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喝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坚持方言割据

柴禾妞

作者：毛 翰
来源：新浪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4/12/20 10:50

　　与推行普通话，推广全民族共同语的大趋势相悖，近些年来，不时听到一些方言爱好者，包括语言学家，在那里呼吁“保护方言”了。其理由也很堂皇。譬如，方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本身就是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应该尊重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

　　文革过去了，如今，文化是一个可人的字眼。从泛政治到泛文化，改变了的是时尚，改变不了的是对时尚的追逐。可是，语言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用于人际交流的工具价值，而不在文化价值。人们创造和使用语言，原本只是为了交流思想情感，传递信息经验。其文化意义则是衍生的，附属的。无视方言作为现代交际工具之所短，一味强调其文化价值之所长，不免有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之嫌。

　　须知，方言本是地理阻隔、交通不便以及地方割据造成人们活动半径狭小、生活闭塞的古代社会的产物。以中国之大，方言之多，交流之困难，可能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例如笔者此刻谋生的福建，就怎一个闽字了得！闽方言之中，至少还有五种次方言，次方言之间分歧之大，彼此犹如外语。一个福州人，与一个厦门人、建瓯人、三明人、莆田人，以其各自的方言对话，相互间竟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如果一个闽北男人娶了闽南女人，在家里也只好以普通话或别的什么双方通晓的语言交谈。而随着现代车船飞机、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等远距离交通、传播、通讯工具的兴盛，人们的交往圈已大为拓展，方言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今人的交际需要，方言被普通话——一种法定的民族共同语所取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方言毕竟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方言保护主义者对方言有一种近乎信徒对宗教的崇奉情结，在他们那里，方言的文化意义被无限夸大了，方言作为一种文化几乎被神化了。保护方言的一个很有蛊惑力的论法，是将方言与物种相提并论，提出方言(更不待说语种，以下多处同此)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自然界每一物种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人间每一方言也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生物圈里物种的灭绝和文化圈里方言的消亡，同样是后果严重的，不可挽回的。然而，这一比拟似是而非。其“似是”在于，进化树上同源同本的众多生物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化，同一语种的众多方言也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二者有某种可比性；其“而非”在于，生物的多样性促成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和整个生物圈的繁荣，方言的多样性却造成了同一语种内的歧异、混乱和交流的障碍。两种多样性的价值恰恰相反。

　　如果人们习惯于以比拟立论，在人际沟通交流这个意义上，有一个比拟倒是现成的，也是非常贴切的，准确的，那就是“车同轨”。如果中国的铁路轨道也像中国的方言一样五花八门，各踞一方，中国的火车别说从北京开到广州，恐怕连长沙甚至武汉就很难通过了。而铁路轨道的五花八门，各行其是，其文化多元性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准轨(标准轨距1.435米)凭什么那么跋扈，不由分说，就取代了宽轨和窄轨？在我国铁路史上曾经雄踞一方的宽轨(如沙俄建造的“中国东三省铁路”)、窄轨(如法国人主持建造的云南昆河线)为什么不坚守自己的多元文化价值，而心甘情愿让所谓准轨取代，凭什么以它为准？君不见，某些小煤矿的自成系统的小铁路小火车及其沿途标志，至今还是一道另类的风景线，不无文化意味和观光价值呢！

　　可以想见，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在六国旧地曾经遭遇过怎样的不满和抵制。可是，如果没有当年“书同文”的强力推行，一任关东六雄乃至春秋五霸以及山头林立的众多封建邦国故地仕民继续沿用其各有创意的文字，后来的中国会是怎样的分裂和混乱！语言是文化，文字当然也是文化，难道我们也应该以保护文化多元性为由，放任这种文字的“多样性”，而否定“书同文”的历史功绩吗？

　　秦统一中国，完成了以竹简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文字的统一。可惜在这一“书同文”运动的同时，没有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如今人拥有的广播、电视等语音载体)完成“语同音”，使七国方言归于一统。如果秦始皇时代早已完成了方言统一，全国人民都讲一种标准的国语，那么，两千多年以后的今人，是否还会怀念中国方言的春秋式的多元和战国式的乱象呢？

　　方言保护主义者立论的一个大前提，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公理是，现存的方言分布格局是天然合理的，是不能更改的。但恰恰是这个大前提和公理，是令人怀疑的。试想，如果按照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天下人民各守一个小小村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每一个村落都会有一种自己的方言，中国的方言文化一定更加绚烂多姿、丰富多彩。如果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的战乱造成的人口大迁徙，如“衣冠南渡”、“湖广填四川”，造成的各地方言的融合、重组，中国今天的方言格局也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否也要充分尊重、悉心保护其方言格局呢？(格局、割据，我以拼音打字，这两个词老是同时跳出来。)

　　告别方言的心理障碍也正是：这是我的祖先的文化遗产，我得继承，我不能背弃，不要问为什么，我没想过。在互联网上，见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不禁哑然失笑：

　　全体闽南人(包括台湾人)觉悟起来吧！

　　为了我们优秀而独特的河洛母语(ho-lo)，为了我们古老、精深、亲切的闽南文化，请全体乡亲一起来讲家乡话——闽南语(河洛语、福佬话、福建话)！

　　什么宝贝文化遗产，值得你如此这般敝帚自珍！你可知道，你的祖先遗留下来的闽南话，并不是当初你的祖先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而是由闽南原住民的土语，与这种土语所曾经极力抵御、终于无法抵御的一种外来方言(中原官话、河洛语)融合而成的。如果你是闽南原住民的后裔，你该痛恨这种遭强暴而玷污而不再本真的土语(福佬话？)；如果你是南渡移民的后裔，你该蔑视这种因混杂了很多原住民土话而异化变质的官话；如果你是原住民与中原移民的混血儿，你该为自己所操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洋泾浜汉语”而难堪！

　　闽南话称眼泪为“目屎”，闽南话(也就是所谓台语)的歌里也常常这么唱：“港边惜别天星像目屎，伤心今暝啊，要来分东西。”“阮心头酸，目屎低，望春风……”我不懂闽南话，听不出味道。想起《红楼梦》里那首凄婉动人的《枉凝眉》，如果让一个娇美的女声这样唱：“想眼中能有多少目屎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不知歌者和听众作何感受。闽南人一定要赌咒发誓，以自己的“目屎儿”，抵制普通话的“泪珠儿”吗？

　　文化，文化，你知道你的祖先是怎样被“文”被“化”的吗？明朝遗民入清，曾经顽强地抵制过满清的发式，因为那意味着亡国之耻，意味着背弃祖宗的文化，只是因为多数遗民毕竟经不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峻考验，才不得不忍辱偷生，从了满人。可是二百多年后，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成功，到了可以剪辫子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竟又对自己脑后的那条“猪尾巴”留恋起来，以为那就是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方言是一个历史范畴，世上没有不变的方言。如果今人要忠实地沿袭明清方言，明清人要忠实地沿袭唐宋方言，唐宋人要忠实地沿袭两汉方言(那才是汉语呀)，两汉人要忠实地沿袭西周方言，西周人要忠实地沿袭三代以上的方言，三代以上人要忠实地沿袭太古方言……那么最后，我们都学我们最早的祖先，都回到森林古猿那里，学猴叫好了。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是让我们少一点文化的缠绵，少一点返祖之幽情，轻轻松松地驶出方言的狭隘，驶入普通话的开阔和坦荡吧。

　　各种方言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我们不得不选定一种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所谓普通话，是在元明清六百年定都北京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是六百年“官话”的强势地位逐渐造成的。诚然，由于胡人不时地入居塞内甚至入主中原，胡汉杂处，北方话汇入了不少胡腔胡调、胡言胡语；由于中原汉族政权和人民屡次南迁，南方话则得了古典汉语的更多真传。南方各方言区的人们对北方话的强势地位心存抵触，不服气，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是无奈的。无视北方方言占压倒优势这一现实，试图强行改变它，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据说民国初年，国会里广东籍议员过半，曾有定广东话为国语的议案，是孙中山以总统的威望极力劝阻才作罢的。孙先生显然是明智的，顾全大局的，也是坦荡无私的。北方人用不着得了便宜还卖乖，讥笑南方人的普通话难听，把“招商引资”说成什么“招娼引妓”。当年如果不是南方的国父孙中山让了你们北方的国贼袁世凯一马，让你们来学粤语九音阶，谅你们几辈子都学不纯正。

　　今天，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越不肯臣服于普通话。东海之滨的上海，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小渔村了，曾经的十里洋场，如今的长三角老大，派头十足，连外商来了，也不由得入乡随俗，赶时髦学说上海话。海峡一侧的闽南话，则仗着几个世纪不断的东渡南下，已经统治台湾岛，扎根东南亚，成为与普通话相抗衡的又一蕃邦(可笑台独势力还试图以台语即闽南话作为台湾“国语”)。再往南，珠三角是粤语白话的天下，也是普通话的另一个死角，兜里有钱，腰干便硬，更仗着其两处港湾做过洋人殖民地的光荣，抵制普通话也就分外牛气。

　　然而，方言保护主义者自己也知道，在今天，如果想要推翻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宣扬“复兴各地方言，共同抵制普通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倡导普通话与方言并存，主张人们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掌握至少一种方言。学会普通话是为了与人交流，学会方言则是为了传承文化。这一主张听似不无道理，其实很是荒唐。方言的文化价值只是其用于人际交流的工具价值的衍生物，既然普通话已足以胜任人际交流，方言的工具价值之皮犹不存，其文化价值之毛将焉附？再说，同时掌握普通话和方言谈何容易。一个说方言的人很难同时说好普通话，反之亦然，因为二者难免“串味”。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有太多的东西要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外语，还有那许多不得不学的人情世故、生存智慧和政治套话，我们还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学那作为古文化化石的方言呢？既然方言的实用价值已经被它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代替得差不多了，正如祖传的算盘，出土的瓦罐，今人已不再用来算账、盛水，那好，就让收藏家去做方言的收藏，让考古家去做方言的考古，至于我们这些整天忙于生计或曰忙于现代化建设的普通人，就请允许我们对古雅而高深的方言敬而远之，只把我们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学好一门尚不具有文物收藏价值却极具实用工具价值的普通话吧。以“车同轨”为例，则又何必在准轨畅通天下的今天，多此一举地提倡什么准轨与非准轨并存？如果怜惜非准轨的文物价值，不妨保留几段实物，或者在实物拆除之前，留下一叠历史照片，供后人观瞻凭吊。

　　我们这个时代拥有了广播、电视等强有力的语音传媒，以普通话统一中国方言，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几代人的使命。我们不妨像当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一样，理直气壮地推行“语同音”，像当年消灭妨碍各地人民书面交流的“方字”一样，消灭今天仍然妨碍各地人民口耳交流的“方音”。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必然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不断普及和各地的方言不断消亡的进程，我们只能乐观其成，乐观其败。我们还有任何理由维护方言壁垒，坚持方言割据吗？方言的消亡固然令人惋惜，可是我们除了奉上一曲挽歌，又能做些别的什么呢？

2003年8月中旬泉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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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翰，湖北广水人，1955年生。曾任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现为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 总第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