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追击】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湘里妹子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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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作者：李瑞英、邢宇皓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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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语言文字网讯　今天,来自国内外近200位专家学者聚集中国社科院,隆重纪念吕叔湘诞辰10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奎元说,吕叔湘先生是蜚声海内外、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吕老把毕生
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专著和编译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和其他文章600余篇,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汉语方言、汉语史、外语教学、语言教学、文字改革、辞典编纂、古籍整理等方面。吕老治学严谨,从不抱门户之见,历来重视学习借鉴各种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充分显示了大学者的气度和风范。

　　吕叔湘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从事汉语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解放初期他与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曾掀起全民学语法的热潮。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把通和专、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文献研究和活的语言研究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一生中直接参与了许多关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他和丁声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学习、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胡绳、孙起孟、陈原、姚德怀等学界前辈担任学术顾问的《吕叔湘全集》,收录了吕老一生最具代表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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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贵仁 教育部副部长 国家语委主任
来源：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
(200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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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年是著名语言学家、我国语言规划的领导者之一吕叔湘先生诞辰100周年。召开纪念大会，缅怀吕叔湘先生对我国语言规划工作的杰出贡献，总结他主编过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经验，对于更好地贯彻施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吕叔湘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语言科学研究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语言学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学、词汇学、方言学、修辞学、翻译学、近代汉语以及语文教学等方面有许多不同凡响的发现和创见。先生博古通今，除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外，还十分关注社会语文生活，是一位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著名学者。教育部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不会忘记，吕老曾长期担任国家语委及其前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委员和顾问等行政职务，担任过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是语委德高望重的前辈领导，主持或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语言规划活动的决策，教育部（国家语委）所属的语文出版社就是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吕老担任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全程参与宪法的文字把关工作,“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就是先生和其他同志提出建议后写进宪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由繁体字改用简化字出版，也是先生联系有关学者联名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后积极促成的，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先生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规范标准的坚决和执著，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语言文字工作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并深深感受到吕老在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方面的卓著业绩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吕叔湘先生一生写了许多专门谈语文规范的论著，从社会发展和语言理论等角度论述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多次强调指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应该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工作，亲自参与或领导制定了不少重要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如《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标点符号用法》等等。他还特别注意面向人民群众的语言文字应用，积极引导，纠错匡谬，推进社会语文应用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与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就是为语文规范化工作所做的重要贡献。这部著作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对规范我国当时的社会语文生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一向关心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吕叔湘先生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先生合写的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会后根据国家要求和社会需要，先生受命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工作，并亲自撰写了《编写细则》，为我国编纂新型规范性语文辞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他在担任《现代汉语词典》前期主编期间，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词典编写中，率领编写人员出色地完成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为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词典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汉》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这是对吕老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一项社会基础工作，又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繁重的历史任务，需要广大语文工作者为之团结奋斗，切实解决好现实向我们提出的各种课题，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并依法做好规范标准的宣传普及和贯彻实施工作。今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颁布施行，语言文字工作迈入了法治管理的轨道。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吕叔湘先生100周年诞辰，就是为了继承发扬吕先生为语言学事业执着献身的品格、艰苦奋斗的精神、严谨治学的作风和诲人不倦、奖掖后进的高尚师德。希望大家都来学习、研究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为我国语文现代化和语言文字规范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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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现代汉语词典》发行3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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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商务印书馆等7家学术文化机构在北京举行吕叔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现代汉语词典》发行三十年纪念大会。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以及来自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沈阳等二十余个城市的近500名语言学者、语文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参加会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来贺信。

　　《现代汉语词典》是由国务院下达编写指示的一部以规范现代汉语、推广普通话为宗旨的中型词典。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该词典。吕叔湘先生是我国学术成就极为卓越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他在语言研究、词典编纂、语文教学和语文知识普及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吕叔湘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组织力强的学术大师负责完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是时代的正确选择，中国语言文化和语文教育事业的幸运。

　　吕叔湘先生积极而切实地进行了词典编辑的学术理论研究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新华辞书社的人员同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一起组建词典编辑室，吕叔湘先生兼任室主任和词典主编。经过试编，1958年春正式开始编纂工作。1959年11月编写审订完稿，1960年印出《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这一阶段，吕叔湘先生调查全国词典编写机构和编写力量，组建起词典编辑室，精心研究工作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工作。三四年的时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词典上，以他博大精深的学识、严谨细致的组织能力，出色地编辑出《现汉》试印本，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汉语词典》的后期主编丁声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语言学的各门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61年，丁声树先生接任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汉》主编，他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词典事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收集资料、制作卡片、核查材料，校订稿样。他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以高度的责任心对词条审定修改，使全书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1965年印出试用本，1973年出版内部发行本，成为真正意义上对读者的第一次发行。1975年又经修改，1978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他博学多识，勤奋严谨，对工作鞠躬尽瘁，《现汉》的成就是与丁声树先生的贡献分不开的。

　　《现代汉语词典》由我国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百年名社，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商务印书馆自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服务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已达107年之久。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作风严谨，出版物品质良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良好的口碑。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工具书编辑室的编辑，大多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5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了各个语种、各门类的中外语文工具书数百种。这些工具书学术含量高、编校质量一流，在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言的规范化，为促进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纪念大会上，与会专家指出，虽然近十余年，我国学术研究繁荣、辞书出版繁荣，但是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一些学术领域和出版领域风气浮躁，在辞书出版繁荣背后，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质量之忧，盗版、抄袭剽窃和仿冒跟风等不法行为大行其道，虚假炒作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市场手段”，导致一些劣质工具书盛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等专家认为，吕先生和丁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良好的辞书编纂风格，具体体现在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质量关的责任；词典编纂以学术引航；以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指引语文规范方向。专家们呼吁，学界和出版界应抵制不良风气，弘扬《现汉》精神。专家们纷纷发言，对《现汉》精神进行总结：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

　　第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当下抄袭成风盗版横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现汉》一开始就具备并坚持至今的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制作了科学、严格的工作程序，收集汉语言资料卡片100万张，并严格按照所订的工作程序进行编写，以确保词典的编纂质量。与现在少数挂名主编不同，作为《现汉》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一条一条亲自仔细审阅，从而确保了《现代汉语词典》的质量。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认为，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学术大师“不仅把自己深厚的学养浇灌在辞书里，而且还言传身教，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给了编写队伍。”《现汉》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项目的背后都必须以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有充分的语料、作深入的研究、并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一直在无形中起了指引规范方向的作用，对语文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以有利于规范的贯彻和修订。因此，得益于《现汉》的这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现汉》成为历次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依据，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原创性辞书，他开辟了辞典编纂理论和工艺方面的众多先河。出版以后，不断与时俱进，根据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汉语言的发展变化，历经多次修订，出版了1983、1989、1996、2002等不同程度的修订、增补本。它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创新精神，成为我国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杰出代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和重视。到现在，这部词典在我国内地已经印行三百二十多个印次，发行量达四千多万册，在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有当地的版本发行。因此这部辞书先后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国家辞书一等奖、国家国书奖、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

　　第三、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现代汉语词典》是推广普通话、推行现代汉语规范化为主要目的的，她出版以来，服务于语文教学、语言学研究、广播电视、文艺创作等领域，一直是广大师生，尤其是中小学师生、研究人员、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文秘甚至是法官等几乎社会各阶层人士必备的语文工具书，也是制订国家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组著名播音员李瑞英谈到“作为我国语文词典最高水平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们播音工作者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案头书”。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赵金铭认为，《现汉》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案头必备书，“不论是备课、出题，还是改作业、编教材，《现汉》都是最常用的工具书；学习中时常查检，须臾不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先生认为“《现汉》被放置在许许多多家庭的案头，人们用它来解决所遇到的汉语词汇问题。4000万册的发行量，有力地证明《现汉》是进行汉语规范化的最得力的工具。《现汉》对汉语规范化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功不可没。”为了保证《现代汉语词典》的精品权威地位，多少年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收集读者的意见，答疑释惑；作者、校对和印制人员也决不放过任何一点瑕疵，《现代汉语词典》的作者和编辑每隔几年都要根据新的学术成果和语言发展变化，对词典进行修订。虽然当下辞书界出现各种消极现象，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仍然以读者利益为第一位，尊重语言科学研究成果，坚持学术精神，坚持高品质出版，辞典质量从不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有任何的下降，反而在装帧、印刷、用纸等各方面照顾到读者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

　　第四、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参与《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在审稿中，认真阅读，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事业。作为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都亲自动手，一条条地仔细审阅。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环境均不宽裕的条件下，李荣先生为此看瞎了一只眼睛，主编丁声树积劳成疾，在《现汉》付梓之际病倒。对于凡事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烙印的当今社会，对于一些学者和出版商，抄袭成风、炒作严重的消极现象，与会专家强调“要大力宣传、提倡《现汉》精神，以期辞书学界和出版界不被污染，保持原有那种良好的编纂学风，不断推出各种类型的高质量的字典、词典，以服务于社会”“要更好地发扬吕叔湘先生提倡的崇尚科学、严谨务实的良好文风学风，保持读书人的学术良知。”

汪惠迪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  陆俭明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吕叔湘先生100周年诞辰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三十年，我们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深深地缅怀着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为中国现代汉语辞书编纂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吕老。

　　《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前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前后两任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的主持下，从1956年启动、1958年开始编写，历时22年，于1978年问世的。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普通话释义、举例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以它在词条选择、注音、词条义项的确立、词条义项的具体释义和举例等诸方面的高水平的学术质量和体现在词典中的编纂者求实、严谨的学风，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普遍好评，成为我国汉语中型词典中引导汉语规范、享誉海内外的一个辞书精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完全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在这部辞典的编写过程中，吕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编写的那段日子里，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自己家里加班直至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二任主编丁声树先生以学识渊博、求实严谨享誉中国语言学界，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他们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好的辞书编纂风格，人们称之为“《现汉》风格”。

　　“《现汉》风格”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哪里？

　　第一，主编不虚设，主编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

　　《现代汉语词典》成为精品，首先是因为有语言学学术大师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任主编或编审。学术大师不仅把自己深厚的学识灌注在辞书里，而且还言传身教，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给了编写队伍。

　　《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任主编是吕叔湘先生。编写工作一开始，吕先生就带领大家制定了科学、严格的工作程序，并严格按照工作程序进行编写，以确保词典的编纂质量。当时单就语文组来说，分成两个大组，大组下面每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个人编写的词条先在小组内通过，然后到大组讨论，大组讨论通过后，送交编审、主编审阅定稿。不合格的或者问题比较多的，退回重编。而作为主编、编审的吕先生、丁先生和李荣先生，都亲自动手，一丝不苟，一条一条地仔细审阅，从而确保了《现代汉语词典》的高质量。

　　第二，词典编纂以学术引航。

　　辞书的根基是学术。没有学术作后盾，是不可能编纂出上品、精品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在一个个词条的注音、义项分合与排列、具体释义、举例等项目的背后都始终以学术引航，由学术研究作支撑。这具体表现在：（1）在词典着手编写之前，就先发动词典编纂组成员和一部分其他室的研究人员收集资料，累计收集了100多万张卡片，这充足的语料为词典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正如吕先生说过的，像《现代汉语词典》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可以参考。因此，在具体编写中，特别是对于词条义项的确立、排序以及具体释义，多数是在经过反复研究，反复推敲，并反复修改了好几次之后才最后定下来的，有的甚至作专题研究。（3）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词典中许多虚词的注释都吸收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成果。正由于在吕先生、丁先生带领下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术领航，才确保了词典的高质量，才使《现代汉语词典》具有无可争辩的创新性、原创性。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汉语词典》对许多词语的释义几乎已成为经典式的释义，而这一点早为汉语言学界所公认。

　　第三，以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指引语文规范方向。

　　语言文字的规范，极为重要，需要积极提倡，甚至需要立法。而语言文字规范的实际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高质量的字典、词典，而且最好有多种不同特色的、面向不同对象的字典、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宗旨在其《前言》里有明确交代：“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这一宗旨的确立跟主编吕叔湘先生有极大的关系。吕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些论著，就显示了他对汉语言文字规范问题的思考，而新中国成立后更积极参与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吕先生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乃至标点在使用上的规范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都体现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这部词典出版后事实上一直在无形中起了指引规范方向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早为我国语言学界所公认。

　　对语文规范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既不盲从，也不回避，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以有利于规范标准的贯彻，有利于规范标准的修订，这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词典》基本的规范观。学界人士都知道，1986年经过修订发表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5年修订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2年初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等，都无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主要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辨证的规范观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广泛听取意见，确保高质量。

　　《现代汉语词典》是语言研究所编写的，但实际上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因为当时语言所的同人编出样稿后，不只在语言所全所内，而且送发到全国各高校、部分中学和语言学界的诸位学者专家教师手中，广泛征求意见，从而确保了《现代汉语词典》的高质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汉语词典》可以说是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共同的研究成果。而这一点跟吕先生宽广的胸怀和对国家、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体现我国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标准的名牌工具书，成为我国的标志性辞书精品之一。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就现代汉语中型词典而言，从整体水平看，还没有一部辞典超过它。社会这样肯定它，决不意味着它是十全十美的。它在词条的选取上，在释义上，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还需精益求精。

　　当前，辞书界、出版界的情况总的说是好的，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不正当的利益驱动，有些辞书编写者，有些出版商，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炮制出一些劣质字典、词典，抛向市场，并做虚假宣传。辞书是无声的老师，是人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优秀的汉语辞书可以成为帮助我国广大人民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帮助外国学生学好汉语言文字的良师益友；而一部劣质辞书将给人们的文化学习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鉴于当前辞书出版情况，我们认为“《现汉》风格”在今天有必要大力宣传、提倡，以期辞书学界和出版界不被污染，保持那种良好的编纂学风，不断推出各种类型的高质量的字典、词典，服务于社会，并以此告慰王力、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等老一辈辞书编纂专家的在天之灵。

　　谢谢大家。

来源：人民网

汪惠迪

作者：胡明扬 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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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责成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而具体任务就落在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现代汉语研究工作的吕叔湘先生头上。吕先生以他一贯的严谨细致的作风，参考了古今中外辞书编纂的经验，亲自制定了指导整个编写工作的《编写细则》，组织了原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新华辞书社人员和所内部分人员，形成一个高水平高效率的编写班子，在一间大屋子里集体办公，白天晚上三段时间都上班，工作中碰到什么问题，编写人员都可以直接向主编吕先生请教，当场解决。这种词典编纂的办公方式就是一种创造，尽管大家辛苦一点，但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解决了编写人员各自为政，同一部词典内部各个条目，过多地出现互相缺乏照应、甚至互相矛盾的弊病。不过这还不是吕先生对词典编纂事业的什么重大贡献，因为当时集体办公，晚上上班是社会风尚。

　　吕先生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编词典从搜集语料着手，一开始就带领大家从各个领域的文献资料中摘录规范的词语和用例，1956年到1958年用两年时间搜集了一百万张卡片的资料。那个年代国内还没有计算机，即使有也轮不到用来装备一个文科的研究所，所以就得靠人工一份份资料去查阅，一张张卡片去抄写。一百万张，不是一百张，一千张！现在大家也许觉得这不算什么，一百万张卡片能有多少字？现在从网上下载一点，买几张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光盘，不就好几个亿的字的资料了吗？这叫缺乏起码的历史和时代观点，1956年谁能做到这一点？更何况现成的资料不是为词典编纂准备的，文体单一，分布非常不均匀，有的词语大量出现，有的词语却不出现。但是当时语言所词典组抄录的资料却是专门为词典编纂准备的，质量大不相同。退一步说，即使今天计算机已经相当普及，现成的语料虽然不太理想，但是还是比较容易搜集的，遗憾的是今天市面上众多的词典又有几部是在一定数量的客观语料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还不大都是凭编辑先生拍脑袋想当然编出来的？从原始语料出发，而不靠编辑凭自己的脑袋去冥想苦想，这可以说是词典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吕先生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后人并没有都继承这种优良作风，遵守现代词典编纂的这一经典准则。一个人的学问再好，知识面再宽，记忆力再强，也是有限的，没有语料，凭个人拍脑袋，怎么都比不过白纸黑字的语料。《辞源》是一部很不错的古代汉语词典，当年请了不少精通古籍的老先生，围成一圈，编辑人员提出一个字或一个词语，老先生们就抽着水烟袋，摇头晃脑地开始背诵他们背熟了的古书中的例句，然后由书记人员当场记下来，那是把那些老先生的脑子当今天的电脑来使用，所以《辞源》有那样的质量也不是偶然的。老先生们背出来的例证多数是准确的，可是也有不少是张冠李戴，明明是荀子曰，记成了告子曰、孟子曰，或者是落了一个“也”，多了一个“也”，也有完全错了的。不过总算有点根据，《辞源》也就站住了。现在因为编词典赚钱容易，所以很多人热衷于编词典，可是什么语料都没有，就靠拍脑袋来瞎编，那简直可怕，不遗漏，不出错才怪呢！有了语料，例句就比较可靠，义项也不至于遗漏，释义也不至于太离谱。这也是语料的价值。《现代汉语词典》的例证都不是编辑人员胡诌出来的，而都是有语料根据的，不过为了简明，往往只截取例句中直接相关的短语，不一定整句照搬。例证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例句还是对释义文字的补充，又是规范用法，词语正确搭配的范例。编辑人员凭空自造例句往往有不周全，不合语境要求，甚至不规范的危险。这也说明语料搜集是词典编纂的先决条件。吕叔湘先生这一创举从根本上使《现代汉语词典》不同于此前编写的词典，同时也保证了《现代汉语词典》的高质量和无可争议的规范性。

　　吕叔湘先生对词典编纂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改变了中国辞书编纂两千年来以词释词的传统，首创以定义释词的范例。我国辞书编纂历史悠久，但是长期以来释义的方式都是以词释词，如《尔雅》的“如、适、之、嫁、徂、逝，往也”，直到《辞源》的“闷，懑也”，《辞海》的“闷，烦闷”，都是以词释词。“以词释词”的最大缺陷是在一个共时系统内，一种语言内部极少有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因为语言系统讲究经济适用，如果两个词的意义，色彩，搭配关系完全相同，那么其中一个迟早会消失，或者产生意义上细微的差别或不同的语用色彩、搭配特点，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等义词是不存在的，所以“以词释词”很容易产生误解，至少是不那么确切。其次，如果释义用的词比被释义的词还难，那么就完全失去了释义的实用价值，例如，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懑”这个字，拿“懑”去解释“闷”，不是越解释越糊涂了吗？特别是有的字或词根本找不到近义的同义字或词，那就没办法了。现在且看《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释义：“闷①气压低或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舒畅的感觉”。比较一下，谁都能判断这两种释义方式的高下。因此，为了更确切地释义，广泛采用定义是一种好方法，但是这在国外也只是到了近代才采用的方法，而我国长期以来没有采用这种先进的释义方式。是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首先广泛采用定义方式来释义，可以说在我国词典编纂史上竖立了一个里程碑，使我国词典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词典还由于释义的精当，不少参考《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词典编纂者想改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字，往往改来改去最后发现还是回到了《现汉》的释义措辞上，因为这就是最恰当的措辞。这当然不全是由释义的方式决定的，而是跟先后两任主编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和全体编辑人员的学术素养、学术水平以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学风分不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吕叔湘先生提创并亲自实践了的从搜集语料开始，词典编纂以语料为基础和广泛采用定义释义这两项词典编纂准则应该说是词典质量的保证，是吕叔湘先生对我国词典编纂事业的重大贡献，值得当代词典编纂人员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循。

湘里妹子

北京大学中文系  苏培成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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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叔湘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语言学大师，他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承并发扬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发展当代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在语言学家中不难取得共识。在文学研究领域，有以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钱学”；在语言学领域，同样应该有以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王学”，有以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吕学”，有以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对象的“周学”，等等。这里只谈“吕学”。

　　中国的语文问题，比西方许多国家的语文问题复杂得多，中国语文研究的传统深厚得多。现代西方的语言科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语言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继承传统，如何面向世界，如何解决中国语文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学者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做出科学的回答；而吕叔湘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语言研究的平台，凭借他的智慧和努力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成为中国语言学的领袖人物。吕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语法研究。这是吕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中国文法要略》比较了古今汉语的语法，建立了由外到内、又由内到外的全新的语法体系。吕先生大力倡导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筚路蓝缕，发表了一系列的具有开创性的论著。晚年发表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瞻前顾后，总揽全局，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二、语文教学研究。吕先生一直关心语文教学，曾担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对语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这几年中小学语文教学有了很大变化，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理念，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认真学习吕先生关于语文教学的论述，从中国语文教学的实际出发，继承五四以来语文教学的优秀传统，尊重一线广大语文教师的实践，实事求是地处理语文教学问题，抛弃那些虚夸的、哗众取宠的、似是而非的新理论，是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吕先生大力支持中国的语文现代化。研究吕叔湘的学术思想，忽略了吕先生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全面认识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始终提倡一个原则，就是效率原则。他在晚年发表的《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中指出，我们的语文学习和语文应用要做到高效率，高效率包括高速度和高精密度，还指出我们的语言文字要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这就是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精髓。

　　四、语文规范化研究。吕先生时刻关心社会语文生活，对语文规范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举其大者：1951年与朱德熙先生一起发表《语法修辞讲话》，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做《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主持编写以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直到晚年发表的《未晚斋语文漫谈》，里面的大部分篇幅谈的都是语文规范化问题。

　　五、辞书研究。吕先生不愧是第一流的辞书学家，《现代汉语词典》是吕先生留给国人的不朽丰碑。当然这里面也有丁声树先生和全体《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人员的贡献。《吕叔湘全集》里第一次发表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是规范型汉语辞书编写的纲领性文件，值得辞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从中汲取营养。我们有了《现代汉语词典》，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而应该与时俱进。例如语文辞书的立目，不但要看静态统计的数据，还要引入动态统计的数据，而这么重要的观念，《现代汉语词典》至今也没有采纳。

　　六、古籍整理。

　　七、外语教学研究。

　　八、翻译研究。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我就从略了。

　　吕叔湘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的学术遗产永远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辈不断受益。建立以研究吕叔湘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内容的“吕学”，对继承并发扬吕先生的学术思想，推进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对吕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切忌大轰大嗡式的表面文章。我们的建议如果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得到各个语言学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的赞同，将是这次纪念吕先生百年诞辰的重要收获。我们相信经过研究者的刻苦努力，将会有吕叔湘研究的有分量的专著发表，吕先生的学术思想将会得到发扬光大。

湘里妹子

作者： 中青在线及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桂杰
来源：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81617429.html
2004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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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少有学究气　踏实坦白求做人
吕叔湘：一辈子追求直白

  　 成天跟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让人觉得“语言无味”。而一代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一辈子追求直白，文章中少有学究气和晦涩难懂之气。

　 日前，吕叔湘先生诞辰100周年，恰逢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发行30周年。最新出版的《吕叔湘画传》一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照片，展示了他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一生追求。由他最早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量达4000多万册，是学习与研究现代汉语最权威的工具书。它代表了吕叔湘学术成就的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伯江说，生活中的吕老是一个和蔼风趣的老人。张伯江自1986年开始给吕老当学术秘书。一件小事让他难忘：吕老不来语言所的时候，常会托人给他带便条，让他帮忙准备一些书。这些便条有的写在用过的纸张背面，有的将用过的信封上的名字划掉再写字。吕老这么做，不是因为穷困，而是因为他对纸张有一种天然的珍惜之情。

　 吕叔湘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吕霞说：“我父亲兴趣广泛。别看是语言学家，却天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对于语言学本身，他并不是刻板钻研，而是自己觉得这门学问有意思。此外，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奋。他自己制定了计划，就会按照步骤抓得很紧。尽管父亲的体格不很健壮，但他一生专著很多”。

　 我国有1000多年的辞书史，但过去的辞书解释的对象是古书，解释的语言是文言文。1955年，国务院要求编辑一部以普通话为诠释对象、以普通话来进行注释的现代汉语词典。张伯江说：“吕先生主编这部《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干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现在翻看这本词典，想不出当时有多困难。”

　 吕老在一次讲话中曾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的谢仁友博士说，作为《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主编，当时吕先生写过一个很长很细的《编写细则》。他在这份《编写细则》中，对于辞书的性质、对象、注音、收词、举例、释义等进行了界定，直接体现了这部辞书的编写思想。可以说，为《现汉》日后的精雕细琢搭好了框架，奠定了基础。因此有人曾评价，吕叔湘作为一个语法学家，不是以辞书学家而闻名，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辞书学家。

　 除了辞书，吕先生的很多著作都对普通人产生过影响。1951年，他和朱德熙先生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语法修辞讲话》，以后又出了一个小册子，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读过。

　 张伯江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85年初，吕老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了他的文章《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共分为“汉语和汉字”、“语言文字的演变”、“语文改革运动”等几方面，洋洋万言。当时他以为是报社向吕老约稿。吕老说，是自己主动给寄去的。他觉得该和青年人谈谈这个问题。“这件事令我很感动。那一年吕老已经80岁了。”

　 张伯江说：“社会责任感是吕老一生中最闪亮的品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晚年把一半精力用于跟中小学教育有关的社会活动。他是那种既做学问又为大众服务的人。说他是人民的语言学家一点不过。”

　 和吕老没有直接接触的谢仁友是一路读着吕老的著作成长的。他说，我觉得吕叔湘先生身上体现了那一代人的学术品格。现在很多搞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吕老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关于成语》，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后而进行的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霞对于父亲的为人治学体察入微。她说，父亲去世之前，躺在病床上还在批注《苏轼诗集》，为其中的一些细微之处纠错。他接手搞一个课题或是写一篇小文章，都是从收集资料的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踏踏实实，从不凭记忆引用别人的东西。“我想正是因为他不急于求成，所以写起文章来才水到渠成。想到这些，我经常为之感动。”

文章出处：中青在线及中国青年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4-8-16 10:58:50

vudik

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提到吕老时候，满脸虔诚的崇拜模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