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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丹:从动补结构的形成看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兼谈汉语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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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26 09:13:40 |显示全部楼层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478
【原文出处】《语文研究》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5~12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08
【标 题】从动补结构的形成看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兼谈汉语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
【标题注释】本文是1998年6月提交在巴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的论文,发表时在英文稿的基础上有所修改。
【 作 者】徐丹
【作者简介】徐丹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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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动词[,1]和动词[,2]”(V[,2]+V[,2])的结构中,从V[,2]语义的弱化及转义也可以判断句式是否开始经历重新分析过程。中性词义的动词,尤其是[+完成]意义动词大量出现在V[,2]位置上后,影响并同化了其他V[,2]位置上的动词,使有[+完成]意义,有[+结果]意义的词向V[,2]位置上聚集。动补结构的发展又促进了汉语体词的形成。汉语的动词从两汉以后在语义及功能上逐步分化。这种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是汉语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动补结构及体词的产生是这种分化的结果。
【关 键 词】动补结构/语义/句法结构/V[,1]+O+V[,2]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1)02-0005-08
    1.0 汉语的动补结构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对象,有关文章甚丰。在历时句法里,人们讨论的焦点是“动词[,1]和动词[,2]”(V[,1]+V[,2])何时变成动补结构。迄今为止,人们用句法条件探讨这一问题的居多。本文试图偏重语义方法讨论同一问题,因为许多语法化的现象是由词的语义变化引起的。V[,2]的语义特征对动补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也将讨论V[,1]+O+V[,2]与V[,1]+V[,2]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我们初步认为V[,1]+O+V[,2]对动补结构的产生不具有关键的影响,但对汉语的完成体标记词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5世纪左右,当V[,2]是“完”义动词时,V[,1]+O+V[,2]与V[,1]+V[,2]两种形式互见。当V[,2]是表结果意义的动词时,V[,1]+V[,2]不一定有对应的结构V[,1]+O+V[,2]。
    我们参考了前人的研究,也利用了《史记》、《论衡》、《百喻经》、《世说新语》等及其索引。我们无意做动补结构形成的全面的历史考察,只是想证明词义的变化对句法结构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1.1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先秦典籍里已有不少双音节动词结构,如“扑灭”(尚书),“剿绝”(尚书)、“战败”(左传)、“望见”(墨子)(注:这些例子见于余健萍先生(1957)的文章。)等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结构在先秦两汉时是并列结构,还不是动补结构。李平(1987)通过研究《百喻经》和《世说新语》,认为动补结构形成于南北朝初期,理由是V[,1]+O+V[,2]出现在这个时期,V[,2]内动词化了。梅祖麟(1991)继太田辰夫(1958)和志村良治(1974)之后,进一步通过“V杀”与“V死”的句法分布互补到最终合流论证了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约在5世纪。但有的学者认为动补结构在汉代就已形成。我们赞成蒋绍愚的意见(注:详见《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第三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动补结构不是全部同时形成的,个别的形成的时间较早一点,如“V为”,确实在汉代就基本形成。如果从大部分动补结构形成的时间看,我们认为确实在5世纪左右。除了前人已指出的几种重要因素(如使动形式的衰微,清浊别义的消失等现象)外,从V[,2]的语义弱化及变化也可以判定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
    1.2 我们把《史记》和《论衡》作为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何乐士与程湘清(1992)对这两部著作做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参照他们的统计及两部作品的索引,对常见的"V[,1]+V[,2]"进行了比较。下列两组"V[,1]+V[,2]"形式在两部作品中都属于最常见的:
    《史记》中的V[,2]:V败、V断、V绝、V灭、V破、V杀、V伤、V死、V得、V定、V取、V为。
    《论衡》中的V[,2]:V败、V断、V绝、V灭、V破、V杀、V伤、V死、V得、V定、V取、V为。
    在"V[,1]+V[,2]"的组合中,V[,2]的语义特征以“伤残”义为主。何乐士(1992,221页)曾做过这样的推测:“是否动补式是首先从反映战争结果、刑罚、灾难结果等方面发展起来的?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这两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里,意义中性的动词很少出现在V[,2]的位置上,而且频率也不如“伤残”义的动词高。例如《史记》的“成”很少见于V[,2]的位置(只有几例,如《宋世家》:“百谷用成”、司马相如《上林赋》:“累台增成”),大部分都是被副词修饰,如“不成”、“既成”、“未成”等:
    ①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羽本纪》)
    ②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李斯列传》)
    《论衡》“V成”多了一些,如“凝成”、“定成”、“收成”、“生成”。汉以后,“V成”的例子渐渐地普遍了,请再看几个例子:
    ③象形者,画成其物,……(许慎《说文解字》)
    ④经纬天地,作成四诗。(郊祀歌)
    ⑤凡山林之高,非削成而岖起也。(《潜夫论·慎微》)
    ⑥肩若削成,腰如约素。(曹植《洛神赋》)
    ⑦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世说新语·任诞》)
    ⑧烦恼因缘合成此身,而此五阴,恒以生老病死,无量苦恼bàng@①笞众生。(《百喻经·五人买婢共使作喻》)
    “V成”有些像“V为”,似乎形成的时间略早于其他的动补结构。因为“V成”中的“成”明显表达的是前一动作的终点阶段,而不是第二个动作的起始阶段,即“成”表达的是一种“结果”义而不是“动作”义。这也许是由于“成”和“为”比起其他动词意义更接近“完成”,动作内涵也不那么具体,更宜于表达一种过程终点的意义。
    但在"V[,1]+V[,2]"的组合中,具有“伤残”义的V[,2]占明显优势,仅举几例以便讨论。
    ⑨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史记·田叔列传》)
    ⑩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灭取龙。(《论衡·乱龙》)
    (11)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史记·留侯世家》)
    (12)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3)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史记·高祖本纪》)
    (14)人为人所殴伤,……(《论衡·论死》)
    (15)百余人炭崩尽压死,广国独得脱。(《论衡·吉验》)
    据蒋绍愚统计,仅“击破”在《史记》中就有46例,若算上其他“V破”,数量会更大。那么根据什么理由认为这时的"V[,1]+V[,2]"还不应看作动补结构呢?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V[,2]“伤残”义的弱化及转义看,二可以从中性意义的V[,2]的数量考虑。两汉时期的“V杀”、“V死”、“V破”等,V[,2]的动作性仍十分明显,表达的是具体的动作,V[,2]表达的动作紧接着V[,1]表达的动作,并不强调“结果”义,即不强调一个动作全过程的终点意义。中性意义的V[,2]数量居少数。5世纪左右,一些表达“完成”意义的动词开始出现在V[,2]的位置上。如“V竟”、“V讫”、“V毕”、“V已”。这些表达“完成”意义动词的使用,使V[,2]位置上其他的动词也受其同化开始表达“结果”义和“终点”义,使“V杀”、“V绝”、“V破”、“V折”、“V落”等等得以实现重新分析过程,即这些V[,2]渐渐从表达动作的起始阶段变成表达动作的终点阶段的动词,由表达动词的动词变成表达结果(可具体可抽象)的动词。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语义对句法的影响。
    1.3 5世纪左右,汉语句法里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即“完成”意义动词“竟”、“讫”、“毕”、“已”开始频繁地出现在V[,2]的位置上。据刘丽川(1984)的统计,汉代以前的文献如《礼记》、《论语》、《韩非子》、《左传》、《荀子》、《孟子》未发现“完成”意义动词跟在另一动词后面的句子。何乐士在《史记》里找到两三例“V毕”,李平(1987,138页)在《世说新语》里发现19例,《百喻经》里却仅有三例(注: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把“V已”算上。据不完全统计,仅是“V已”,我们就看到过“既被鞭已”、“此人闻已”、“驼既死已”、“诸贼取已”、“至天明已”等例。)。很显然,“V毕”类的并列动词在六朝才开始发达。请看几个例子:
    (16)我已饮竟,水莫复来(《百喻经·饮木筒水喻》)
    (17)一人观瓶,而作是言:“待我看讫。”(《百喻经·观作瓶喻》)
    (18)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世说新语·雅量》)
    (19)缫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搜神记》卷一)
    (20)驼既死已,即剥其皮。(《百喻经·估客驼死喻》)
    这些“完成”意义动词属中性动词,它们的到来使V[,2]的位置不再被“伤残”义的动词所垄断,而且“伤残”义的动词受其同化,开始与第一个动词紧密结合,表达整个动作过程的结果。除了这些表“完”义的动词,V[,2]的位置上还有其他中性的动词对同化“伤残”义动词及对动补结构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说过“V为”、“V成”首先形成了动补结构,它们的动作不可忽视,其他中性意义的动词如“得”、“取”等在V[,2]的位置上的使用也起了促进动补结构形成的作用。请看几个例子:
    (21)即随父语,上树求得。(《百喻经·见水底金影喻》)
    (22)世间愚人,修习少福,谓为具足,便谓菩提已可证得。(《百喻经·田夫思王女喻》)
    (23)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世说新语·雅量》)
    (24)我今宁可截取其鼻著我妇面上,不亦好乎?(《百喻经·为妇贸鼻喻》)
    随着中性意义动词的使用,尤其是“完”义动词的出现,使V[,2]从以表“伤残”义为主变成表一动作过程的结果,即一动作的终点意义为主了。
    1.4 V[,2]“伤残”义的弱化及转义约在5世纪前后,有的则晚一些。可以通过“V杀”、“V破”看到这点。《史记》和《论衡》有大量的“V杀”例句,但未发现“杀”义弱化或转义现象。“杀”都表达具体动作,不表抽象的意义,不表结果或程度。请看:
    (25)项梁已击杀之。(《李斯列传》)
    (26)魏囚杀怀君(《卫康叔世家》)
    (27)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本记》)
    (28)岸崩,尽压杀卧者……(《外戚世家》)
    (29)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扁鹊仓公列传》)
    “V破”也一样,在先秦两汉时期,“破”一般都表达具体的“毁破器物”意义或“攻破敌军”的意义,《史记》中第二种意义比比皆是。这个时期,“V破”中的“破”表达的是动作的起始阶段,还不是终点阶段,即是VO(宾语)而破O。
    (30)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本纪》)
    (31)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田敬仲完世家》)
    (32)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燕召公世家》)
    (33)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mǐn@②王出奔。(《田单列传》)
    (34)……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大宛列传》)
    在上面这些句子里,“V杀”、“V破”中的“杀”和“破”表达的都是具体的动作,即是继第一个动作后连续进行的第二个动作,是“VO而杀之”和“VO而破之”。《史记》中“破”若遇到其他的动词,一般“破”处于V[,2]位置上,极少数处于V[,1]的位置上(如有“破败”、“破灭”、“破亡”),但若遇到“杀”,则“破”处于V[,1]的位置上,《史记》至少有10例“破杀”,但未见到“杀破”。随着中性动词的介入,尤其是“完”义动词频繁地出现在V[,2]的位置上,“V杀”、“V破”的“杀”和“破”逐渐发生意义弱化甚至转义的现象,请看:
    (35)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汉乐府·铙歌》)
    (36)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
    (37)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乐府诗集》)
    (38)此时君不在,娇莺弄煞(注:据刘坚等(1990《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例(38)和(41)的“煞”庆安本作“杀”,由此可见,“杀”与“煞”相通。)人。(《游仙窟》)
    上例中的“杀”很明显地是抽象意义的“杀”,“愁杀”、“笑杀”、“弄杀(煞)”相当于抽象意义的“死”,表示“极度”的意思。有时也可以看到“杀”与“死”在表达具体意义时也合流为一的现象。如:
    (39)时人谓“看杀卫jiè@③”。(《世说新语·容止》)
    (40)宁受绞死,不乐烧杀。(《贤愚经》)
    (41)女婿妇家狗,打煞无文书。(《游仙窟》)
    (42)被人药煞中毒而亡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V杀”在5世纪左右形成动补结构,这并不意味着一切“V杀”都一定是动补结构,有的仍保留着两个动词并列的用法。如:
    (43)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搜神记》卷二)
    (44)清净不宰杀。(《搜神记》卷四)
    (45)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诛废。(《搜神记》卷七)
    可以说,在动补结构中,当“V杀”表达具体意义时,“杀”相当于“死”,当其表达抽象意义时,“杀”已是表程度的甚词,并与“煞”通。现代吴方言中的甚词“煞”也许是这样来的。北方话里的甚词“死”当由“V死”演变而来。
    “V破”中的“破”发生意义弱化及转义的现象似乎比“杀”略晚些。(注:志村良治(1974)指出,《大乘大义章》已有“说破”。我们推测,唐代前还应有其他具有抽象意义的“V破”存在。)我们只搜集到唐以后的例子:
    (46)一从骂破高皇陈,潜山伏草受艰辛。(《敦煌变文》)
    (47)将大知惠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六祖坛经》)
    (48)照曜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同上)
    (49)眼门放光照破山河。(《祖堂集》)
    (50)欲得说破衷情。(同上)
    (51)洞山云启师不用说破(同上)
    除了(49)至(51)几例外,《祖堂集》里还有“笑破”、“话破”、“道破”、“点破”等。
    从(35)至(38)例中的“V杀”和(46)至(51)例中的“V破”看,“杀”和“破”已不再表达具体动作,也不再表达动作的起点,而是表达一个动词的结果或程度。虽然句法表面结构仍是两个动词并列,但意义已不同。我们已经说过,这种重新分析过程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由于其他中性动词同化的结果。也许可以这样说,由于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许多动词由表达某一动作的起点动词演变成了终点动词。这一观点与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观察也是吻合的(注:徐丹《动补结构中的上字与下字》(待刊)。)。通过分析文献中的诗句,"V[,1]+V[,2]"中"V[,2]"的语义变化也可帮助我们判断动补结构形成的大概时期。
    2.0 有的学者认为V[,1]+O+V[,2]与V[,1]+V[,2]之间的关系对动补结构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两个句式对汉语体词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因为在体词“了”真正形成之前,V[,1]+O+V[,2][+完成]与V[,1]+V[,2][+完成]并存,这两个句式都表达“完”义。但只要V[,2]不是“完”义的动词,并列的V[,1]+V[,2]不一定有相应的“隔开式”,换句话说,有的V[,1]+V[,2]最终形成了动补结构,但不一定有过V[,1]+O+V[,2]的形式,有的V[,1]+O+V[,2]这种“隔开式”一直也未演变成动补结构。对于出现在V[,2]位置上具有[+完成]意义的动词,这两个句式才有本质上的联系和对应关系。我们将通过实例探讨这个问题。
    2.1 很多学者(如王力1980,何乐士1992)早已指出,先秦两汉时有的V[,1]+V[,2]形式是V[,1]+O+V[,2]形式的紧缩式,请看他们的例子:
    (52)……心勿忘,勿助长也。“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53)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史记·匈奴列传》)
    (54)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很明显,例(52)“助长”是“助苗长”的省略式,例(54)“饮醉”是例(53)“饮酒醉”的省略式。这种省略在语言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请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
    (55)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搜神记》卷一)
    尽管这一时期动趋结构已比较成熟,我们认为例(55)中的“引出”仍是“引一鲈鱼出”的缩略式。正像上节已经说过的,在动补结构形成的初期,旧有的形式会与之并存一段时间。在动补结构形成并成熟后,文献里的V[,1]+O+V[,2]的形式仍见得到。仅举几例,(57)及(58)来自王力(1980):
    (56)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六祖坛经》)
    (57)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白居易)
    (58)王婆收拾房里干净了。(《水浒》)
    在《世说新语》里,我们还常见到“作……赋成”,“作……诗成”这样的句子。据李讷和石毓智(1997)的统计,“动+宾+补”结构的消失与汉语里三个体标记词的成熟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
    2.2 许多学者将《百喻经》里下面的两个句子进行比较,力图说明动补结构V[,1]+V[,2]+O成熟的标志是V[,1]+O+V[,2]句型的出现:
    (50)以梨打我头破乃尔。
    (60)以梨打破头喻。
    我们参考了金陵书画社1981年的影印本,例(59)的断句如上。艾皓德编的《百喻经引得》(1992,Solum Forlag),例(59)的断句也如是。但在张德劭注译的《百喻经》(1998,花城出版社)及辛正注译的《百喻经故事一百则》(1993,江苏古籍出版社),断为:“以梨打我,头破乃尔。”笔者认为这样断句,未尝不可(注:魏培泉(第三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的发言稿)也提出疑问,认为“以梨打我头破乃尔”应是“以梨打我,头破乃尔”的紧缩句。)。但是有许多V[,1]+O+V[,2]的句子只有一种断句的可能性,也许以这样的例子为依据更妥当些:
    (61)今当打汝前两齿折。(《贤愚经》)
    (62)道真食豚尽,了不谢。(《世说新语·任诞》)
    (63)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同上)
    (64)列士抱石而行,遂打其齿落,(《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65)太原府兵马三千人,三年在回鹘界守捉,今年打回鹘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我们已经说过,个别的动补结构确实由V[,1]+O+V[,2]句型紧缩而成。但应当注意到,尽管V[,1]+O+V[,2]的例句不能算少,但在V[,1]+O+V[,2]中可以做补语的V[,2]是有限的几个动词,如“折、醉、书、落、破”等。不是所有的动补结构都有V[,1]+O+V[,2]这种对应的格式。在这类句型中,V[,2]的语义特征十分显著:如这里的“折、醉、尽、落、破”,都表示一个动作过程的终点意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和“完”义动词呈平行关系。语言的发展最终选择了“完”义动词做了体词(无任何一个“伤残”义的动词发展成体词)。动补结构的形成无疑对汉语体词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V[,1]+O+V[,2]这种词序是体词“了”产生前的变换句式。对动补结构的形成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初步认为,在V[,1]+O+V[,2][补]中,V[,2][完]曾很活跃,这表明部分补语应与汉语体词在语义上有平行的关系,V[,1]+O+V[,2][补]句式是汉语体词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的句式。
    若V[,2]是表达动作起点的动词,虽然表面句法结构同形,都是V[,1]+O+V[,2],但实际上是异质的,应该作为兼语式处理,而不能作为此处讨论的“动+宾+补”结构。关于这一点,志村良治(1974)已有过论述,请看几个兼语式的例子(注:例(66)和(67)是志村良治(1974)称为兼语式的例子。):
    (66)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歌》)
    (67)凉风开窗寝,斜月垂光照。(同上)
    (68)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
    另有一些V[,1]+O+V[,2]的句子,有的V[,1]与V[,2]始终未结合成动补结构,这类句子多见于诗句,V[,2]常由形容词担任,请看几个例子:
    (69)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
    (70)石角钩衣破,藤枝刺眼新。(杜甫)
    显而易见,例(69)中的“依山尽”没有V[,1]+V[,2]的形式。在例(70)中,“钩衣破”可以演变为“钩破衣”,但“刺眼新”就无法变成“刺新”或“刺新眼”。有的动补结构是从V[,1]+O+V[,2]紧缩而来的,但很难反过来说,不能说动补结构可以展开成V[,1]+O+V[,2]的这种句式,因为大部分动补结构在形成阶段不一定有V[,1]+O+V[,2]这种对应形式。
    2.3 我们认为,当V[,2]是“完”义动词时,V[,1]+O+V[,2][+完成]这种形式才真正与V[,1]+V[,2][+完成]有对应关系。在所能见到的六朝时期的语料里,V[,1]+V[,2]+[完成]后面未见到带宾语的句子。请看几个例子:
    (7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说新语·雅量》)
    (72)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世说新语·雅量》)
    (73)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世说新语·方正》)
    (74)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世说新语·巧艺》)
    (75)王见贼已,集诸臣等共详此事……(《百喻经·山羌偷官库衣喻》)
    (76)此人闻已,即语鬼言……(《百喻经·pí@④舍dū@⑤鬼喻》)
    上述例子中的V[,1]+O+V[,2]都有对应形式V[,1]+V[,2],而且例子颇多,这种有规律的对应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两种并存的句式对汉语体词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唐代以后,“了”开始替代其他“完”义动词并占了上峰,V+O+了与V+了又并存了一段时间。下面的例子是梅祖麟(1981)文章里引用的:
    (77)作此语了,遂即南行。(《敦煌变文集》)
    (78)心中道了,又怕世尊啧责。(《敦煌变文集》)
    (79)目连剃除须(xū@⑥)发了,将身便即入深山。(《敦煌变文集》)
    梅祖麟(1981)在《敦煌变文集》里只找到四例V+了+O的句子。还是根据他的统计,《祖堂集》里,“了”出现了150多次,可是V+了+O只有两例。据吴福祥(1996)统计,敦煌变文里已有105例V[,1]+V[,2](补语)+O,而V[,1]+O+V[,2](补语)却只有6例。看来,大部分动补结构形成于六朝时期,在唐代才真正发展起来,体词“了”则形成于唐代,在宋元以后才真正成熟,V+了+O的句式才开始接近现代汉语。汉语的动补结构比体词的成熟整整早了一大步。汉语里的体词是由动补结构中的某一类脱胎而来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V[,1]+O+V[,2]句型的普遍使用是随着“完”义动词开始出现在V[,2]的位置上而开始的,它的消失是随着汉语体词的成熟而灭迹的。所以,V[,1]+O+V[,2][+完成]这种形式与V[,1]+V[,2][+完成]有本质上的联系。这两个句式的一消一长奠定了汉语日后体词的句法格式。
    3.0 两汉时期,汉语双音节词愈来愈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完成”意义动词在六朝时期开始出现在V[,2]的位置上,这一现象使汉语动词逐渐产生了分化。在先秦两汉时期,有些单音节的自动词最初既能通过使动用法带宾语又能不带任何宾语,这些动词在并列动词(V[,1]+V[,2])V[,2]位置上也具有这种自由性,即可通过使动用法带宾语,又可不带宾语,无论怎样,这些动词都与V[,1]并列使用。但从“完成”意义动词开始出现在V[,2]的位置上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受“完”义动词的同化和影响,可出现在V[,2]位置上的使动词(部分自动词和形容词),使动用法萎缩了,渐渐地只表一动作过程的终点意义了。绝大部分动作动词渐渐只占据上字的位置,而表达“完”义,表达“结果”的动词只出现在下字的位置上了。这种分布状况随着动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固定了下来,以至于到了近代,有的动词只能用作上字(如“拿”)而另一些动词只能用作下字了(如“懂”)。现代汉语动词里可以做一动作过程终点的动词居少数,而绝大部分动词都是表达动作进入过程的,既能做上字又能做下字的动词为数很有限。(注:这个观点已在《动补结构中的上字与下字》(待刊)里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言。)
    3.1 我们根据什么说汉语的动词在两汉以后逐步分化,随着动补结构的成熟,动词的分工逐渐固定了呢?我们选择了一些现代汉语里动补结构常用的下字,观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李佐丰(1983)考察了九部先秦时代的作品:《左传》、《公羊传》、《gǔ@⑦梁传》、《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和《礼记》。他给这些自动词的用法分了类。根据李佐丰(1983)的统计(注:请参考李佐丰(1994)后来统计的数字。由于所涉及的字不完全相同,根据本文的需要,此处只用了他在1983年的统计数字。),我们选择的这几个动词在先秦时的使用情况如下:
    表一 先秦汉语里的自动词



        不带宾语和补语       带使动宾语
坏          10             11
尽          46             71
死          172             4
灭          19             115
伤          15             52
败          32             111
饱          16             1
醉          4              8


    这些动补结构常用的下字在先秦时都具有使动用法,但他们之间已有差别:
    (1)“死”和“饱”是典型的自动词(注:李佐丰(1994)称“死、伤、败”为“准自动词”。),从我们的观点看,某些自动词宜于表达动作过程进入终点阶段,因此这类动词也易于成为动补结构的下字。
    (2)“尽、灭、伤、败、醉”在先秦时期使动的用法比自动的用法更常见。换句话说,当时这些动词多数情况下带宾语,少数情况下不带宾语。
    (3)“坏”在先秦时期使动用法和自动用法的频率几乎相当。
    “破、断”等这些动补结构常用的下字不在李文统计范围。这些字在先秦时期是比较典型的他动词,这从侧面表明,先秦时期某些典型的他动词里,即以表动作起点意义为主的词到现代汉语里已变成以表动作终点意义为主的词了。
    3.2 从两汉到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我们没有见到像李佐丰这样详细的统计,但是何乐士(1992)、蒋绍愚(打印稿,见注②)和志村良治(1974)几位先生的研究和例句也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对V[,1]+V[,2]的句式进行了研究。根据何乐士的研究,《史记》有大量V[,1]+V[,2]的句式,我们可以看看表一里的这些字在V[,1]位置上还是在V[,2]的位置上,这有助于我们判断它们发展的趋势。很明显,何乐士称为“动补式”的V[,1]+V[,2]里,这些字在《史记》里大多都出现在下字的位置上(注:表一的“饱”和“尽”应排除在外,因为没有见到例子。关于“尽”,何乐士(1992)举的例子是“杀其骑且尽”,我们看到《史记》里有“VV尽”,如“府库坏漏尽”,未见到“V尽”。蒋绍愚对《史记》里的一些字也有详细的统计。我们只选了与表一和我们讨论有关的几个,请看他的统计:V坏,26例(不带宾语),8例(带宾语);V灭,2例(不带宾语),15例(带宾语);V伤,16例(不带宾语),34例(带宾语);V断,1例(不带宾语),19例(带宾语)。)。何乐士指出:“V坏”、“V灭”、“V伤”、“V败”、“V破”、“V杀”等大都带宾语。“坏、灭、伤、败”在先秦时期就可以带使动宾语,而“破”和“杀”是典型的他动词,带宾语是正常的现象。何乐士统计的59个上字中,表一中的“败”可以出现在V[,1]的位置上。另外,典型的他动词“破”也可以出现在V[,1]的位置上。这也许意味着,当时的“败”和“破”向终点意义动词发展的趋势还不明显。
    志村良治(1974)搜集的中古汉语材料也很说明问题,因为时代差距越大,越容易看出变化来。他的许多用例选自汉末至六朝初期佛经的资料,这时正是汉语动补结构形成的时期,那么表一中的字(先秦汉语)在V[,1]+V[,2](汉末至六朝)的句式里多做上字还是多做下字呢?这与后来动补结构句式的定型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志村良治(1974)搜集的唐代以后的句子除去表一里的部分字及一些典型的他动词在志村良治(1974)文章里的状况约如表二(“?”表示文中未见用例。由于每位学者研究考察的出发点、方法及目的各异,所以这些字是否带宾语的情况不详。但是这些字在V[,1]+V[,2]的句式里做上字还是做下字对本文具有特殊价值)(注:我们所分析的材料只能是抽样性的,故只能作为参考。全面的,穷尽性的考察还有待来日。除了志村良治(1974)文章里按音序排的表以外,我们把他在正文里的例子也算了进去。):
    表二 汉末至六朝时期的V[,1]+V[,2]


         做上字           做下字
坏        4例(4次)        11例(15次)
尽        1例(1次)        8例(12次)
死        2例(2次)        4例(6次)
灭        2例(6次)        8例(8次)
伤        3例(3次)        ?
败        1例(1次)        2例(2次)
破        4例(4次)        8例(8次)
杀        4例(4次)        14例(16次)
断        6例(9次)        3例(3 次)


    比较表一和表二,我们看到汉语动词的功能开始分化了。我们说过,自动性强的词,宜于表达动作过程的终点,因此也易于转变为动补结构里的下字。正如预料的那样,表一里的“坏、尽、死、灭”明显地多见于下字的位置。而在先秦时期,“尽”和“灭”带宾语的用法多于不带宾语的用法:“坏”的两种用法基本持平。在这里,“尽”和“死”作为上字的例句还可以再讨论,志村良治举的几个例子是:“尽灭”(《修行道地经》,据大正藏,宋元明三本及宫内厅本作“灭尽”(注:括号里的注解是志村良治(1974)文章的原文。))、“死堕”(《中本起经》上)、“死坏”(《过去现在因果经》1)。汉末至六朝时期“尽”在动词前已具备副词的功用(注:《史记》已有大量的“尽V”,且数量远超过其他用法。),到现代只做副词用,而不做动补结构里的上字。在动词功能分化的时期,我们推测“死”也应正在经历这种演变。
    “破、杀、断”在先秦时期是典型的他动词,在汉末至六朝时期,“破”和“杀”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它们在下字出现的比例明显高于上字。也许可以这样说,“破”开始由他动词向自动词转变。“杀”很特别,在大部分例子里,“杀”仍是具体意义的杀,但在一些句子里实际上相当于“死”,如在1.4中看到的(“烧杀、看杀”),在另一些句子里则已经是表程度的词了(如“愁杀、怨杀”)。显而易见,“杀”已经开始了向甚词转变的历程。现代汉语里“杀”处于V[,2]时往往是双音节动词(如“屠杀、诱杀、扼杀”等等),而不是动补结构。因为在动补结构里,V[,2]的语义特征是表达动作过程的终点阶段,如果是表达动作过程的起始阶段,V[,2]只能与V[,1]并列形成双音节动词。
    另有一些上字和下字互换的例子很值得注意,志村良治认为,“动词具有并列性才可能发生”,他找到的这些例子是:
    坏破(《佛本行经》七)   破坏(《修行道地经》)
    坏败(《大乘大义章》下)  败坏(《世说新语·贤媛》)
    坏烂(《中本起经》下)   烂坏(另一本)
    这些可互换的形式都围绕着一个字:“坏”。“坏”在先秦时期带宾语与不带宾语的数目几乎是一比一(注:请参考蒋绍愚先生对《史记》里“V坏”的统计,见注(12)。),在汉末至六朝时期,“坏”在V[,1]+V[,2]里多见于下字,上述这三对例子说明,“坏”的地位还未彻底固定,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论证,即“破、败、烂”与“坏”还不分上下,因为有共同的语义特征,都能表达动作过程的终点意义。从现代汉语看其发展的结果,“坏”争得了下字的地位,但由于语义特征较一致,“破坏、败坏”都成了表抽象意义的双音节动词,而不是动补结构,而“坏烂”和“烂坏”,无一形式存活下来。因此,汉语的动词在两汉以后逐步分化,在汉末至六朝时期处于变动和重新排列组合时期。
    我们说在这个时期,“破”开始由他动词向自动词转变,而“尽”在动词前则已演变为副词了。我们还可以补上《百喻经》的一些材料。据我们的统计,“破”作为上字只有一例“破作”(四次),而且都集中在一个故事里(二子分财喻),“破”作为下字有四例(八次),其中五次带宾语,三次不带宾语。五次带宾语的例子里有三次“毁破”,一次“打破”,一次“决破”;三次不带宾语的例子都是“伤破”。“尽”作为下字见到三例:“饮尽、死尽、食尽”;在动词前作副词用的有九例十一次。“尽”还与“皆”组成双音节副词。由此我们断定“破”已由表动作起点意义为主的词变成以表动作终点意义为主的词了,“尽”不能作动补结构里的上字,只能作下字。《世说新语》里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况,此处从略。
    3.3 在现代汉语里,上述动词在动补结构里的分布如何呢?除了参考《现代汉语词典》外,还参考了Alice CARTIER(注:作者的中文名字是李zuān@⑧娘,不幸于1991年病逝。)(1972)关于汉语动补结构的统计数字。作者的统计数字是建立在两千个有动补结构的句子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句子来自中国30年代到60年代有代表性的18位作家,作品体裁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及散文等。因此,Alice CARTIER(1972)的材料详实而且有代表性。我们综合表一及表二的词,看看他们在现代汉语动补结构里运用如何,统计数字来自Alice CARTIER(1972,183-226页)的专著:
    表三 现代汉语某些动补结构下字
    使用情况的例子(灭、败、杀无统计)(注:“杀”字没有统计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字在现代汉语里已彻底成了一个甚词,与动补结构分道扬镳了。“灭”和“败”与前面的动词现代基本上都组成固定的双音节词了,也许是这个原因,作者未做统计。与字典比较,我们发现AliceCARTIER(1972)搜集的材料更生动丰富,有的例子文学色彩很浓,因此也很罕见。)


坏   20例 打坏、弄坏、弹坏、急坏、累坏、宠坏、带坏等
尽   23例 剥尽、卖尽、丧尽、杀尽、数尽、说尽、用尽等
死   26例 逼死、病死、吃死、打死、冻死、饿死、害死等
伤   3例 擦伤、打伤、砍伤
饱   3例 吃饱、喂饱、装饱
醉   2例 吃醉、喝醉
破   24例 冲破、吹破、打破、攻破、击破、惊破、看破等
断   7例 插断、隔断、剪断、截断、敲断、遮断、折断


    比较表一、表二、表三可以看清这些字在汉语里的演变过程。很显然,有的字从一开始(先秦时期)就适于表达一动作过程的终点阶段(部分自动词),如“死”和“饱”,有的最初可以两用(或自动或使动),但到今天,只能做动补结构的下字(即现代汉语的终点动词)了,如“坏”。“坏”在中古汉语里,地位还不固定,但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坏”在V[,1]位置时只能与“死”构成双音节词“坏死”。一些在先秦时期适于表达一动作过程的起始阶段的词(部分他动词)到现代汉语里变成了以表达一动作过程的终点阶段为主的词了,如“破、断”。
    六朝时期动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加剧了汉语动词语义及功能的分化。这种分化是汉语彻底丧失了语音手段,词汇及句法手段起而代之的结果。汉语的体词是由动补结构中的某一类脱胎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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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祝敏彻.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A].语言学论丛[C].商务印书馆,1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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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原字氵加缗右
      @③原字王加介
      @④原字田下加比
      @⑤原字门内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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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原字谷字繁体
      @⑧原字金旁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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