是世界之家的成员，各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尊严，所以，人高于物的说法归根结底是错误的，与此相应，“文学是人学”也是个片面的命题——文学所反映、演绎、遐想的是存在整体乃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真正拥有未来的文学和文艺学都必然是整体主义的。


二、生态主义文艺学的建构之维：对于整体主义文艺学的倡导和筹划

      生态文艺学以守护原初意义上的全球化为使命，致力于生态主义在全球的实现，因此，它自在地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艺学。作新兴学科，它固然可以在前现代文化中获得精神资源，但却注定了只能在冲创中建立自身。中国生态文艺学产生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建构品格。目前已经面世的不多的生态文艺学专著都是以体系性的形式示人的，而且其建构气势的宏大和视野的宽广都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在倡导新整体主义学方面，中国生态文学家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刺激性、超越性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人的还原、自然的返魅、文学的归根的强调。它认为受现代性支配的文学凸显个体的地位，让个体以主体身份面对世界，对于个体的独立人格的培育有积极意义，但是主客二分也使个忘记了生存的本源，在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价格的同时产生无家可归之感。当代某些后学家所倡导的“碎片化”、“深度模式削平”、“反宏叙事”所言说的事实，正是人在“极度现代”（李泽厚语）背景中对生存本源的背弃和疏远。这是离源忘本的人所特有的离源忘本的文化，实际上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要从最根源处解决现代性危机，人及其文学都必须踏上返本归根之路。所返之本和所归之根并不神秘，便是作为众生家园的生态系统整体。人不过是生态系统的构成者，其超越性源于生态学意义上的互动/互生，其文学也不仅仅是人学，而原本就是而且应该复归为对天一地一人三元的言说。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必然是宏大的。“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是中国生态文艺学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响亮，是因为它是对生态系统内在呼唤的响应。在新的宏大叙事中，被现代规定为资源仓库的自然将恢复其诗意和尊严，显示其平衡之美、多样性之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美，人则在返魅了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从流浪者变成归乡者。与这种对新整体主义文学的倡导相应，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建构本身也显示出宏大的品格。目前最有代表性的生态文艺学家——如鲁枢元和曾永成——在其专著中都展示了宏大的建构气势和雄心。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禀承中外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人类中心伦理的批判激烈、彻底、痛快淋漓，所着力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归属、人应在返魅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文学，文学则要重建生态乌邦。其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在宏观地阐释生态主义文艺观的同时，还对文学艺术家的精神生态进行了研究。因而其体系表现出包罗万象的气魄。曾永成的生态文学理论更富思辩性，注重逻辑建构，借鉴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生、合、进以及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等范畴，探讨了文艺生态场与总体生态场的关系，力图以自然主义统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文艺学体系虽风格不同，各有侧重，但旨归为一，皆是建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的实践。中国生态文艺学虽然诞生的历史较短，但已经落实到了具体的批评层面。以生态文学的批评尺度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得出错论与传统批评颇多不同。一些能在原初的生态生命层面表现人与世界命运的作家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诸如消解深度模式和私人化写作则显现出与生态危机背景不相称的无目的性。联系前几年有关大散文的讨论，我们更看到生态文艺学的超越性：当时的批评家普遍认为文化散文即是大散文，但在生态文艺学家眼中生态散文在视野的广阔、言说的深度、创作的向善性上都比文化散文宏大得多，所以，后者才是真正的大散文。我本人就在一篇短评中指出徐刚的生态散文比起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适合被称为大散文。这些观点的启发是无可疑的，它们所体现出的新整体主义精神也超越了先前的文艺批评。

     也许生态文艺学并不是终极性的文艺学体系，现有的中国生态文艺学体系也非没有欠缺，但是它所追求的生态主义的全球化无疑将是未来的主流实践，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刚刚起步的中国生态文艺学具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系列中将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