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语言，败也语言——论语言在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里起到的作用

湘里妹子

作者：锺勇
来源：http://www.culstudies.com/
发布时间：2003-4-22 13:36:31  


      本文关心的是语言在由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 －－再推而论之－－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无论是按照做学术的惯例还是汉语大专辩论陈词的传统，我在阐述观点前都应该先来一段开篇立论，为语言这个概念做一番定义。首先，我想先考察语言的传统和后传统定义，因为定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传统学术给语言的定义存在着太多的想当然、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如果我要揭露这些表面上的当然和自然，捅些娄子，添些乱子，必须要先以语言的传统定义做为突破口。

[center]有关语言的美丽童话[/center]

       什么是语言？让我们首先参考《辞海》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把语言定义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无可厚非的。同样道理，语言也是辩论、甚至赢得辩论比赛的工具。可是，一旦语言被定义成人类的文明或文化水平的标志，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即语言是中性的、客观的、自然的、不含任何偏向性的。无独有偶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注明语言'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 。

      按照以上定义，语言对人类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作用：1)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工具性作用；2)语言作为文明标志的中立性客观标志性作用。从这两个作用可以推论出两个引伸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谁的语言说得更好谁就更文明更高级更伟大。在历届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上，汉语做为攻城拔寨、克敌致胜的刀枪，其工具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汉语作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标志也得到无微不至的彰显。

      随着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历史的延伸，语言的引伸意义，即作为思想文化水平的标志，远远超越其工具性作用。而且，语言本身越来越异化成艺术，而不是思想表达、沟通和交锋的工具。资深辩论教练和评委张霭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汉语已"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1993，133页）。语言的艺术化，表现在汉语大专辩论赛上的结果是，辩论不再是思想观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交锋，而是语言艺术的展览。据张霭珠女士称，"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1993，133页）。汉语大专辩论赛展示的可能就是上面罗列的种种语言美妙之处吧。

      对语言有什么样的定义，对辩论就会设制什么样的标准，最终必然会造就什么样的辩论风格和辩手。由于我们把语言理解成思想、艺术和美的结晶，导致辩论成为语言秀 ，导致辩手成为语言的表演者或者－－说得难听点－－成为语言的卖弄者。我们反省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确实是一出不断自我重复的语言秀。虽然每位辩手的发言时间通常只有3分钟，但他们通常都会表现出如下的几种语言秀色。

       首先，历届辩手大都喜欢使用散文诗歌型语言表达方式，陈词中既少不了比喻、成语和排比式修辞，也不缺易于煽情的诗词或哲理，但缺乏朴实的语言和朴实的道理，没有自己的鲜明的观点，根本就不象是青年人在讲话。正如李霞所说的，"辩论稿的语言有越来越华丽的倾向，（因为大家以为）华丽的语言气势如虹、富有感染力"（1998，191页）。1995和1999汉语大专辩论赛的总导演潘跃（1998）也曾抱怨，如今的辩论过分依靠积累堆砌华丽的名词和煽情性的形容词。
  
      其次，辩论稿里古文和旧体诗词，特别是带有某些肤浅哲理的警句或语录泛滥成灾。据刘春观察，"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历届辩手百用不厌的诗句（1998，71页）。除此之外，屡被引用的诗词多的是，包括一、两百年前西方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主义朦胧诗。1999年西安交大队的四位辩手就在决赛中反反覆覆地朗诵毛泽东诗词。1997年加拿大队的四辩在初赛的结辩时曾引用一段古文，连在座的主办人员都听得"一头雾水，幸亏他背诵完之后解释一句：'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拔苗助长'，（主办人员）才明白其意"（张泽群 1998， 21页）。
  
      再其次，很多辩手尤其热衷于引用伟人圣贤的语录为自己撑腰壮胆，最经常被抬出来示众的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鲁迅、金庸和西方的布拉图、培根等人 。1995大赛的台湾辅仁大学代表队一辩在半决赛陈词时，3分钟之内先后引用了孔子四段话，王阳明、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和邓小平各一段话。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马克思伦理学，并引述了一段当代中国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别人的话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远远比他自己的话要多。更有甚者，有时候，一方刚朗诵出某位古今中外圣贤的一句话说明己方的观点，另一方马上背出同一位圣贤的另一句话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实，早几年老边（1995）等人就批评了言必孔子老子的辩风，可时至今日，辩论一如既往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比赛背诵语录哲理和诗词警句。
  
      另一种语言秀是李霞所抨击的"妙语翻版"现象（1997，192页）。即对某些家喻户晓的语录哲理诗词警句格言稍加处理，加减或替换一两个词以后再洋洋自得地抛出来博取掌声。比如：把屡屡被人引用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稍加改动变成"梅花香自温饱来"。这种耍小聪明的伎俩，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多旁征博引暴露出自己缺乏思考力、想象力不足、应变能力差，反正许多辩手乐此不疲，蔚然成风，使"妙语翻版"成为汉语大专辩论赛的唯一御用出彩手段。我注意到，俞吾金（1993）在总结如何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时，举的三个例子都属于"妙语翻版"的范畴，其中包括对裴多菲和柳宗元的诗的翻版。
  
      还有一种语言秀是刻意地酝酿感情、用煽情和富有鼓动性的的声音和朗诵调动评委和观众。王秀梅指出，历届中国代表队都采用"华丽恢宏、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辩论风格"，各辩手都"习惯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浩然之辩"（1998， 170页）。这种浩然之辩，在国内被称为雄辩。1999年的大决赛的辩题是美是主观 （客观）感受，中国西安交大队的四位男士在辩论这样一个颇有几分浪漫的主题时，不仅屡屡引用某位伟人在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而且声音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雄壮，一个比一个意气风发。

       以上列举的种种语言秀表现形式，经常集中出现在辩论陈词中。我举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辩在决赛中的发言第三段为例：
宇宙浩瀚无边，百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就在这沧海一粟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今天规律的世界，这恰是人们不懈的探寻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传播真理的结果……（省略散文式语言100余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
  
      这种华丽的语言秀，越是在开篇和收尾的时候表现得越是特别夸张地优美、浪漫和雅致，和富有虚情假意。以1995年南京大学一辩的开篇为例：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各位嘉宾，来自宝岛的对方辩友，大家好！洪荒久远的50万年前，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过去，他们学会了钻木取火。
  
      若是在收尾时，辩手还要配上语重心长或激动人心的语调，意在煽动评委和听众的感情。复旦大学四辩在1993年大赛上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朗诵的是顾城的一首诗，特别令人耳目一新。但从此，各队结辩群起效之，不免给人一种东施笑颦的感觉。连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也亦步亦趋，参加1995年大赛时做结辩时非要来一句"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直到1999年的大决赛，西安交大队的总结陈词时还是声情并茂地老一套：
  
      ……我们爱生活，因为生活的故事上下五千年，叫人浮想联翩。我们爱自然，因为万类霜天竞自由，那是生命的礼赞。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美丑无对错，审美无争辩。因而我们还要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们来自五大洲的辩友才能胸怀宽广地唱一首：义深情似海，感动天地间。
  
      以上的讨论，无疑是建立在批判语言秀的视角上，但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借辩论表现语言美的做法。我完全同情新加坡辩手和马来西亚辩手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生活在后殖民时期，面临殖民者留下的语言和主流民族语言的压迫，但他们仍孜孜不倦地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汉语为己任。他们借辩论为媒，刻意彰显汉语的优美，以求扩大汉语的影响和地位，这不啻是非常聪明的策略。我甚至可以理解外国选手刻意表现出来的语言花招，因为他们把汉语辩论赛视作检验自己汉语水平的机会。但国内队员（一定程度上包括台湾队员）以汉语为母语、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我们的辩手仍然要以辩论的幌子来掩盖语言的虚荣，这才是我耿耿于怀的真正原因。
  
      我还要补充的另一点是，辩论语言秀的原因不全在辩手的身上，更多的是在评委和教练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评委，便会有什么样的教练 ，当然也会有什么样的辩手。在某种意义上，观众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纵容导致了语言秀的泛滥。众所周知，国内的辩论赛实际上是比老师的解题和文采，辩手只是辩场上的扬声器和播音员。1993年北京"万家乐杯"大学生辩论大赛冠军得主北京大学队在决赛总结陈词4分钟里，用了近一半时间（近2分钟）朗诵了一段优美的散文，几乎没有提到辩论的主题，结尾时还抑扬顿挫地朗诵了舒婷一首长达99个字的诗。北大主教练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他写道，诗朗诵"尽管从内容上来说和辩题没有关系"，但当我们的结辩"最后以沙哑、低沉的嗓子朗诵完这段诗时，犹如一首激奋的交响曲到了它的最后的华彩段落，深深打动了演播室里每一位在场观众的心"（朱锋1994，187页）。如果没有教练的指点、评委的导向、观众的纵容，很难想象这种辩风会出笼，并且会愈演愈烈成为气候，最终得到冠军的荣耀。
  
      换句话说，大学生做为表演者只应负有限的责任，培养大学生的教师和学者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后者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语言秀的大师，有其师必有其弟子。我最近看到某著名学者出版的一本专著，书中是这样评介《格萨尔王传》的。它是"耸立在（喜马拉雅山脉）群峰中的珠穆郎玛雪峰，以其巍峨高耸、晶莹剔透、圣洁超群的伟姿，辉映古今，令人仰止，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无价之宝。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的珍视，被称为'东方的伊里亚特'"。这段书评，若论语言，无疑是优美华丽的，但论内容，除了苍白和假大空 便一无所有。如果做学术的目的，就是挖肠刮肚地拼凑出美丽而又假大空的词藻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那将是舞文弄墨者和为人师表者最大的悲哀。
  

[center]语言是一个美丽的枷锁[/center]
  
      我在以上的讨论中指出，由于受到传统对语言的理解的引导，汉语大专辩论赛将语言视作文化文明的标志，所以华丽漂亮的语言成了众多辩手不懈追求的境界。现在，我再换一个角度，考察几种反传统的语言定义，并以这些新的定义作为视角，进一步检讨语言在汉语大专辩论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起到的作用。首先要说的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祖师爷索绪尔（Saussure 1974）对语言的三点解释。其一，语言符 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历史上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日积月累地共同固定下来的。其二，语言符号通过排列组合来表现并确定各个符号的意义，把伟人称作老师是表示敬仰的意思，而老师这个称呼用在小学教师身上很可能是把被称呼者贬为教书匠。其三，语言不仅仅是辨认、描述、记录包括我们思想在内的世界的工具，而且构成我们的世界，换言之，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三点解释中，最令传统思想所不容的是第二和第三两点，第二点违反了语言是自然的、中性的定律，第三点和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的变体后结构主义在虚无主义道路上走的更远，它根本否认语言之外还有世界的存在，语言就是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机构及意义和人的本身。
  

       其次要说的是拉甘（Lacan）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的论述。拉甘（1977）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男童之所以可以从恋母情结中脱离出来，不仅仅是父亲起到了警戒作用，而且是因为他掌握了做为象征系统的语言。语言不是个体的语言，而是他所处的特定世界及其文化传统的载体，男童通过这个载体相对固定的的语法规则认识该世界，包括它的一切规定、习惯、禁忌和伦理道德。比方说，男童就是通过语言系统认识到男女有别以及母子不可乱伦的行为标准的。拉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我讲英语（汉语），不如说英语（汉语）讲我。德利达（Derrida）在探讨作家和写作语言的关系时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作家可以使用语言，但却难以完全操纵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具有自己的系统、法则和生命。换言之，作家使用语言的同时，注定要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的奴役"（1976， 158）。
  
       后殖民主义论学者司皮佤克（Spivak）关于殖民地下等人语言的观察对我也颇有启发。司皮佤克（1995）指出，殖民地的原住居民，特别是下等阶级及该阶级中的女性成员，既没有历史也说不了话。我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司氏的话的，那样会误以为她是说下等人都是野蛮人或哑巴。实际上，我理解的意思是，殖民地的下等人人微言轻，说话没用没人听，说了等于没说。由于自己的语言没有地位而殖民者的语言倍受崇尚，也为了让统治者听懂他们，他们只好操用后者的语言。又由于被统治者只能操用统治者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们难以避免地会受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操纵。甚至统治者还可以强奸下等人的意志，把自己说的说成是下等人说的，搞得他们有口难辩。
  
       我对以上三个说法的总结，难免有断章取义甚至别有用心之嫌。说穿了，我就是企图破坏颠覆我们传统学术界里、尤其是汉语大专辩论传统里有关语言的主流认识和说法。我的观点是：1）语言不仅仅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限制人思想的枷锁。2）语言并不是单纯的、自然而然、中立、不偏不倚的泛人类工具，而是代表着一定政治利益的。3）语言的天真无邪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是政治势力的手段，套用福柯（Foucault 1971）的说法加以活用就成了：语言里面出权力。4）由于语言和 权力密切相关，统治者的语言是他们统治的工具，被统治者自己的语言－－如果有的话－－是他们抵制统治甚至推翻统治的武器。总而言之，现实是语言的现实（而非语言是现实的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换言之，改良世界的前题是改良语言。

        我把语言定义成思想的枷锁，这明显和汉语大专辩论赛传统所依赖的语言定义有根本性冲突。由于这个说法是反常理和反常识的，所以无论我怎么解释都难免有词不达意之虑，可能仍然无助于常人对它的理解。所以我不妨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非男即女，这表面上看是天经地义，众所周知的。但据报载，上海著名医生何清濂教授近日指出，人的性别其实有七种。据报道，"何清濂教授关于人类性别划分的新见解，已引起医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人士的热切关注" 。其实，人类多元性别并非是新鲜事物，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无奈语言里只有男女两个性别符号，加上人类自古就有的归类和用共性抹煞个性的习惯，我们只好对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或是眼不见心不乱，或是视为异类斩尽杀绝，即将其送上外科手术床或精神病房。即使现在发现了七个性别，没有现成的语言符号，若要求何教授向常人百姓解释这七种性别，肯定也会把他难倒。但愿他不会因为解释不当导致常人误以为他传播精神污染。
  
       我们中国人一般而言算是比较温文尔雅中庸老成世故但求相安无事不愿惹事生非深信相生相克之道的族群，起码林语堂先生（1994）是这样认为的。我一直在思考，近代和现代的我们似乎日益狭隘偏颇极端容不得异类并因此常常互相讨伐争个你死我活或者玉石俱焚，不知道是否和我们语言习惯的发展有关。比方说，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我们把五花八门的西方学说两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个唯字不简单，它唯一排他、独一无二的含义，可能既反映出我们的思维定势，反过来也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在非此即彼的两分世界里做出明确无误的选择。结果是独尊一种主义，其它的一切主义一切思潮一切说法都成了极端的异说必须被斩草除根。
  
      我本人也是语言限制的牺牲品。我在教授翻译的过程中，曾遇到许多令我头疼的难题。今年是老人年，澳洲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There are no old people, but only older people. 怎么翻译 old （老）和 older（更老）这两个词，颇让我费了一番脑筋，为什 么呢？这是因为语言习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只有跳出老这个词和它的通常的含义，我们才能得到较贴切的翻译：没有老人，只有比你年长的人。我还有另一个语言习惯，就是善用军事化的语言文字 ，因而常常把商业上的某些英文术语翻成火药味极浓的中文词，如推销攻势，削价战什么的。俨然商场就是战场，但这种你死我活的暴力色彩明显不符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行为实际情况 。
  
      我在和国内大学交流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大学生的思想确实受到语言的严重束缚。举一个语言限制思想的例子，有一次，我在某著名大学办讲座。讲座结束后，有学生向我指出，我讲课时提到唐词宋诗是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中国没有唐词宋诗，只有唐诗宋词。我想我可能是口误说错了，但同时我留意到，由于中国人言必唐诗宋词，"唐诗宋词"这个术语在汉语里几乎成了固定搭配的成语，导致许多人误以为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
  
      同样道理，语言的习惯定势和限制也在约束汉语大专辩论赛的发展，前面说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华丽语言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语言约束了辩论的思辨色彩。我现在将通过另外两个例子继续探讨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其一是军事化语言，其二是两个常用辩论术语。首先，军事化语言在辩论、尤其是汉语大专辩论赛传统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我们在辩场上动辄就是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舌战群儒，用语言做刀枪进行殊死搏斗。我揣摩，把辩场当战场、把辩论当决一死战的语言习惯，是国内各大学辩论代表队热衷于雄辩的部分原因。荣获1995大赛冠军的南京大学队是由四个女大学生组成的，但他们一旦出现在辩场，也是一个比一个更杀气腾腾，更好斗。大赛结束后，我留意到南京大学队的一位女辩手是这样描述她们的分工的：
  
       一辩是抢占地盘，深挖壕沟，所有于己有利的"山头"都要尽可能地囊括；二辩要筑起高墙，加固工事，打牢基础；三辩要广积粮草，储运炮弹，并要尽可能地烧掉对方粮草，让对方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处于人困马乏之窘境；而自由辩论就是真正的大战开始，步步为营，逐步蚕食对方阵地；或是秋风扫落叶，一举端掉对方营盘；也有可能混战一场，乱中取胜……一支成熟的队伍，往往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而经过了"深挖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后，四辩的任务就是把红旗插上山头，并高唱一曲胜利的凯歌。
（钟画画 1995，166页）
  
      上面引述的话中，和军事战略战术有关的术语数不胜数，充斥着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和好战好斗胜者为王的霸气。我不是说男女有别，女的就不能凶神恶煞不能不爱红妆爱武装不能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也不是否认充满火药味的辩论风格容易获得先机。我只是说这种拿语言做刀枪的习惯影响和限制了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男女老少都不能幸免。这种唇枪舌箭式的"雄辩"，约束着辩手及其教练的想象力，误导他们以为凡辩论都要以"雄辩"为唯一的方式，上了辩场就是上了战场就是要奋不顾身要你死我活要全歼对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难怪每次大赛前国内各大学代表队都如临大敌，书记院长教务长教授博士学生会主席蜂拥而至，全民皆兵地为本校辩手押阵参谋观战打气兼做后勤保障。
  
      前面我专门提到汉语大专辩论赛传统为华丽语言所误，现在又说它受到军事化好战好斗语言的制约，我岂不是在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就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曾经在中国同领风骚一样，华丽漂亮和好战好斗并不一定互相排斥，它们起码可以在如下两方面相安无事甚至相辅相成。第一，华丽语言是自我表现的手段，军事化语言是攻击对手的武器。第二，军事化语言追求的是杀伤力，华丽语言可以美化"暴力行为"使其显得漂亮。有一首曾经风靡全国的歌曲，名为《血染的风采》，表现的就是血腥味和华丽的有机统一。讲到两者间的关系，我想起另一个不太中听的比喻，即寓言里化装成美女的毒蛇。自然界里确实有许多动物通过刻意打扮自己以达到自我保护或攻击猎物的目的。
  
      下面，我继续考察汉语大专辩论赛中两个屡用不鲜的术语是如何束缚辩手的思想和妨碍他们的想象力，这两个术语一个是盘问，另一个是所谓的全称判断。首先是盘问，这个词常常令我想起警察对罪犯或军人对俘虏或起码上级对下级的审问、质问和查问。由于有了这个术语和由此引发的辩论风格，汉语大专辩论多了很多气势汹汹强词夺理，多了很多刀光剑影和火药味，多了很多宜将剩勇追穷寇，同时少了很多机智、幽默和急中生智，也使观众少了很多赏心悦目、轻松愉快和开怀大笑。说到盘问这个词，我想到汉语和英语的另一个差异。汉语语境里的公检法人员提审、审问或盘问罪犯嫌疑人，而英语语境里的公检法人员通常不是审问或盘问嫌疑人，而是举行听证会 (hearing)去听取嫌疑人的证词。尽管问和听只是个别词汇术语上的 差异，但起码从理论的角度来讲，问和听的差异是制约公检法和嫌疑人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问使问话者得以居高临下并使被问话者只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任由前者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听则给嫌疑人更多的尊重和自主，更多主动选择的权力，更多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谁都可以以左派的名义自以为是地盘问他人但及少有人认真地去听别人的辩白，可见盘问这种做法的极端不合情理之处。
  
      第二个词是全称判断，这是形式逻辑里的一个术语，按照辞海的定义，它"反映某一类中每个对象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如：'所有的行星都绕着自己的轴转'；'没有一种油脂在水中溶解'" 。全称判断在帮助人们了解已知的世界方面无疑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并非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这是因为：1）它并不能穷尽任何类别事物的全貌，如：它未说明行星之所以被称作行星，首先是因为它们围绕着太阳运动。2）它并不能排除其它类别事物可能具有同样的特征，如：卫星也可以围绕着自己的轴转。3）它说明的只是相对条件下的情况判断，如果条件改变，全称判断就可能失效。比如说，如果我们给油脂（或水）加温，或在水中注入某种物质，油脂就有可能被水溶解。4）全称判断是按照人类有限的认识对无限的世界做的有限度的描述，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不绕着自己的轴转"的行星，世界上可能存在某种可以被水溶解的油脂，只是我们还未发现或根本不具备发现的条件罢了。
  
       今天我们双方都需要论证一个全称判断。我方已 充分证明了，如果有辩的参与 真理就会越辩越明。可对于许多领域真理确实越辩越明的例子，对方却始终没有给予我们一个圆满的解释。
  
      我在上述引言中注意到几个带有特殊含义的词（我为其加了强调底线）。充分和圆满是近义词，表示完全；已和了表示完成了的行为；许多是数量词。该辩手的意思大概是她和她的辩友已经完全证明了一个放之众多领域而皆准的真理（十几分钟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不可能完成的创举－－真伟大！），而她的对手却没有做到同样的圆满（谁也不可能做到！），同样的伟大，所以评委应该把决赛的桂冠奖给她所在的辩论队。
  
      恰恰就是全称判断这个术语左右了许多辩手的思路，把他们逼进偏颇、绝对、极端的死胡同。无论他们遇到利大或弊大、或孰重孰轻、或任何其它类型的辩题，他们都要习惯成自然地按全称判断来解题，并且无视或极力掩盖这种绝对说法的种种弊端、漏洞和不合情理之处。如果辩治愚比治贫重要，他们就绞尽脑汁地证明治愚绝对重要，而且治愚对普天下古今中外的全人类各个民族都同样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强求对手走向另一个极端，建立起另一套截然相反的全称判断，然后己方再提出所谓的反例来攻击对方的全称判断。如果双方都热衷于证明全称判断并致力于寻找对手全称判断的漏洞，这时候，谁更能把说不通的话说通把极端绝对的话说圆而且说得漂亮谁就更能出彩。这也是国际汉语辩论大赛假大空语言日益盛行的原因之一吧。
  
      上面说到的军事化语言、盘问、全称性判断，再加上本文未讨论到的其它语言陋习，使众多辩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屹立在辩坛上，争先恐后地高呼着圣贤语录或诵唱着奔放的诗句，对着亿万电视听众斩钉截铁地断言"通过斗嘴就能找到绝对真理"或"自然科学绝对比社会科学更重要"，那些对中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认识的人，不知该做何想。难怪1995辩论赛编导刘春会"每每听到语言高亢尖铿仿佛真理在握的演讲，他总有些恐惧"（1998，72页）。
  

[center]语言牢笼里的困兽之斗[/center]
  
      按照本文的论述，语言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仿佛是无所不在而又不可避免的，仿佛人和语言的关系颇有一日使用终身为奴的意思。那么，人是否可以冲破语言的枷锁呢？虽然我认为很少有人可以完全摆脱语言的枷锁，但部分人可以刻意的、有意识地尝试一下。我最欣赏的是那些明知不可能仍不轻言放弃的人，包括作家王朔。当说教性政治语言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统领风骚时，王朔首创用调侃语言创作的新风尚。杨东平分析，王朔"大量活用、曲用、反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常用的政治概念、政治术语、'文革'语言……（或者）对传统格言、正统理论的曲用、谐用"（1994，547）。王朔对汉语传统表达习惯的改造，有助于他挑战呆滞僵化、脱离百姓的正统文学语言的枷锁。杨东平的分析中包括的几个关键词很能说明问题，包括活用、曲用、反用和谐用等，说的就是王朔颠覆、破坏和改造主流语言表达习惯。必须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倍受辩手爱戴的"妙语翻版"似乎也含有活用语言的成份在内，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妙语翻版"和王朔对语言的改造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王朔对语言的改造是反动的，既破又立的，而所谓的"妙语翻版"说穿了只是借用名人的格言语录稍经加工便古为今用点饰己方的陈词罢了。
  
      某些外来辩论队在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中的表现有时候会冲击汉语语言的界限。他们有些人是因为对汉语的掌握有限而在无意之中违反了汉语语言习惯，如把欲速则不达说成欲达则不速。但也有些人－－包括我本人组建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队－－确实苦心孤诣地挑战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力求在一潭死水里搅出几团漩涡。俞吾金指出，这些外来选手的语言"说出来超出听众和评委的想象之外，给他们一种新鲜感和思考的余地"（1995，50页）。由此看出，外来选手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新南威尔士大学汉语辩论队是怎样想方设法颠覆语言界限和摆脱语言束缚的。

       在解题方面，我们放弃了全称判断选择了相对论。1995年我们和新加坡大学辩论治贫和治愚哪个更重要。我们提出治贫和治愚都非常重要，但对于穷人和穷国而言，解决温饱就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对手说的是治愚在任何时间空间内都重要，而且全盘否定了治贫的重要性。和我们相比，对手的全称判断立场自然显得偏颇、极端和不近情理。1999年我们和西安交通大学队辩论足球比赛引进电脑裁判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手极力证明各种情况下的利大于弊，而我队辩的却是利弊没有绝对的大小，并且说利大于弊的人有其目的反过来说弊大于利的人也有其意图。难怪我们的辩论给观众和舆论留下 "语出偏锋"的 印象 。
  
      在辩论方法方面，我们在发挥语言的交流和沟通工具性作用的同时，通过刻意挑战即有的语言界限来彰显其消极作用。比如，1995年和新加坡队辩论治贫与治愚孰重孰轻时，我方辩手为了冲击社会对愚的负面含义的认定，便要求对方说明他们说的治愚包不包括愚公移山的愚。到了1999年，我队更加注重在语言方面标新立异。针对辩论赛引经据典的传统，我方辩手首先宣誓："我方绝不引用唐词宋诗－－不，唐诗宋词！"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故意冲击传统的辩论方法和打乱汉语的词语搭配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到了盘问阶段时，比赛章程本来注明我方二辩指名盘问对方，但我方二辩故意声明自己的问题对方谁答都行。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们对赛制过多的条条框框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减审问盘问的色彩。不仅如此，当对方试图盘问我方时，我方辩手一反常规，没有兵来将挡强词夺理，而是反问对方有什么权力"审问"我方。我方二辩提问时，还故意对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行改造。比如，一般辩手盘问对方时都喜欢提出刁钻的问题难倒对手，或设制圈套陷害对手。而我方二辩则别出心裁地说，"我问你一个最容易的问题，来刁易你一下"，或"我问你一个容易的问题，希望不会把你容易倒了"。我方的部分辩手本来母语就不是汉语，语言功底方面必然吃亏许多。但由于我们别出心裁地对辩论方法和汉语表达习惯进行改造，反而显得更具有语言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震撼观众。

[center]总  结[/center]
  
      综上所述，语言既是思想的载体和人际沟通的工具（以及辩论的手段），也是思想的束缚。换言之，成也语言，败也语言。鉴于语言的工具性作用属于众所周知的常识，本文突出讨论了美化语言造成的后果和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和限制。在此，我还必须补充说明一点，无论是工具论还是束缚论，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喜悦和痛苦。工具论者可以对语言精雕细琢说出妙不可言的语言，但华丽的语言说多了难免给人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形式主义的感觉。另一方面，束缚论者可以反其道而言之语不惊人誓不休，但叛逆性语言说多了恐怕会使人认作是奇谈怪论、词不达意、不知所云。仅就辩论而言，我个人希望看到更多的反常规语言。费思克 (Fiske 1987) 指出，艺术表现有两种方法对待观众，或是试图感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接受艺术家的意义，或是通过"疏远"他们以达到激发他们思考的目的，使他们有意识地生成自己的意义。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适宜于思想教育因而在过去的中国比较普遍。第二种方法不太常见，但考虑到它有利于冲击语言给思想造成的束缚，并激发观众的思考和想象，它更符合我们举办辩论的初衷。   

参考资料

  老边，1995，"反狮城辩论模式"《唇枪舌箭》余培侠主编，华龄出版社。
  李霞，1998，"实话实说"《梦断狮城》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
  林语堂，1994，《中国人》全译本，学林出版社。
  刘春，1998，"辩论的终结"《梦断狮城》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
  潘跃，1998，"你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质询辩论"《梦断狮城》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
  王秀梅，1998，"辩之辨"《梦断狮城》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
  杨东平，1994，《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
  俞吾金，1993，"辩论中的十大关系"《狮城舌战》王沪宁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霭珠，1993，"辩论是综合素质的较量"《狮城舌战》王沪宁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泽群，1998，"梦断狮城"《梦断狮城》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
  钟画画，1995，"说'辩'" 《唇枪舌箭》余培侠主编，华龄出版社。
  朱锋，1994，"辩论的起源、艺术和技巧"《世纪之交的论辩》严胜男责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Derrida, J, 1976, "The Exobitant, Question of Method", in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C Spiva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Fiske, J,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Routledge, New York.
Foucault, M, 1971,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 M S Smith, Pantheon, New York.
Lacan, J, 1977, The Four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sis, Hogarth Press, London.
Saussure, F, d,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ontana, London.
Spivak, G C, 1995, "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eds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转载本站文章请自觉注明：“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