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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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如龙
来源：作者惠赐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最近二十年间，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在个人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以下若干问题做一番探讨：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实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放读同傍，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背景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文化融合对语言的作用。这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考察地域文化对方言特点的影响的例子。

      桌子在东南部的有些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莆田、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也用来写字办公，以后有了较长的腿才叫卓（桌是卓的后起字）。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其实不但闽粤有枱、床、盘的说法，现代普通话还管放置古琴的长几叫“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前代语言的词汇到了后来有的保存得多，有的保存得少，经过方言间的比较，往往可以从横向的差异看到纵向的发展过程。这是通过共时的方言差异考察物质文化发展变化过程的例子。
从潮汕地区到雷州半岛，再越过琼州海峡到海南岛，一路上说闽方言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从莆田大批移民到这一带沿海的具体记载。现在的莆田仙游是宋代从泉州府分出来的兴化军，当时大家说的都是早期的闽南话，现在的莆仙话已经和泉州、漳州地区的闽南话有很多不同了。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州泉州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这些情况不但可以证实潮、雷、琼一带说闽语的人确实是从莆田迁去的，而且还可以把移民的时间断定为宋代。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历史文献和地下文物更能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当然，语言的词汇会有借用，这种同源的比较必须是批量的、常用的特征词。然而，历史文献不是也有伪托的、地下文物也有搬动过的吗？这是用方言差异来证明历史上的移民过程的典型事例。

      福建境内有闽、客、赣、吴各种方言，词汇差异甚多。唯独红薯都称“番薯”，无一例外，而且旁及福建周边的客、粤诸方言，也相当一致。原来这种作物是明代闽南华侨从菲律宾侨居地偷偷带回来种植的，由于耐干旱、易高产，在东南丘陵地区就很快普遍推开了。这些地方大多称番薯，打上初进口的烙印。后来传到江北之后又有了地瓜、红苕、红薯、白薯、洋山芋等说法，那都是晚近的变化。从中国向西洋出口的茶叶，在英语叫tea，在俄语叫chai，分别是闽南话和北方官话的译音，可以用来证明中国茶叶出口的不同时代和出发地。这都是方言词记录了经济史的典型例证。

      山东曲阜方言谓“说话在理”为“子曰儿”，举国上下对孔夫子都是绝对崇敬的，但是有这种说法的怕是不多，因为这个老祖宗正是曲阜人两千五百年前的大老乡；金华吴语至今还称呼只说空话，办事不实在的人为“伯嚭”，也因为这位越国宰相是他们的老祖宗所熟悉而并补十分敬重的老乡。还有，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并补仅仅是地方神祗的名称，还用来造方言词：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这些都是由于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里留下的印记。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等等），这说明早期的京畿一带曾经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此来说明粤中“鸡卜”的古俗，解释“鸟田助耕”的传说。可见、许多方言地名都是当地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忠实记录。

      发掘方言词的文化含义和历史原由是方言于文化的关系的微观研究，这类“文化词”的材料积累多了，既可以从宏观上为方言作历史文化的定位，也可以补充许多典籍史料上的不足。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经常都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用牛拉犁、主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名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用大米制作的粉条就有“粉、米粉、粉干、米线、粿条”等说法；北方的种植以小麦、杂粮为主，用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玉米又说“棒子、玉茭、包谷、玉麦、六谷”，馄饨又说“扁食、水饺、清汤、抄手”。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汏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原来的套路去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吊脚楼，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各有不同的名称和说法。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不同的社会生活，因而造成方言词汇的差异。
在高原地区有塬、梁、沟、峪、峁，在丘陵地带有墩、坑、坂、坡、坪、崙。在沿海有岛、屿、礁、港、角、洲、澳。同样的河网地区还有不同的说法：浦、渎、浜、泾、涌见于长江三角洲，沥、氹、滘、塱、氵並 见于珠江三角洲 ，这些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同通名是不同的地形地貌在方言中凝固下来的差异。在山说山，山区、丘陵地多有“山前、山下、山顶、山脚、山崖、山沟、山腰”一类地名；在海说海，沿海地区则多“海滨、海口、海南、海坪、海涂、海湾、海沙”一类地名。也有说出矛盾来的，比如，云南管湖叫海（洱海、程海、讷泊海、阳宗海）；福建管海叫江（鹭江、石井江、涵江）。至于以江海、鱼虾或是山林鸟兽为题，演绎各种引申含义，附会成为传说故事，凝炼成哲理名言，这就更是不可胜数了，而且在不同方言区有明显不同的说法。昆明许多谚语就是拿山、水、林木作题的：水到沟自开，花多蜂自来，树多水自流；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山高也在脚下；小草本无力，避风自弯腰。可见，地理事物不但决定了地表名称的注记，而且还会影响居住在那里的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不同认识，从而造成不同的方言差异。

三、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称。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压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中元、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千百年来远渡重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很多，又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等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端午、、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两省共同祭祀的海上保护神妈祖则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民间神医吴真人则还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叫法。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遇有不好的含义时，姓氏常避同音讳。如长汀陈姓在乘船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小贩到许姓村庄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辛苦、唔自然、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行去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火灭了不说熄、灭，而说“暗去、继去”。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因地而异、这里避讳、那里不避讳的情况：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快乐、高兴、漂亮都可以加上“死、绝”，漳州话“糟了”说“死了了、不会活”。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怎么说都不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哪怕是人口多达数百、上千的村庄，老乡都是族亲，乡亲之间的称谓，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长幼之间一概不容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不论年龄、只论辈份，白了头的可能是侄，地上爬的可能是叔）。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有许多谚语：“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对从事不同职业者的称谓，有的含有敬重的褒义，有的含有轻蔑的贬义，往往体现了不同地区的人对各种职业的评价标准。闽南话称道士为“师公”，称和尚为“和尚仔”，称基督教徒为“食教的”。广东话干脆把说话啰嗦的人喻为“讲耶苏”，这都表现了早期对外来宗教的某种排斥心理。福州从事烹调、裁缝和理发手艺的人甚多，旧时曾经散布全省，本地方言对这些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是尊重的，称为“厨师父、衣裳师父、剃头师父”。对老师和中医师都称“先生”，这是全国各地普遍的说法，但是内陆山区常有“天地君亲师”的灵位放置厅堂来供奉，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俗谚，然而在福州话却有“先生先生，面觑鼓山，欲食肉骨，共犬相争”的说法，闽南话则把教书和寡妇列为同等的吝啬者，对老师并不十分敬重。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

      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主要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充分表现了这种意识，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世代相传的教材：“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占了便宜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发”、“发达”在广州话只用来指“发财”，看来，发财事关重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却不说买，因为只要有人看了广告、买了你的商品，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果，粤语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商业运作的规律的。“揾钱”是找钱，谋生、经商、挣钱都可以说“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需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是不能渔利的。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看来，在生意场上的竞争有时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这类骂人话，在岭南先民眼中，衰败可能比生病和死亡更加可怕。因为那是无法预料、也难以救治的。

      客家人虽然同广府人在粤中共处数百年了，语言和文化上也都可以看到许多互相渗透的地方，然而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上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在客家山村，一提到做生意、买东西，便会想到“无商不奸”，做点生意也一味求稳，因为谚语说：“凶赚不当（不如）稳赚”。借贷从商是不可设想的，谚曰：“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说得多么巧妙！。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客家人相信“街上买不当田里扒”，“与其街上卖嘴巴，不当田野提粪叉”，“农家失春秋，街上买没有”。什么是小农经营呢？这就是不离开土地，种地养猪，勤劳节俭，开源节流，这类话语在客家话里是十分丰富的：穷在有闲地，富在无荒坡；无牛不成农，无猪不成家；勤耕细作样样有，好食懒做般般无；俭食得食，俭着得着，精打细算，油盐不断……其实，任何地方的方言谚语集都能集中地表现当地人在以往的岁月中形成的经济思想、政治观念、生活追求的理想。方言谚语的搜集和研究对于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勿庸置疑的。

      要了解不同地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有一些词语是很好的考察对象。“好孩子、好后生、好姑娘、好汉、好人”固然有共同的基本义——其品质使人满意，但细细品味起来各地还是有些差异的。有的强调遵循古训，勤劳节俭（厦门话：古意、古道、骨力）。有的强调厚道、听话，宁可无所作为，也不轻易违背道德规范（福州话：好囝、妥当人）。有的推崇聪明能干、善于赚钱（广州话：呖仔、呖女）。有的欣赏江湖义气、乐于助人（如许多地方都说的好汉、血汉子）。反过来，坏人、坏孩子、坏女人、孬种之类的说法也是大同之中有小异的。比如，广州话的大佬，相当于上海话的阔佬，但是和北京话的大爷、大哥、大人就相去甚远了。要了解民心礼俗、风土人情，最好从这些方面多作调查比较，一定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地域文化、分析不同城市及其市民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北京人的大气，上海人的精明，广州人的奔波，已经很有名气，厦门和成都人的闲适，也是很多人都了解了的。一说成都话谁都知道“安逸”这个多义词：不但舒服、痛快、轻松、舒适可以说安逸，他也可以用来表示食物鲜美、衣服美观、作品精彩、作物茂盛。成都人的“上茶馆、吃火锅、摆龙门阵” 这几个常用词也为世人所熟知了。外地人到了厦门，交上本地朋友，一见面就会对你说：你请坐、我去泡茶、有闲来化古、仙公（闲聊）。看来，联系方言研究地域文化、体察乡情，确是一条便捷的路。

五、方言的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

     所谓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对于方言的文化属性的归类。方言的文化属性是从文化的视角看方言的外部特征，也可说是它的社会性格。不同方言的不同文化特点可以归纳出不同的类型。考察方言的文化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任何方言都是历史上多来源、多层次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整合力强，因而内部结构规律就比较严整，这种方言可称为单纯型方言。有的整合力弱，内部结构就松散而杂乱，这种方言是驳杂型方言。凡是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由于人口多、势力大、经济好、文化高，其结构系统成为该方言定型的底座，这样的方言就往往成为单纯型方言，如粤语是两宋时期的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独占优势时最后定型的，粤语的主流也以此为准，是单纯型方言，其声、韵、调的音类和中古音的对应比较整齐，文白异读少。若是历史上变动大，层次复杂或周边方言影响多，则方言结构可能杂乱，成为驳杂型方言，例如徽州方言，早期是以吴语为基础的，在皖南定型后，受到北部和西部的下江官话及南部的赣语的影响，就变得驳杂。北京官话是元代大都话的基础上定型的，整合之后成为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和东北官话是明清之后定型的，历史短，变化不大，都是单纯型的方言；晋方言历史悠久、层次多，中古之后成为弱势方言，文白异读繁，整合的系统杂，成了驳杂型的方言。主张晋语独立于官话之外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

      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通常由许多小方言组成。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不断对小方言施加影响；有的则分歧很大，各自为政，缺乏权威方言的影响。前者可称为向心型方言，后者是离心型方言。就其历史背景而言，凡是区内的方言单纯，又有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便容易成为向心型方言。在两广地区，珠江三角洲历来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广州又是千年首府，这片粤语的中心区是典型的向心型方言。其西部的四邑片、勾漏片和广西平话则是离心型方言。粤东的客家话，因为是大片的纯客地区，又有嘉应州的历史文化影响，各地口音和用语并无重大差异，彼此很容易通话，那里的客家话是向心型方言，而粤北的客家话和土话，在十几个县内相互穿插，它们的周围，还有来自南边的、通行相当广泛的粤语，来自北边的赣语的影响，境内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区内又无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因而粤北的客家话和其他土话就成了典型的离心型方言。在福建的闽语，闽东、闽南是向心的，闽北、闽中是离心的；江浙的吴语，北片的苏、沪、宁、绍是向心的，南片的温、处、衢是离心的，这些不同的方言在聚合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历史原因也都不难解释。

3、从方言间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变动大，不同方言之间接触多，相互影响也大。在接触中，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里十分活跃和能产，对别的方言影响也多，是扩展型方言；弱势方言则往往逐渐收缩使用范围，放弃方言的特殊成分，受共同语和别方言的影响也大，是萎缩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交通状况的优劣等有关。珠江三角洲的粤方言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也强大，对粤西粤语、粤北土话乃至粤东的客家话、潮州话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影响。粤北、粤西不少城镇早在数十年前就放弃原来的土话而改说“白话”了，连梅州、潮州这样的非粤语区的城市也采取了本地客话或闽南话和“白话”并行的双语制。湘南土话，桂北平话则抵挡不住西南官话及粤语的影响，呈现了萎缩的局面。在北部吴语，早期文化中心是苏州，“苏白”一直被认为是吴语的代表，近百年来上海一跃成为东方大港、国际大都会，人口超过千万，上海话早有替代苏州话的趋势，如今已经成了定局。这是单点的方言竞争力发生升降变化的典型事例。

4、从方言的演变考察方言的稳定度。

     近代以来，从总体上说，方言的演变快了，但有的方言还是相当稳定，而另一些方言则变动很大。一般说来，大城市的使用人口多的老资格方言都比较稳定，中小城市、人口变动大的小方言则多有变异。在东南方言地区，苏州、福州、广州、厦门的方言是稳定型方言，赣州、衡阳、衢州、屯溪的方言则是变异型方言。拿百年前留下的方言韵书和教会罗马字词典和现今的方言作比较，拿老中青三代人的口音作比较，并不难考察出方言的稳定度。我们曾经比较过明朝末年编的《戚林八音》和现代福州话的差别，结论是，三百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多少不同。但是，离那里不远的宁德市郊的碗窑村的闽南话，因为是处在闽东方言包围下的闽南方言岛，老、中、青三代人之间，单是韵母数就有二十多个之差。
各种方言文化类型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般说来，单纯型方言比较稳定，也多为向心型的，这种强势方言比较活跃，也容易扩展。反之，驳杂型的方言容易变异，多呈离心，成为弱势方言而逐渐走向萎缩。

六、联系方言状况考察地域文化的类型区

以上讨论的是联系一定地域 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理解方言的局部和整体的种种特征，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还可以从方言出发来考察和说明地域文化的特点。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民族关系、内外交往等情况的不同，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地区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异，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有同有异，都可以从语言状况的考察得到重要的启发。

     上文所说的方言文化类型对于考察地域文化特征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依据，大量的带有文化色彩的方言词语和谚语、歌谣则是分析地域文化特点的取之不尽的素材。此外，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关系、方言和外族语言的关系、方言间的关系也同地域文化的变异相关。

      方言有大区、小区，各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在这种关系上也表现着不同的层次。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分层次的，大片小片都值得研究。

     就全国的各大方言说，官话方言分布最广、人口也最多。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中心区，全国几个大的平原和高原都在这一带相接并且连成一大片，人民之间历来的交往也多，种种历史的条件还使官话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借助着全民族共同的文字和书面语的传播和规范，其内部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在诸多方言之中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官话方言成为现代汉语的代表，和中原文化的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正是一种表里一致的关系，因果必然的关系。

      和官话方言相邻的北片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受官话的影响时间长、变化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和体现了现代汉语演变发展的方向。这一群“近江方言”所分布的地区也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发达，交通便易，千百年来，浩瀚的长江中下游及其湘江、赣江等大支流沟通各地，近代以来又从长江口走向世界，文化的涌动也十分激烈，并直接参与了中原大地主体文化的激荡和变革。
远江的东南方言包括南部吴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这一带的东南沿海早有走向世界的传统，海上交通、向外移民和对外贸易这三种海洋文化的基因，为这一地区带来了经济的持久繁荣和文化的新潮。不仅如此，还为传统的中原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并因此给中华文明古国带来了阵阵革命波涛。近代以来从这里开始发动的各种社会运动成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改革开放也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考察这三大片的方言的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地域文化的特征，理解其间的种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对于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总结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规律，理解各种现状，预见其发展方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下位的中小方言区，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方言间的地域文化也有不同的类型特征。这里以福建境内的几个文化类型区作一简略的叙述。
闽东方言区是江城文化。闽江下游的“十邑”是闽东方言的主体，这里的数百万人口居住在闽江口上，靠闽江上溯二十多个县，沟通近半个省，加以福州古城是千年府城，旧福州靠闽江飘下的木排盖楼，在江岸、江洲种粮种果；有文化的往往占据许多肥缺（衙门之外还有海关、银行、邮电三行业）；劳动者则靠手艺营生（理发刀、厨刀、剪刀号称“三把刀”），生活可谓安稳。五口通商之后北上宁波、上海，南下厦门、广州，虽无太大商业运作，也曾繁荣一时。因此人们不太想离乡背井，俗话说：“七遛八遛不离福州”。闽粤人移居东南亚历史长、规模大，唯独闽东方言区出洋的人少，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是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时代的泉州港就发展了规模巨大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是最好的写照。一千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定居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上，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几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是他们的信条。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漳泉厦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念念不忘自己的乡梓，用国外挣来的钱来带动本乡和周边农村的建设。

      戴云山、武夷山一带包括闽中、闽北方言区，属于青山文化。那里山势平、雨量多、植被好，山青水秀、人口稀少，从来不知干旱是何物，历来是福建的粮仓。北宋圣人朱熹在那里经营了四十多年，这个理学中心在本地有深远的影响。杨龟山、蔡元定等大儒广布儒家文化，在“以吏为师”的传统社会里，他们为政以德，节用爱民、除暴安良，深得民心；而澄心默坐，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也影响巨大。安分守己、依赖青山、自给自足、不爱外出，不思进取，成了老传统。谚曰：“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粗茶淡饭，一生清福”，这就是许多闽北人的人生哲学。

      闽西客家山村是移垦文化。这些中原南下的流民的后裔在那里定居后，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植被破坏了，水土流失了，环境越来越差，只好不断迁徙，俗谚说，“命长唔怕路远”，这是对客家移垦文化的最好的注脚。身处客地，为了立足，他们必须崇尚正统的中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以耕读为本，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以维系良好的地缘；固守密切的血缘，坚持丧葬祭祀诸礼，以维系亲族的团结。这些客家传统也是由许多褒贬义十足的语词和俗谚来传承和固守的。清代以来客家人和闽南人一道过台湾、下南洋，也走出了一番新境界，使客家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
方言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地域文化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两种类型也是紧密相关的。进行方言与文化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入手，但一定引向宏观；可以从单个方言入手，但一定要进行多种方言的比较。只有经过比较、归纳出类型，才能展示整体的、宏观的特征，抓住事物的本质，也才能对各个个体有真正的科学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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