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

霜叶红

作者：陈汝东
来源：http://www.sjc.pku.edu.cn:808/TTOS/view.asp?ID=33
2002-9-5   

　　内容提要：本文总结了20世纪中国修辞学理论与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展望了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学科建设的可能。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在修辞观、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和方法、修辞规律、修辞学史、修辞学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我国国民素质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将在21世纪取得更大发展，有望建立更加完备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中国修辞学；20世纪；成就；21世纪；展望

     随着20世纪的过去和21世纪的到来，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成就和经验，展望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趋势，引领该学科走向进一步繁荣，十分必要。我们注意到，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方面研究，至今已有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回顾以往对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总结和评价，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对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总结也比较全面、客观；但有些评价，动辄用“伟大”、“辉煌”、“巨著”、“里程碑”，有言过其实之嫌。这部分总结者多是修辞学者。另一种意见多来自修辞学圈外，有的总结简单乃至肤浅，评价轻描淡写，难说客观、公正。为此，有必要强调科学的评价态度，应实事求是，屏弃学科偏见，客观公正地审读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评价过头，容易形成浮夸；估计不足，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成绩，则易丧失信心，故步自封。此外，还应注意学术评价的历史性、辩证性、时代性。既能客观地摆出成就，也能坦然地面对缺点不足。

一、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成就

     1、修辞观念的不断更新，修辞属性认识的大大加深。

     回顾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修辞观”已从传统的“修饰观”、“技巧观”、“努力观”、[1]（P3）“美辞观”，[2]（P1）逐步发展到了“过程观”、[3]（P532）“组合观”、[4]（P82）“言语交际行为观”、[5]（P13）“认知行为观”。[6]上述修辞观念的沿革反映了人们对修辞本质属性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它推动了修辞研究观念的历史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修辞观念的转变使得修辞研究实现了从“修辞手段”到修辞主体及其言语行为规律的转移，可说是20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显著成就之一。它不仅肯定了修辞性质的人文性，同时也提出了修辞的社会性，使学科参照点集中于人的社会言语交际行为，而不是停留在对行为手段与方法的研究上。这一变化实现了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性转变，使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由游离于人类之外的手段方法，回归到人类行为的规律——修辞交际行为规律自身。这意味着中国修辞学不仅关心修辞本身，而且关心修辞行为的自身价值，关心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之一——会使用符号的动物，而且具有是非善恶评价。修辞观念的行为化、社会化，为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20世纪中叶后实现了语言研究的言语转向，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修辞研究中的修辞主体及其行为的转向，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语言研究的言语主体转向——从研究言语到研究言语行为与言语主体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心理特性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修饰观”到“言语交际行为观”和“认知行为观”催生了不同的修辞研究理念和研究体系的诞生，同时也使得修辞学研究的重点由解决语言形式与表达内容之间的关系，上升到解决交际双方、解决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7]

      2、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大大开拓。

      在20世纪，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个大的历史变革。世纪初，汉语修辞学主要承继了我国古代的传统，构建起了主要以古典语例为主的汉语修辞格体系。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汉语运用中的辞格系统。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该系统基本完备，代表作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代表作是谭永祥的《修辞新格》。从50年代开始，以语言单位为构件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开始建立，语音、词汇、句式、语段、语篇乃至于语体、风格逐渐成为体系的建构元素（其中也包括修辞格）。该方面60年代的标志性著作是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和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至80、90年代，诸多的著述表明，这方面的探究日臻完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的修辞学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开始于50年代末期的语体研究以及传统的语言风格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90年代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等[8]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这说明汉语语体与风格研究逐步成熟，并以此建立了修辞学理论体系。[9]

      修辞研究理念的形成与社会实用具有密切关系。把语言要素的修辞功能和修辞手段作为研究核心，其理论指向是为公众提供可操作的修辞方法，有利于提高表达效果。这是修辞学服务于交际实践的直接途径之一。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因此，要寻找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与选择相应的修辞手段之间的共变关系。这使得探讨修辞规律——即在何种语境条件下使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段成为研究重点。人们发现研究修辞交际的实际过程，揭示其运作规律，更为重要。因此，到90年代中期以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开始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和修辞交际过程，并成为研究重点。人们力图通过解析修辞交际的运作过程，揭示修辞交际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认知机制和其运作规律，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修辞学开始由提供修辞手段、修辞方法，转向揭示修辞交际行为及其运作规律。这一转变是历史性的。

      20世纪，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开拓。90年代以前，重在探讨表达，此后逐渐向“接受”拓展，1992年出版的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学》，标志着修辞研究向完整的修辞交际系统转变。此后，言语接受研究受到重视，逐渐被纳入修辞研究视野，[10]并在话语理解的机制、方法、道德原则等方面取得进展。[11]此外，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不仅取得了书面语修辞研究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在口语研究领域结出了硕果，出版了许多口语修辞学、辩论艺术、演讲艺术方面的著作。此外，在诸多的实用修辞领域也得到了很大拓展，形成了百花齐放且结果的局面。这包括公共关系修辞学、文艺修辞学、广告修辞学、模糊修辞学、逻辑修辞学等。

      3、研究方法的社会化、科学化发展。

      历史地分析，修辞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体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学方法，其二是以语言为主体的语言学方法。[12]20世纪80年代中叶前，我国的修辞学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后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以语言中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的”。[13]这种研究方法较之于本世纪50年代之前传统的辞格归纳法前进了一大步。80年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被引入修辞研究，在修辞学体系构建中起了积极作用。上述研究视角的不足是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修辞主体及其行为的主导作用。这种欠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此一时期，中国修辞学更加偏重于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析修辞规律，“将修辞现象置于人的社会性的背景上加以认识，修辞被看作人类诸多社会行为中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14]并“把修辞主体的社会心理因素纳入修辞研究的视野，揭示修辞同社会心理的共变关系，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主观思维世界和语言世界的三维空间上，建构起科学的修辞理论体系。”[15]回顾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那种从经验思维出发，主观随意式地就事论事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做法正在被扬弃”[16]或者说已被大部分扬弃。有些修辞学者正在参照其他众多的相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修辞学交际系统的内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阐释，这种阐释已不再主要依靠自我内心体验，而是注重从修辞交际所关涉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的实际运作过程，来解析修辞行为实施的社会理据及其功能效果。这种对相临学科理论的借鉴和能动发挥，使得修辞学在参与社会主流文化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加强。

      4、揭示了新的修辞规律和修辞原则。

      对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的揭示是任何科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在对修辞规律的揭示和发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20世纪30年代，“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17]（P11）的论断被正式提出，且对“题旨情境”做了分析，但在如何适应题旨情境方面没提供科学阐释。1962年，提出了“语言环境”概念，人们使用语言的规律被确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18]1963年，又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意修辞效果”的修辞原则。[19]（P2）1964年，进一步提出了“言语环境”范畴，并确认“分析言语环境是建立修辞学的基础”，[20]修辞适应语境原则研究又推进了一步。1989年，言语规律被概括为三大类：“与言语环境相适应的规律”，“选择语言成分组成话语的规律”和“与言语目的和交际任务相适应的规律”。[21]（P28-32）这种对修辞规律的概括，区分了修辞所关涉的三个不同层次：修辞与语境的关系，修辞与语言手段的关系和修辞与言语目的、言语任务的关系。1991年，修辞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明确目的，看清对象”、“适应环境，注意场合”、“前后连贯，关照上下文”。[22]（P50-68）较之以前的研究，此种提法强调了“修辞目的”和“交际对象”在修辞过程中的重要性。此后，随着语境研究的深入，提出并建立了语境学，[23]（P39-72）语境因素的揭示也逐渐全面细致，产生了以语境为主线探讨修辞规律的许多论著，使修辞与语境相切合的规律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释。[24]到9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方法的引入，人们开始从辖制修辞交际过程的社会心理因素系统，揭示制约修辞交际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原则，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修辞行为与其所关涉的社会心理因素系统的共变关系得到了比较详尽的阐释。[25]迄今为止，修辞规律研究，可以说已大大发展并超越了30年代的研究成果。修辞必须与言语动机、言语目的相一致，必须符合话语的结构组织规律（包括语言结构规律、语体风格要求）、必须切合修辞所关涉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等规律的揭示，大大增强了修辞交际活动的可操作性。[26]（P195-263）
此外，从修辞效果评价层次上对微观修辞原则的探讨，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传统的“三性”说（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27]（P61）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明晰、确切、简炼”说，[28]（P24-36）“确切、简明、生动”说，[29]（P43）“准确、连贯、简练、生动”说，[30]“得体、适度、协调”说[31]（P315-325）等被相继提出。此外，还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得体”说。[32]（P342）上述研究成果对指导修辞实践无疑是有帮助的。20世纪末人们在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又从修辞行为角度，从修辞过程中话语组织所关涉的各种因素（包括语言、修辞主体、话语信息、言语环境、交际任务等）及其相互关系、语体差异，和修辞过程中话语修辞效果功能发生的实际情况及其层次性，提出了关涉真、善、美三方面的“正确”、“准确”、“适切”和“恰切”四项微观原则，[33]使话语组织及其评价更具可操作性。[34]（P111-119）

      总之，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不仅在宏观的修辞交际规律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且在微观的话语组织及其评价原则层次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5、建构了相对完备的修辞学史。

      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另一显著成绩是中国修辞学史的理论建设。迄今为止，已经出版这方面的著作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易蒲、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和宗廷虎的《汉语修辞学史》、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和袁晖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等等。上述史学著作不仅综括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同时也阐明了修辞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构成了中国修辞学20世纪成就的一大亮点。其对中国古代修辞思想史以及20世纪汉语修辞学史的总结概括，不仅对现当代修辞学研究是一种补益，也对修辞学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20世纪中国修辞学事业的发展成就

      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除在科学本体理论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之外，还在修辞学事业的其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表现在：第一，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修辞学研究与教学队伍。从现有的资料看，建国以前从事汉语修辞研究且有一定成果的在50人左右，而从建国后到20世纪末，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队伍已经扩大到数百人。这支队伍已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年龄分布，构成了研究梯队。值得注意的是，修辞学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中有的不仅具有丰富的修辞学理论知识，而且拥有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此外，20世纪还造就了一支修辞学教学队伍，他们遍布从中学到大学的各级教学层次。第二，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修辞学会，并且建立了各大区的修辞学分会。目前，中国修辞学会会员已达560多人，加各大区修辞学分会会员，共计1500多人。其中有较多著述的达百余人。中国修辞学会每年都举行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修辞研究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无法比的。第三，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修辞学习》。该刊自1982年创刊以来，已经出版100多期，刊发论文三千多篇，[35]已经成为我国修辞学研究者与学习者的主要阵地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学报辟有修辞研究专栏。第四，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修辞学人才培养体系。我国现代修辞学自50年代进入现代汉语教学体系，构成现代汉语课程的一部分。[36]（276）此后，逐渐独立为一门课程。80年代开始培养修辞学方向的硕士，90年代中期开始培养修辞学方向的博士。目前，有数十所大学设立了修辞学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有的还建立了博士学位方向。第五，出版了数百部修辞学专著，形成了丰富的修辞学理论文库。第六，我国修辞学界在20世纪的国际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已经能与国外的修辞学界开展对话。第七，中国修辞学的上述成就，在我国国民素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经验教训

      在综括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时，强调“社会需要”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在中国修辞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37]此外，我们还应该指出，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兴起、停滞与发展繁荣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宽松的政治形势和飞速发展的经济为修辞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我们还应该指出，其发展的学科动力还包括中国修辞学者的不断追求和奋发进取精神，以及修辞学人才的培养及其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对国外修辞学理论的批判吸收。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80年代后期，中国修辞学者的“自警意识”或“危机意识”，对中国修辞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起了促动作用。此一时期，有不少学者不断反思并重新审视、总结评价中国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主动发现学科发展中潜在的危机，并不断提出新的预见。此外，重视人才培养也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国修辞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术研究组织，并不断发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注意改善修辞学后继人才的知识结构，培养其坚定的学科意识。修辞学研究者较高的语言学理论知识、外语知识和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修辞学理论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现代科学发展特别是与修辞学相临学科的发展以及修辞学研究者对这些学科的主动积极吸收借鉴，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总之，稳定的社会与科学研究环境、不懈的学科自警和发展意识、持续的人才培养以及知识结构拓展和对相临学科理论的积极借鉴，都是中国修辞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在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中，也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比如，学术规范建设尚不够，重复研究现象依然存在，研究人才理论水平不高，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的单一等，都是制约中国修辞学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38]

四、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发展趋势

      1、汉语修辞学的本体理论发展趋势

       21世纪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中国修辞学在今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出全面具体的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本世纪汉语修辞学的本体理论至少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延伸。

      首先，对修辞属性的全面认识，将在20世纪基础上进一步沿着言语交际行为方向发展，并将突出其认知心理属性。因此，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之外，将突出修辞交际过程，特别是制约修辞交际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系统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这将包括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个方面。其次，会加强对修辞交际过程的认知心理机制的研究，探讨人类修辞交际中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的认知心理过程。该方面研究的体现形式将是“社会心理修辞学”和“认知修辞学”的建构和完善。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修辞学将进一步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微观层次上，将采用社会心理分析法，解析修辞交际行为的功能效果，同时也会采用实验法测试修辞手段的功能以及修辞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角色的选择及扮演。此外，也会采用认知分析方法，综合解析修辞交际行为成败的认知理据。当然，有的传统方法也将被继承，比如例证法、语例调查法等，主要用以综括新的修辞手段、修辞方法，分析其结构和功能。上述研究理念将催生出新的修辞规律。这主要是修辞的社会心理规律和认知规律以及道德规律和审美规律。这些即将取得的研究成果将大大丰富修辞学的本体理论。

      当然，上述发展走向的保持和成果的取得，不但需要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需要修辞研究队伍的不断进化，特别是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显然，仅仅拥有修辞理论知识和语言理论知识储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丰厚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美学、文学、伦理学等的知识储备。这是新世纪修辞学发展对修辞学研究人才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

      2、修辞学分支学科在新世纪的进一步拓展

      除本体理论发展外，21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分支学科将得到全面发展。
一方面，已具完整的学科形态的辞格学、语体学、语境学、风格学，以及公共关系修辞学（包括行政修辞、法律修辞、外事修辞、新闻修辞、科技修辞、商业修辞、教育修辞、体育卫生修辞、演讲修辞、说服修辞等）、接受修辞学、言语交际学、文艺修辞学（诗歌修辞学、小说修辞学等）和修辞美学，将进一步完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支学科的发展，不应是20世纪成果的简单延续，而应是在新的理论知识结构基础上的重构。比如，文艺修辞学，就不应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领域中的积极修辞方式的结构功能分析，而是针对与文学理论联姻的修辞批评理论的建立。运用修辞学的一般理论，进行作品的话语建构及话语解构艺术分析，锻造语言学与文学的链条，更好地促动两门学科的良性发展及人才培养，与国外的文艺理论接轨，改变文艺作品政治与社会批评的窠臼，走艺术话语建构与解构的修辞批评之路。此外，在此意义上继续发展和完善各文艺话语体式的修辞理论，这包括诗歌修辞理论、小说修辞理论、戏剧修辞理论、影视修辞理论（诉诸于视觉的图象修辞理论）。此外，一些尚未具备学科形态的实用修辞学分支学科也将被完善，这包括“政治修辞学”、“传播修辞学”、“网络修辞学”以及面向计算机信息处理的修辞学等等。

      另一方面，将建立一些理论修辞学分支学科，这除了上述的社会心理修辞学、认知修辞学之外，还包括“社会修辞学”、“心理修辞学”、“修辞哲学”、“修辞伦理学”、“文化修辞学”以及跨文化修辞学或比较修辞学等。这些分支学科虽然在20世纪已分别提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39]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形态。因此，构筑与完善上述分支学科理论，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上述分支学科的理论建设，不应是对现有成果的重复，也不应该是对相临学科理论的生吞活剥，应该是合理的吸收利用。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也将会有进展，即修辞史的理论建构。当然，对中华民族修辞历史的研究，应该重在修辞手段、修辞现象、修辞方法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不应该停留在对前人相关论述的罗列及综述上。

五、21世纪世界学术舞台上的中国修辞学

      修辞学不仅是一门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具有广泛共性的世界性学科。在中国现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对国外修辞学理论成果的批判和吸收。20世纪初，中国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日本、英国的修辞学。50年代又从苏联的功能修辞学中汲取营养，建立了汉语语体学。80年代开始，汉语修辞学加大了对西方古典修辞学和现当代修辞学的介绍、了解和借鉴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修辞学理论，比如社会心理修辞学、接受修辞学、认知修辞学等等。这不仅丰富了中国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对世界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修辞学主要是进口的话，在20世纪末中国修辞学已经开始向外输出。相信，在21世纪，随着汉语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她将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修辞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这需要我国修辞学者的不断努力，不断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不仅应具有良好的语言学理论知识，而且应具备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此外，还应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惟其如此，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才能走出国门，冲向世界，开展国际对话。科学是无国界的。虽然汉语修辞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必须借助于汉语实例来构建具有民族语言特点的理论体系，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但在理论上，各国的修辞学都是相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强调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加大引介的力度。就目前的情况看，恐怕还没有到用“依附”来劝阻对外国修辞学借鉴的时候，而是了解、学习和借鉴得很不够。我们还不能够与其他国家的修辞学者进行通畅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引介、学习、借鉴乃至输出工作，仍需要加强。

六、21世纪中国修辞学事业的灿烂前景

      随着中国修辞学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其学科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不断提升。首先，修辞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将不断加强，以往修辞学重接收轻输出的现象将得到扭转。因为，修辞学分支学科理论的完善，将大大提高修辞学理论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学科中，也将体现在其他学科中，比如文学、美学、哲学、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广告学以及公共关系学等。其次，随着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的逐步完善，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将获得提升。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国民素质教育中，也将体现在正规的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也许将会出现一门口语修辞或口语交际课程，或者以修辞为核心的语文课程。当然，最重要的是修辞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地位将有望改观。在20世纪，我国的现代修辞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促使其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从设置选修课，到硕士和博士点的设立，都体现了中国修辞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修辞学的这种发展势头虽然已令人鼓舞，但离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尚有很大距离。作为语言运用领域的核心学科，修辞学应统辖所有的语言运用领域。其科学体系因子不仅包括古典的演讲学、辩论学，还应该囊括说服学、辞格学、语体学、风格学以及修辞哲学、修辞美学、修辞伦理学和新闻传播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等诸多的分支学科。因此，修辞学在21世纪的拓展必将带动其专业地位的确立——它极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学科专业，并且会逐步取得独立的“修辞学专业”的学科地位，甚或成为单独的修辞学系。就我国的实践看，修辞学有可能由中文系的课程扩展为修辞学专业或修辞学系，并有可能在人文学院或传播学院中立足。其课程体系不仅包括基本的修辞理论，还应该包括修辞学史，修辞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修辞取向），演讲理论、言语交际理论、修辞伦理理论、影视修辞理论、广告修辞理论、新闻修辞理论、传播修辞理论、话语修辞理论等等。也许，这一天的到来需要耐心，但它迟早是会来的。这需要修辞学者的理论开拓，同时也需要其他相临学科建制的完善。

      实际上，修辞学的这种学科地位和建制已经在美国实现。在美国，修辞学是独立的学科，其表现形态不但是独立的专业，而且是一个系别。当然，中外修辞学在研究内涵和程度方面不尽相同，但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可能有人说，我们不应该依附外国修辞学。这恐怕不是一个谁依附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天下公器，那它就是无国界的，就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因此，融合趋势难免。当然，我们说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汉语修辞学的操作客体由汉语转变为英语，而是理论和方法及学科建制上的统一。
21世纪有百年的时间，对一门学科在如此长时间中的发展进行全面科学的预测是比较困难的。笔者在此所拟测的或许只是21世纪近10年或20年中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趋势。也许，上述有些目标的实现用不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有的则需更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修辞学者应该有信心，也应该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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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3]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24]比如寸镇东．语境与修辞[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
[25]陈汝东．论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6]陈汝东．对外汉语修辞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8]张志公．修辞概要[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30]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修辞）[M]．（油印稿），1987．
[31]寸镇东．语境与修辞[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3]陈汝东．论修辞的四个微观原则[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0（4）．
[34]在修辞原则的内涵及其确立标准问题上，尚存在一些分歧。相关资料请参见宗世海．关于修辞原则的一些问题[A]．修辞·语体·风格[M]，曾毅平、刘凤玲．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35]陈汝东．〈修辞学习〉与中国当代修辞学[J]．修辞学习，2000（4）．
[36]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37]宗廷虎．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发展前瞻[J]．扬州大学学报（人社版），1999（1）．
[38]宗世海、范俊军．汉语修辞学的新发展[J]．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6）．
[39]这方面的主要著述包括：祝秀侠．修辞学之社会学的试探[J]．语文，1937（3）；陆稼祥．内外生成修辞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王希杰．修辞学和哲学[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4）；陈汝东．修辞伦理学及其研究[J]．修辞与文化[M]．中国修辞学会编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China Rhetoric: Review of 20th Century and Prospect for the 21st Century

CHEN Ru-dong

Abstract: After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China rhetoric in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development currents of China rhetoric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uthor’s view is that China rhetoric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on rhetorical concept, object, field, and approach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it’ll have much development and build complete discipline system.
Keywords: China rhetoric; 20th century; achievement;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 currents

（本文是“中国修辞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作者于大会上宣讲；《平顶山师范专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