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修辞学》序

诌不通

作者：张炼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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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廷虎先生以研究修辞学理论和撰写汉语修辞学史名家。现已有《汉语修辞学史纲》（与李金苓合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独著）、《汉语修辞学史》（与袁晖联合主编并撰写）、《中国修辞学通史》（与郑子瑜、陈光磊联合主编，并与李金苓撰写了其中的《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宗廷虎修辞论集》（独著）、《修辞新论》（主持合作撰写）等专著问世。这一本《20世纪中国修辞学》则是由宗先生主编，并与高万云、吴礼权先生分工合作撰写的，是宗先生的又一本修辞学史专著。宗先生的多本修辞学史专著相继出版，不仅仅是宗先生个人的成绩，也显示着中国修辞不学史研究的丰收。

     此书称：“八十年代以来涌现的古今修辞学通史专著有六部，另外专论现当代修辞的有五部。”[1]此书是其后出版的第12部。应该说，此书对此前的修辞学史专著和论文，不论是宗先生自己编撰的还是别人编撰的，都是有所承传的。可谓厚积而厚发。不过，又并非一仍旧制，而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承传和创新、突破，所在多有，相对集中在此书的撰写主要特色方面。比如集中在确定“以论带史、以史促论、史论结合”为全书撰写原则、对白话修辞学与文言修辞学发展的轨迹进行梳理、重视对临近学科学者修辞论的总结等主要特色方面。而这些主要特色，又都在理论的阐发中和史料的处理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以“史”“论”关系而言。宗先生自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修辞学史时，就在探索中，“尝试着走一条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道路”。[2]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修辞学通史》的编写经验时，又郑重申明：“总之，史论结合，在史实的阐述中加强理论探讨，是《通史》的重要追求。”[3]宗先生把史论结合看作是自己研究修辞学史的一条道路和一种追求。此书则更进一步把这条道路和这种追求转化为全书撰写原则，而又以这个原则的切实贯彻，构成此书的几个主要特色之一。此书继往开来地走着这一条道路，越来越执着地实现这种追求。

      何谓以史促论？简要地说，就是“从史料与史料的关系中总括出规律”。[4]沿着这种说法的思路，可以理解为以史料促成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史料是动因，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是结果。无“因”自然不能促成“果”，所以此书强调“搜集史料一要‘充分’，二要‘系统’”。[5]但有“因”而不去促，也同样不能促成“果”。所以此书批评了那些“仅仅是排列史料，很少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6]因而不能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重史轻论”现象。
  
      当然，以史促论的“史”，还关及对史料的真伪鉴别和价值高低的评定的问题。如果不能辨明史料的真伪、价值的高低，也是无法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的。以伪作真，误低为高，都不能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这就需要“将修辞研究置于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7]每一个史料都出现和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它和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形态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只有把史料放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检验，才能正确把握、深入理解它，并运用它来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此书正是以此显示其特色的。比如此书一方面确认了文言与白话之争，其结果是文败白胜，文言修辞学与白话修辞学之争，其结果是白话修辞学作为胜利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确认文言修辞学仍然有所发展、与时俱进。这一修辞评论，看似自相矛盾，难以理解，实则言之成理，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持之以立论的史料是被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且通过了检验的。此书把这场争论的种种史料放在当时革新与守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放在文言与白话在适应社会生活和时代的需求的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放在文言文根深蒂固，仍有一定的用场等等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检验，然后才作出这一修辞评论的。

     文言修辞胜于白话修辞，白话不能修辞之类的修辞评论在大陆早已随着产生这类史料的社会大背景的消失而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台湾，时至1978年竟然还有认为“语体文是尚自然的口语，不主修饰，不拘规格，与修辞原则不相符合”[8]的修辞评论出现。此书指出，这种观点，“似乎仍与‘五•四’前后修辞学界所谓‘白话不能修辞，文言才能做美辞’的观点相同”。[9]对此，我们也不必惊诧，只要把这种史料放在当时台湾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明了它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了。
      白话修辞学蓬勃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文言修辞学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因为它也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文言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文化典籍如经史子集等的重要载体，有中华文化在，就有中华文化典籍在，有中华文化典籍在，就有文言文在，有文言文在，就有文言修辞在，有文言修辞在，就有文言修辞学在。把文言修辞学放在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看到它的生存空间。我这也是在以史促论。

      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测，随着修辞研究与计算机合作的进展，随着社会对这种合作的需求的日益增长，普遍地利用计算机对文言文作处理（如文言文机器翻译之类）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这时候，参与这一工作的，不但语言工作者要掌握文言文，就是科学工作者也要掌握文言文，文言文修辞学也就更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了。我想，到那时，宗先生如果再写一部汉语修辞学史，一定会写上这一笔的。我们拭目以待。

      何谓以论带史？按照书中的简要诠释，就是“运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来“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开掘和评论。”[10]也就是说，运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引，把对史料的开掘和评论带上正确之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和正确的评论，犹如没有正确的考古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对地下文物进行深入的开掘和正确的鉴定一样。

     此书认为：“‘修辞’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的构成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包括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个成员，只要他进入写说，必然要接触修辞。多门学科的学者，不论是哲学家、政治家、美术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文章学家和演讲学家，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修辞理论，这已为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11]又认为：“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12]此书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意识，才以之作理论指导，从而开掘出20世纪不少临近学科的许多学者的大量的修辞评论，同时给予详尽深入的评论的。此前的修辞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虽然也有关及，但所论及的学者及其修辞评论数量不多，一般说，评论也不够详尽深入。这大抵与这种理论意识不强，因而未能明确地以之作理论指导来开掘和评论有关。此书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展示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一是史料大增：“整个20世纪，多门学科专家均提出过重要的修辞学理论，如政治家、哲学家蔡元培、胡适、毛泽东，文学家鲁迅、朱自清、叶圣陶、老舍、钱钟书，美学家朱光潜，史学家陈垣，语言学家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均从不同角度提出过重要的修辞理论，而尤以钱钟书最为突出。”[13]此外，启功、冯友兰、费孝通、王蒙、汪曾祺、鲁枢元、王一川等临近学科专家及其修辞评论也都成为开掘和评论的重要对象。[14]二是评论更为详尽深入。比如对钱钟书所作的修辞评论长达三万余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此书把钱钟书散见于诗文赏析、典籍考证之中的大量精辟的修辞评论梳理成为一个包括他的语言观和修辞观、文艺修辞理论、理解修辞理论、翻译修辞理论、修辞方式、语言风格、修辞史等的系统，[15]另外，又从方法论的角度专门对他的修辞研究法作出评论。[16]再如把著名作家王蒙来自自身写作经验的修辞评论大多评论得既不失其原有的文意和文采，又符合修辞学的科学规律和语言表述。
      此书所作的修辞评论，因以修辞是复合体，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的理论为指导，所以特别重视不同门类学科的学者的修辞评论的不同长处。举凡哲学家以其思辩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语言学家以其语言理论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文学家以其写作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美学家以其审美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以及其它门类学科的学者各以其专业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无不力图广取旁收，为我所论，为我所用。
      还以对王蒙的评论为例。评论时，首先转述王蒙的修辞评论，说王蒙承认中国语言的最大缺点就是不精确，如名词不加以说明的时候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但他又同时强调中国的文学的优势也恰恰在语言上。王蒙以他的小说《夜的眼》为例作了说明。他说有苏联人和美国人问他这“眼”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因为对此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眼”指的是电灯泡，那就是单数，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主人公陈杲观察各种事物的眼睛，那必须是复数，因为是人的眼，要加“S”。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抽象的，没有数的概念，就是夜晚本身的眼睛，把夜晚拟人化，夜晚是没有单数复数之分，也是单数。他说，在汉语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当时起的名字就恰恰有这样的一种神秘感，你可以说夜本身的眼，可以说夜里行人的眼睛，也可以说是电灯泡好像夜晚阴森孤独的眼睛，都可以。但翻译到其他民族语言的时候却要解决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的问题。[17]转述之后，评论说：“（由此）可以看出王蒙的那种自豪感，也可以看出王蒙对语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文学语言、文学修辞的认识才更具科学性。”[18]此外，与此有关的评论在上文中也有几处：“王蒙更重视汉语的特质和表达功能，无论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理论阐述中，他都反复提到汉语的个性特征和无可替代的表达功能，好多时候比语言学家的研究毫不逊色。这些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汉语文学作品的研究中。”[19]“王蒙认识语言与语言学家不同，他是以一个作家，一个语言使用者的身分介入的”[20]由此可见，王蒙凭借写作功力见长作出了具有自身专业特色的修辞评论，而此书把它作为史料给以正确的评论，从中吸取修辞学的理论营养。王蒙的这一番修辞评论，是对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在文学修辞上的独特作用的充分肯定和欣赏，语言学家当然可以更为准确地说明汉语的这一特点，但不能像王蒙那样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具体生动地说明汉语在文学修辞上的独特作用。可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此书则是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如果单从要说明汉语语法的非形态特点看，则王蒙的这一番话，未必能抵得上语法学家黎锦熙说的汉语语法“偏重心理，略于形式”[21]八个字。自然，黎锦熙作的是语法说明，王蒙作的是修辞评论，二者在修辞评论上互不搭界，没有可比性。
      至于一人而兼多门学科的专家或一人属某一门学科专家而同时在其它门类学科也有相当水平者，他们是如何以其多种专业功力之长作修辞评论的？其修辞评论的长处和价值又是怎么样的？当然也是修辞学史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书把“重视对临近学科学者修辞论的总结”作为撰写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有理论依据、富于成效，值得称道的。还应该指出，这也符合当代常常使用多科综合研究方法的学术潮流。因为从认识论上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历史发展进程，一般说，是由综合发展到分析，再发展到更高一个层次的综合的进程。与此相应，从科学研究方法上说，就是由多科混一的方法发展到分科独立的方法，再发展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多科综合的方法（所谓边缘学科研究法）的历史进程。而在当代，在重视使用分科独立的方法的同时，也重视多科综合的方法的使用。
      总之，这也就是以论带史。可见以论带史能够带出充分系统的史料和正确深入的评论来。既拓宽了修辞学史的研究范围，也突出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精神。
      以史促论，以论带史是史论结合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史促论是以“史”为手段，以“论”为目的；以论带史，是以“论”为手段，以“史”为目的。而史论始终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论”和“史”都必须互相结合构成一个统一体，但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又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对以论带史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以史促论的事实。以此书的论述而言，我们从对临近学科学者的大量修辞评论的开掘和评论的过程中，就可以验证或者说反证出修辞是复合体，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的修辞理论是正确的。自然，首先看到的是以论带史的事实，对此，前文已作过详尽论述，不再赘述。客观事物，总是彼此系连、相互沟通的，临近的事物，更是如此。我以为“以论带史，以史促论，史论结合”的观点，是可以在哲学思辩中找到根据的。这种观点，不仅是此书的主要特色之一，从方法论上说，也是此书在修辞学自身层面上最高层次的统摄性的研究方法。
      创新、突破往往意味着质的飞跃。在这种“飞跃”进程中，会遇到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由于临近学科学者的修辞思想的表述的非系统性和非修辞专业性，增加了对史料的适当鉴别和选取的难度；由于其修辞思想时有逸出现有修辞学框架的新意，又增加了对其修辞思想的价值的高低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难度。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书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即如对钱钟书的定位问题，就颇费斟酌。我以为，定位时，既要以钱钟书自身条件为根据，也要以陈望道及陈望道之后的其他重要的修辞学家为参照；把问题放在修辞学发展过程中加以思考，才能得出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陈望道为汉语修辞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提出了能够统摄汉语修辞学整体的有关修辞理论和准则，并贯彻到自己的修辞学论著里的种种论述之中，取得了汉语修辞学的奠基者、创始人的历史地位，他的修辞学说对其后的修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陈望道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修辞学的一个高峰。可谓前无古人。但是，这又绝不意味着无后来者。事实上，其后也已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因为修辞学总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既然未有穷期，高峰自然可以叠出。为此，此书认定“钱钟书是我国20世纪继陈望道之后的又一座修辞学高峰”[22]是有学理依据的。至于钱钟书本人，他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出了大量精辟的修辞评论，对修辞学有很大的贡献，无愧为一个修辞学大家，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把他看作是陈望道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也是言之成理，至少可备一说的。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钱钟书是作为一个修辞学的临近学科的学者成为修辞学的又一个高峰的，其修辞学说，在观点的非修辞专业性和表述的非系统性方面，是十分难得的特色与十分难免的局限并存的，尽管前者占据了主要地位。至少在这些方面，钱钟书同别的作为陈望道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的修辞学家是有所不同或者说是各有特点的。我的以上分析，或许有助于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更周全一些。

      “修辞立其诚”，治修辞学史当然也要立其诚。书中对我国的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修辞评论，既肯定其确有珠珍玉贵的一面，又不讳言其不利于修辞学系统构建的不足。[23]既肯定陈望道提出的修辞要关注接受问题的意见，又指出他在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时仍然侧重表达修辞的不足。[24]对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既肯定它“确实对推动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任何其他同类学术著作所无法比肩的作用”，[25]又指出它“不是纯粹的修辞学专著，在修辞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构等重要方面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之处。[26]对台湾的修辞学，既肯定它分析具体辞例时继承了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传统、从文学角度旁征博引的长处，又指出它存在着研究范围局限于辞格和文言文修辞，又缺少新理论、新方法的不足。”[27]对临近学科学者的修辞评论，不因为它是“门外文谈”而拒之门外，反而认为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而重视之。这些都是治史立诚的表现，在史德方面应予肯定的。

      临末，该是说“是为序”的时候了。不过，我想，不说也无妨，反正就写到这里了。

注释
[1][4][5][6][7][10][11] 本书第一编第三章。
[2][3] 《宗廷虎修辞论集》第522、30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9] 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12][13][16][22] 本书第一编第二章。
[14] 详见本书第五编第十一章。
[15] 详见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17][18][19][20] 本书第五编第十一章。
[21]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引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54年。
[23] 本书第一编第一章。
[24] 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25][26] 本书第三编第二章。
[27] 本书第四编第一章。

2004年7月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