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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手段理论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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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2 09:5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程培元
来源:http://202.207.211.13/kejiao/lunwen/wen21.htm
 
在汉语修辞学的理论研究中,同义手段选择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潮。王希杰先生指出:“在 80 年代出现的各种修辞学新学说中,同义手段说最为成熟,最有基础,解释力最强,也最为大众所熟悉。” ① 对它的研究屈指算来已有 40 年的历史,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反思这一段研究的历史,对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同义手段说本身的进一步研究都不无好处。本文就此宗旨谈一些看法。

一、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尽管有学者指出,语言的同义现象古已有之,而同义学说在本世纪 30 年代的修辞学著作中已经涉及,但事实上,这些充其量只能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象,而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更多的人则认为,同义手段理论首先是由高名凯先生从苏联的修辞学理论中引进的。从那时算起,至今已经整整 40 年。我们认为,这 40 年的同义手段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㈠ 引进阶段(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1959 年 6 月 4 日,高名凯先生在天津作了《语言风格学的内容何任务》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指出:“语言要素中有许多同义的系列,不但词汇中有同义词,就是在语法和语音方面也可能有同义成分,这些平行的同义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风格色彩。”并指出:“这些同义系列正是各平行的言语风格的构成要素或手段,对这种要素或手段进行分析和研究正是风格学的主要任务。”对高先生的这一报告李运富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有三个贡献:”一是首次引进了‘平行的同义成分’、‘平行的同义系列’等概念;二是把以前曾经有人涉及的同义现象分析从造句扩大到‘语言各方面的要素及其配合手段’;三是正式提出了同义现象是‘风格学的主要任务’(这里‘风格学’实质上指修辞学)。”②

不过,高先生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修辞学界的重视,也许是高先生本人并不是修辞学家的原因,也许是当时人们还沉溺于普及修辞知识的繁忙之中,抑或大家还满足于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所构建的修辞学体系的原因,总之,直到 1963 年我们才看到张弓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出现了这一理论的运用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张先生指出:“修辞学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的表达形式问题,就是研究怎样结合语境,面对群众,很好地选择运用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广义的同义形式)问题。”

综观张先生的“同义”观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⑴同义形式主要有词汇的同义和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的同义;⑵有许多修辞手法不属于同义形式;⑶修辞学应该研究同义形式的选择和运用的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三章“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和现代汉语修辞手段”中专列了“现代汉语词汇同义词和修辞手段”和“现代汉语语法同义形式和修辞手段”两节的内容。

遗憾的是,张先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孤立的,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看到其他有关的研究成果,所以,如果没有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恐怕连真正意义上的引进都算不上,那我们的这一划分就完全站不住脚了。而在张弓先生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了不仅是同义手段理论,而且是整个修辞学,乃至其他许多学科研究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里就不再专门叙述了。

㈡ 发展阶段( 80 年代)

进入 80 年代以后,修辞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的时期,同义手段理论又被研究者重新提了出来。 1980 年,林兴仁先生发表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一文,提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的观点;而几乎同时,郑远汉先生也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文中把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同义形式。以上观点很快受到了反对者的批评,尤其是林先生的文章。由此拉开了同义手段理论大讨论的序幕。姚亚平先生认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前一场关于修辞学对象与范围大讨论的继续,“意在怎样认识修辞对象的内涵与实质”。③

在这场大讨论中,主张同义手段为修辞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还有吕叔湘、张志公、王希杰、李维琦、刘振举、张德明等先生。刘焕辉先生在第十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的论文《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中指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就是从改变旧的修辞观念开始的。……这可以王希杰和张志公的意见为代表。……两人都把修辞手段归结为同义形式的选择——这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基本属于这种认识的产物。”④ 这一看法是对同义手段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评价。

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是这个阶段中研究同义手段理论最为集中的修辞学专著,其中形成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初步建立了同义手段的理论框架。

林兴仁先生的《句式的选择与运用》和李维琦等 4 位学者的《古汉语同义修辞》则可以看作是同义手段理论指导下的修辞学研究专著,实现了零的突破,仅从修辞学史的角度来看,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对同义手段理论持有异义的有:陈光磊、王维成、刘焕辉、宗廷虎、林文金、陆稼祥等先生。综合他们的意见有两条,其一,同义手段没那么普遍,它只存在于个别的语言单位中,如刘焕辉先生认为:“从汉语修辞的实际考虑,除同义词语可以选择以外,对于句子以上的言语形式,客观上并不存在现成的同义形式等着你去选择。” ⑤ 其二,同义手段的选择不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意见以陈光磊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如果仅仅以‘平行的同义结构’为修辞学的主要对象,好像修辞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现存的‘平行的同义结构’里挑拣一番,那就难免忽视了修辞学要指导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发挥创造性的任务。”⑥

我们认为,争论的焦点就是“同义”的标准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同义的范围问题。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就是看同义手段在言语交际的各级单位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同义手段及其选择的问题成为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顺理成章 的了。有些学者的反对,只是凭着对语言的直觉,认为言语表达中没有那么多的同义手段,也感觉不到表达时的一种选择的过程。

我们赞成李运富、林定川先生对这场讨论的总结:“如果我们把‘同义现象’的要求放宽松一些,‘选择’的对象也不一定是‘现成的’,而应该包括‘可能出现’或‘可能存在’的形式,那么,认为修辞的本质就是对同义形式的选择并非不可接受,那么,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各种同义现象和对同义结构的选择规律以及相关的各种理论,应该也是可以自成一家的。”⑦

由于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论证的过程,所以反对者的一些意见还是抓住了同义手段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所在的,因而也就促进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理论的逐步完善。可以说,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反对者也是研究者,他们功不可没。

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同义手段分类的研究日趋细致、科学,表明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正逐步加深。当年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有对“词汇方面的同义手段”、“语法方面词法、句法的同义手段”两个问题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对同义手段的第一次分类。到了林兴仁先生,他把同义手段按语言三要素、语言结构的灵活性、意义差别的大小远近和语体等四个标准来分类;王希杰先生首先把同义手段分为“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和“言语体系中的同义”,再把前者细分为词汇同义、语法同义和句子同义,把后者分为指称意义同义、描述意义同义和联想意义同义等。其他还有李维琦、郑远汉等先生也作过这方面的探索。这些分类虽各不相同,但从认识来看,显然比张弓先生要细致、深入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二,加强了对各种同义手段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于同义手段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理论建设的基础。以《修辞学习》为主的不少语言研究刊物都发表了许多研究同义手段现象的文章,从实词的同义、虚词的同义,到单句的同义、复句的同义,再到语体的同义以及同义与信息传递的关系等等。许多修辞学著作也都涉及了同义手段及其选择的问题,除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以外,还有郑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倪宝元的《修辞》、宋振华和吴士文等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程希岚的《修辞学新编》、郑颐寿的《比较修辞》、李维琦的《修辞学》等。比起引进阶段的一枝独秀来,实在令人振奋。

第三,同义手段理论的运用。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主要还是证明了同义手段存在于语言表达的各级单位中的话,那么,从同义手段理论出发对修辞现象进行研究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了。“ 80 年代中,李维琦、郑远汉、林兴仁等正是运用了同义手段的学说,从修辞现象中抽象出了许多规则规律来,写成了论著,丰富了汉语修辞学的宝库。”⑧ 上面提到的《句式的选择与运用》和《古汉语同义修辞》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古、今汉语同义手段的类型,是两本研究古、今汉语同义手段及其选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

㈢ 成熟阶段( 90 年代)

进入 90 年代以后,研究同义手段理论的学者日趋减少,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一些专家,但这并不表明这项研究就此偃旗息鼓。在“向修辞学的深度进军”的旗帜下,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这一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

在这个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王希杰先生。除了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论及同义手段问题之外, 1993 年和 1996 年,他又分别出版了《修辞学新论》和《修辞学通论》两部专著。仅从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来看,就代表了这一研究的最高水平,真正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科学体系。

我们确定 90 年代为成熟阶段,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同义手段理论研究出现了角度和方法的革新。如果说 80 年代更多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同义手段的话,那么进入 90 年代,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从古、今汉语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同义手段的实证性研究了, 我们明显感觉到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的科学化以及研究的多角度化。 王希杰先生从语言的平面、物理的平面、心理的平面和社会文化的平面等角度来考察同义手段的修辞现象,运用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思想,分析同义手段选择的规则和规律。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看,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

二是同义手段理论更趋完整、丰富和系统化。同义手段理论体系构建的代表专著是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通论》。比较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新论》和《修辞学通论》,我们认为,在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中,前者虽然作出一些探索,如进一步把同义区分为同义、同指、同代、同息等,但更多的是对同义手段研究本身的反思,而后者则为我们充分描述了一个系统而又简明的同义手段理论的体系。在《修辞学通论》这本专著中,同义手段的选择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修辞方法的问题,王先生从“意义和同义”、“四个世界的同义手段”、“同义词语和同义句式”、“同义手段的选择”等方面展开了对同义手段理论的充分论述,形成了一个既完全独立,而又与其他修辞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体系。

三是同义手段理论更具有解释力,覆盖面更广。可以说,同义手段理论的提出是心理学高度发展的结果,同义手段的选择既是修辞方法,同时还是一个修辞的过程。这一理论已经深入到了语言表达的内部,它引导人们去发现修辞过程中的心理机制,这是一个极富有意义、极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运用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理论,对同义手段作了深入的分析,使得这一理论更具有科学性,更具有解释力。王希杰先生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许多的修辞现象和手段,几乎涉及了言语交际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那些过去难以解释的修辞现象,如对比喻修辞格的研究,对显词和潜词问题的研究等就是如此,而最终使得同义修辞学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

不过,成熟是相对的,与 80 年代大讨论时期相比, 90 年代的研究更加冷静、客观,也更加完善、成熟;更何况成熟不等于不要发展,同义手段理论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将面临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预言,如果不重视语言中同义手段问题的研究,恐怕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对话和机器翻译,同义手段理论决不是虚构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二、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思考

纵观 40 年的同义手段理论研究史,有两点引起我们的思考:

⒈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什么同义手段理论的研究会在 80 年代引起大讨论呢?

可以这么说,汉语修辞的同义手段理论研究走的是一条先假设后论证的道路,高名凯先生把这一理论引入汉语修辞学时,所用的语气就是一种假设,如:“就是在语法和语音方面 也可能有 同义成分”、“语言各方面的要素及其配合手段都 可以具有 平行的同义系列”等,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分析和研究(同义手段)正是风格学的主要任务”。这就预示着这一理论的研究必然要比别的一些研究更为复杂而艰难。但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这一理论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客观上看,正是由于它还仅仅是一个假设,而且更多的是从语体风格的角度提出来的,并未涉及到修辞的本质问题;而主观上,大家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也远远不够,即使是张弓先生也只是证明同义手段只存在于语言表达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而当 80 年代这一理论被重新提出来时,却很快引起了热烈的乃至激烈的讨论,我们觉得,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从外部环境看,这是十年动乱之后修辞学界的一次爆发,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理论本身,所以,第二个原因便是当林先生重提同义手段理论时,人们终于发现其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个最简单但又不能一下就证明的问题是:同义手段是否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它涉及到什么是同义、同义手段在修辞手段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大等相关问题;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理论是紧随着由王希杰先生发起的关于修辞学定义的讨论之后提出的,因而一下子就触及了修辞学的一个本质问题——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形成了对陈望道先生所建立的修辞学体系的冲击。也许一开始这种意识并不明确,但到后来就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正是这一根本的原因,所以这场讨论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这场讨论的范围由大变小,最后几乎成为宁沪之争,乃至林先生和陈先生之争,似乎有点不大正常了,这是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随着同义手段研究的深入,同义手段的普遍性已经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同义手段几乎涉及到语言表达的各级单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硬要从狭义的同义概念来考察语言,只承认语言中的同义手段,否定言语中的同义手段,实在是有背于交际的现实。 90 年代这方面争论的减少,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

⒉ 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科学的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

在林兴仁先生提出“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后,客观上就把自己摆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由此引起的大讨论中,他要么放弃这一观点,而成为高名凯先生的背叛者,要么坚持这一主张,而成为陈望道先生的叛徒,因为林氏既是高先生的弟子,又是陈先生的学生。而事实上,林先生走了后一条路,因此,讨论中他成为众矢之的就在情理之中了。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承认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所构建的修辞学体系产生过、产生着、也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的理论不需要再发展呢?在修辞学研究中是否就不能再有其他的理论、体系以及观点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这种认识在 80 年代还不是很普遍,进入 90 年代后才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有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了对《修辞学发凡》的重新审视,如濮侃、齐沪扬在《革新:修辞学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指出了“两大分野”的三个局限性等。⑨ 其实,陈望道先生自己在《修辞学发凡》的结语中就写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到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因而,发展产生在过去时代中的理论、科学就是一种必然。

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要创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氛围,又是非常艰难的。 80 年代围绕同义手段理论展开的这场讨论在这方面多少有点美中不足。

我们强调创设这种氛围的艰难性,还因为即使到了 90 年代后期,这个氛围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吴礼权先生在回顾学科体系与思想理论建设的研究情况时说:“很多人的研究还仅满足于在《修辞学发凡》的框架中修修补补。虽然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旨在建构或公开声言要建构一个与《修辞学发凡》不同的新的修辞学体系的‘力作’,但结果是,有的如孙悟空一般翻了七十二个筋斗而终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似地没能跳出《修辞学发凡》两大分野的体系;有的虽一个筋斗就跳脱了,但却一头栽进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的泥潭,再也动弹不得。”⑩ 这里且不讨论话中的比喻是否得体的问题,只看对旨在建构修辞学新体系的“力作”的“二元”分类法,就觉得未免绝对了些,缺乏全面、客观、科学的分析。依照该文中的观点,似乎现今中国的修辞学家没有一个具备建构修辞学新体系的能力和资格,而学者们所作的种种努力也都是不值得一提的。退一步说,即使吴先生对中国修辞学家以及他们的“力作”估价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把最有希望、最具雏形的几种体系拿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最终成为完善的体系呢?这倒可能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办法吧?看来,中国修辞学今后的基本方向该有两个:一个是如吴先生的意思,让修辞学家们先去修炼一番;一个是大家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研究。

回顾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历程,我们看到,这一理论从产生、发展到完善是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它继续丰富、发展,并发挥出应有的科学价值;同时,我们也呼唤实事求是的研究氛围能在修辞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得以形成,我们盼望 21 世纪修辞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早日到来。

注释:① ⑧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② ⑦ 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1992 年 10 月)

   ③ 姚亚平《当代中国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9 月)

   ④ ⑤ 刘焕辉《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修辞学习》, 1987 年第 2 期)

   ⑥ 陈光磊《修辞学研究什么》(《修辞学研究》第 1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1 月)

   ⑨ 《修辞学习》 1992 年第 1 期

   ⑩ 吴礼权《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三个基本方向》(《修辞学习》 1997 年第 3 期)

参考文献:⒈ 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1992 年 10 月)

⒉ 袁 晖 宗廷虎 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⒊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 1983 年)

⒋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⒌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⒍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发表于 2004-12-25 22: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什么是同义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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