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樾：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

山地之阿飞

星期日新闻晨报｜ 2005年1月2日

幸福生活在这里纪录片导演蒋樾访谈

纪录片导演蒋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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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樾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纪录片又是我的饭碗。我就捧着饭碗，过我的幸福生活。”
　　蒋樾希望拍的片子到上千人的电影院放。“《幸福生活》在中山大学放，一千多人的礼堂，大学生看了以后说，生活很难啊。我说我是已经被生活宣判了的人，你们是等待宣判的人。”
　　过了年，蒋樾想去做个“土改”的片子。“介于专题片和纪录片之间吧。我觉得有责任关注历史，应该交代得清楚一点，不致于让大家糊涂，比如康建宁做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这个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2005年1月9日，放完蒋樾的《幸福生活》，“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展”上海协展就将结束。

　　做年轻人容易吗！
　　19岁的段雪渊在歌厅门口招徕顾客，塞夫开始骑着车到处推销方便面，祖儿在夜总会上班……三个月之前，他们决不会想到会这样的现实。三个月之前，十四位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经过艰苦的训练，在牟森的带领下演出了先锋戏剧《彼岸》，北京的艺术界和文化圈为之震惊。排完《彼岸》，他们选择留在北京。尽管吃住很差，他们等待着排戏、拍戏，甚至成为明星；其他的，他们没有多想。2004年12月12日在同济大学南校区的一个阶梯教室放映了蒋樾的这部《彼岸》，它被安排为“时间的重量”上海协展的首部放映作品。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彼岸”到底是什么？片子里你也问了几个孩子，景彦说，“彼岸”是一场梦，美梦和噩梦。崔亚普和段雪渊的回答都很抗拒。
　　蒋樾（以下简称蒋）：她/他们当然很失望。其实牟森排戏时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做梦，不要做明星。没想到又做到梦里去了。当时的气氛有一种魔力一样的东西，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牟森说，我们是一个戏剧公社，一起吃住。乌托邦的色彩很重。这三个孩子失落感最大，因为他们抱的希望最大，特别努力，别的孩子在排戏的时候还玩一玩，乐一乐，他们很沉默，所以之前我就拍他们了。后来再去采访他们，景彦因为岁数比较大，比较客气。崔亚普和段雪渊特别叫劲。后来崔亚普和我一起喝酒，他说对不起蒋哥，我之前都在胡说八道。我说没关系，很真实挺好的。
　　其实这个接触现实的过程人人都有，“北漂”、离乡打工的人。大学毕业没工作，就会茫然，然后没钱没吃，年轻人必须要经过这个。不过现在比那时候机会更多，那时候工人农民的孩子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机会，高中毕业如果没有学校上，就在家乡干活，或者找父母顶替。孩子们基本的生存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差，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一出学校当然觉得很残酷。学校是天堂，谁都可以混，不需要多考虑事情。
　　星期日：很奇怪，老师也不讲外面的事情。
　　蒋：他也在学校里混得很好。
　　星期日：你怎么看年轻人长大成人的过程？你觉得残酷吗？
　　蒋：俄罗斯有个纪录片叫《做年轻人容易吗》。其实最不容易的就是小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刚到社会，没有目标，容易出错，容易伤心、痛苦，不像成熟的成年人。成年人也出错，但是各方面压力大，麻木了，岁数大点的人觉得生活该这样；但年轻人觉得不该这样，所以他们难受。他们的这个过程我们———包括牟森都经历过。当时我也是满怀理想，大学毕业不久，当时觉得生活很糟糕，能做的不想做，想做的做不了，也是想借片子抒发抒发，我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摸一样，我很喜欢在排练室待着，大概也是一种逃避。反正气氛很放松、舒服。拍到“彼岸”这个戏排完，我也没钱了，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我就想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就是纯粹旁观吗？之前我也没受过什么纪录片的教育，1992、1993年看了些片子，小川绅介的《三里冢》啊，其实他的片子很难看，但我感受到一点：纪录片，不光是完成一个片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星期日：什么生活态度？
　　蒋：就是得体现对人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中间我开始在广告公司上下班，又去拍了煤矿，开始接触社会。拍纪录片的优势是，你能停下来想一想，你会有惊喜。
　　星期日：惊喜是你想出来的？
　　蒋：不是想出来的，是遭遇到的。二个月后，孩子们变了，我也变了。没人关注他们了，我可以关注啊，他们心灵的变化，我就找到了方向。原来这个片子牟森是主人公，多么不容易做个戏。我的这个转变不能孤立地看，孩子们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运。
　　星期日：听说你完成《彼岸》时精力和钱都耗尽了。
　　蒋：对。主要是不固定，今天拍了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制作什么时候能播。我的生活也不稳定，有上顿没下顿的。因为一开始我就很标榜，我是自己拿钱拍纪录片，挺献身的吧，所以我不能放弃，不管多难。那时候想法也挺简单，精神需要吧，纯粹唐吉柯德。那个时候磁带没地方放，我就放背包里，晚上没地方睡，完全在跟自己叫劲。
　　星期日：你当时也在“彼岸”嘛。据说后来警察曾经上你家看了《彼岸》，说挺好，能让年轻人务实。挺逗的。
　　关于蒋樾1962年出生，1988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1993年制作《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首批短片，代表作品有：《东方三侠》、《票友》、《上班》、《矿工》等。作品有：《喇嘛藏戏团》（1991）、《拉萨雪居民》（1992）、《彼岸》（1995）、《静止的河》（1998）、《幸福生活》（2002）、《爱情战争》（与段锦川合导，2002）。

　　为了四十岁的中年人
　　自从前妻死后，傅健生就生活在个人回忆之中，他的愿望是老了以后弄辆破吉普开开。刘永利觉得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男人，他贷款买了一所大房子，但夫妻单位里都要减工资，他妻子说，实在不行就把新房子卖了搬回老房子住，她住惯了……郑州火车站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在列车停靠的几分钟里，车站工作人员如同在指挥战斗，上不了车门的人们被指挥着从车窗上车。傅健生是车站客运车间书记，刘永利是客运一班主任，《幸福生活》说的就是他们俩。
　　星期日：我觉得刘永利有这么好的妻子真算幸福。可是傅健生说要是现在的妻子（他是二婚，前妻死于医疗事故）提出来离婚他就同意。他算幸福吗？
　　蒋：我觉得傅健生更幸福一些，保有一种感情是最幸福的。他对爱情的向往停留在前妻走了以后，有一个人可以去怀念，挺让我羡慕的。他每年都去“看”他前妻，去对她倾诉烦恼和压力。
　　刘永利还跟她老婆闹离婚呢，这么好的老婆。他贷款买了房子，后来车站还派人查他这房子，一个工人哪来的钱买140平米的房子。派的人就是傅健生。为这事他把老傅给骂了，他说：去逑！我啥官不是，没机会贪污！最后不了了之，特别好玩。现在他一直想把新房子卖掉，工资减了，他们一个月要还贷1100多。又是七楼，现在他老婆孩子都爬不上去，要互相搀着，半途歇歇。原来的老房子他们租出去了，一个月300。想卖了新房子买一套70多平米的，这样还能剩点钱。老傅和老刘，一个是纯粹物质上的压力，一个人是精神上的痛苦。
　　星期日：我听说，在昆明放这个片子，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你哭了，是怎么回事？
　　蒋：当时一时激动。有人问，最后一段，傅在油菜地里哭他的前妻，是不是摆拍。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当时在镜头里老傅说了一句：“你爱菊花，我拿点菊花看看你。”那天拍好我就问老傅：是不是为了我拍摄，你说了这些话。结果他说我前妻叫“江爱菊”。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龌龊，我很自责。当时在昆明想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激动。
　　星期日：片子有一段傅健生躺着说话的片断很动人。
　　蒋：那时候他隔两天上个夜班，我睡不着也不爱睡，就去他那儿。他躺在那，斜对面还有个沙发，我就用最舒服的姿势半躺着。机器有时候不开，就放着，两个人聊。到今天我都觉得，以后很难会拍到这样深的心里话了。
　　马：你不是说过，纪录片就是打开人的心灵。听了私密的话会不安吗？
　　蒋：会不安。后来我请老刘和老傅来我家看片子，然后我问老傅，片子怎么样，是不是暴露了你的隐私？他回答说，跳出来看，觉得是个不错的纪录片，但是拍的是他自己，他不好评判。不过这两个人都算放得开。前一阵老傅还打电话给我说，老蒋，不是在办“感动中国”吗，他们怎么不放你这部片子。老傅现在搞到破吉普了。《幸福生活》后来剪了四十分钟在“生活空间”放，结果有人看了片子说，就破吉普，要求这么低。就把一辆开了十年的北京切诺基作价一万块钱卖给老傅了。后来我去郑州一看，老傅把车弄得像舔了一遍似的，干净！没事就在里面听音乐待着，周日出去开开。
　　我很感谢我拍摄的这些人，他们给了我另一种经历。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融洽、愉快，能待上半年、一年。歇一歇，又要选择新的地方。他们愿意敞开心灵接纳我，让我介入平静的生活，我很感动。有个孩子问我为什么不用dv。我说为什么用。他说DV不是更轻便更能隐藏。我说我不带机器坐到你家里就已经打搅你了。纪录片是个相处的问题。他们能接纳我，给我这个生活，我就去过一过。
　　星期日：有人说你这个片子是专为四十岁的男人拍的。
　　蒋：有些人很难，在单位里负点小责，上有领导，下有妻子孩子，还要买房子还贷……其实这片子我特别想叫《此岸》。我自己四十多岁了，能体会到家庭的压力，传统生活的压力，大家其实过着前人一遍遍教给你的生活，摆脱不了。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最辛苦，最难过。
　　星期日：那为什么叫“幸福生活”？
　　蒋：其实对于幸福有一个尺寸。老百姓自己都有，宽一点可能达不到，窄一点就可以达到了。我拍这个片子不是要讲个道理，我就想拍一个车站，两个人，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