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语言学研究概况综述
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www.xlmz.net-2003咨询组负责人：徐通锵（北京大学中文系）
起草说明
本文的初稿是参照陈保亚、戴庆厦、胡壮麟、蒋绍愚、李宇明、刘叔新、鲁川、马庆株、缪小春、沈家煊、王福堂、姚小平、袁毓林、周同春等十四位同志提供的咨询意见并结合我对中国语言学的认识编写而成的；文成后，由王宁、黄行、赵金铭、黄国营、王洪君五位同志组成审稿小组进行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一 “九·五”期间语言学研究概况
1、基本的发展趋势 《马氏文通》以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而对汉语固有的研究传统不是很重视，因此语言学的发展也就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两大研究传统发生紧密的的联系，“九·五”课题研究的进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联系的大致状况。就国外语言学的总体发展情况来说，大体上是：共时和历时的研究，以共时为主，形式与功能的研究，以形式为主；而这两种趋向的共同特点是向语义的研究倾斜，重点探索和解决语义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形式语义学在国外发展比较快。这种思潮在国内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共时与历时，以共时为主，这方面与西方的研究趋势大体一致，特别是语法的共时研究尤为显著；而形式与功能的研究，我们现在仍以功能的研究为主，形式的研究相当薄弱。这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恐怕与学科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的水平有联系。西方以形式为主的语言研究实质上是为适应信息时代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需要而兴盛起来的，我们这方面还处于初创时期，具有数学、数理逻辑方面修养的专家、学者太少，而兼通数理和语言学的人才更少，因而一时还难以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同步。不过在“九·五”期间，信息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合作在加强，相信这种差距在“十·五”期间会相对地缩小一些。尽管国内外语言学的发展状况不完全一致，但发展的趋向也有某些共同性，这就是强调语义的研究，以往不大重视语义研究的各个领域，如语法、语言理论等，现在差不多已把它作为研究的核心，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理论假设。这一趋势将会在“十·五”期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氏文通》以后不重视汉语自己的研究传统的情况在“八·五”“九·五”期间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似还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趋势。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和“传统”好象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不相涉，人们偏重于“现代”，忽视“传统”。十余年来，特别是“九·五”，“现代”和“传统”的两大流派出现了各自向对方学习、从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还不平衡，“现代”向“传统”学习的趋势比较弱，但毕竟使以往“分道扬镳”的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可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汉语研究传统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需要吸收对方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结合的趋势估计今后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下面分类简述“九·五”语言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2、语法 这是中国语言学投入的力量最多、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最深的一个领域，吕叔湘先生称之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九·五”的语法研究仍旧是这种状况的延续。语法、语义、语用三结合的语言研究国内外的语言学早有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但成为中国语言学推崇的一种语言理论则始自八十年代，“八·五”“九·五”继续探索，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理论趋向。但是，如何理解这种“三结合”，见仁见智，相互间的差异很大。语义已成为现在语法研究中的一种时髦理论，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向这个方向靠拢，于是“三结合”就成为一个多数学者能够接受的汇聚点；至于“点”下的研究，自然因实际理论倾向的差异而有区别。对于这种“三结合”，不管如何评价，至少在突出语义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重视对语言规律进行理论的解释等等，都是应该肯定的，这比结构语言学的纯分布分析前进了一步。胡裕树、范晓等在国内首创是说，“九·五”继续他们的研究，著有《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范晓，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语言研究的新思路》（范晓、李熙宗、戴耀晶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马庆株的论文集《汉语语义语法范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以结构分析法为基础，注入一些语义的解释，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为“九·五”汉语语法研究热点的理论和方法还有配价语法的研究。已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两本论文集，重点讨论句中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在这一研究中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唤醒了中国语言学家要注意自己的理论创新，不要一味地盯着外国的语言理论。动词配价理论的基本精神，吕叔湘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来了，比国外语言学家要早十余年，但人们视而不见，直到运用国外语言学家的配价理论来解决汉语语法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吕叔湘的创见。这是中国语言学家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语法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是认知语法，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已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张敏的《认知语言学和汉语的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和袁毓林的《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注意语义在语法结构中的地位，说明中国语言学家的注意力也已开始向语义倾斜。
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词类问题、“语法化”问题、近代汉语的语法演变问题等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吴福祥的《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殷国光的《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华夏出版社，1997）等都对各自的专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冯春田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等对汉语中的一种独特的词类和重要的句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弄清楚了近代汉语的结构，而且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也很有价值。古汉语的语法研究已超出国界，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兴趣，已召开过两届古汉语语法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其中第二届的论文选编《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就古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促进了海内外的交流。语法研究的另一个新兴的领域就是方言语法的研究。“八·五”时期，已有方言语法的专著（如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出版，而在“九·五”期间这一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散篇论文外，比较有分量的论著就有李小凡的《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项梦冰的《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等；论文集中比较有分量的论著应推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动词的体》（第二辑，张双庆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1996）、《动词谓语句》（第三辑，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代词》（第四辑，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它们都对各自方言的构词法、句式、时态、助词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总结出一些重要的规律；特别是其中关于时态和助词的研究，将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语言理论的建设和汉语史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美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马尔基耶尔（Y. Malkiel）认为，来自汉语方言的每一个问题都有重要的价值。“九·五”期间的方言语法研究已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语法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至今还找不到一种比较适合描写汉语语法的科学框架。当今的语法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印欧语语法的影子，而汉语和印欧系语言在编码原则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用带有印欧语语法影子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人们总有削足适履之感，并且还影响到语法教育和计算机的语言处理。这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不过在“九·五”期间这一理论已受到尖锐的挑战，我们将在下面的语言理论部分进行具体的评述。
3、 语音和音韵 语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方言的调查和描写。与“七·五”“八·五”不同，这种调查与描写带有系列性、成片性和补缺性的特点。官话区已大致完成调查。粤方言区在珠江三角洲和粤西、粤北几个地区都做了全面的调查。一些新设立的方言，除“晋语”山西部分已经完成，其它各点的方言也已开始调查，如广西的“平话”、湖南的“土话”和“乡话”、广东的“土话”以及浙皖毗连地区的“徽语”。这些工作弥补了以往方言调查和研究中的许多空白。一些方言的系统性描写著作已经编写完成，比较重要而且已经出版的有广州、厦门、福州等重要方言的研究著作，山东、湖南等省也出版了该省方言的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提供了较为深入、丰富的方言材料，特别是系列性的著作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材料。随着方言研究的深入，汉语方言理论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王洪君的《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和王福堂的《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是这方面的两本代表作。《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把最新发展起来的音系学理论和汉语各地的方言现象结合起来，对汉语音系的基本单位、普通话韵母的分类、音节结构的特点、零声母、介音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进而对汉语多种方言的儿化韵、Z变韵、多音象声词、嵌l词、切脚词、双声叠韵词等语音构词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着眼于语音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汉语方言研究中诸如方言分区、儿化韵、连读变调等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作出理论的解释。这类方言理论的著作现在还不多见。
关于历史音韵的研究“九·五”也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向深化的方向发展，比较突出的有上古汉语复辅音和与此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切韵》重纽的研究和《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专著和断代音韵的研究成绩很突出，如邵荣芬的《经典释文音系》（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潘文国的《韵图考》（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宁继福的《古今韵会及相关韵书》（中华书局，1997）、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等都是一些很有分量的著述。古代方音的研究也已开始触及，比较重要的有黄淬伯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和刘晓南的《宋代闽音考》（岳麓书社，1999）。历史音韵的深入研究必将为纵向的语音史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方言与音韵，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语言演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语言史的研究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有效的进展。这种“结合”，“九·五”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甚至还不如“七·五”和“八·五”。这是今后需要克服的一个薄弱环节。
4、 字典和语汇 语汇的研究，“九·五”期间比较突出的是字典的编撰和历史语汇的研究，一般语汇学的论著不多，比较重要的有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7）和周荐的《词汇学问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论文集有葛本仪主编的《汉语词汇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论著都比较重视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语汇理论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最有特点的语汇论著恐怕还应推张清常的《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集语汇、历史、文化、地理等于一身，没有深厚的功力是不敢问津这样的论题的。
如果说，语汇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那么方言字典和历史的断代字典的编撰和出版则相当突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反映普通话语汇来源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是一项基础性的语汇编纂，对普通话的语汇研究和规范化等都有参考的价值。包括古今各地方言词的《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以及包括41个方言点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等都是今后方言语汇研究、语法研究、理论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的材料。比较突出的是历史语汇的研究和历史字典的编纂。江蓝生的《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袁宾等的《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李崇兴的《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都做得相当扎实，体现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水平。另一方面，在佛典词语和佛典语言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大有进展，李维琦的《佛经续释词》（岳麓书社，1999）、张美兰的《禅宗语言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周裕楷的《禅宗语言》和其它的不少单篇论文都相当有水平；汉语俗字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它是一本高水平的著作。这些研究对丰富和推进汉语史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5、汉语传统语言学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俗称“小学”，大体上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研究字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汉语的方方面面。解放以后，这一领域比较受冷落，但自“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已开始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研究成果也不断地涌现，而在“九·五”还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已取得突出成就的古文字学以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特点：重视基础理论建设，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文献资料的挖掘进展很大，主要表现为对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新材料和古文献中大量笔记、札记的整理与研究；研究手段逐步趋向现代化，已建成不少古文献的语料库。徐超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是一部基础性的理论著作，从各个侧面介绍和梳理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邹晓丽等的《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则对不同时期的汉字结构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和研究。这对古汉语字义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九·五”的这一类论著不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汉语语源的研究，这是集音韵、文字、训诂于一身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也有丰硕的成果，但理论性的研究比较薄弱，“九·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齐冲天的《声韵语源字典》（重庆出版社，1997）不仅根据传统的双声为训、叠韵为训等线索对一个个字的语源作出了具体的解释，而且还据此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提出挑战，认为汉语的符号（字）是有理据的。语源的研究作为一种“学”以往还没有完全从语言文字学中分化、独立出来，“九·五”期间，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着手进行“学”的建设，殷寄明继他的《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1998）之后又出版了《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本《概论》对语源学的性质、功能以及它的产生、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勾画出语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是继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之后的一本通论性的著作，对与汉语史相联系的一种“学”（语源学）的建立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6、 民族语言和历史比较的研究 中国的民族语言众多，就其大的分支来说，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而南方则多属汉藏语系或与汉藏系语言有关的一些语言。阿尔泰语系的研究以内蒙古大学最为突出，出版了一套蒙古语族的语言志，不仅对族中各语言进行了具体的共时描写，附有以乡为单位的语言地图，而且还进行了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新发现的两种语言（图佤语、康家话）也已得到具体的研究和描写。内蒙古大学还建有大型的蒙语语料库和蒙语信息资料库，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朝鲜语的系属不明，但结构类型与阿尔泰语系相同，属黏着语类型。延边大学的信息处理和朝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北方各民族语言由于系属关系比较明确，因而重点都已偏重于结构和应用的研究。南方各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学界的认识比较分歧，因而这方面的问题颇多争论，如侗台语族是不是属于汉藏语系，“九·五”期间续有论争。不过就具体的语言研究来说，无疑向深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挖掘出一些新的语种，“九·五”课题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有关汉藏语系的六本（佯僙语、临高语、回辉语、巴哼语、毕苏语、村语）已经出版；重视微观的研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对使动、人称、趋向、类别等范畴进行了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还出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专著（如《普米语动词的使动范畴》等）。双语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进行了多角度、多方法的探索，已就双语类型的转换、双语的历史演变、双语发展的趋势、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等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出版了专著，这一领域的研究现在虽然还缺乏深度，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已初露端倪。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诸如声调的起源、复辅音的演变、结构助词的历史演变等问题的研究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而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则对汉、藏两种语言的同源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比较，这对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热点研究课题并在理论上取得重要进展的还是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我国民族众多，说双语和多语的人很多，汉语对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有深刻的影响，其接触的深度和方式的多样化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为历史比较语言学难以解决的语言同源关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前景。陈保亚的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理论已在这一研究领域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在国际汉藏语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的著名学者西田龙雄在《东方》杂志198号（东方书店月刊，1997，9）和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今年第1期都发表了推荐性的评论；国人的语言理论创见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并加加以推荐性的评论，以往似不曾见，至少是很少见。这说明，我国目前对语言接触机制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只要能够找到同一时间层次中有严格语音对应的关系词，通过“无界有阶”的分析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些关系词的关系是由语言分化引起的亲属关系还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相似性。这一理论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是有重要价值的。它说明中国语言学家的理论创新的潜力已开始呈现，今后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7、 语言理论研究 “九·五”的语言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表现为：开始了以汉语等具体语言研究为基础的语言理论的建设；中西语言学史的比较研究开始起步；注重国外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介绍和评述。
中国没有语言理论研究的传统，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这是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基本状况。从“八·五”到“九·五”，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已开始探索以汉语研究为基础的语言理论建设的道路，除了上面提到的方言理论研究、语言接触理论以外，徐通锵、潘文国等人还提出了语言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基本的特点是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立足汉语的研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和论证方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我国语言研究传统的结合，以期摆脱《马氏文通》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学界一般将它们称之为“字本位理论”。徐通锵的研究主要见于他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潘文国的研究见于他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他们殊途同归，对现在汉语研究中流行的语言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把隐藏在人们心目中的疑虑和对现行理论的否定意见表面化而已。季羡林先生在总结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这里不嫌罗嗦，摘引如下：“世界语言种类繁多，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科学’的分类法。不过，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在我们国内，甚至在国外，对汉语的研究，在好多方面，则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无大差异。始做俑者恐怕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一部书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走不通的。”（《文艺研究》特刊，1999年第3期）。徐、潘等的研究实现了这种意见的理论化，这就与现在通行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自然会引起学界的反对和批评。1998年，是以《马氏文通》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一百周年，人们在颂扬现代语言学的巨大成就时对“字本位理论”提出了批评。两种对立的意见已开始进行论争，论争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汉语的研究应该以语言的共性特征为基础，还是应该以汉语本身的特点为基础？以语言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就需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道路，应该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分析的结构框架，而不能一味地跟着西方的语言理论转。这一论争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很有意义，涉及到中国语言学今后发展道路的走向。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这是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结合”应该以什么为基点？是印欧系语言的理论，还是汉语本身的结构基础？论争的双方各执一端。这一已开始的论争今后将会继续发展，“十·五”应该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
语言学史在国外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还依附于理论语言学。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理论、方法、历史以及中外语言学的关系。“九·五”期间，结合《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出现了一种总结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发展的热潮，出版了很多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前者从各个侧面分析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道路以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展开了一些具体的讨论；后者，从理论上梳理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道路。它们都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重要论著。语言学史研究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开始了中西语言学史的比较研究，姚小平关于洪堡特的研究以及其它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已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考据学和科学语言学——梁启超、胡适论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介绍了梁、胡二人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方法的“考据”之说，同时结合西方科学语言学的形成，分析了清代考据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琐议》（《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在比较研究中唤醒人们注意外国学者对汉语的研究以及它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洪堡特关于汉语的研究，他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和现在流行的理论大相径庭的。这种研究要求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古今语言学的结合，现在虽然仅仅是起步，但今后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8、 交叉学科的研究 这里主要涉及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的语言处理等。
国内已有不少高校建立了语音实验室，开展了语音实验的研究。目前主要服务于言语教学和言语工程两个方面，不过后一方面太弱，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这可能与现行的体制有关，没有解决好交叉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语言学科就难以与计算机、心理等专业联合培养人才，现在都有点“各自为政”。对语音学基础研究的应用，言语合成的研究比言语识别要好一些。最初在汉语的合成中，参数合成占重要地位，但自“八六三”工程起动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并占主导地位的语音合成是编辑合成。最近二、三来，这种编辑合成又转向了由大语料库推动的拼接合成，数据库越大，从中进行拼接合成所选取的合成基元就越方便，出现了所谓语料驱动的规则推断。但是，在要求改进合成系统的自然度时，语音学的音段特征和韵律特征的研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后的发展还得从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去寻找改进的出路。
心理语言学以及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八·五”的基础上又向深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汉字的认知仍旧是研究得较多一个问题，其中主要研究汉字的笔画、部件、结构等信息和语音、字频等因素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特别考察了部件的作用和形声字中声符和意符的作用。“九·五”期间，除继续研究汉语二字组的储存方式和表征、字在字组加工中的作用等问题外，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语音在语汇加工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语义提取的双通道模型。对句子和话语、篇章加工问题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研究的成果也比以前有所增加。研究的问题主要有：句子理解中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相对作用，歧义句的加工过程和影响加工的因素，句子和话语理解中影响代字加工的语法和语义因素，动字的语义、句子的主题在句子加工中的作用以及工作记忆与句子加工、理解中的推理等。这些研究都反映研究课题的扩大和深化，并开始探索和讨论这一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加工问题，语言加工中的模块理论和相互作用理论，阅读时字、词的理解是否必须经过语音激活这一阶段等，研究者们用实验材料支持某一理论假设，用理论解释实验中的现象。有的学者还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相关的理论模型，如汉字加工中的整字部件混合加工模型，汉字识别和命名的联结主义模型，汉语语汇加工模型等。研究方法也比以前有所改进，即时（on-line）的研究明显增加，移动窗口技术、自定步调阅读等方法技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这些都说明心理语言学这一新兴的学科在这一期间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
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是心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一期间发表的论著主要是李宇明的《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和周国光的《汉语句法结构习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前者总结了作者对儿童问句系统的研究发展，后者以朱德熙的词组本位理论为基础研究汉族儿童习得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状况。这方面的研究看来相对较为薄弱。
计算机信息学界与语言学界的联系比以往有所加强，语言研究的成果有些已开始应用于计算机的语言处理，但效果不甚理想，这是今后需要重点加强研究的一个部门。
综上所述，“九·五”的语言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独立的研究、创建新理论的趋向。这反映中国语言学的理论自信心的加强。这方面现在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算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高校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力，以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由高校的学者完成的。高校担负着培养人的任务，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一部分出国进修、访问和留学归国的学者大多留在高校，他们将国际上的前沿成果和方法带回，对推进国内的研究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高校还由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而可以不断发挥出新的潜力。科研和教学是紧密结合的，教员的科研成果可以立即应用于教学，而学生的反馈则又可以促进和改进教学和科研，这是一般的科研机构所没有的优越条件。高校今后仍将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个老问题是，高校的科研大都是靠教员的工资收入进行的，得到资助的毕竟是少数，因此许多有发展潜力的教师因研究经费的窘迫而完全放弃了研究，或者干脆改行从商，但又很少见他们回头来支持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缺乏足够的刺激功用和市场吸引力，很多人写文章仅仅是为了评职称，而众多教师都在为生计奔波，因此很难在研究的深度上下工夫，长此以往，必然会拉大与国外的距离。学风的问题也有待改进，应鼓励创新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争鸣，欢迎他人和学生超越自己的水平，特别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二 “十·五”语言研究发展趋势的展望和重点研究课题的建议
我国现在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伴之以文化建设的发展，语言学必将在新的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现在的发展趋势表明，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执牛耳的世纪，而这两种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的研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语言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语言学需要加强语言结构规则的研究，自觉地迎接这种社会发展需要的到来。“十·五”的语言研究应该尽可能纳入这一思路中去认识。为此，这里对“十·五”的发展趋势和相关的重点研究课题提出几点粗浅的设想。
1.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与国际接轨。
中西语言学的结合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但结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立脚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以西方的语言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不完全适合汉语结构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历经百年，经过几次周期性的大争论，至今也找不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这就是说，以西方语言理论为立脚点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效果不佳，而且也脱离了汉语自己的研究传统。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结合”的立脚点应该转移到汉语上来，即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九·五”关于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发展道路的论争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应该继续深化。
科学无国界，中国语言学应该与国际接轨，但如何实现这种接轨？“九·五”期间的论争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以语言共性的研究为基础实现“结合”的学者，其意见可以概括为“急起直追”或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跟着转”，根据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问题，甚至概念、术语也不必另立炉灶，可以照用不误。主张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实现“结合”的学者，其意见可以概括为“迎头赶上”。什么是“头”？就是汉语的特点；关于“特点”的认识，见仁见智，不易统一，因而不要在“什么是特点”的概念上兜圈子，可以从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入手去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建立新的语言理论。西方语言学家面对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一般都怀疑理论本身的正确性，因而往往以这一矛盾为切入点，不断创建新的理论；中国语言学家面对这种矛盾往往不敢怀疑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而在选择和剪裁语言事实上下工夫，作出牵强的解释，因而无法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突破旧理论的束缚。西方语言学家根据音位理论无法处理重音之类的现象而创建非线性音系学等一系列新的音系理论，而我们在音位理论无法处理儿化之类的现象面前束手束脚，不敢突破音位理论的局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现在我们面对的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最大矛盾就是无法用西方的语法理论来解决汉语词类的划分和它们与句法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向导，可是人们很难或不敢跨越西方语言理论的门槛去怀疑这一理论对汉语研究的适用性。这是中西语言学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也是形成中西语言学的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中国语言学与国际的接轨，应该克服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距，但愿这一已经开始的论争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前进的道路。
2.继承和发扬汉语研究的悠久传统，实现现代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传统的结合。
现在语言学的发展趋向是向语义的研究倾斜，重点解决语法与语义的关系问题。汉语有悠久的语义研究传统，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标志的“小学”，其核心就是语义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印欧语的研究有悠久的语法研究传统，而语义的研究是它的薄弱环节。两种传统，优势互补，在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时候，应该互补长短，解决结合中出现的问题。《马氏文通》以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以西方的语言理论为楷模，全盘接受它的框架和分析方法，基本上中断了自己的传统，这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也无法真正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结合”不是简单的加法，不是西方的语言理论加汉语的事例，而需要在理论上加以适当的改造和调整。汉语传统的研究固然有它独特的长处，务实性强，重视个体的剖析和微观的研究，这应该继承和发扬，但也无庸讳言，它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就事论事，缺乏比较的、系统的研究，很多真知灼见都散见于典籍的注疏中。这方面需要运用西方语言学的论证方法加以提炼和改造，使之系统化，以便为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服务。
根据汉语的研究传统和汉语的结构特点，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语义语法，就是继承传统，以汉语的语义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法理论的立论精神，建立汉语语法的理论体系，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与国际接轨。
3.以汉语方言的研究为基础，加强方言间、古今汉语间的比较研究。
汉语有复杂的方言，又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深入进行语言研究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是出理论、出方法的丰沃土壤。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方言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复杂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空间分布，无论语音、语义还是语汇和语法，都隐含有很多活的历史发展线索，如能将它们与丰富的汉语书面文献资料相结合，定可以在语言的描写研究、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丰富普通语言学。现在有条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在前几个五年规划期间，方言的调查和描写已经进行得相当充分，以一系列方言词典的出版为标志的资料准备也已为各个领域的历史比较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山东、江苏、上海、湖南、广东等省的高校已准备进行这种共时的或历时的比较研究，预计会取得良好的成效。
深入的汉语方言研究也可以进一步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好必要的准备。
4.发挥我们的优势，推进汉藏系语言及其相关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最近几十年来，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已成为国内外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而语言系属关系的争论则又是这一热点中的焦点。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无论是共时还是历时，基本上已处于领先的地位。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关键是要找出最早时间层面的关系字，不然，讨论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都是没有分量的。这方面的难点是确定关系字的原则。声、韵、调不同时对应（或者说音节各部分不同时对应）算不算关系字？对应方式相差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归成不同时间层面的关系字？这需要进行概率统计。由于目前确定关系字的方法主要是手工的，因此所比较的语言和所选择的字项都是有限的。事实上确定一条对应规则不仅要追问比较了多少字，还要追问比较了多少语言，因而只对有限的语言和有限的字项作比较是不够的，这种小规模的手工比较有时还难以分辨偶然相似还是必然对应，分不出对应规则的时间层面。要扩大比较的语言和字项，靠手工操作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电脑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建立汉语和民族语言关系字语汇的数据库，我国也有人着手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但目的主要是为了语言的共时研究。建立共时语汇数据库和建立关系字的数据库在方法上有比较大的差别，前者主要是同义字的排列，后者还包括近义字的排列以及通过考古、民族学、语文学等证据对语义相差较大但有关系的字的排列，因此共时字项的数据库不能代替关系字数据库的分析。要确定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的性质和推进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建立汉语和民族语言关系字的数据库势在必行。有了数据库的基础，一可以找出汉语和民族语言有严格对应关系的关系字，最大限度地排除因偶然相似而被确定的假关系字，二可以确定不同时间层面的关系字。这里需要解决的难点是确定最早时间层面的关系字。这一课题的研究是确定汉语和各民族语言有无同源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础工作，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了，才能扎实的根据讨论语言的同源问题和汉藏语系的问题，才可以讨论原始汉语的重建问题。它对汉语史和民族语言史的研究，对确定语言的发生关系和接触关系，对考古学、人类学、民族识别、史前民族的迁徙过程、史前语言的拟测和民族文化原型的分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加强汉、外语（特别是汉、英语）的对比研究，改进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八·五”“九·五”期间，汉、英语的对比研究已有良好的基础，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和文集。这种对比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有助于语言共性和特性的研究，有助于语言对比研究方法的建立、改进和完善。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对比的研究，如果把握不住语言的共性和不同语言各自独特的结构特点，就难以对语言结构作出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语言的研究应该以特点的研究为基础，而特点只有在对比或比较中才能发现，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对比方法的价值。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对汉语的结构作出了详尽的描写，总结出汉语独特的结构规律，而且在理论上还提出了不少国外语言学家还不曾道及的创见（如有定性范畴在语法结构中的地位、动字的“系”等等），其所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对比法，不管是吕叔湘，还是王力、高名凯，都是用对比的方法进行他们的研究的。五、六、七十年代摈弃了这种对比的方法，而代之以单一的分布分析，结果是难以使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开始，首由吕叔湘先生创导，重新采用的对比的方法，结果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最初的标志就是朱德熙的词组本位说和他对汉语反复问句的研究。当然，这里运用的对比方法，不仅有汉、英语的对比，也有古今汉语的对比和方言的对比和比较，但基础性的理论还是汉、英语的对比；不经这种对比，朱德熙先生是提不出他的汉语特点论和词组本位理论的。九十年代，这种对比的方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抓住不同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特点展开语言结构的研究，提出字本位之类的理论。现在，对比研究中的空白环节是缺乏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要揭示汉语和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建立新的语言理论，这种对比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对比是发现语言共性和特性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应该通过汉、外、民语之类的对比研究加以提倡。高校从事语言研究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中文系的教员，二是从事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员，三是外语系科的教员，这三部分人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相互缺乏联系，对比方法的提倡和运用有助于促进这几种语言研究力量的联系。
6.加强语言学与计算机信息科学的“联姻”，进行信息语言学的研究。
“信息语言学”是一个新概念，姑妄用来指称人脑信息处理和电脑信息处理共通规律的研究。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语言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表达、传播、储存、继承、创新都得通过语言来实现。电脑要摹拟人脑的语言机制，先达到“自然语言理解”才能进行知识处理，这就迫切要求发展研究人脑语言机制的认知语言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第二语言教学”的蓬勃发展和呼唤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的诞生，这就需要开展语言的对比研究，以弄清楚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建立对比语言学；知识经济时代的畅销产品是知识产品，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直接为语言产品和电脑信息处理服务的计算语言学。“信息语言学”就是将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三者融为一体的交叉科学，或者说，是在这三种语言学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编码体系，反映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随着生产力中知识含量的增长，民族语言对民族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农业时代，对于闭关自守的中国农业经济来说，语言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工业化时代，中国从西方进口的机器，需要把机器的说明书翻译成汉语；在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电脑不能直接应用，需要对电脑的系统软件进行“汉化”；在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要移植西方的知识产品就很难了，因为西方的知识产品，如超级知识软件，遵循的是西方语言的编码体系，渗透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它几乎是不能翻译和汉化的。这就是说，知识含量超过某一“阈值”，知识产品就很难移植了。进一步说，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知识产品依赖于民族语言，也维护着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进口和移植西方的知识产品，那么西方就一直是知识产品的“主人”，而我们只能是知识产品的“客户”，按照“智能机器人”编制程序要保证“机器人必须永远维护其主人利益”的安全原则，一切知识产品当然也要维护其“主人”的利益。所以，从繁荣我国经济和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要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就应该加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信息语言学的研究。
三 “十·五”研究课题（有※号者为重点课题）
根据上面对语言发展趋势的认识，现提出如下的课题；这些课题仅仅提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和方向，申报者可以酌情自拟。题中有※号者为重点，供参考。
※ 1、汉语特点的研究与中西语言学的结合途径
不要在“什么是汉语的特点”的概念上兜圈子，切实地从汉语的语言事实与现行理论的矛盾入手，探索解决矛盾的途径，提炼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现在这方面已出现尖锐的争论，集中表现在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认识上，即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还是词？牵一发动全身，不同的认识涉及到语言理论建设的不同走向。这种带方向性的研究课题需要语言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的共同参与和讨论。
※ 2、对比的研究与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现在流行的研究方法大致都是根据国外语言学的某一种理论（如转换、配价……）来研究汉语。这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途径，但不可否认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会影响人们思维的创造性发挥。吕叔湘先生曾大力提倡对比研究的方法（汉外语对比、古今对比、普通话和方言对比、普通话内部对比），这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加强汉语和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方法容易发现语言间的共性与特性，有利于语言特点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百年来汉语研究的进展都与这一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
3、汉语的特点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
4、赵元任（或吕叔湘、王力、章炳麟）的语言研究和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道路
以“点”带“面”，从对一个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的研究中窥探中国语言学转折时期的特点和中西语言学结合的成效、经验与教训。
5、虚字和汉语的语法结构 虚字在汉语语法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形成某种结构的重要标志，也与时、态的表现形式密切相关。一个个虚字的个体研究以往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虚字与语法结构的关系的研究则还比较薄弱，需要加强。
6、语义特征和汉语语序的研究 决定汉语语序的原则是什么？这涉及到汉语语句的生成机制和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需要进行深入的推敲。现在，“有生”的语义特征与语序的时间顺序原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不同于时间顺序的其它语序以及语序的变化等受什么语义特征支配？还缺乏具体的研究，至于由语义特征支配的语序给汉语语法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则还需要通过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去揭示隐含于其中的结构原理，弄清楚汉语语法的生成机制。
※ 7、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的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但遗憾的是，各级领导似都不大重视科学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对教学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教学水平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18-19世纪之交的对外英语教学可以成为我们参考的坐标。当时，对外英语教学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英语的研究，诞生了很多有影响的语言理论，如斯韦特的“英语句本位理论”，叶斯伯森的语法理论等。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加以梳理、提炼，建立有效的教学理论框架和教学模式，并且从中发现理论研究的线索，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8、实字虚化之类的“语法化”与汉语语法的演变
“语法化”现在是一种重要的语法理论，在语汇和语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的语法化有无不同的特点？汉语的实字虚化与语法化的关系怎么样？它与语言基本句式的演变有什么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它对汉语语法史的建设是有重要价值的。
9、汉语语源的研究 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性应用，是古汉语各项研究成果的会聚点，对深化汉语史的研究、推进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出现很好的发展势头，今后需要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
10、古汉语专书专题研究
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以下几方面可特别注意：殷商音系研究，秦汉出土文献研究，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典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著作研究，清儒古音学的理论和方法。
※ 11、汉语方言的比较和汉语史的研究
汉语语音史和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结合过去做得比较好，其它方面显得相当薄弱。语法史和语汇史的研究也应该尽快实现这种结合。这可能是推进汉语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12、双语现象和语言接触的研究
双语现象是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于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区的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开发西部战略的实施，语言接触和双语现象的研究也出现了它的紧迫性。应重视语言本体的研究，从汉语习得的偏误和难点入手，开展两种语言的深层对比研究，注意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从中总结相应的规律。
※ 13、汉藏系语言的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
单一语言的描写、语言内部差异的描写和单一语言特征的描写等都尚待深入，以便为历史比较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历史比较研究现在有近程、远程两种途径，我们宜取近程的途径，选择有研究基础的语言和课题（如声调的起源和发展、松紧元音的历史演变、语序的历史演变等），从低层做起，逐步往上推进。远程比较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要特别关注汉语和民族语言关系字、词的研究，它的意义已见于前面的分析。确定关系字应考虑下面三个标准：每个关系字在声、韵、调三方面的对应情况；每个关系字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情况；每个关系字属于哪个时间层面的对应。
14、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
这是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继续保有传统小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开始接受西方语言学的全套架构以及它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两种研究“各自为政”式的发展远远大于彼此间的联系。对这一剧烈转变的过程，对促成中国语言学转型的各种因素，对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后遗症，以及有些并不视为小学家或语言学家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所从事的语言研究都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里涉及到中西语言学的关系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语文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解决得都不是很理想，需要深究其中的原因和教训，以利于中西语言学和古今语言学的有效结合。
15、中西语言学史的比较研究
这是一个大题目，可以选择某一角度或某一国家、某一时代、某一在学科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著作，与相应的汉语研究进行对比，探索发展趋向的异同及其成因。为了促成这种对比研究，西方的某些重要论著，例如保罗（Hermann Paul）的《语言史原理》，需要翻译出版；这本著作是集青年语法学派之大成的名著，至今没有汉译本，实是我们在认识西方语言学史的过程中欠下的“债”，不利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今后宜补上。
※ 16、计算机信息科学的发展与汉语结构的研究
这是科学的发展对汉语研究提出来的重大挑战，现行的汉语研究无法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滞后于国外的研究。希望计算机科学家与语言学家共同合作，早日解决这方面的差距。为此，需要发展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的形式语言学，特别是其中的形式语义学的研究。
※ 17、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
主要是研究儿童早期（3岁以内）在自然条件下掌握母语的过程和规律。国外的心理语言学，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不少理论假设。我国曾进行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大部分是描述性的，涉及理论探讨的不多，而且在“九·五”期间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减少。鉴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解决人类个体语言的发生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语言教学也有启示，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它可以包括语音（特别是汉语的四声）、语汇和句法的习得，其中句法的习得与语言习得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国外有关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主要也是围绕儿童句法习得问题展开的。要对少数儿童进行追踪研究，详细记录有关材料，以便作具体的分析。
18、语音实验的研究
言语合成和言语识别等都需要研究。“九·五”的合成研究虽然基础好一些，但文语转换、汉语的轻重音问题、语调问题以及语言中的发展创新问题等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需要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音系学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有关韵律的研究与实验语音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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