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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早期汉语教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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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9 10:36: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来源:http://www.blcu.edu.cn/cscsl_y/newworks/zhangxiping(4).doc


     任何一个学科的确立都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历史。前者揭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理论构架和学术范畴;后者则说明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从历史形态上对学科的理论体系给以确证。?     对外汉学教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学科它同样有着自身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证明那些视对外汉语教学为“小儿科”的人在学识上的不足。?     当代学者已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 本课题就是对鲁健骥等先生建议的一个回应。鉴于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十分丰富,决非一、二篇文章,甚至三、五本专著所能完成,所以本章仅就西方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问题从总体上谈几点意见。 ?

一、明清之际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但长期以来停留在器物交流的层面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很少谈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语言。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史上的真正接触应始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东来。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到达了非洲的好望角,发现了印度洋。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越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1510年,葡萄牙人“攻陷印度西岸之卧亚府(Goa),作为根据地。”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中国的附属国满剌加(今马六甲), 占据了马六甲,葡萄牙人可以自西向东,眺望太平洋了。

     根据葡萄牙史学家巴罗斯(Barros)在《亚洲旬年史》(Asia de Joao de Barros Terceira Decada)中的记载,葡萄牙人“己于1517年8月15日抵达屯门。我们称之为贸易岛,beniaga(马来语)一词意即货物。他们中间遍用该词,使它成为了一专门词汇。该岛之所以称为贸易岛,皆因所有前往广东这一中华王国极西滨海省份的外国人必需执行当地的命令停泊该处。它距陆地3里格。” 中葡接触后互有冲突,固守“夷夏之分”观念的中国政府,抱残守缺,丝毫认识不到远来的西人对中国会造成什么结果,而由商人、海盗、外交使节三种人组成的早期葡萄牙人在这个泱泱大国面前也束手无策,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均屡遭失败,被拒之门外。?
       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在抵达中国四十年以后,他们终于选定了这个自己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活动的新中心。” 约在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葡萄牙人将“向海道副使定期馈送的贿赂款,不明不白地极为荒唐地变成了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地租。……而是这项所谓地租,成为葡萄牙人得以‘名正言顺’地长期租住澳门的‘法律依据’。”

      葡萄牙人的东来及对澳门的占据,使中葡之间经济贸易数额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也进入澳门。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要做贸易就需要以语言为中介,要在中国传教更要以中文为其手段。在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的过程中,耶稣会传教士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S.Franciscrs Xaverius,1506~1552),而最早确定下耶稣会在远东传教路线的是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他认为在中国做传教工作“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正是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意大利入华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成为明末最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进而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 。罗明坚返回欧洲以后,利玛窦独掌中国传教工作,他所提出的“合儒排佛”,以“适应”(Accommodation)和尊重儒家文化,尊重中国人习俗的传教路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条路线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了较为稳定的教学机构和汉语教材。罗明坚在澳门初学汉语时并不被教内人士所理解,认为他“浪费大好时光学习什么中国语言,”是“从事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 但经过罗明坚的努力,他初步掌握了汉语,并能用汉语布道,他成立了一个传教士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向中国人传教的学校——“圣玛尔定经言学校”。 这个学校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
而1594年在澳门成立的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Paulo),则标志着耶稣会在远东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圣保禄学院里汉语是必修科,人人要学,因为它是东方传教的必需沟通工具,不但每位学生要学,教授也要学。” 这说明中文教育成为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罗明坚初到澳门时学习汉语尚无固定教材,笔者1998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时发现了罗明坚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为教材的识字课本散页。但以后随着入华耶稣会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入,利玛窦开始翻译《四书》,接着郭纳爵(Ignace da Costa,1599~1666)翻译了《大学》,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后来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柏应理的这部书被称为入华耶稣会士贯彻利玛窦“适应”路线的“最高成就”。美国学者孟德卫(Mungello)认为利玛窦所译的《四书》经过一代一代的修订,它的拉丁文和汉语对照本已成为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

      第二,入华耶稣会士开始了将西方语言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将西方语言(当时主要是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译为中文的必要前提就是中文要好,对中文的词汇、句法都要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并能熟练地应用。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为“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明清间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共译多少书,说法不一,劳伦斯•D•凯斯勤认为有352种,吕万和认为有62种,还有人认为有300余种。 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些译稿是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程度与水平的一个标志。?

      第三,入华传教士开始以中文著书。第二语言学习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可以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写作,按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标准要求,这应是比“特级”人才还要高一级的人才。 而当时的入华传教士,特别是乾隆禁教以前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能用中文写作。他们出版中文著作的目的,一是为传教, 二是为同中国文人建立广泛的友谊与联系。但若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说,这个成就也是很大的。初步统计明清间入华的耶稣会士用中文著书近七百多部, 仅利玛窦一人的中文著作就有24部之多,其中收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目书丛书》的就有13部。?

       利玛窦中文写作水平也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如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序中写道:“窦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这里用词之典雅,章法之流畅,就是今日的汉学家也难达到这个水准。?

      第四,编辑汉语学习辞典和语法书。?
      罗明坚、利玛窦刚入中国不久,他们就感到若要学习好汉语必须有一部汉外对照的辞典,第一部汉外对照的辞典就是他们两人编的《葡汉辞典》,这部辞典至今仍未整理出版 ,深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1998年我访问该馆时对这部辞典做了初步了解。这部手稿共189页,长23公分,宽16.5公分,其中手稿的32~65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辞典。它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按A、B、C顺序排列;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句。这部辞典不仅是明清间第一部汉外辞典,在欧人学习汉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且也是第一部拉丁字母和汉语对照的辞典,对研究汉语拼音史和中国近代语言学史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入华耶稣会士所编的真正成熟的汉外对照辞典应是1598年由利玛窦和郭居静(Lazare Cattaneo,1560~1640)在第一次赴北京失败后返回南方时在运河的船上所编的辞典。对此,利玛窦有明确的记载。他说,“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套中文发音表,这对后来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发现,中国话全部是由单音字组织起来的。中国人利用多种不同的音调来区分多字的不同意义,若不懂这些音调,说出话来就不知所云,无法与人交谈。因为别人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他也听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神父们选定了五个音标,使学生一看就知道该是哪个音。中国字共有五音,郭居静神父在这方面贡献很大。……神父们决定,以后用罗马拼音时,大家一律利用这五种符号,为了一致,利玛窦下令,以后大家都要遵守,不可像过去那样,每个人一种写法,造成混乱。用这种拼音法现在编的字典,以及以后还要编的其他字典可以是使每位传教者,都能一目了然。” 这部字典至今仍下落不明,但利玛窦这段论述说明了当时他们编纂辞典时的情况。利玛窦之后的入华传教士编辑了许多部字典,其中包括象《满汉蒙藏拉丁文对照字典》这样的字典,这说明当时传教士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现存已出版的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语法书是由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瓦罗(Fracisco Varo)所编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但这部书较为粗糙,而真正较有影响、并较为系统地编写出一本中国文法书的,则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汉语扎记》(Lingue Sinice)是1728年在广州写的,但一直未出版,虽然到1831年才在马六甲被译为英文,但它毕竟是西方人以欧洲语言所写的较为系统的一本中国语法书,其影响是深远的。

      “礼仪之争”以后 ,清政府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控制日益严厉,特别是经雍正、乾隆两朝禁教以后,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日趋式微。当道光十八年(1838年)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退出历局以后,雍乾两朝所确定的“节取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也就被抛弃了,中西文化交流近二百年的热烈场面已荡然无存。此时“西学已被整个社会(包括帝王在内)遗忘得一干二净”, 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也暂告一个段落,两年以后,英国的大炮便轰塌了虎门的炮台,中西文化关系彻底被扭转成另一种形态,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了,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开始了它的新阶段。


二、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晚清时期中西关系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展开的,但其“最有意义的人物”,则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是了解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关键所在。?
源于英国的18世纪宗教复兴运动,为迎接千年王国的来临,认为应更需加倍宣扬基督教精神,这样传教成为基督新教的一个迫切任务。1792年,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先驱威廉•卡瑞(William Carey)建立了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浸礼宗广传福音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接着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1807年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马礼逊成为新教来华布道的先驱。1799年,圣公会海外传教组织——英国传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并派史丹顿(Stanton)来华传教。

      在英国影响下,以复兴基督福音、迎接千年王国降临为宗旨的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1810年美国公理宗牧师总联合会成立了“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29年10月14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传教士入华后“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学习中文便成为其首要之任务。马礼逊“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名叫杨三德的中国人。杨似乎为广东人,由驻广州英商威尔逊派往伦敦进修英文。在杨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中文。”   马礼逊来中国以后,又“暗中随人学习粤语与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努力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成为新教传教士中对中国典籍最熟悉的人。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在语言上也颇下功夫,不仅会官话,还会几种方言。虽然有些中国文人认为这些传教士的中文“词义不可甚晓”  ,但从马礼逊入华后,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形成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个高潮。这次高潮若同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相比,无论是在广度、深度、影响等几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者。?
当然,这种对文化、语言的学习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为了在中国传教就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此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有所差别。 但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儒家文化,却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出于传教的考虑,许多传教士也认为“儒学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 基于这种认识,基督新教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第一,创立新式学校,推进中文学习。?
      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学院,该院宗旨便是“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各民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南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民族,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 这两条点明了英华学院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教“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在这个意义上英华学院和当年的圣保禄学院有着共同点:都是为培养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而开设的。英华学院的《章程》中对中文教授作如下要求:“教欧洲学生中文;教本地学生逻辑、神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需要时,如时间许可,协助校长履行职责。” 所以,熊月之说:“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在中文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英华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一所纯粹的神学院,而是一所同时面向一般青年的教育机构。英华学院于1818年开办,1843年迁往香港,1844年更名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它实际开创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之先河,为以后教会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本课题研究的角度来说,它是基督新教东来以后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所学校,它不仅培养出了第一个华人传教士梁发,同时也培养出了像摩尔(John Henry Moor)、亨德(Willian Hunter)这样的西方近代汉学家。?

       除了英华学院以外,传教士还在南洋地区开设了一些中文学校,如米怜(William Milne)在办英华学院前办过两所中文学校,一所教福建话,一所教广东话,另外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等传教士在巴达维业、槟榔屿、曼谷、马尼拉等地也都开办过中文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对中国本土的教育进程没有直接影响,但从中国近代教会教育史来看它们都为后来的教会教育活动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同时,这些活动都应列为西方人学习汉语史的研究范围。?

       第二,编辑新的汉语学习教材,提供汉语学习工具。?
       同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相比,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汉语学习上更注重汉语教材的编写,而且在汉语教材的出版上远比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更为成功。马礼逊在1823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华英字典》,成为中西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汉对照字典,这部字典不仅对西人学习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点我们下面还要专门介绍,这里暂且不谈。在此之前,明清之际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1731年所撰写的中国语法书《汉语札记》是明清之际入华传教士编写的较为系统和较有影响的中国语法书,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1831年由金斯博鲁(Kingsborough)出资刻于马六甲,后经布里奇曼(Bridgeman)译为英文,1847年重刻于广州。 1815年马礼逊还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28年又出版了英文版的《广东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833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编著了《简易汉语教程》和《汉语拼音字典》,这两部书都成为后来新教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必读书。?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著作还很多,如罗蒂(Elihu Doty)“编了一本《翻译英华厦门腔语汇》,英汉对照,用罗马拼音注厦门话” ;吉土编的《上海土白入门》,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编的《上海土音字写法》,麦都思1828年出版的《中文课本》(Chinese School Book),艾约瑟(Jaseph Edkins)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等等。因篇幅有限,我们无法一一介绍。若同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同类著作相比,他们已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因为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公开在中国出版的语言学著作只有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两部著作。?

      第三,著书、译书,以中文著作宣传西方文化。?
      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译著和中文著作约有700多部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成就也超过了他们的前辈。熊月之先生认为晚清时期,西文翻译、著书出版机构约有一百多家,大体有三类:一是教会办,二是清政府官办,三是民间商办。但直到20世纪初期以前,中国的出版事业基本上由教会和官方把持,20世纪以后,民间出版才逐渐发展起来。 而无论是传教士的出版机构如(上海墨海书馆等)还是清政府洋务派的出版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担任译书和著书的主角大都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从西方人学习汉语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反映了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水平,从译书的过程来看当然有中国文人的帮助,如傅兰雅所说的:“将所欲译者,两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会合于中国文法。” 这种方法在明末清初时也同样使用,这里与中士的合作是因为要保证文法正确,还因所译的书不少书是有关科学和宗教内容的,很难在中文中找到所对应的词,没有传教士和华士的合作,这项工作几乎无法展开。?

      晚清时期由于入华传教士对待中国文化和传教策略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因而中文水平参差不齐。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中文就比较好,中国数学家李善兰说:“伟烈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 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创刊号上曾用中文写《小引》,以述刊物宗旨,这段文字足以显示他的中文功力:?

     “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矣。吾国士民族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稔。……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国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胳一编,罔构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这些译著和著述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文近代词汇变迁的一手文献。大量的新词,大量的有关科技方面的词汇在这些著作中出现,如“沙发、坦克、扑克、马达、轮胎、咖啡、可可、布丁、沙拉、啤酒、苏打,巧克力、三明治……” 这些词都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汉语外来词的研究是当前汉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 传教士在中文词汇学上的贡献,我们下面还要专门研究。
因而,从明清之际到晚清传教士的这批著作应引起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者的关注。 ?
      第四,创办中文报刊,以中文宣传西方思想。?
      中国近代报刊的建立是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完成的,传教士办中文报刊和他们以中文著书立说一样是其汉语学习成功的一个标志,也是其汉语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个体现,因此,传教士的这部分活动也应纳入西方人学习汉语史的研究范围之内。?

      最早的中文刊物是马礼逊在米怜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份月刊80%以上的内容上介绍基督教的教义,20%的篇幅介绍世界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份中文月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虽然在编辑过程中有中国人梁发等人参与,但传教士们初用中文写作,在文字上尚不流畅,通达。如在第二卷著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揭示其办刊宗旨,文中说:“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人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主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故此善人无非敬畏神,但世上论神多说错了,学者不可不察。……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 显然在用词,行文上看来还未达到十分熟练的地步,熊月之认为“文句不大流畅,甚至有点疙瘩。”

     另一点就是他们在中文中首次使用了标点符号,也就是首次将西方的标点符号引入中文,这样文句不但开始有了断句,有了“,”“、”“。”等符号,而且地名和人名的专用符号也都已使用,“这较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的推广要早一百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传教士郭实腊编纂的,这份刊物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年黄时鉴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发现了较全的藏本并做了深入研究。

       从西人学习汉语史来看,这也是一份极其难得的文献,因为刊中文章大多为传教士所写。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传教士初用汉语写作时的基本文本。如丁酉二月刊出的《经书》一文中说:“因汉与泰西列话殊异,解其纲领,终不容易,既如此,弟异日竭力显出其意义。万望善读者不以盲昧摈之,反究其散殊观其会通,则庶乎获益矣。” 这道出了他们当时写作的心境,在两种文字间转换的困难,以及中文表述的不易。?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也是有的,它提供了许多新的名词,如“文艺复兴”,“法兰西”,这些概念我们至今仍然使用。此外,林乐知(Young J.Allen)所创立的《万国公报》更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中文报纸,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加以分析。?
     
        据史和等人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911年,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753种,这些报刊为我们提供了西方人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丰富历史文献。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学习的成就,也可看出他们初次使用汉语时的偏误;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总结出西人学习汉语的一些经验,也可总结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经验,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近代以来汉语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三、明清期间欧美本土文化界学习汉语的情况

      欧洲文化界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都是从入华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据说中国方块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中是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中,影响较大的是基歇尔(Athanasias Kircher,1602-1680)的《中国图说》,他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的一些象形的古文字,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他首次将《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编成了拉汉对照词典,有发音、有词意,这恐怕是欧洲人学习汉语时的第一部拉汉词典。

      第一次把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的著作是英国人韦伯(John Webb,1611-1672)的《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性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deavouring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虽然韦伯本人从未来过中国,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的著作提出了这种惊人的观点。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价值不大,但从西欧思想文化史的演变而言此书倒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具有重要意义。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还应从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考虑,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讲方法论时还会提到。?

       德国早期的汉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是欧洲本土最早研究汉语的人之一,他在自己著名的 Clavis Sinica 一书中称他已找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可以很快地读懂汉语。这个消息一度曾使莱布尼茨(Georg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十分动心,多次给他写信。 在俄国的德国早期汉学巴耶(T.S.Bayer,1694~1738)也是最早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的人,他既研究了中国文学也研究了中文文法。 ?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学讲座,从此“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并存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是有决定意义的。” 从此,汉语、汉语语法及《大学》等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正式课程。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第一次讲中文文法时借助的是马若瑟的手稿,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汉语教学著作《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又称《汉文启蒙》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奠定了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而又称《汉文启蒙》(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材。?
      德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肖持(Wilhelm  Schott,1802~1889)。他于1833年在柏林开设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拉开了德国专业汉学的序幕。他于1826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语言学的《中国语言的特点》(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 他1857年在柏林出版的《可用于讲课、自学的汉语课本》(Chinesische Sprachlehre,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eunterweisung)很长时间内是德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俄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德国汉学家巴耶(Theophilus Sigfried Bayer,1694-1738)他的代表作《汉文博览:详论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道理》(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不仅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在整个欧洲汉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是雅金夫•比丘林,他在北京呆了14年之久,其间他努力学习汉语,并最早开始编纂辞典。1831年比丘林在哈克图开办了俄罗期的第一所汉语学校,并亲任教师,1838年他返回彼得堡后,又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30多年。“他的办学为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所编《汉语语法》(1835年)长期被沿用,直到20世纪初仍是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

       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则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理雅各(Jams Legge,1815~1897)的英译中国典籍奠定了他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而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继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字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威—翟式拼音使他也在汉语研究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美国的传统汉学的兴起是和基督教新教入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按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说法,它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 ,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汉学系是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76年从中国返回耶鲁大学后所创立的。“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设立东方图书馆。”
明清时期在欧美大陆的西方人对汉语的学习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汉语学习和教学与汉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汉学是在东方学的范围之中的,学习汉语当时在西方仍是一门“显学”,汉语教学根本不可能作为一门外语教学独立出来,当时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同时也就是研究汉学的专家,如法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既有关于汉语教学,汉语言研究的著作,如《中文起源和构成》(Recherches sur l’origine et la forma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汉字中的一些多音节字》(Remarpues sur quelques écritures syllabiques tirées des Caractères Chinois),同时他还有大量的有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论文和著作,如《耶律楚材传》(Vie de Yelou Tchou-Tsai)《佛国论》(Fou-Koue-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Voyage dans la Tartarie,etc.)等著作和译著。?

       其实这个特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西方的大学中很少有专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系,大部分汉语教学科目都是作为汉学系1~2年级或3年级的课来开设的。这个特点对我们今天理解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大学的外语类教学组织中可能会逐步出现一些专门教授汉语的单位,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对西方而言将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中国国内而言,恰恰应注意到,我们对那些来自汉学系或东亚系的西方学生,应加大文化成份的教授。这当然不是要取消语言教学成分,而是说对他们来讲,提出“把学校办成汉学家的摇篮”并没有什么错误。这里还涉及到语言课程和文化课程内容的衔接问题,明清时入华传教士以《四书》为汉语教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只有加大文化教学或在语言教学中突出文化内容,才能使我们国内的汉语教学和国外汉学系的教学有所衔接。正如有些学者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很有关系;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互动关系。”

       第二、这是一个“专业汉学”和“传教士汉学”并存的时期。自从法国1814正式设立汉学教席以后,“专业汉学”逐步取代“传教士汉学”,汉学开始逐渐摆脱传教学的范围而纳入到高等教育的范畴之中。但这一时期二者仍是若离若即,共同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他们取代了原耶稣会在华的地位,这些传教士返回西方后不少人担任了汉学系的负责人,如美国的卫三畏,德国的卫礼贤大都是如此。这个特点对汉语教学也产生了影响,不少汉语教学机构仍设在教会内部,学习汉语的学生不少仍是即将入华的传教士。??


四、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与汉语研究是一个至今尚未被广泛注意的研究领域,从民国以来已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领域的相关内容做过一些探讨 ,但总体上来说研究仍是相当薄弱的,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一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涉及面较广。?

      首先,我认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西方早期汉学史。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教或进行汉学研究,因而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既可以作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史进行研究,同时也应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史的一部分去研究,因为从总体上说,此时的西方汉语学习史是在西方早期汉学史的框架中发生的。

       第二,汉语教学史。这一时期在西方教授汉语的老师有两类人,一是中国文人,一是西方早期的汉学家。这两类人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较大的区别,但在教汉语这个根本点上大体上是相同的。?

      第三,汉语学习研究史。前者从教的方面来讲,这是从学的方面来讲的。因为西方人对汉语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的变化很值得研究。西方早期的汉语学习者大多同时又是汉语研究者,这和今天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当时西方汉语研究是一片空白,他们必须一面学习,一面研究,正因为如此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语言的教材和著作,这批文献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史是十分珍贵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史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当代,而应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系统的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而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其方法论研究,注意从多视角对这一领域进行分析。?

     第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是一切学科史的基础,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更是如此。因为东西方在文化上的相遇是同欧洲近代大航海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这是欧洲文化的第一次全球性扩张时期。 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是在这一宏观叙事中展开的。 因而了解与把握这一时期欧洲的海外扩张与东西方的互动,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近代史的角度来审视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与汉语研究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还表现在应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比较中掌握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原因和背景。大航海以后,欧洲人对待东方文化和对待非洲文化、美洲文化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态度。在南北美洲,欧洲人是丧心病狂地摧毁当地文化, 在东方他们同样以其野蛮的方式在扩展着西方文明,但在中国海岸他们失败了,葡萄牙人首次与明朝海军的冲突以葡萄牙人的战败而告终。 最终东来的耶稣会认识到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作为耶稣会“东方全境之视察员”定下了来华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从此拉开了西方人早期学习汉语的序幕。?

       第二,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由入华的耶稣会士来充当媒介的,晚清时期中西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凸现,但其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仍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是不可能绕开宗教的,换句话说明清时期无论是中国人早期的对外汉语教学史还是西方人早期的汉语学习史都是同中国基督教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不从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入手,了解明清中国基督教史,那就很难讲清这一时期西人学习汉语的基本特点及西人学习汉语起伏涨落的原因。?

      如明清之际入华那稣会按照范礼安的“适应政策”去传教,即以后由利玛窦确立下来的“合儒补儒”的基本传教路线传教,正是这条基本的传教路线为传教士们的汉语学习奠定了理论的基石,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能有中文著书七百多部,编著一系列汉语学习读本和辞典都与这个基本政策紧密相连 。以后“礼仪之争”爆发,以遣使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为代表的另一种传教路线开始批评利玛窦的传教路线 ,乃至最后教宗决定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祀孔 ,这样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就进入了低潮,以至到乾隆时期,精通中国典籍的传教士已经很少见。两条不同的传教路线导致了对待汉语、对待中国文化的两种完全不同态度和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晚清时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在传教路线上也有不同。
      基要派的传教政策与方法。主张直接布道,宣传教义,散发宗教印刷品的教派即被称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有时也被称为得宗派,救灵派或传统派。” 19世纪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多数采取的是这种传教政策,这种政策关注的中心是救灵工作,如当时著名基要派领袖,时任内地会会长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向即将到中国传教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因为他们正在死去!每个月都有100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况下死去!” 由于他们是“直接布道”,主要面向的是中国社会下层群众,这样就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人没有好感。他们自认是代表上帝来从事救灵工作的,认为没有必要钻研中国文化,学习汉语。

      自由派的传教政策与方法。自由派在神学理论上强调拯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来世灵魂的得救。“如果说基要派重视来世和个人灵魂得救,而自由派则重视今生,坚信通过社会渐进的教化和传布福音可以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而实现‘上帝之国。’” 。这样自由派就注重文化,“以学辅教”。他们主张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与士大夫打交道,就必须从学汉语入手。 如“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同文会完录》中将其会的宗旨定为将“泰西之道,择其有益于中国者,潜心翻译,缮成篇帙,散布四方。” 晚清时自由派传教士办报(如林乐知,Young J.Allen)、办学(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书、译书(如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成就颇多。

       若同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相比较,基要派的传教路线类似于方济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路线,而自由派的传教路线类似于耶稣会传教路线,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三,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如果前两种方法主要运用于明清两代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的研究,那么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对世界汉语教学史中西方汉语教学史和汉语研究史的研究。

      西方汉语教学史是伴随着西方汉学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西方汉学应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 。虽然在“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在汉语教学,汉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汉学研究尚未摆脱传教学的框架,因而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另外,西方汉学的产生本身是欧洲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部分,因此在早期欧洲汉语教学史和汉语学习史研究中也应特别注意语言的变迁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的。十六世纪以后东方文化传入欧洲,尤其十八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中国热”,欧洲人对中国语言的兴趣正是“中国热”的产物,因而我们应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把握欧洲当时的“汉语热”。?

      17~18世纪追求的“普遍语言学理论和体系”是当时欧洲语言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上面提到的韦伯的书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这本书在欧洲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方块字可能是《圣经》上所说的在上帝混乱人们语言之前的统一的普遍语言。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就对中国语言十分关心,他曾专门写信给当时德国的早期汉学家米勒,从普遍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字的特点。他在一封信中曾一口气就中国语言的问题提了十几个问题,如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创造,中国文字是否全部通过人造生成的等。 虽然莱布尼茨最终放弃了这种热情,但韦伯和莱布尼茨的这种思想我们必须给予重视,我们必须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而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追求普遍语言学体系反映了大航海以后,世界各国语言与文化对原欧洲单一文化的冲击,反映了他们走出中世纪神学时在语言文化上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及走出神学时的艰难历程。当中国语言第一次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他们无法从印欧语言体系出发理解这种语言形式。更多的人是把中国语言与埃及楔形文字相比较,但也有一些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语言,最典型的例子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创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研究方向至今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他是最早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对中国语言展开研究的人 。
实际这样做的不仅仅是洪堡特,当时欧洲所编纂的法—汉,德—汉,拉—汉辞典都涉及到比较语言学的问题,都有一个对汉民族语言形态的历史认识问题。但洪堡特表现得更为自觉、更具理性色彩,他认为比较语言有四个考察对象“①语言;②通过语言可达到一般人类目的;③人类演进史;④具体民族。”  这四个方面时至今日仍是有意义的,我们对欧美当时对汉语的学习和认识,也应继续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结论:?
  
      1.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即西方近代汉语学习史从时间跨度上包括明清两个朝代,民国以后我们可把其称为“现代以来西方人汉语学习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我们可把其称为“当代西方人汉语学习史”。?

      2.从地域上来看,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既包括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1910年)在欧美本土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历史。?
      3.本课题所以以“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为题,而不以“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人的汉语教学史”为题是因为这一时期从中方来说并未主动把对西方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件自觉的事情去做,明清间的“四夷馆”只是外国人入华居住之处,并不具有教学功能。相反,由于传教士怀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来华,为在中国站稳脚,对汉语学习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当然各修会差会因传教政策而有区别),所以用“学习史”较为恰当。即便以后传教士内部有了专门的学习汉语的学校,有了汉语教材,大多数也是西方人编写的。用现在的术语讲应属“世界汉语教学”,而不属“对外汉语教学”,尽管二者在当时有所交叉,也有不少中国文人教西方人学习汉语,但总体上作为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尚未主动、自觉和系统地展开。而西方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却是自觉与主动的。因而以“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为其研究对象更为准确。?

       4.西方人的早期汉语学习史为世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为今天对欧美学生的汉语教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段历史证明这里是“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将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确立提供一个坚实地历史基础,也将会为我们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直接的经验。

      5.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西方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欧洲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而反过来说,只有在多学科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将这一研究深入下去。?

     6.如果以《马氏文通》(1898)年的诞生作为中国语言学走向现在形态的标志,那么从十六世纪到晚清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以及对汉语的深入研究,则构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前史。虽然目前我们尚不能找到马建忠受马若瑟之书影响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西方人早期的汉语学习和汉语研究对中国语言学本体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广阔领域,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正在这里。

[ 本贴由 柴禾妞 于 2005-7-9  10:37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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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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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早期”是指明代中叶葡萄牙人进入南中国海地域,即以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为起点,到1910年晚清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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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580年11月8日“罗明坚致罗马麦尔古里诺神父书”,见《利玛窦通信集》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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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第18页,澳门基金会出版。
  关于圣保禄学院中文课的内容,教材、教师,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至今仍未有明确结论,还待继续研究,参见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初探》一文,此文刊登于澳门日报,在此感谢与李向玉先生赠送我此文的复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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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坚在一封信中曾说,学习中文是为“以便日后用中文著书,驳斥中文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谬误,希望将来能为天主服务,使真理之光照耀这个庞大的民族。”见《利玛窦通信集》第413页,台湾光启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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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第75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第75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
  刘洵:《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第37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发表于 2005-7-9 13:24:23 | 显示全部楼层
早期的中文没有标点符号。这一点其实很值得研究。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引入断句的符号,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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