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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奠香 李如龙
[摘 要] 本文就相关的历史和语言事实分析后指出，今天台湾所谓的“台语”，实际上是闽南话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产物，是明清以来移居台湾的闽南人带过去的。与其他汉语方言一样，这种漳泉混合的闽南话也同样来源于中原古代汉语。而在语言使用上，文读和白读并存、方言和国语兼用，是闽台两地闽南语区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是在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闽南语区人们的实际需要，是值得赞许的。至于今天台湾的乡土语言教育，虽然在乡土文化的保存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是为了某一政治目的才拔高它、强化它，那无疑就是违背历史发展的错误做法。
[关键词] 方言文化；乡土语言教学
自从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以来，台湾的政治文化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文化教育方面，从90年代以后，不断有人主张一切以台湾至上,——教育要以乡土为中心，要以台湾历史和地理的内容代替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内容，强调台湾方言的重要性等等，以致“台语”这个名词不伦不类地被广泛使用。从2000年9月21日起，台湾当局甚至正式决定从90学年度起(2001年)实施台湾乡土语文教学。面对台湾方面不断在文化教育上面的改造变化，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认真的分析考察，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以下从闽台两省方言与文化的历史渊源、两省人民历来的语言生活特点以及当前两岸所采取和实施的语言文化政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其中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考察重点。
一 源远流长、经久不变的闽台方言与文化
翻开台湾出版的报刊杂志，甚至音像出版物，“台语”一词已经成了高频词。从“台语文学”“台语歌曲”一直到“台语教育”，都经常现于眼帘。有人甚至试图把“台语”变为“国语”以取代早已普及全岛的汉语普通话。那么“台语”究竟为何物?在此有必要先理一理它的来龙去脉。所谓“台语”就是闽南话，由闽南一带的移民从明末开始陆陆续续带过去的。由于闽南一带向来有泉州音、漳州音的区别，由移民带过去的今天的台湾闽南话内部的区别也主要是对应于闽南一带的泉州腔和漳州腔的区别。在地理分布上，泉州腔主要通行北部台北、基隆、鹿港和淡水一带，南部高雄至恒春沿海一线也主要是泉州腔。漳州腔则主要通行于中部嘉义、南投以及东北部的宜兰、罗东和苏沃一带。至于西部台南、台中以及东部新城、花莲一带，由于两者交错分布，因此不大容易分清哪一种口音是主要的，只能大体估摸说泉州腔略占优势。
不过，由于原来从泉州府或漳州府迁去的移民，入台后往往是交错杂处，加上岛内的往来频繁，两种闽南腔实际上是差别越来越小，以致经常分混不清。这种情形跟厦门话十分相似：由于一百多年来泉州地区和漳州地区的移民混居共处，两者本来明显不同的泉州腔和漳州腔互相渗透、互相包容，逐渐磨合成了现今这一种非漳非泉亦漳亦泉的厦门方言。可以说，今天闽南各地口音当中，跟台湾闽南话最接近的既不是泉州音也不是漳州音，而是闽南新兴城市——厦门市的方言。难怪台湾有人到了厦门后会惊呼厦门人都在讲“台湾话”，①其实这只不过是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相同或相似的结果。随便举几个常用汉字两地的读音，读者便明白台湾闽南话和厦门闽南话都是融合漳泉两种音腔形成的。
多 去 过 家 砖 光 青 赔 火 银
泉州 t1 k5 k5 ke1 ts1 k1 ts1 p2 h3 n2（旧）
厦门 to1 ki5 ke5 ke1 ts1 k1 ts1 pe2 he3 un2
台北 to1 ki5 kue5 ke1 ts1 k1 ts1 pe2 he3 un2
漳州 to1 ki5 kue5 k1 tsu11 tse1 pue2 hue3in2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说闽南话的移民在台湾成批地聚居乃至安乡设市，其实只有200多年，而众所周知，这200多年间还有日本侵略者据台50年和国民党迁台后隔绝往来50年。在这种长期断绝交往的情况下，两地闽南话还能如此一致，一旦开放互访竞能如远别家人一般自由交流，这种状况，除了血浓于水、五指连心，还能作什么样的解释！
最早提出“台语”这个概念的是普遍受到台湾语言学家敬重的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他所说的“台语”是包括泰国国语在内的侗台语族，或称为壮侗语族。这个术语早已被世界各国的研究汉藏系语言的专家们所认同。把台湾的闽南话称为“台语”只会造成混乱。事实上，连鼓吹“台语”名称的郑良伟教授也承认：“整个台湾话的形成和厦门话的形成极为相似：两者都由来自泉州、漳州的移民混和而成。今日都是不泉不漳，又泉又漳。因此大陆的闽南话当中最靠近台湾话的是厦门话。”
如果把“台语”作为“台湾岛上的语言”的简称，那么台湾岛内还有客家话、普遍通行的“国语”，以及含有各种部落方言的原住民语言。这就更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了。近来，有些客家学者竟把台湾的客家话也称为“客台语”，在学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其实，我们说台湾闽南话来源于闽南地区，这只是从最直接的历史渊源上来讲的，要是再往前推，我们还可以发现，闽语和客家方言其实还是一对同来自中原大地的难兄难弟。据台湾学者张光宇的研究②，西晋末年以来由于中原多故而形成的移民活动是今天东南诸方言形成的主要历史背景，由于一些北人“路过”江东时习染了吴语，然后继续南下，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今天跟吴语有关系的闽语；而另一些人则由于没有太湖流域生活的经验，南迁后由于与南方的畲族有血缘以及语言方面的一些影响，加上南迁之前这些北人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西方言背景，以至最后终于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闽语，但有许多语言现象与闽语却又难解难分的客家方言。今天闽、客两族群的人虽然不能交谈，但却共同具有十分强烈的中原意识，因为两族群的人都同来自于中原大地，继承的也都是同一母语的语言成分。而继承这一共同母语的除了闽客两种方言外，在大陆至少还有湘、赣、吴、粤和北方方言，所有这些现代汉语方言相互间都有着难以截然分开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一切鼓吹闽客对立、闽台对立或者闽(语)国(语)对立的言论和行为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除了语言这一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现象之外，反映闽台两地历史渊源关系难分难解的文化现象还有很多。略举数端如下：
(一)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家族组织的完善以及乡土观念的浓厚可以说是闽台两省最重要的人文现象，对过去的历史往往总要追溯到中原故地，对现在的生活则往往靠修族谱、建祠堂来凝聚家族血缘关系，所有这些活动又往往会引发同族人的乡土观念，使他们眷念故土，哪怕是远离故土，都会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论是跨过海峡到台湾垦殖还是远渡重洋在新马泰、印尼菲律宾安家落户，也不论过了几代人，人们都还依稀记得祖上是来自“泉属五县”或“漳属七县”的某一个县甚至某一个村。
(二)各得其所的多神信仰。多神信仰可说是闽台两地都共有的另一重要文化现象，从天公到土地公、从观音菩萨到海神妈祖，甚至是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都会成为家庭、乡里的奉祀对象，这是由于两地人们为了适应各种新的生存环境而实行并且世代传承的信仰整合。事实上，不论是平民百姓出身的林默娘(妈祖)、吴夲(吴真人)、郭忠福(圣王公)，还是官方将相神化的陈元光(开漳圣王)、郑成功(国姓爷)，或是高僧成佛的杨义中(三坪祖师)、陈普足(清水祖师)，都可在海峡两岸找到众多的信徒。据统计，康熙以来300多年间，台湾全省先后所建妈祖庙达222座之多。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远远超过闽南本土了。
(三)士农工商并重的社会价值观。这实际上是由闽台两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在地少人稠又面临浩瀚海洋的环境之下，传统的“耕读为本”固然值得称赞，但烧瓷、捕鱼以至经营商业又何尝不是谋生之道?为了扩大生存空间，闽南人从闽南出发，北上闽东浙南沿海，东渡台湾，南下广东沿海、港澳和海南岛，并且远渡重洋散居东南亚各国。正是这种海洋文化的发展使闽南话播散到太平洋西岸的很多地方。
此外，下文即将讨论的语言生活特点也充分地反映了闽台两地的文化特征。
透过这些语言和文化的诸多现象，贯穿其中的正是一条千百年来的“中原根、华夏缘”。这条骨肉相连的根基深藏的是那样的久远，这条刀光火影炼就的血脉情缘结合的是那样的紧密！以致后来就在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鸿沟两边，说闽南话的闽南人也还是被列入可亲可信的“本省人”之中。可见这种深刻的联系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实，不仅深藏于意识而且形之于感情。
二 文白异读、双语并用的闽台语言生活特征
这些年来，许多跟着鼓吹“台语”的台湾同胞持着一种十分独特而又自相矛盾的语言生活态度。他们一方面说着一口流利的国语走南闯北，另一方面却又声称推行“国语”(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不人道地摧残地方文化；他们千方百计地推崇方言母语并想把它凌驾在国语之上，可实际上却又因难以奏效而无可奈何。这种矛盾的态度直接反映到当局今天的语言教育政策上面，就是虽然明令推行方言母语教育，可一周却只上一节课，而其他的语言教育如“国语”、英语等的上课时间几占学生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
有关台湾的语言教育政策我们下一节还会做重点的评析，这里想指出的是，有些台湾人对推行国语的不满，其实只是一种受到压力后的感情用事的反弹(可能也有少数是在借题发挥)。通观闽台两地以往的语言生活，我们可以发现，两岸人民对“国语”其实向来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这种对待语言生活的态度和行为集中表现在文白异读和双语并用这两个特点上面。
研究闽南话的学者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文白异读现象。一般认为白读是方言口语中固有的，而文读是由于文教推广带来的，本地人模仿得不像的共同语的音，因此文读又叫做“孔子白”、“读书音”、“文言音”，而白读则又称为“解说”、“土解”。这个传统最晚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嘉庆初年的《汇音妙悟》。本文想讨论的是：一、“读书音”的读音根据是什么；二、闽台两地在过去科举的岁月里文教究竟推广到怎样的程度。这对我们理解闽台两地语言生活的特征当是大有帮助的。
关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已经有许多人作过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闽南话的文读音和中古的广韵系统比较接近，而白读音跟广韵系统比较则差别比较大。这就告诉我们：旧时人们读书识字时师承传授的“字音”实际上是根据《广韵》《集韵》所标注的反切而切出来的读音，而《广韵》《集韵》向来都是官方认可的韵书，文人的诗词押韵合辙都以它们为准。换句话说,科举时代的闽人读书音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认可的“官话”，是闽南人学习得不太像的当时全国通行的“国语”。只要看看古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字在厦门话里的文白异读，略为懂得一些音韵学的人就知道那些文读音简直就是《广韵》所代表的唐宋古音。如：
篮 踏 钳 接 林 寒 割 边 舌 官
文读 lam2 tap8 kiam2 tsiap7 lim2 han2 kat7 pian1 siat8 kuan1
白读 na2 ta8 k27 na2 ku2 kua7 181
当 作 香 约 生 百 京 赤 兄 疫
文读 t1 tsk7 hi1 ik7 si1 pik7 ki1 tsik7 hi1 ik8
白读 t1 tso7 1 io7171 tsia71 ia8
那么这种古代官话在过去的普及程度究竟有多高呢?可以从两个事实的考察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一是福建历代读书风气之盛，二是福建民间戏曲流行之广。
有关福建历代读书风气之兴盛，自从唐代的欧阳詹、蔡诏等人先登进士第之后便不绝于史书，如：
康熙《平和县志》卷10“风土”：唐以来重僧，宋以后崇儒，紫阳之化也。士尚气节，读书无论贫富。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各有师。
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泉州晋江县)吾温陵人文之盛，晋江一邑与海内诸名邦相抗衡。……岁科试晋邑儒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学使者如周讳之训、葛讳寅亮咸云泉郡生儒即三倍其额尚有不尽收之恨焉。
可以说唐宋以来，福建的“好儒”真正是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在康熙22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也深深地影响到台湾地区。
至于福建地方戏曲流行之广，从半个世纪之前闽南沿海各县专业戏班尚比比皆是这一点我们就足以理解了。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师承传授的正统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是耳濡目染的群众艺术的推广，文读音的大量被接受便在情理之中了。要说这种文读音便是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那么这种共同语在闽南话地区早就曾经普及过了。
不过，世易时移，由于种种原因，中原一带的正音发展到明清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如古入声消失，古-ｍ尾变-ｎ等，再用唐宋时候的读书音北方人已经难以理解，这时，一种新的官话读音便应运而生了。自从《中原音韵》开了根据实际口语语音来编韵书的先河之后，明代的《韵略易通》、《韵略汇通》、清代的《五方元音》这些北方官话的韵书先后出版，它们反映的就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北方官话的语音系统。早在明朝末年，琉球(日本)通过福建与中国交往，在泉州和福州的“琉球馆”的教师们就编了多种官话课本教授琉球留学人员学习官音。清初雍正年间，皇帝明令闽粤两省建立正音书院组织官员习学官音。看来学习正音在福建还真是朝野都重视。嘉庆年间初版的泉州话韵书《汇音妙悟》就收入了一些泉州人从官音学来的字的“正音”。同治年间闽县举人潘逢禧把“塾中课蒙”的官音课本编成《正音通俗表》，所记录的就是晚清通行于福州一带的官音。在漳州一带相仿年代则有蔡伯龙的《官音汇解》和张锡捷的《官音便览》，则不但教习官音，同时还注意到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异。可见，明清之后随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闽语地区的语言生活也便由字的文白两读变为官话(正音)和方言的双轨并用了。
正是在明清两代近代官话逐渐得到推广的基础上，出现了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和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运动。有意思的是，切音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中有卢戆章、力捷三、蔡锡勇等三位福建学者，而国语运动中则有林语堂、周辨明这些福建籍的大家。从以上闽语地区的语言生活史来看，这绝非偶然现象。正是在明清两代教习官音、兼用官话的基础上，辛亥革命之后福建办起的新学堂大多先教注音符号拼读国音，而后用方言教读音并作字义解释。这样童蒙在识字的同时也就学习了国音，并通过方言了解了字义，把国语和方言母语结合起来。经过新学淘冶的学生大多能粗通普通话，并且有明确的应该学好国语的意识。这一传统在二战光复之后也传到台湾去了，表现为那里的国民教育中也十分重视国民的国语学习。因此闽台两地通行闽南话的地区，略有文化的人都兼通国语，使用时同本地人说闽南话，与外地人说国语，形成了方言与国语并用的语言生活习惯。
总之，文读与白读并存，方言与国语兼用，这可以说是闽台两地说闽南话的人们语言生活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是在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它反映着人们注重保存文化本根的价值观和注重大一统的历史观，也反映着人们在众多殊异方言的环境中希望用共通语来求得五湖四海广泛交流的注重实用的语言观。这样的传统既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又切合了实际的需要，是值得赞许的。
三 母语教学，台湾何去何从?
迄今为止，闽台两省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要说其中还有些许差别的话，大概主要有三点：一是日据时代在“皇民化”运动之下，台湾全面提倡日语，汉语文的学习使用无论是国语还是方言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以致1945年回归时很多年青人都以日语为读书受教育的语言；二是回归后至8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广国语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引起了台湾民众强烈的不满；三是90年代至今，乡土语言教育得到重视，方言使用不再受到限制。从总的情况看，海峡两岸在推广普通话(国语)方面，步伐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后的结果也大体相同：不懂普通话的老年人越来越少，而精通方言、能用方言诵读古诗文的年青人也逐渐减少。这种状况究竟是语言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还是语言教育政策所使然?对于两岸已有的和现行的语言教育政策应作何种评价?社会语言生活发展的前景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实在很有必要加以认真的考察和审视。
(一)台湾乡土母语教育的缘起和现状
台湾的乡土母语教育指的是在中小学中教授学习台湾当地的方言土语，如闽南话、客家话和高山土著民族语等，并鼓励提倡社会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方言土语，也可称乡土语言教学。它的出现与台湾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其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国民党政府推行国语时所采取的强硬政策造成人民的不满并产生反弹。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所倡议的“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的国语运动纲领，提法并没有错，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正遇上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政府人员在推行统一语言政策的同时，包含着压制方言的心态。台湾推广国语的运动实际上走向了极端，如在学校说方言的学生要受到挂牌示众、罚款或罚扫厕所等不恰当的处罚。同时还灌输当地语言为粗俗低劣的语言，说当地话的人为粗俗低劣的人等错误论调。所有这些最后都招惹了许多民怨。
(2)由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行国语，另一方面又制定法律来限制方言在社会上的使用，以致台湾的闽南话、客家话和土著民族的南岛语都存在着流失和萎缩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初对现代主义反省的文学思潮，不仅带来了“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的台湾乡土文学的兴盛，它还波及到台湾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台湾社会。而在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一股以“台语热”为主要特征的母语运动随之而来，社会上出现了“说妈妈的话”、“还我母语”一类的口号。伴随着这场运动，有人呼吁要重新检查自己的语言政策，要求实施双语教育。
(3)民进党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之后在语言文化生活方面推波助澜，把母语教育纳入图谋“台独”的轨道。有人甚至提出要以闽南话作为台湾正式“外交”用语③。与此相呼应的是利用发展乡土文学来磨灭数百年来台湾人的寻根意识。有人甚至在鹿耳门大呼：我们还寻什么根?这就是我们的根。
随着80年代后期台湾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本省人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台湾乡土母语教育运动终于得以实际展开。十年来围绕着乡土母语教学发生的主要举措有以下4件：
1990年9月台北市金华国小首先成立闽南语班，并获得台湾社会各界的肯定。随后由民进党主政的县市如台北县、宜兰县、屏东县、高雄县、新竹县等也纷纷在各县实施母语教学。
1993年4月台湾“教育部”宣布从1996年9月起开始把母语教育纳入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之中，并委托相关学者进行课程规划研究。
1998年开始，台湾地区语文竞赛中加入母语项目，分成闽南语组、客家语组和原住民语组，各组又各分演说、朗读、诗词吟唱、口说艺术、音字拼写以及写作等项目，每个项目之下又分小学、国中、高中、教师及社会组。
2000年9月台湾“教育部”正式公布“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宣布从90学度起(即2001年9月开始)，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必须就闽南话、客家话和高山土著民族中任选一种学习，国中则依学生意愿自由选习。
至此，台湾乡土语言教学全面实施已成定局，目前的状况主要是台湾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总结前段母语教学的经验得失时，继续开发母语教材和配套的影音碟带。至于师资建设方面，短期内将多办理现职教师研习进修，中期将采取认证制度，通过认证者将可到国中小学兼任乡土语言教学课程，而长期则将鼓励大学校院开设相关的系所，以持续地培育教师。④
显然，台湾的乡土语言教学已经不再是一时的情绪化冲动了，它是有特定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目的的。
(二)台湾乡土母语教育的矛盾和前景
综观世界上的母语教育，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外来语言作为官方语言(通常是殖民者的语言)，母语是本族语。在殖民地独立前后都有母语教育运动。例如菲律宾独立前书面通行的曾是荷兰语、英语，实际口语的母语则是他加禄语。第二种是多民族国家除了官方语言之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母语。例如马来西亚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那里的华人、印地人则另有自己的母语。第三种情况是多方言的国家，母语有统一的书面语形式，口语则是分歧的方言，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属于这种情形。这种情形的母语教育指的是民族共同语的教育，而方言主要使用于口语，有时也用于书面语作为辅助手段，例如香港的粤语地区就是如此。
那么，台湾的乡土母语教育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呢?从已被赶下台的前“教育部长”曾志朗2000年11月30日发给“行政院”有关客家话教学应有配套政策一案的普通公文说明中，我们可以知道台湾当局近年来加强乡土语言教学，希望的是“期使国民从乡土认同中，培养人文关怀；从尊重族群中，体认多元文化价值。……其课程之规划，以各族群语文之听、说为主，读、写为辅。并给合于乡土文化之推展，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使用，以培养学生热爱乡土之情怀，进而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⑤借曾志朗2001年4月底赴台东宣导九年一贯课程时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培养在地精神”。⑥可见，这并不是为了口头和书面沟通，也不是为了提供学习百科知识需要的有实际意义的母语教育，而是对于乡土情结的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在地精神”是否能通过乡土语言的教学培养出来是值得怀疑的。
有些学者十分欣赏香港人的语言生活：那里既有华人社会共同的书面语，也有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可以书写无碍的粤方言口语。这固然也有它的优点，如地域方言、地域文化能够充分地保存下来，但是青少年在“两文三语”(中、英文，英语、国语、粤语)的并用当中往往不堪重负。经过十几年的教育，说的、想的都是粤语，写的时候则要翻译成普通话，到头来中文书面表达水平很难尽如人意。此外，在香港虽然也有说闽方言、吴方言乃至官话方言的“外省人”，但是普遍都能听会说粤语，因而粤语的口头沟通或某些书面表达，绝大多数都能适应。实际上，这种“两文三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和当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然而在台湾，且不说为数不少的“外省人”几代人繁衍下来至今还未能掌握一种“在地”语言，就是在地语言当中则不但有闽南话、客家话，而且还有山地语(或称高山语)，因此即使是本地人学了自己的母语之后也不能在本地人中广为沟通。可见台湾的情形跟香港并不相同，很难套用香港的做法。
在台湾施行乡土母语教育之后，当初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为了统一国语而压制方言的极端措施现在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那就是以国语为母语的学生(外省人后裔占相当比例)现在为了培养“在地精神”而必须选学其他三种话语当中的一种，不学恐怕还不行，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愿意学，结果有可能导致这些学生倒过来憎恶当地其他三种话语。不仅如此，福佬族群与客家人及山地人的差异和矛盾也是同样存在的。作为同受过国民党语言文化政策歧视的福佬族群由于人多势众，在国语压制情绪得以解放之后，尤其强调使用母语的权利，几乎在任何场合之下都用闽南话发言，根本不理会其他族群的人是否听懂。这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语言沙文主义来取代原先国语的权威。因此，如果要让学生“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至少还要让他们学习掌握客家话和土著语言，并在公共场合随时配有客家和土著翻译，否则客家人和土著总会感到被歧视。尤其是客家人，人数虽然不占优势，但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有客家人，而客家话却很少在公共场合使用。可见，如果在台湾停止使用国语，转而提倡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则不但社会生活将出现严重的混乱，恐怕还要引发四个族群之间的更多的矛盾。台湾的乡土母语教育已经推行有年，但最后的实际效果将会如何，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语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发展的。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制定一定的语言政策，但只有适应社会需要的政策才能顺利推行。日据时代，为了磨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强行推行日语，禁绝中文学校时间之长达半个世纪，到头来除了留下几十条借词之外没有什么影响，中国人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
语言为社会生活服务是全方位的。它是交际工具，人们的思想感情靠它来沟通，人们的社会分工靠它来协调；它又是思维的工具，人们的智力靠它来开发，学习百科知识和百业技能也无不靠它来教习传承。语言还是记录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进行许多艺术创造的凭借，人们正是从它的文化载体性获得了前人积累传递下来的精神劳动成果。就这三项社会功能来说，作为交际工具最为重要，因为人们无法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而作为学习的工具、思维的工具，有时还可以用前代语言或外族语言。至于文化观念则更可因人而异，未必固守在一个点上。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很多不同的趋向。小农经济、封建割据、战争动乱曾经使语言走过分化的过程。现存的诸多方言分歧就是在以往的年代形成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文化的逐步普及，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统一语言，也都有一批文学巨匠为自己的语言加工，创造了一批批文学名著，其中的文学语言又反过来为现代民族语言增光添彩。在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之间的远距离交往越来越频繁，不同民族之间使用一种共通语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掌握最广泛的资讯，为了国际交往，现代人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往往还要掌握外族语、外国语。在这种情况下，通行面不广的地域方言受到冷落：从广泛运用变为闲置备用，从几代人共通变为老年人的专用，其表达手段也由于应用少而逐渐萎缩。这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看来我们应该想得开一点：世上有些东西你欲除之而后快，它偏偏就除不了；有些东西你刻意去保存它，可最终也保不住。汉语言文字既然是数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又有十数亿人在使用着，各大方言的形成大多也有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目前推普早已深入人心、海内外炎黄子孙又共同面临创造发展中华当代新文化的历史洪潮之下，我们最好不要用太过功利性的眼光来抬高自己的方言、推崇各自的地域文化，而应该多多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共同进步。这才是我们的结论。
[附注]
①见《台湾研究》1999年第2期1页。
②参张光宇“东南方言关系综论”《方言》1999年第1期。
③见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4月24日海外版。
④参《台湾教育文摘》2000年11月号“十月份教育新措施”。
⑤参《客家》2001年春节特刊88页。
⑥参《民众日报》2001年4月29日“基宜花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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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1 0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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