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雷哈迪(Robert Flaherty)小传

湘里妹子

作者：张同道
来源：《影象大师》      
2004-02-18 14:39:30


　　一位浪漫的摄影师，一位电影大师，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可他的影片中却丝毫没有半点硝烟的痕迹。在远离自己的国土，在遥远的北极他记载了人类生活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引领我们认识了身边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他开创的独特艺术表现手法影响了一代又一带纪录片工作者。他把一个崭新的电影名词“纪录片”带给了我们。他就是今天被称为世界“纪录片之父”的美国导演罗伯特．弗雷哈迪。

    　1884年2月16日，罗伯特．弗雷哈迪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铁山地区，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19世纪中期弗雷哈迪的祖父从冰岛移民至此，在这里，弗雷哈迪同家人度过了一端快乐的童年时光，之后便随父亲到世界各地探险。父亲和他本人都是爱尔兰新教教徒，母亲则是德国天主教徒。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弗雷哈迪接受了各种文化的熏陶，美国人自由、民主的个性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童年时期与父亲一起探险的经历让弗雷哈迪看到了美国以外的精彩世界，也逐渐培养了他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的纯真个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听说的有关弗雷哈迪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呈现。然而，弗雷哈迪在他第一部电影《北方纳努克》放映时已经38岁。次前，他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探险，负责矿产的开采工作，与电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由于探险的机缘。在他以后拍摄的所有电影中，探险精神始终贯彻其中，探索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矛盾始终是他关注的主题。
《北方纳努克》剧照

    　1907年至1910年，弗雷哈迪在一家辛迪加小矿产公司做事。他本人说：“遇到威廉．麦肯齐先生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那时，威廉先生正负责修筑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跨加拿大的一条铁路。听说那里会有铁矿，便问我是否愿意去探险并做个报告给他。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住的帐篷外边都是雪，有几个印第安人与我同行。我与几个爱斯基摩人一起生活，我只会说几句他们的语言。比如：冷吗，远吗，我饿了之类。”与爱斯基摩人的密切交往为以后弗雷哈迪拍摄《北方纳努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次采矿之旅历时19个月，由于没有良好的装备加上恶劣的天气，弗雷哈迪没有达成心愿。1912年，弗雷哈迪在威廉先生的建议下带了一台摄影机开始了第三次探险之旅。然而，人们在看完他拍摄的爱斯基摩人影片的拷贝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些零散的毫无关联又没有什么线索的碎片。弗雷哈迪和妻子想了很久，最后他们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片子是糟糕的。弗朗西斯回忆到：“我们如果回到北方，去拍一些我们生活了八年的地方和人们，去拍一个典型的爱斯基摩人家庭，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物生活传记更有意义呢？去拍一个生活在与世隔绝地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缺乏资源的人种。他们的生活就是与天气作斗争，与饥饿作斗争。”经过8年的努力，1921年，《北方纳路克》终于完成。之后的几年，弗雷哈迪为一些杂志撰写探险游历的系列文章，并在妻子弗朗西斯．哈宾达的协助下，与1924年出版了《北方纳路克》一书。弗雷哈迪在他的书中记录了爱斯基摩人在北极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在拍片过程中的种种趣事：

    影片拍完后，第一批观众就是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弗雷哈迪在书中这样描绘：“他们（爱斯基摩人）一直向后看放映机的光源，就像看银幕一样，我以为这次放映不会成功。突然一个人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他们以为海象真的会跑掉。当时屋子里一片混乱。爱斯基摩人在胶片中看到了自己和同伴的影子，他们开始互相耳语，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忽然之间，他们仿佛理解了我所做的一切。”合作是愉快的，当然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妻子弗朗西斯．哈宾达回忆了弗雷哈迪拍摄过程的经历：为了获得捕熊的镜头，他们离开驻地8周，走了600多里路，途中两条猎狗由于没有食物也饿死了。这次旅行极不走运，天气恶劣，碰不到猎物，作为人和狗的食物的海豹连一头也碰不到。由于饥寒交迫，他们停了下来，盖了一间“伊格鲁”（爱斯基摩语“雪屋”）。鲍伯（弗雷哈迪的呢称）用水袋把自己严严实实的裹起来，狗群在伊格鲁狭窄的通道上挤作一团，动动身子的空间也没有。纳努克和同伴为了猎物四处奔波。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每天都空手而归连空中飞翔的海鸟也冻得硬邦邦地死在冰面上。纳努克他们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每天早晨，鲍伯都把自己带的事物让给大家，但他们没有一次伸过手来。终于有一天夜里，随着雪被塌实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们狩猎回来了。鲍伯很快从脚步声里明白了他们带回了什么：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海豹，而且是一头身躯巨大、带着威风的前须的家伙！先喂饱了狗，再轮到人，饱餐后沉沉睡去。按鲍伯的话说：那一夜，热气从暖和的纳努克们的身体中冒出来变成水蒸汽，在周围寒冷的空气中打着旋儿。第二天，他们又恢复了元气，继续上路了。
  
　  一天晚上，纳努克们（指代爱斯基摩人）正在盖雪屋，突然下起了夹冰的雪。纳努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盖好小屋，当鲍伯终于可以和他们一块爬进去避难时，只差一点儿身体就快要冻僵了。进跟着近来的纳努克点亮蜡烛，由于过度寒冷，空气中的水也冻结起来，用鲍伯的话说：“眼前的一片空间好象撒满钻石一样美丽动人，闪闪发光。”这是的纳努克全身沐浴着美丽的光辉映现在鲍伯眼前，看着鲍伯嘿嘿的笑起来，得意地说：“怎么样，干德不错吧！那些白人的家再好，也没有这么棒吧！”

  　  捕海象的拍摄是最动人心魄的一幕。海象在距离他们居住的海岸25英里的地方，夏季时会有许多海象聚居在那里。他们等了三天，弗雷哈迪说：“我们看见20头雌海象被2头雄海象守护着。慢慢地我推到了一个大海象的特写镜头。这时，他们并没有察觉。待我们准备好拍摄后，纳努克带领大家拿着鱼叉冲上前去。到晚上时，我们的船上载满了海象肉和象牙。纳努克从来没捕倒过这么多的海象，我也从没像这样在海象岛上拍片。那天我们大家都很兴奋。”
   
　　 20世纪早期，已经有一些带着摄影机去探险的人，他们拍下了世界各地的许多风土人情。20年代前后，是探险电影的一个繁荣阶段。安德烈．巴赞在《电影与探险》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探险电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影片《永恒的寂静》向观众展示了美妙的极地风光。随即这种类型的影片纷纷问世，并且获得成功，弗雷哈迪完成于1922年的《北方纳努克》一直是其中的杰作。那时，美国的纪录片工作者们拍摄了大量赞美西部生活的电影，同时也远涉非洲和世界各地。在这些带有冒险精神的纪录电影中，写意与写实共在，浪漫于纪录并存。弗雷哈迪在这些探险影片的创作者中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个人追求：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主题，始终把人作为电影的中心。弗雷哈迪的足迹遍布天南海北，无论是人际罕至的加拿大北部冰川世界，还是南太平洋风光秀丽的塔希提小岛，无论是工业繁华的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南部神奇宁谥的路易死安那州。
   
　　《北方纳努克》之后，弗雷哈迪又先后拍摄了〈摩阿拿〉、〈亚兰岛人〉、〈路易死安那州的故事〉。人们把这几部电影集结在一起，称为弗雷哈迪的四部“自由”电影这些影片的共同之处在于继承了〈北方纳努克〉中寻找“一家人”的传统。
   
　　在〈摩阿拿〉中，一些重要场面的拍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刺青场面出现之前，字幕告诉我们：“每一个波利尼西亚人都必须通过一种仪式以使其赢得‘男人’的称号。”但在片中扮演要角的塔．艾坞勒说，如果不是弗雷哈迪事先安排好是决不会去刺青的。仪式前的舞蹈庆典和化装活动也都是弗雷哈迪按照地区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搬演的。

    在〈摩阿拿〉拍摄过程中，弗雷哈迪开始尝试使用摇镜头去跟拍一个主题对象，当时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拍摄手法。不仅如此，长焦镜头和特写镜头在他的影片中也同时被使用。这在刺青一场有所表现。当针扎进男骇的身体时，弗雷哈迪用特写镜头记录下了他脸上的痛苦神态并把摄影机摇到他身边的母亲，把母子间的亲情在一幅画面中表现得至真至善。

    〈摩阿拿〉是弗雷哈迪为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所以他很清楚，制片公司为了票房收入，期待的是刺激性的事件和冒险。他曾听到一段引人入胜的对话，有人看到像鲸鱼般巨大的八爪鱼，它的触角在海面上四下扩散，活象可怕的怪物。等船靠岸后，鲍伯就立即对八爪鱼的传说开始调查，可结果却是：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

    弗雷哈迪拍片有一个特点，就是毫不遗漏地记录下他感受到的一切，派〈摩阿拿〉时，他的素材已经达到14万英尺。但他并不在乎，只要他的灵感在，那么他的机器就不会停止。他们还修建了底下洗印车间，雇佣当地的少年帮助制作样片。样片出来了，少年门欣喜若狂，一边高喊着一边手捧胶片绕着村庄奔跑，让大家欣赏他们的“杰作”，然后才把它们像祭奠的贡品一样摆在弗雷哈迪的脚下。

    拍完的素材弗雷哈迪会不时地拿给村民们看。有一次，他们在椰子树上绑起银幕，放映工作样片，全村的居民都热情高涨地来和他们一起观看刚刚完成的电影。看完后，岛上的居民立即把感想告诉他们。特别是那些还记得岛上古老仪式和生活习惯的长老们，不仅帮助弗雷哈迪再现往昔，又来检查他们的片子是否有错误。

    之后的〈亚兰岛人〉同样遵循了〈北方纳努克〉和〈摩阿拿〉的踪迹。1932年秋，他们来到英国南部的亚兰岛：一个有着300英尺高的灰色断崖，寸草不生、面海而立、没有现代文明侵入的海岛。那里没有土地，人们过日子要先从运土造地开始，海藻是最好的肥料。

    初到这里，人们对他们非常疏远，以为他们是来“汤化”爱尔兰人的。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时期，英国新教军队进攻爱尔兰时，宣称要把爱尔兰人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便像他们发送一种汤，作为交换条件，爱尔兰人必须放弃天主教。虽然弗雷哈迪的姓氏是爱尔兰的姓氏，但他们无法证实他们不是新教教徒。那时当地人谣传：鲍伯的口袋里装着一个液体的瓶子，如果液体撒到谁的身上，谁就立刻变成新教教徒。但是，弗雷哈迪的友好和善让他们很快就与当地人建立起了友谊。妻子哈宾达也经常到周围的邻居家聊天，并送给他们食物和日用品。一个名叫玛姬得当地女人，主动找弗雷哈迪要求做演员。由于玛姬家里太穷，孩子吃不到牛奶，弗雷哈迪就送给她一头母牛，可她却惊慌地说：“这怎么好啊？如果孩子们喝惯了牛奶，牛又死了，那该怎么办呢？”圣诞节到了，玛姬看到弗雷哈迪家里的圣诞树，马上划起十字架，原来，她还以为美丽的圣诞树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亚兰岛人〉在伦敦的放映获得了巨大成功。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参加了放映会。看完电影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站起来的却是活生生的荧幕上的真人。这部电影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生存环境展示给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1946年，弗雷哈迪开始拍摄〈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他把自己理想中的电影模式发展到了极致。对于石油，弗雷哈迪是外行，他经常对妻子说：“给我三个月，我要研究石油。”石油公司也很慷慨，为他写剧本提供了种种方便。当他们对石油的调查快要结束时，一位石油管道检查员热情的邀请弗雷哈迪跟他转一圈。妻子回忆说：“那一天多么可爱啊！春天刚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洪水还未退去，树枝和残碎的东西都被洪水吞噬，乌龟和鸭子也浮在水面漂流。当我们仰望天空时幻影出现了：银色的井架被太阳映得闪闪发光，他们那‘整齐地排列在无边沼泽上空细长的身影’似乎也在漂移！司空见惯的风景发生了吃惊的变化，那是由‘洋溢着万物之爱的率动’构成的世界。就在那一刹那，我们的影片脱胎而剩。鲍伯立即给公司写信，告诉他们影片已经有了头绪。”

　    〈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迷人、优雅而敏感的卡琼男孩，随着画面上男孩的出现，一个近乎幽灵般的声音对我们耳语：这个男孩依然相信海里有游动的精灵、人鱼传说，依然相信魔法！男孩出门时绝不会忘记带上装着盐和青蛙的袋子——他是不会那么大意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弗雷哈迪在拍摄《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

    弗雷哈迪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家。在伦敦拍片的时候，朋友们就经常聚集杂子俱乐部听他讲故事，呆到那里打烊了，就到附近的餐厅；餐厅也关门了，就换一家酒吧，一直坐到天亮，只为听鲍伯讲故事。弗雷哈迪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时而微笑，时而忍俊不禁：“喂，先生们，可不要误会，这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可是也许是真的，恩……不妨说是真的吧，反正都是一回事。我把我遇到的事情编成了故事，就是这样。”

　    弗雷哈迪所有电影中最为人津乐道的就是《北方纳努克》，它也是弗式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步。但是1932年，他与英国纪录片导演格里尔逊共同拍摄了一部反映英国当时工业化发展状况的纪录片《工业化英国》，却是他的电影中最不具有个人特色的一部。1932年，帝国海外电影市场与高蒙公司合作发行了六部电影集结在一起的“帝国六步曲”，其中就有这部影片。《工业化英国》这部电影在全英国及海外获得了很大成功，也给弗雷哈迪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1938年，妻子弗朗西斯确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们决定回到美国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不久，弗雷哈迪开始了他下一部影片的拍摄。这是弗雷哈迪与帕尔．罗伦兹为美国农业部合作拍摄的一部片子。弗雷哈迪在55随时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美国人民的生活。弗雷哈迪像个孩子一样重新发现了美国的壮美、友善和能量。妻子弗朗西斯时常这样形容弗雷哈迪：他天真直率，好奇心强，仿佛永远活在少年时代，从来不曾长大。他的口头禅是“真棒！”，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值得赞叹的。此时，欧洲战争已经爆发，他非常迷惑和痛苦，一直不知道这部片子要表达什么。1940年，弗雷哈迪雇佣了一个在当时纪录片领域非常著名的专业剪辑师——海沦．范．唐琴，她曾于1928年与伊文思一起拍摄制作了《桥》、《雨》、《菲力浦收音机》等。当海伦看到弗雷哈迪拍的75000英尺胶片而没有一点思路时着实吃了一惊。她像伊文思写信抱怨说：“弗雷哈迪每天上午谈战争、机器和文明，下午又是同样的素材。”伊文思回信说：“观察、多看、多听，你就会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从弗雷哈迪谈论的关于战争、摧毁、机器的话题中，海伦获得了她想要的东西。海伦的剪辑技巧在《土地》所获的成功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影片展示了一个令政治家感到很窘迫不安却又是现实存在的美国工农业问题。《土地》的真实使他没有获准在电影院公映。

　    1942年，著名好莱坞导演卡普雷负责战时电影的部分工作。他认为弗雷哈迪的电影经验会对他们拍片有很大帮助。弗雷哈迪来了之后，没有人知道该让他做些什么，弗雷哈迪又不能与他的摄影师和睦相处。此时卡普雷本人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9个月的工作并没有让他完成一部电影。因此，他决定放弃新闻片和弗雷哈迪。此后的几年，弗雷哈迪生活很拮据，不得不带真影片在身边以便出售。他把《印第安那男孩》卖给了奥逊．威尔斯。据弗雷哈迪的弟弟大卫说，交易是在电话中进行的，威尔斯付了12000美圆给弗雷哈迪。

    晚年，弗雷哈迪对摄影机“还原”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弗雷哈迪拍摄了毕加索的著名壁画《格尔尼卡》。直到1951年去世，这部片子仍没有完成，成了弗雷哈迪作品中令人期盼的“遗憾的艺术”。但是弗雷哈迪对电影执著的理想信念一直为我们所称赞、颂扬。真正的艺术家从来都是崇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是不会为舆论和潮流所左右的。弗雷哈迪让我们从他的电影中探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优秀品质，他是一位以感觉来工作，使用眼睛而不是测光表，凭借直觉而不是创作规律的纪录电影导演。

    浪漫主义的电影在故事片中经常可见，但对于以记录现实生活为准则的纪录片来说，它却是少之又少的，从弗雷哈迪的影片中我们看出了弗雷哈迪心中所深藏的热情和执着的浪漫主义精神。从人迹罕至的北方到遥远的很少有白人涉足的南部，他要的就是人类古老文明的美妙之处。美丽的小岛、自然的风光、和谐的家庭，这样的天堂王国促使弗雷哈迪的电影更接近自然的原生状态，让影片的浪漫主义情绪散发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从弗雷哈迪的镜头语言中看出他传达出来的对于生活、对于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无限热爱与关怀。在他的影片中没有涉及战争、混乱的主题，我们甚至看不出一点儿工业文明的影子。从一个工业发达国家走出的导演怎么可能舍弃他们引以为荣的“文明”而倾向自然？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只有对机器拒之门外的执著和对工业侵入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