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之辩]（七）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湘里妹子

作者：江 枫
来源：国家与社会论坛   gjsh.resourcez.com  
-------------------------------------------------------------------------------------------------------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下称《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9）一文的标题，确实足以令人警醒，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作者对所谓处于危境、满含诡谬的汉语、汉字，对推崇备至的英语和拼音文字，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实，“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创新之论，此说曾出自鲁迅之口。走拼音化的道路也不是新发明的疗救处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文字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便都是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大旗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探索，特别是各种“左”的设计几乎都经过了代价惨重的实验，到了一九八六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就不得不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但是，以汉字拉丁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批专家，尤其是在语文工作部门掌握着某种实权的部分官员，却从未真心接受拼音化的失败，又以内部会议纪要的方式炮制了终未实施的“一语双文”方案。当计算机以当代英雄的姿态登上文生活化舞台而成了便捷的信息处理工具，拉丁化派又大受鼓噪：再不拼音化，中国就会错过一整个时代。

　　这耸人听闻的最新危言，却不必等到一个时代结束再来论证，也不曾经过轩然大波的论战，便由于“万码奔腾”的实验和汉语软件的涌现，众多而且是一种优于一种汉字输入法的层出不穷和广泛采用而不攻自破。

　　但是，我还从不曾听说过此文结论所谓“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汉语、汉字的变革上”，尽管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连同汉语也要改掉！对我引起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主张另换一个妈。


一　荒诞的指责

　 《险境和诡谬》说，我们“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的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什么是有神论起源？甚至对上帝如何开天辟地、如何造男造女，又如何把他们赶出乐园去经历坎坷自食其力，全都逐日记录得煞有其事的《圣经·创世记》也不曾提到过语言。看来，语言是小两口被逐后为了协调行动以求生而自行“创造”的。

　　谁能告诉我们并且能够论证世界上哪一种语言是具有“有神论起源”的？

　至于“原罪的伏笔”，就不知何所指而云了。“原罪”本是个基督教的神学概念，怎么会在“无神论起源”的汉语中埋下了“伏笔”？而对于“恋尘欲”和“唯在性”这样的概念实在是过于“艰深”。

　　也许，“恋尘欲”是指贪恋尘世生活的激情？“唯在性”是以维持存在为最高目标或使命的品质？果然，则又何罪之有？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不贪恋尘世，其全部生命活动不是为了维持个体和种族的存在并追求更美好的存在状态。否则，岂不是：不如无生？

二　少数十二亿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

　　据说，汉语的“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

　　其实，如果不想称霸，就听任汉语作为一个人口多达十二亿的少数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作为东亚大陆这块范围并不狭窄的土地上通行的方言，又怎能算得“悲惨”？

　　汉语本来就是华夏多宗族大家庭一员使用的多语种之一，其所以能逐渐被其他族群所接受而经历过多次和长期非汉族统治还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也决不会是偶然。

湘里妹子

作者：张钊
来源：国家与社会论坛　　
---------------------------------------------------------------------------------------------------------      
      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的简化的是中国文字的进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这是没有顾及到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用情感和政治代替了科学的判断。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台词："以后想问题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我们就试着用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電"，用来表示雷电的"電"；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①。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式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与"发展"的"发"；"後來"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和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③。比如，"車"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頭腦"的"頭"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頁"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頁"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③；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

　　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
　　
　　注释：
　　①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撰
　　②见《古汉语纲要》 周秉均 撰
　　③见《说文解字》（汉）许慎 撰

湘里妹子

三　自足无过

　《险境和诡谬》断言，“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世界上的语言有一种是“专供出口”的么？如果有，也不会是此文盛赞的英语，而只可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医生柴门霍甫设计的一种人造“世界语”。然而这种语言要能被世界各国多数接受，却仍如名称Esperanto所示，还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美好“希望”。

　　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的语法规则”，所以也不会发生任何词汇是否与之“契合”的问题。而“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则同样是废话。此文作者认为英语最理想，那么，可否试举一例以说明“其语句”确实构成了某一“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任何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从来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某一群体自身而不是其他群体的需要，为什么汉语的自足功能倒成了应予摈弃的“诡谬”?

　至于是否“旁及其它”和“关联异类”，并不是一种语言的价值所在和必要条件，但是，汉语却既“旁及其它”，又“关联异类”，仅以东邻为例，日本和韩国的语言中就有大量汉语词汇，日本语和韩国语的语法都和汉语语法截然不同，然而那些汉语词却能与之水乳交融“契合”无间。反观日语词之融入现代汉语而与汉语语法“契合”无间者也为数不少。

四　视觉文字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的险境之一是“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难道这不也是其他一切有文字语言共同的“险境”！作者显然不知他所称道的英语使用者虽没有“大写意山水画”，但对英语书写却也自有其审美要求，英语民族自有英语民族的书法家，而且，英语民族后裔的英语知识也都不从胎里带来，也要经过认、记、练……而逐渐积累——不是会读二十六个字母就有了学问。

　　当然，如果人类只长蜗牛那样的触角不长眼睛，人世就不会有诉诸视觉的文字了。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不“唯视觉”？倒也有，那就是用手摸着读的盲文。

五　“亮敞”自然

　　险境之二据说是，“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状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反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姑不论“亮敞自然”意味着什么，如果相信作者写这样话是真诚的，他怎么还能想到使用这样一种“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的”文字来“反映”、“反观”、“从而亮敞”汉语或汉字的《险境和诡谬》呢？

六　事实与诡辩

　　所谓险境之三，据说是“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为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尽管“自我蔽郁”和“自我涵化”之类的措辞费解，但是，如果“自我封闭”是汉语固有的属性而且从来就拒绝沟通和交流，一个在形成之初必然不会是有多大数量的汉族“自产自销”的方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导致一个“汉文化圈”的形成的。不必追溯得太久，只消回顾一下秦汉以来，特别是在汉民族不处于统治地位时“汉文化圈”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不是倒退而是继续发展的史实，就是最好的反证。

七　诡谬的论证

　　据说“汉语的诡谬”是指：“一、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形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

　　像这样的文字，能把它的不知所云归咎于汉语本身吗？应该知道，英语也有许多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更多的却是多音节词，如果喜欢多音节或认为多音节优越，汉语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就造出许许多多多音节词。如果不喜欢方块形，也不妨试行推广王羲之或怀素体……难道方块字到了头脑里也仍然方方正正以至方正到妨碍你去对“圆形的宇宙”作哲学或神学的思考？当你思考科隆双教堂和埃及金字塔时又该用什么“形状”的“语言”？

八　语言与语用

　　显然，语言，任何一种语言，使用时“含混、模糊；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滑坡、松动和崩塌（?）”，一定是由于使用者思想混乱精神失常。是否可以请教心理医生，能够用正常人听得懂的正常话语解释一下何谓“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以及，这样一种词与词的搭配，难道是语言自身的过错？

　　作者用了不少貌似艰深的词语来显示渊博和深奥，但遗憾的是连“语言”和“文字”这样简单的基本概念都显然被混淆，所以“方形”才会被认为是汉语的“诡谬”之一。

九　汉语与翻译

　　《险境和诡谬》说，“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

　　不知如此自信的作者曾经有过或是否有过多少翻译实践经验。就我有限的尝试而论，在“第一个领域”也未必就像这位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就一定能实现“全息对称的转译”。纵然是“日常生活”，也该知道，当我们对picnic还非常陌生的时候，曾把它译成“辟克尼克”，当熟悉科举的中国知识份子还不识school为何物时，曾把它译成“司西伙尔”………而“第二领域”，也因为难于“全盘照抄”曾把如今称作“青霉素”的一种抗生素译为“配尼西林”，由于对声音是怎样通过电磁感应作远程传播的机理不熟悉而把telephone叫做“得律风”，然而并不是由于语言品质低下，最终也没有妨碍了“全息交流”。


:P

湘里妹子

十　郎骑竹马来

　　汉语在转译中遇到的上述过渡性窘境是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被《险境和诡谬》赞颂到不留一点余地的英语，也都难以完全避免。

　　《长干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其中有这样两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艾兹拉·庞德是特别推崇并热衷于介绍中国诗的美国大诗人，他对这两句的译文再译成中文就成了：

　　　　你踩着竹子做的高跷来了，

　　　　摇摇摆摆假装着是一匹马，

　　　　围绕着我的小床做游戏，

　　　　玩弄着一只只蓝色的梅子。

　 中国人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决不是英语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庞德愚蠢，只怨庞德小时候不曾玩过或见过“竹马”。翻译，不仅仅是从语言到语言的转移，也还是异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附带提一句，庞德甚至不知道那位唐代大诗人的名字，只知道作者是Rihaku，因为是从日语转译的。

　　如果翻译的对象不是算术教科书之类的文本而断言某种语言一定能对另一种语言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就只能是由于无知。

　　想过没有，如果说英语能对汉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岂不也就等于说汉语可以对英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翻译，从来不是单行线。

十一　难不倒的汉语

《险境和诡谬》断言，“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这个其字就是文中一再出现的非汉语式赘疣！）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这种说法有悖于我国翻译工作的实绩和史实。此一领域之所以“不存在转译”而且是不存在“任何”转译，据说是因为“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但是我国有组织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就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玄奘的功绩不仅在于历尽辛苦取回佛经，更在于主持译经。为了不失真意，他制定译例，采用直译，改译旧经，新译梵本，他落笔成章，措辞精当，因为他精通梵文，能用梵语阅读、论辩和撰写佛学著作，当然更精通汉语。他还曾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所主张的“直译”也许就是力争形神皆似的“全息交流”吧。

　　到图书馆去查一查目录：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哲学大师还有几家几派的经典之作不曾译成为汉语！在清华学长查汝强的提携下，我也尝试过哲学著作的翻译，遇到困难时，都不是由于汉语语法和词汇的缺陷，一定，而且毫无例外，是因为译者的学识浅薄。

十二　道德之经

　　《险境和诡谬》有这样一段，“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

　　读至此处不禁要问，作者是否懂得他自己说了些什么？《道德经》和《论语》果然就是谈论道德或表达“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的？

　　经称“道德”未必就是谈论道德之作。《道德经》即《老子》，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称。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道”为宇宙万物根本之说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岂可说与哲学无关？《论语》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极其丰富，“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固然夸张，却又岂止是“道德伦理”所能概括?

十三　萨特和普拉斯

　 《险境和诡谬》还提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写过一首诗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语都是“Word”。”然后，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就根本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

　　姑不论是否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轻率抹煞中国哲学探索的狂悖之说，但是立论之初还是应该核实一下萨特那本回忆录的书名，毕竟，萨特是用法语写作的，如果有一种英译本果真把书名译为Word,也只能是英译的译法之一，汉语对这部获奖之作书名的译法则还有《字句》和《话语》之类。

　　无论如何，作者之能够知道萨特写过那样一本回忆录和《存在与虚无》以及其他洋人写过一些别的洋书提出过一些别的洋主张而弥补了他头脑中“有与无的对立、虚与实的极度反差”，都应该感谢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汉语和这种汉语的翻译功能。

十四　字有别于词

　　《险境和诡谬》轻蔑汉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词汇量太小。据说，“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的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牛津辞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辞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

　　这就犯了一个小学生也不该犯的错误，做了不同名数之间的四则运算：怎能把字和词等量齐观作多与少的比较呢？多数的汉字也是单音节词，但有限的字可造无限的词。所以汉语的词数远大于字数。所谓“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也不过是耍了偷换概念这一低级伎俩！以高智商自居的作者竟把汉字的字数（明明是“字数”！）当作汉语的“词汇数”，其荒谬令人叹为观止!

十五　造词功能无限

　　汉字可以造词无限，与英语二十六个字母无异。但是汉字造词之有异于字母造词，除少数为应急而音译的过渡性词如“普列玺天德”、“巴力门”和“苦迭达”之类，字与字的组合，一般说来，全都“有理、有据”而绝对不像《险境和诡谬》所说“无论在字与字之间，还是在被字所指称的事物之间，都很难找到一种有机的联系”。当过渡性音译词被汉语吸收而为恰当的对应词如“总统”、“议会”、“政变”所代替时，其与所指的“有机联系”就一目了然了。而它们各自的洋文，原文与其所指之间又能找得出什么联系，不论有机还是无机！

　　当由于陌生而不得不暂定一个过渡性音译名称的事物由于逐渐熟悉而能以贴切的汉语描述或称呼时，你就能顾其名而思得其义了。

　　英语则不然，比如说encyclopaedia这十三个字母拼出来的一个单词，要让掌握了二十六个字母却从不知此词的人来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得其意的；但是，只要认识“百”、“科”、“全”、“书”这四个汉字，多半就能知道或猜出汉语《百科全书》之所指。

　　汉语字典收字，不论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四万七千多个还是五万六千个，够用就行，不必争破“吉尼斯记录”：用两万吨面粉和两亿只鸡蛋做一块蛋糕，也许是世界第一，却也只能是个废物点心！“《韦伯斯特大辞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其对于英语的功用也无非就相当于几万字一部而对于汉语已经完全够用的汉字字典或词典。

　　应该知道，我国一九八六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十二卷，收词三十七万条，合计五千余万字。

十六　钱三强序

　　“全书四千万字，收词五十二万条，收词面遍及五百多个学科和专业，其融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于一体，规模空前浩繁。”

　　这是钱三强序《英汉辞海》全文的一小段。请注意，这里提到的词条五十二万，都已经由英语译成了汉语，也就成了汉语词。再请注意，那五十二万条词虽然都由二十六个字母拼成，但是二十六个字母却不能帮助你认识那些个词。而译成汉语所用汉字，虽然未经统计，估计不会超过一万，其中的常用字也不过数千。这些常用字却大有助于认识那些个新词。

　　请看随机一例——《英汉辞海》的最后一条：

　　“Zyzzogeton”

　　有哪一位熟读洋文而非相关行业的先生能凭二十六个字母加以解读？

　　但是译成汉语而成了汉语词之后，有中学语文水平就能大体了解这一陌生新词之所指：

　　“曲折叶蝉属”。

十七　象形与汉字

　“象形”固然是，然而只是，部分汉字的特征，《险境和诡谬》却刻意把这种文字的表意特征简单化为象形而一再强调“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又说汉语的“小词汇量”，以及汉字的“少量词”和“小词量”等等。——这样把“语”与“字”，“字”与“词”相互混淆的逻辑混乱在这篇宏论里比比皆是，若要逐一纠正就会占用大量篇幅，为求简短也就只好忽略不计了。

　　文章说，“汉字给人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耽迷（？）、阻滞、停顿和迟后（？）”，又说，“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创造汉字以期去表达和描绘自然事物时，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在原始时代能不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复杂的象形符号去表达或指代本然就比较复杂的客观存在和自然事实。显然，造字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象形的冲动迷住了，采取的是以形代形，以形指形（并不尽然，请读许慎！）的原始策略（？）。”

　　而《险境和诡谬》断言，“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

十八　神的声音

　　《险境和诡谬》居然说：汉语“是对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复写和临摹，而不是对神（？）之声音和存在之隐含本质的执意追求、倾听和表达。”从而进一步强调“汉字与字母的本质不同”。而字母，“是字母创造了上帝，创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学。在之后，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

　　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不能不大吃一惊，《险境和诡谬》笔锋一转，居然就变成了代上帝立言的政治宗教布道文。如果听从“神的声音”，是不是应该立刻放弃所有的象形方块汉字和汉语而改用拼音英语，熟读圣经，广建教堂，虔诚崇拜只用字母拼写福音的上帝。然后就可等待宗教“合乎逻辑”地“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

十九　象形之外

　　汉字，如果确是一种纯“象形文字”，而且，真像此文作者所说，果然是和指代的自然对象“锁定”或“粘合”在一起以至“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反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就绝不可能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汉字文化，就不可能成为深厚中华文明发展的媒介和载体，就一定已经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而成为博物馆中供作考古的文化遗迹。然而我们的表意汉字并不完全或并不仅仅诉诸象形。

二十　汉字与六书

　　评论汉字，无论褒贬，都不能不读我国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研究的许慎笔下，“象形”甚至不居“六书”之首。

　　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饬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到此为止，尽可以存疑；但是往下，却应该牢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将近二○○○年了，这样的概括和分析还不曾遭遇过严肃的质疑。

湘里妹子

二一　表音与书写

　　《险境和诡谬》说“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都是横向向右书写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体系都是纵向书写，且这种纵向竖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的……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字，所以我们在阅读汉字时，我们的视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作一种重复的环视和停留，伴随着这种环视和停留而来的，肯定是人之思维的某种阻隔、停顿、断裂和滞后。”“况且竖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汉语）一般是左向阅读的，这就暗示着如果有一种时间运动的意识（？）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时间运动的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时间的箭头（？）向左移动指向过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阅读的实践指向（？）是退缩式的，即它是一种回溯性文字（？）。”“相比之下，英文的横向右读，这表明它是一种按照线性的右向序列来进行编码的信息体系。”

　　——真是巫师式的语言！神秘到了不可思议：向左，就是指向过去，就意味着退缩，连文字也会因阅读方向而变性。向右，就是指向未来，就前途无量？那么，最初的竖排本《共产党宣言》，读起来肯定是从右向左，是不是经此一读也就成了“回溯性文字”？德文本《我的奋斗》，横排，阅读方向当然向右，经此一读，难道就成了代表未来方向的文件？

二二　希伯来文左向

　　作者在谈论“汉字的早熟性”时提到：“我们很少发现中国的中小学毕业生有勤查字典的习惯。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人懒，不爱学习，不爱阅读，所以也就无须去查字典……”但是，即使大学毕业了，写文章给别人看时，对自己不甚了了的事情，比如说“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最好也去查一查，看它们是不是全都“横向向右书写”。

　　比如说，阿拉伯文：有28个字母，就一律由右往左书写。

　　又比如，文中提到的“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基础和引导”的《圣经》，《旧约》的全部和《新约》的一部分本来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希伯来文：22个字母，也一律由右向左书写。而且，希伯来文虽不是方块字，字母却是方块形，排在版面上，互不相连，一眼看去，难道不也“总是有那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间隔，总是具有一种‘漏气’和‘断气’的视觉效果……”

　　试问：由右向左的《圣经》原本和由右左向右的译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方向性的分歧?

　既然“希伯来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来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那么，是修改“向左是倒退”的说法还是修改希伯来文向左书写的习惯？


二三　理性与字母

　　《险境和诡谬》用作汉语参照的唯一外国语是英语，想当然是作者所熟悉的。但是读到“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却不能不问：与名词“理性”对应的英语当为reason；却为什么要用源于ratio的形容词rational的名词rationality来表达“理性”。再以这样的“理性”为论据，推导出：“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显然，只是为了借重拉丁语ratio的英语释义之一“比例”。

　　但是所谓“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竟完全是个骗人的笑话，因为在我的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商务版）上，ratio释义15条，就没有一条是“比例”。

二四　变简易繁

　　《险境和诡谬》批评象形汉字太复杂，列举了甲骨文的“虎”字以为证明。那是因为在远古世界上濒危的不是虎而是人。有关虎的信息必需传达准确。如果威胁人的只有虎而别无其他，自然用个简单符号就够了，不幸猛兽太多，为了不至混淆就不得不复杂一些了。但是文中列举“虎”之把图形式符号变为线条符号；“圍”之省去重复部分；“麥”之省去不重要部分和“鬱”之以同音的“郁”代替；“飛”之保留部分而成“飞”；“學”之部分简化而为“学”，都不足以证明“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

　　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从来都不是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原则”。汉字草创之初也显然是沿着由简而繁的方向发展的，以数字为例，一定是先有一，再有二和三，然后再画四条横线以表四，而不会是相反。比较复杂的“鹿”， 也只能是由一只到两只 ,又到三只另加一个“土”、两个“土”以构造新字 , 而不可能相反。由于对新字的需要增多，同音假借的现象增多，歧义难免引起混乱，添加偏旁部首以相区别便是聪明的出路之一了，这似乎不能说也是在走“从繁到简的道路”吧？但是繁极而求简，“乘便而趋易”，却也符合常理。

　　鬱， 正好是由简而繁又由繁而简的一例：“郁，木丛生者，从林，郁省声，迂弗切。”林，丛木；缶，藏酒瓦器；鬯，“草木鬯茂”之鬯；彡，毛饰；冖，覆也，从一，下垂也。“郁”就由这些简单的构件组成，字义自在其中。“郁”和“郁”本不相同，简化时以“郁”代“郁”，等于是消灭掉了一个字：显然是繁极而求简时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并不妥贴。

二五　汉字与英语

　　然而作者对汉字“人” 却由于简而不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批评，《说文》说人，“籀文象臂胫之形”，这已经足够指代“天地性之最贵者”了；但是《险境和诡谬》认为“一撇一捺”过份轻率，说，“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样简单过。”“我们知道，其他语言（果真？）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略，见以下评论）：

　　man，不行，多指男人。汉语“老人”可指老太太；英语oldman却只能指老头；mankind不行，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类；people，复数，人们、人民、民族；只有person,近似，既可指男，也可指女；being，单独出现时不得作“人”解。personality人格,character角色,human形容词，individual，只在特定语境中才可理解为“个别人”。

　　以这种方式表达“人”的汉字和词和这些英语词相比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二六　“文化学分析”

　　显然，作者所要宣告的只是：汉语、汉字连同汉人，一无是处。他对汉字一连做了三番“文化学分析”，只是为了揭露“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

　　据说，“汉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号来代表精神，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真正称得上是‘精神’的精神。”其实，没有“物欲”何处寻“精神”。难道世界上有哪一种人可以不必满足物欲单凭精神活动生活？据《险境和诡谬》说，“用物欲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想到物又有什么不当？天主教举行弥撒，信徒“领圣体”，该是何等“精神”！但是在把领到的面饼送到嘴边时“精神”所要求的却正是希望你想到物，想到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只是不知想到了会觉得更有滋味，还是觉得难以下咽。

　　《险境和诡谬》说“不少汉字的构造方式绝非出于偶然，明显带有一种欲文化的指向根源。”据说“精”就是一例。又说“精由两个汉字构成：左边为大米的米，右边为青色的青。”又说“青在古代作‘纯净’、‘干净’、‘清净’讲”。然而古代究竟是怎么说的：“精，择也，从米，青声”；而“米，穬实也，象禾黍之形，”“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可见“净”非“青”，倒与“精”近。要说这充分显示了“‘精’的可食用性”却未免牵强。

　　语言是人类开始摆脱猿猴状态在求生的活动中为了协调行动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求生也就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满足必要的物欲，怎能不在因此而产生的语言中留下应有的痕迹。

　　连“聪明”一点的群居动物为了生存而互相传递信息时也少不了：觅食、求偶、报警。身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岂能例外，圣人尚不讳言，《险境和诡谬》居然横加挑剔，甚至说汉语汉字“一味自恋、手淫”。——哦，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二七　拆字与戏说

　　为了证明汉字构词的“唯米主义”，“最终还是要解决一个米饭和肠胃问题”，《险境和诡谬》又对“欲 ”字作了一番所谓“文化学分析”。《险境和诡谬》说，“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与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如此“分析”，完全是信口开河！

　　“谷”之作“没有去壳除皮的米”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文改会”之后，为了“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而对汉字加以改革的结果，“欲”字却至少在孔老夫子出世之前便已经存在了。《道德经》中便有“不见所欲中心不乱”之句。那时候的“谷”还只是“泉出通川为谷”之谷；“习习谷风”之谷；函谷关之谷。

　　至于“欠”字，说文作 ，“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险境和诡谬》说“欠”本为“人”，则人之上又是什么？许慎已经说了，那是憋在人肚子里终于从张开的口里吐出的长气。徐锴说：“人欠去也，悟解也，气壅滞，欠去而解也。”是“欠伸”的意思，亦作“欠申”，即“打哈欠”，“欠”是张开嘴巴的意思。也作“不足”解，但是已在有了“欲”字之后，如韩愈赠张藉诗，“今者诚自幸，所怀无----欠”。

　　许慎说：“欲，贪欲也，从欠，谷声。”那时的谷是无论如何也啃不动、吃不得的！

二八　险境与诡谬

　　我还是要对《险境和诡谬》一文的作者深致谢意，如果不是读了这篇文章，我真不会知道我们的汉语居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最危险的时候”。如果病症确是病症，都足以“致命”，因为，全都不可救药。就像人不可能重新出生一次一样，也没有人能让汉语重新获得一个“有神论的起源”，而且实践证明，也不可能把汉字改造成为拼音字。

　　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母亲，也许有人可以接受一万个继父，认一万个义父，但是无论谁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母亲脸上也许有雀斑，但是作为儿子不能因此而诅咒和遗弃她，何况，我们的汉语母亲脸上非单没有雀斑，甚至很美，她寿而犹健，还在为她哺育的文明继续充当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和媒介。

　　这个地球是人间，没有一起人间事物完美，汉语汉字是我们祖先在维持个体生存、争取群体绵延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是人而不是神的作品，当然会有缺陷，但是就其凝聚了人口多达十多亿的一个“少数民族”并成为五千年不死文明的创造媒介和载体而论，世界上还有几种语言能和这种“方言”相与比肩。

　　《险境和诡谬》还有这样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其实：英语世界也不曾产生过《圣经》，《旧约》及《新约》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人用二十六个字母由左向右写成的，而是希伯来人用长方形的二十二个字母由右向左书写，另一部分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险境和诡谬》还抱怨汉语“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却没有料到写出了《圣经》的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竟都是辅音。美妙如英语的元音如果把y也算上也不过六个，汉语该有几个？而每个汉字都已经有一个。说英语“形少音多”，错了，英语是有多少词就有多少形！说“英语形音统一”，也错了，为什么，想想看吧！

　　知否知否，二战前的国际法律文书多用法文撰写，有理由么？英语，不如法语严谨！英语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岂止是单纯的语言现象！

　　我总算体会到汉语汉字的险境之一是有些汉语汉字奶水奶大的汉人在自我奴化！

　　文中引了好几个洋人所说而被信以为真的洋话，请允许我引一个汉人说过未必是真理却由于源自数十年的科研实践和海内外的观察与体验而有点份量的汉语：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除了一些公认的原因……还有一些怪论如汉民族‘种族退化论’、‘取消汉字汉语论’，则反映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中国科技报》97.7.1.）

说这句话的汉人叫杨振宁。

（全文完）
  
------------------------------------------------------------------------------------------------------
相关回帖：

淮南子回帖：
May 3 2003, 1:42 AM  

这就是典型的杞人忧天！汉字是需要简化的，汉字的历史就是不断简化的历史！

至于同音字和一字多义有许多历史乃至民族因素。

南下入主中原的胡人的北方大舌头将对汉语言中许多同音不同意和一字多音等现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南方方言的差异仅仅带来细小的变化。汉语的发音应以长江流域最标准，上述现象比较少。

例如，以“去”字发音为例，普通话发音“qu，四声唇齿音”反映北方胡人大舌头的特征，而中国南方音基本相似，如江苏人发“kei/kou,四声”,湖北人发“kou，三声”，贵州人发“kei，三声”，基本是地域性的声调上差别，而没有音的差异。

再如，北京人常说的“别介”，实际上是满人大舌头发不清汉语“别这样”的变音。至于“你丫的”，就真他娘的不知道这些鞑子发的是他娘的什么鸟音了！

嘿嘿，鄙人是思路简单的草包，你看来是思路复杂的草包，呵呵，别生气！

fengfeng

完全同意

胡吉成

haizir

我看有些人是书读得越多，人却越糊涂了。1楼的文章写了那么多字，看起来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并且大概是想表明其论证严密、理由充分吧。但遗憾的是，我这个局外人看他的文章，竟然觉得其中有不少下得过于草率的断语，不仅逻辑上需要再考虑，且与语言的事实不怎么相符。
      我就在这里胡乱猜想，有没有某些人为了标新立意而胡编乱凑找些不足为据的理由目的仅仅为了写文章啊？如果真那样，我们的读者诸君可是要“放出眼光，运用脑髓”来读这样的文章了，可不能稀里糊涂给人家蒙了。
      说说笑话而已，原谅原谅......

掸子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一样。
文字的文化意义和文字的实用意义原本就是一对生死冤家。
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贡献永远是缓慢而微弱的，文字的每一次巨大的改变从来都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非社会的目的。

深涧聆鼓

本人真是目光短浅啊，今天才看到这篇奇文！只是看完后有一个感觉------怪论！！！
再仔细想想，也不算怪论，这个满脑子就是西方至上、宗教至上、英语至上，而对汉语汉字的人大概就能想到这些吧。
文作者在最后的思考题里留了这样一道：“为什么说汉字对于意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表达是一种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碍？”我只佩服他，这个“汉语汉字奶水奶大”的家伙（不能算是“人”，因为他认为“人”字过于“简单”，拿用“人”来称呼他肯定是对他的莫大侮辱，那我们就不必称他为“人”了）对汉语如此不了解且没感情还能用汉语汉字言之凿凿。不知道他熟练地用中文这"蹩足的工具“写成的这篇奇文有没有把他的意识和思想表达清楚？他怎么不认他推崇倍至的英语做个”后妈“，用后妈来进行攻击，怕是后妈的武器还没修炼成功，只好先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令人担心的倒是，他哪辈子才能把亲妈全盘忘掉把后妈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洋洋洒洒的写篇这样文章出来。0X|0X|0X|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