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
作者：傅光明来源：中国网
现代文学馆讲座
主讲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出了我自己。理由很简单，文学馆的演讲两周一次，定好今天讲《金瓶梅》情节进程剖析的主讲人因临时有会，礼拜三才告诉我。我沟通了几位后面的演讲人，看能否调换。由于都事先安排了事，临时调换比较难。又不能讨论
让大家白来一趟，我做好了救场的准备。去年2月，由于刘世德先生临时有会，我“救”过一次场，讲的是萧乾。今天又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愿意把我这一年多来在学术上的一些思考、想法跟大家交流和请教。从我个人来说，我倒希望每年都有一次救场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今天我讲一个新的话题，题目叫《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
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由于这些年来的“戏说”太多——这和电视有关——特别是青少年，看的“戏说”多了，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历史观的形成，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起到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但即便是以“正说”名义来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里面也常常是有非常多的“戏说”成分。所以才有了近几年来媒体上的“正说”与“戏说”的互相打架。同时，“戏说”与“正说”也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好炒啊——今天他“戏说”这个，明天他“正说”那个；又有人说他“正说”里面也有“戏说”，并不是跟历史真实相符合的。我们看，在历史的平台上，我们也被“正说”和“戏说”搅得头脑昏乱，不知道该做何选择。
我今天就是想举一些实例，或者作为案例，我们对它来进行分析，进行解剖，最后进行史学的梳理，以使我们今后在面对以往的时候，能够多方位地去思考。我有好几个例子，都是最近刚刚发生的。我搞了多年口述史，已经习惯于对历史带着疑问去探询，我也非常关注发生在周边的能够为我讲口述史提供实证的例子。有些例子，从口述史的角度，从史学的角度，去多元地分析，我发现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一方面，这种多侧面，可以为我从事的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丰富的实证资源，使我更加有信心地认为对口述史理论的探讨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往往在看到它的时候，一看是这样，就不去思考它背后可能很复杂的东西了。就像我们每天看电视新闻，听广播新闻，或者看报纸对于某些事件的描写一样，一扫大题目，或者某个题目吸引你，从头至尾看一遍，看完之后，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复杂的疑问和思考？这个我不知道。
有些很简单的事情——记得我以前讲老舍的时候，提到要用新闻五要素，就是那五W。我现在常以这个五W，同时也希望大家常以这个五W，来关注史实，关注生活。你要探寻这个五W，关注它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内容。比如说，前不久报纸上有这样的报导，说山西哪个小煤窑某年某月某时某刻——时间是具体的——发生了矿难；然后把原因提供给你，是什么什么——这个原因很容易判断——死亡多少人，这个也有；时间、地点、原因都有了。这个小的历史事件，在它发生以后，我们很容易通过媒体的报导，或者说通过那些文学写手的描述，可以在文学上以一种相对历史真实的情形，逼近那种还原。因为历史在它发生的一瞬间就已经不可能还原了。所做就是有人记录下历史，对那个历史进行描述，最好还产生当代史的意义或者思想史的意义，后人看到以后再做出自己对史的判断以及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思考。这样的事情很简单，不太复杂。可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们也像看这个小煤窑爆炸有多少人遇难，这样的读法，读完以后就完了，行吗？
行！“大众”当然行！一般读者这样读当然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事情梳理自己的思维，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学会纵向的、立体的、穿透性地思考。我想这样活起来才会有滋味。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思考那么多东西，多累啊！还是什么都不想，一天三顿饭，一个倒，生活过得舒服、自在。想那么多的东西有用吗？没用。除了给自己的头脑增添思想的负担，什么用都不管。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而使自己的大脑变得苍白吗？不可以。那是动物，不是人。人区别动物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有思想。尽管人很脆弱，像芦苇一样，但他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是法国思想家笛卡儿说的，这话说得多好！我想，我们既然要思想，思想什么？什么东西带给我们思想？这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理解和认识了。
前天（8月11日）的《作家文摘》，在座的朋友不知道有看的没有？《作家文摘》是我常看的一份报纸，发行量非常大。前天的《作家文摘》摘了2006年第4期《世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朱偰为保护古城墙而死》。原来我不知道朱偰这个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发现在为保护南京古城而战的历史历程当中，还有一位叫朱偰的学者，像当年梁思诚为保护北京的古城一样，做着锲而不舍的挣扎。这样的写法很简单，是那种编年史的写法，恨不得把这个人的简历和他某年的具体行为，以编年的顺序从一而终地写出来。写法也非常老实，读不出任何“戏说”的成分；一点儿也不花哨，跟“戏说”绝不可同日而语。但读起来不仅不会觉得它枯燥，而且会觉得它很凝重，很深沉，甚至感到很悲伤，很哀婉，很沉痛。它带给我们思考的，是文字背后的东西。
如果从文字呈现出来的编年史的描述，我们看具体的人——叫朱偰；时间——有编年为证，某年某年都记录下来了；地点也有，都是很具体的；What，就是内容——也有；就是这个Why，我们在读了以后，在想它背后的东西的时候，就太难了！
篇幅不长，我很快地给大家念一下，看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全念，挑出重点的内容。
朱偰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朱偰是北大毕业的，在德国做过研究生。1934年春受聘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当时他父亲也在这个学校，父子两人同时担任同校的系主任，被传为一时的佳话。朱偰从1932年开始在授课之余，就开始对南京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从1932年到1935年，他对金陵胜迹，亲自摄影、测量，调查范围很广泛。举凡南京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堂、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他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出版了《金陵古迹图考》一书。
我们看他对南京古城的这种感情，遥想梁思诚，是不是有非常相似、相近、相同的地方？那份感情，像梁思诚对待北京的一栏一石、一砖一墙一样，投入了自己深沉的情感。因为他写了这部书，当时刘伯承将军和陈毅将军进驻南京以后，还接见过他，那是1951年9月22号的事，这个细节就不说了。
1955年5月，朱偰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和群众文化工作。你看，学有所长，1955年的工作也是做这方面的，当然做得很投入。
1956年下半年的一天，朱偰突然接到秘书紧急报告，驰名中外的石头城被南京市政府借口适应市政建设已拆毁了一大部分。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与消防队员焦急地乘上消防车，一路拉着警铃，一路闯红灯，从城东的青溪村赶到城西的石头城，只见鬼脸城以北一直到草场门，被拆去两里多城墙。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拆除，于是他赶到南京市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持要保护鬼脸城。接着，朱偰又听说举世无双的中华门两厢的城墙已被拆除，眼看就要拆到瓮城了，他又立即赶去，用身体去阻挡，不让再拆，还劝说并竭力阻止了这一拆城事件的继续，保护了中华门的瓮城。
看到这儿就该想一想，这一幕一幕像极了当年梁思诚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为保护北平的旧城墙所做的一次又一次发自内心的努力，而且没有任何私利，对吧？以前讲梁思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哪怕他有一点儿的私利，我们都可以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你为自己。没有！没有！而且，他反对拆城墙，恰恰是从学者的角度去逐一论证了你不能拆的足够的理由。然而，这样的学者发自内心的深沉的呼吁，依然是一次又一次抵不过行政命令。很多古老的建筑、文物古迹，化为瓦砾。现在还在拆。我曾开玩笑地说，为什么英文词儿“中国”叫China，那个读音就是“拆呢”，拆得人痛心疾首啊！
为什么要拆除城墙？据朱偰晚年的回忆录说，“1956年南京有名的石头城古迹被市政府拆除，目的是利用这一批古砖，拿来卖钱。（当时每块砖只值一角钱。而据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最近透露，外国人为想得到一块南京城砖，情愿出资200万美元。）结果有许多六朝古砖，被打碎了拿来垫马路底。南京人士看了很觉可惜，对这件事很有意见。”
曾为拆城墙事，朱偰向南京市领导提出了紧急建议，请市府赶快下令，停止这种愚蠢的毁城暴行。同时他还给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制止这一劫难。但这也就成为反右时左派们的炮弹，说朱偰到处“煽风点火”。到了1957年，灾祸从天而降，朱偰保护城墙的善举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的表现。批斗会罗织他的种种罪状，他不屑一一辩证，但保护城墙也算是一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当场就予以反驳。是年10月14日，他在一次批斗会上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朱偰被撤职之后，先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后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朱偰到南图编辑马列主义专题目录，倒也平安无事。不料，到了“文革”时，朱偰又在劫难逃，被挂牌批斗。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这里我们又可以想到谁啊？想到老舍先生。有一次开朱偰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反党罪行。他在交代时却将刘伯承、陈毅接见他的情况说了。他的本意是说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并没有说反党。但造反派却阻止他说下去，认为他说这些是涂脂抹粉，美化自己。
之后，朱偰被隔离审查，要他在一间很小的阅报室写书面交待。之后造反派发现他写的却是回忆录，即没收了；第二次他仍然写回忆录，又被没收；第三次他写的还是回忆录；等到第四次，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1968年7月15日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他死前写好遗书：“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说，以上那些人是错误的，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但这样一个优秀的学者，这样一个对保护南京古城充满了悠悠之心和拳拳之情的学者的生命，再也不能挽回了。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以后要以史为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别让它再发生了。希望今后当学者们出于真诚，敢于直谏，坦承自己学者之心的时候，行政部门能够认真地、多多地考虑一下。
这是否是“正说”呢？我们判断一下。我这些年搞口述历史，已经落下一个病，对很多眼见和亲读的东西，都要打个问号。因为看似真实的东西，会不会背后可能有很多我根本无从了解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呢？这个也有复杂，空间还很大，因为它是编年史的简单描述，把很多的探寻留给了我们。比如，朱偰在某一次去找某南京领导时的历史细节、情景，怎么样去还原？怎么样去捕捉？他在某种时刻是否带着很激动的情绪在跟执政的人辩论？那个才是生动的。所以有西方史学家说，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编年史。意思就是要让它鲜活起来。
这又让我想到一个细节，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在倒数第几集里面，有一个情景，是汉武帝与司马迁的对话。有印象吧？这个情节肯定是编剧加进去的。把这个加进去，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想一想，可能有。因为当年司马迁写完《史记》，也有机会跟汉武帝见面啊；虽然他受了宫刑，后来还是继续做史官。那有没有可能跟汉武帝来探讨他的《史记》呢？有可能。然而，没有留下史证来证明这个，编剧根据自己现在的史观，即从他作为一个当代人对于历史的遥想，可以把这个细节提供给我们，作为当代史学的细节供我们去思考。
这个细节是什么呢？汉武帝说，你的《史记》我读过了。大概很生气，因为那里写了他自己很多不好；然后武帝就表明作为帝王，自己有多么辛苦，我有很多你不了解啊，你把我写成这样，我的内心很复杂，很痛苦啊；很多事情有我没法说出的理由啊，等等。这也可能吧。说得司马迁不好意思了。司马迁说，哎呀，那干脆我把您的那段推翻了重写吧。武帝很大度，啊，算了，反正也是你的一家之言，不是正史，就这样留下来吧。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当中司马迁对武帝的描写，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个样子。那司马迁笔下的武帝和真实的武帝一个样吗？这个之间有距离吗？我们不知道。但《汉武大帝》的编剧，以他今天对那个史的了解和思考，再把这个细节通过文学想象提供出来，就使这个细节具有了文学的历史真实吗？想一想，好像是有的。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什么？非常高，我们也很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史家之绝唱”是“史”的，就是写史写到这个程度，可称其为绝唱；后边还一个呢，是“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什么，是“文”的！文的里边有想象啊，有描述啊，有文学笔法啊，这个文学的笔法今天来看，是不是小说的笔法啊？比如说鸿门宴那个情景，里面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啊？他也是听前人的口述、流传，然后到他这儿记录下来，加以文笔升华，把它再造，是重构过去，对吧？历史是要用“文”写的。历史要写得好看，一定要有文学笔法。那同时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历史情景，又是凭着文学家的想象，在做一种“历史”的还原。但这个“历史”要打引号，它可能不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而完全是作家笔下想象的。但这个想象，你可以估摸出、揣摩出，或者想象出，历史中可能有过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拿我们熟悉的《四世同堂》做例子。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时候不在北京，也没有亲身体验过日治下北平老百姓的生活，他是听很多朋友向他讲述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什么样，写出他的鸿篇巨制——带有史诗性质的《四世同堂》。我们也许在历史中找不出《四世同堂》中那些真名实姓的人们，找不到历史中有一个叫祁老人的，有一个叫祁天佑的，有一个叫韵梅的，有一个叫瑞宣的，有一个叫胖菊子的，有一个叫蓝东阳的，可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真名实姓。但我们在读过《四世同堂》之后，又有谁能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呢？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像蓝东阳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胖菊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钱诗人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的这些人物，都已经成了文学的历史真实的符号。它没有以那种史家的、写史的方法写。否则老舍就不是文学家，是史家了——某年某月某日，日本宪兵到了哪儿，屠杀了多少北平人，他们是谁；这是历史。
但我们读这样的历史，和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这样的文学名著，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一样吗？不一样。文学的历史真实对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更强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小说中所写才是真的历史。当专家告诉我们真历史原来是那样的时候，这个180度的弯我们还常转不过来，甚至还要跟你打架——我不信啊！文学馆请专家来讲“三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对许多人所讲瞠目结舌吗？拿关羽来说，专家告诉我们，历史中有那样的记载，关羽好色！可我们读小说，关羽是一个武圣人。我们愿意相信小说中的关羽形象，“武圣”到了完美的程度，怎么会好色呢？护着嫂嫂，千里寻兄，“好色”才是假历史。你看，这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和可能的历史的真实，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或者说给我们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落差，怎么样来弥合，怎么样来填补，怎么样来转变？难啊！
因为它难，所以才给那些“戏说”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戏说”者正是从这个空间去“戏说”。《戏说乾隆》也好，《还珠格格》也好，《康熙微服私访记》也好，这样的“戏说”娱乐性强，很好看，有收视率。成长中的青少年在看“戏说”时，脑子里可千万要有这样一个醒，那是“戏说”，不是“正史”！千万不要以为乾隆跟格格一天到晚就那样！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有头脑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学生，已经能够知道“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形式。他们愿意去接触“正说”，甚至愿意去读正史的历史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除了电视的“戏说”以外，现在有些作家，尤其一些传记作者，也“戏说”。如果你的“戏说”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娱乐大众，读者看了一笑，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戏说”，打着“正说”的名义、“传记文学”的名义，或者打着“文学传记”的名义，不是据实虚构，而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那这样的人他自己的史观就有问题，并且可能搅乱大家，甚至将你带入历史的死胡同，带入历史的歧途。
我这儿又有一个实例，依然是来自《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作为转载的报纸，其编辑大概没有那种要去核实一下某个作者写的文章是不是属实再转载的必要，而纯粹是作为一个读者，看到某篇文章写得好，就拿来转载了。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文摘》编辑的判断能力。比如像转载刚才那篇文章的编辑，应该是很好的。《世纪》是一个发行量很小的杂志，编辑却能够慧眼识金，把这样一篇能够带给我们历史沉重思考的东西登在《作家文摘》上。《作家文摘》的发行量有100多万份，至少有100多万个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然后产生思考。但同时，也有可能，编辑并不知道所转载的这篇文章是否符合史实，只不过从某个作者的“妙笔”上来看，哎呀，写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似乎是这样。把它转来。于是我们大家看了。再然后，不知道这个史实的读者会以为，似乎是这样，顶多是用文学的形式把那个史实扩大化了一些；或者说，史实这个真实的影子，是曾经存在过的，只不过被文学家的笔放大了。为什么史家常把文学家作为敌人？原因也常在这儿。然而，史实的素材，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家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体验型的，自己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从这个生活当中提炼出来，成为艺术，成为小说；还有一种，他这方面想象力有限，或者说相对欠发达。他可能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便从历史里面去探寻，专写历史题材。比如二月河，研究清史，写康雍乾。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二月河的“康雍乾”可以说写得很成功，写得很好。但如果读者就把二月河的“康雍乾”当成正史，当成真史，也不行。它里面有太多文学的描述，只不过这样的文学描述，很大可能是根据史载的某个具体情形去想象的。
而我将要举的这个例子，就完全是胡编滥造。我为什么敢说它胡编滥造呢？我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它里边写到的一些细节，我都了解，可读者不知道。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即传记文学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虚构，是始终困绕作者的一个操作难点。我主张这样一种原则：如果虚构，最好能据实虚构。对于传记写作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据实虚构；一种认为既然是传记，就要尊重史实，不能虚构。这是写法上的不同。但从读者来说，可能还是愿意看有点儿虚构的作品，它好看啊，有文学性啊，不死板啊！
这是很久以前《作家文摘》上转的一篇文章，也是从某书里边截取的一段。那书说不定现在还有卖的，可能卖得还不错，书名叫《蒋氏家族第四代》。读者一看这书名，便可能会想了解一下蒋氏家族的后人、第四代今天怎么样了。这当然无可厚非。不管从作者写作的想法，还是媒体对于这部书可能带来的利润的考虑，总之，这部书销量或许还不错。书我没有看过，我只看《作家文摘》转的那一段文字。就这一段文字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细节的题目叫《蒋友梅邂逅凌叔华》。蒋友梅是蒋的第四代孙女。这个细节讲，蒋友梅在20岁的时候到了伦敦，和当年已经81岁的凌叔华在伦敦邂逅。里边有一系列的场景描写。包括凌叔华怎么到她住的地方去找她，牵着她的手在剑桥浏览，给她讲解。具体细节我不说，仅从我的反证，大家就能了解，作者“正”着是怎么写的了。我一共提了五点。对于学术上的反证，在掌握确凿实证的情形下，你只要有一条，就可以把对方驳倒。我有五条。如果说头三条或头四条还带有疑问，最后一条是致命的，让他倒得很惨，无还手之力。
疑点一，文中说，1981年秋，20岁的蒋友梅到剑桥，“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凌叔华。”我不知道，时年已81岁高龄而深居浅出的凌叔华会牵着小姑娘的手在剑河畔浏览讲解？我们想想生活中的情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一个81岁的老太太，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平常深居简出，结果听说蒋介石的第四代孙女到了伦敦，然后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她的旅馆，拉着她的小手出去玩，还要给她讲解？这是一个疑点。
疑点二，文中说，蒋友梅初到英国时，举目无亲，是凌叔华主动到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自报家门。你看，第一个疑点出来以后还不够，居然作者还要这么写，是她自己主动找蒋氏第四代，告诉你，我是凌叔华！不是一个小丫头到长辈府上拜望，倒是耄耋之年的凌叔华跑到学校宿舍里来找她，合乎常理吗？我讲这样的细节的意思，就是想，大家以后再看传记文学作品，或者看某某人的回忆录，有类似这样细节描述的时候，脑子里要打问号了！哪怕说它是真实的，也要想一想现实的真实可能性，一个81岁的人有可能去找一个20岁的小丫头自报家门吗？但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倒在其次了——主要是传记文学，这么写的太多了！
疑点三，文中说“凌叔华之所以来到蒋友梅的身边，是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所致。”你看，这样的文学描述，会让你觉着它把你那种探古的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你对蒋感兴趣啊，对宋美龄感兴趣啊，所以才要说宋美龄。接到了宋美龄的委托，你还能怀疑吗？她有宋美龄的委托啊。“因为她（宋美龄）和陈西滢有较好的私交。”——陈西滢和凌叔华是夫妇——经与陈西滢和凌叔华现在伦敦的独女陈小滢核实——我为此专门发电子邮件询问凌叔华的女儿，有这件事吗？——她女儿告诉我，凌叔华倒是见过宋美龄，而陈西滢根本就不认识宋美龄。宋美龄是留美的，而陈西滢是留英的，并无机缘相见。
疑点四：文中说，“蒋友梅就成了凌叔华家里的常客。那时的陈西滢早已退出了政治舞台。陈西滢和妻子凌叔华就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上一条幽深的小巷里。”从地点上来说——我们不是讲五W吗？——陈、凌当时根本就不住在泰晤士河边，而是住在伦敦郊外的汉姆斯特德（Hamsterd），那是个文人聚居的地方。萧乾也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并且在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在汉姆斯特德的家还中了炸弹。
疑点五：这该是最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了。即便以上四处都可以用误植误忆来自我开脱，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此篇文字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生编硬造。换言之，如果只有前四点，作者也许还可以解释，由于对史实掌握得不够充分，或者说某人向我叙述的时候记忆有偏差，导致在描写上有一些疏漏，造成了作者的误读，再道个歉什么的。但有这最后的一点，道歉都是说不过去的了。
大家看这最后一点，他刚才有一句说，陈西滢和凌叔华幽居在泰晤士河边。作者写蒋氏第四代到伦敦的时间是1981年，白纸黑字，这个错不了。我们查一下陈西滢的年谱，陈西滢早于1970年3月29日就去世了，如何能在1981年还赋闲在家，并得到宋美龄的委托，见到蒋友梅？难道是宋美龄“委托”给已驾鹤西去冥界的陈西滢，劳他大驾还阳，请太太特别关照一下自己的第四代？可真是见了鬼了！把死人给写活，真是天方夜谭！文坛和出版界再酷爱炒作名人隐私，总也该讲究个最起码的真伪虚实吧。
由此，我就要引到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媒体报导也很多。通过这样的细节，让我们的脑子警醒一下。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身边发生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例子，大家最近几天，通过电视或报纸，应该都知道，在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了联合国驻黎部队的哨所，造成4名联合国驻黎巴嫩观察员的死亡，其中一位是中国军人杜照宇。遗体已经运回来了，遗体告别仪式也已经开过了。报导就是这样，事实给你陈述得似乎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时，以军空袭，造成四个人死亡，其中一个中国人。这一点都没错。我看了2006年7月27日的《新京报》，上面有篇专题报道《安南指责以军蓄意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马上指责以军是蓄意袭击，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以军外交部和军方发言人都众口一词地说是误炸，不是蓄意。如果我们稍加分析，我们觉得是蓄意的可能性大，还是误炸的可能性大？安南提出，联合国的这个哨所在黎巴嫩已经有很长时间。而且，既然是联合国的哨所，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联合国标识。以色列能不知道吗？可以色列说是误炸，他们要调查。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调查的档案披露。
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蓄意的，但在相信是蓄意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中立者——我们假设不把自己看成中国人，没有那种主观感情，纯粹做一个理性的，甚至是冷得有点无情的人——来想这件事，在这个事实真相澄清以前，它有没有误炸的可能性？或许有。我的意思是说，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在下确凿的判断之前，我们要想到它的可能性的存在。不能因为热血一奋涌，就把某一个结论给定死了。因为很多事情你定死了某一个结论之后，等过了三五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结论是错的。也常有这样的事啊！比如在考古上做的某一个结论，在有更多的地下文物出土之前，我们对某一个文物做出了某一个判断，认为如何如何。但等新的出土文物发掘出来以后，就把你原来那个给否了。这是实证啊，残酷无情的，像学术规则一样是很冷酷，也很严格的。
这件事，等以色列的档案揭秘了，我们或许能了解它到底是蓄意还是误炸。但这个档案就可信吗？会不会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误炸而编的那么一个档案呢？而编的档案，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以为这就是正史的历史档案，我们不就上当了吗？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很多历史档案，有没有是这样编出来的呢？不知道。比如，拿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来说，有学者也早就说“二十四史无信史”啊。这说法从何而来，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下一个例子，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非常著名吧？青年毛泽东穿着长衫，手拿雨伞，穿着布鞋，走在去安源的路上。我小时侯也看过，记忆很深刻。2006年7月2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刘春华的文章《也谈〈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章最后有一段编者按。我们从编者所写以及他提出来的一连串的疑问，可以来想象它背后那种可能的复杂性。
编者按说“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泽东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副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从这些问题就能感到，事情有点复杂。涉及到的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双方都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自己。这有点儿像我做“老舍之死”。我采访到三个打捞老舍尸体的人，他们都说老舍先生的尸体是自己打捞的，且也都能提出旁证——谁谁可以证明是我捞的，甚至还可以提出另外的旁证，比如说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名片写着是“老舍”，能假吗？比如说，老舍怀抱着一部手稿被打捞上来，手稿上写着某部作品的名字，署名“老舍”，能假吗？似乎都假不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就是历史啊！
我们来看，这件事的分歧点全在细节上：
第一，关于油画宣传的降温，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当初那个油画刚出来的时候，宣传得非常厉害，能够发行那么多为证。后来宣传降温了，为什么呢？——作者说是因为江青整他，而专家认为是毛泽东对该画表示不甚满意，所以降温了。我们看，今天在没有查到确凿的历史档案和实证材料、文献证明的基础之上，现在能对这两个说法进行判断吗？你愿意相信谁？这种相信是不是也带上了我们的主观色彩？比如说，我们也许相信那两个党史专家，因为党史专家能假吗？但作者亲历的事，他会瞎编吗？
第二个细节，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步行还是坐火车？也有争论。毛当年去安源，有的说是步行，有的说是坐火车。还有一个折中的说法，是为历史的真实做解释——即便毛主席是坐火车去的，下了火车不也得走吗？这个说法似乎是完美无缺。
第三点，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的什么衣服？油画上是长衫。党史专家提出质疑，说穿的是短上衣，不是长衫。他的证据来自哪儿呢？我们注意，这样的内容都有证据的来源，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是空穴来风，倒很容易就让我们把他驳倒了。他有来源，1971年7月15日张春桥在韶山纪念馆谈话，提到他曾亲耳听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春桥被抓起来了，但1971年张春桥在党内的位置不容置疑吧。他在韶山说这样的话被韶山纪念馆的人记录下来，党史专家去查证，于是就把这个作为证据了。张春桥说他是“亲耳”听毛主席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张春桥在说谎吗？再提出一个疑问，张春桥在1971年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必要说谎吗？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作者，作者提出三条反证，认为毛主席是穿长衫的，证据很有力。一，从安源纪念馆馆藏中看到当年曾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大家看，长衫、雨伞都有。二，曾在安源当过小工，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我们看这个细节，能记得那么准确。这是他在1967年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上会有偏差吗？三，1998年2月16日，张玉凤当面告诉作者，因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搬入中南海时，她还没在主席身边工作。但她问过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汪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大家注意啊，汪东兴转引毛主席的话说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否定自己穿的是长衫。他只是说，我那个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汪东兴说的可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汪东兴不会说谎，他把毛主席跟他所说的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那关于这幅画，我们也就相信作者所说是接近那个真实的。即便是画家把那个长衫在画上画得显新，布鞋画得也显新，它至少符合了历史的真实，更符合了艺术的真实。但假如张春桥说的是真的呢？我们可以从这幅画看出什么来呢？可以说，这幅画依然是符合艺术的真实——即便毛主席当初穿的是短上衣，而画家为了营造当时的那种历史气氛，给人们通过这个油画来还原一个历史情境的想法，他把毛主席画成了穿长衫，从艺术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以叫艺术的历史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是画家、艺术家的一种想象的再创造。但是，如果从长衫短衫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那我们要从口述史这个角度来去探寻呢？我们又不能随便地轻易相信哪一方是对的。我们所做，就是像他们双方所做一样，提供出一些信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的平台上，关于这件事有张三和李四的两种说法，甚至还有王五、陈六的四种说法。我们对这些说法要尽可能多地了解。那个历史事实可能是那样，但它的背后是那么复杂。这就够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非常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前不久。
世界杯比赛——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在座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即便是没看过，在世界杯落幕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有很多报道提到了齐达内用头撞人的事，也可能都知道。有很多的球迷甚至在对那场球的记忆中，齐达内的“铁头功”超过了这场比赛本身。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吧？观众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了齐达内撞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历史瞬间被摄像镜头记录下来，假不了，太真实了！可他为什么撞？猜测出来了，不同的版本出来了。他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马特拉齐“得罪”了他。但怎么得罪了他？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巴西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口唇专家，根据马特拉齐说话的口型对出了马特拉齐当时说的一句话：“你是意大利人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得罪了齐达内；还有的说“你姐姐是个妓女”；还有的说“你是恐怖分子的后代”，三个版本出来了吧？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三个版本的时候，信哪个？能够判断吗？不能，而且我们做不了判断。
再后来，仔细来分析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法国媒体采访齐达内时，问他马特拉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齐达内说他无法把马特拉齐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太难听了。他用这个理由不肯把马特拉齐的话再重复一遍。因此，我们无法从齐达内的嘴里知道马特拉齐怎么说的。齐达内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在几天之后了。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调整了心情？马特拉齐可能当初没有说那么狠的话，而他想在媒体面前把马特拉齐的话描述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他的同情就会更多一点，人们对法国队的同情也会更多一点儿？但他又没有把他可能编造的话说出来，而是用这样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我不能把这段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太难听了”。所以，我们都无从知道那句难听的话到底是什么。
然后，又有媒体记者去问马特拉齐，你到底说了什么，让齐达内一头撞向你？马特拉齐说，我没有侮辱他母亲。记者问，你是不是提到了他姐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基本不否认”。大家看有意思吧？这是我们从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对这件事情的报导。马特拉齐也很狡猾，他没有跟媒体说，我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而是说“基本不否认”。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马特拉齐是怎么激起齐达内的火，齐达内怎么一头撞向他，原因就复杂了。当事人只有两个，各说各话。
又过了些时候，马特拉齐面对媒体说当时的一种情景，这个齐达内也不否认。可那个话，媒体并没有说马特拉齐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说在马特拉齐防守齐达内的时候，马拉着齐的衣服，齐开玩笑地、调侃地、或者也许带有挑衅口吻地跟他说，如果你对我的上衣感兴趣，等比赛结束了，咱们可以交换。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齐的身上。不过，马特拉齐还了一句话，还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过了些时候，媒体又一次报导，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特拉齐说“我更希望你姐姐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又后来的报导。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已经是历史了，能说它不是吗？它刚刚发生啊，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是看直播的人亲眼所见。我那天晚上也看的直播，当时都愣了。这是一个事。
我再讲下面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依然来自《作家文摘》。《作家文摘》转载的面很宽泛，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纪实的报导，或者小说的转载，等等。
2006年7月25日——又是前不久的事——它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争论。
束星北被誉为是我国天才的物理学家。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束星北的文章——这是口述的，由当年《光明日报》科技部一名记者把束星北的口述记录下来，像我做口述史一样，——文章的题目叫《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会想到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怀念他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从作者的名字、从题目，我们已经深信不疑了吧？不会有任何质疑。文章回忆自己于“1928年5月”——大家记住，时间非常重要，人物也非常重要——他讲自己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说自己“也帮助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大家记住这段话。这篇文章由束星北口述，时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
现在，质疑来了。质疑来自曾经做过束星北学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许良英先查核了束星北本人填写于1954、1964、1965和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这四份履历表当中，在有关1928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又发现了束星北回忆文章中存有许多破绽，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但得找到证据啊。之后，1997年10月，曾作过许良英学生的另一位科学家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生游行，最后“火烧赵家楼”。说到游行学生领袖的时候，常会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描述历史的衔接上，常常是这样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览馆的介绍是这样讲的，说傅斯年是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然后文字就跳到“五四”运动和“火烧赵家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傅斯年跟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一起去火烧了赵家楼。这个联系是必然的吧？不会有错吧？至少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我前不久看的那本书里写道，傅斯年确实是学生领袖，而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也去了赵家楼。但当学生们要火烧的时候，他劝阻，不让烧，认为是过激行为，认为不能用这种火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当学生们执意要烧的时候，傅斯年走了，没有参与。但现在又没有任何史证来证明这个描述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描述是真的，那我们对于傅斯年的判断，可能因为这一个小的细节而做出非常不同的评价。傅斯年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这个瞬间做出了离开而没有参与的行为，这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态度、想法，并由此牵引出他的知识背景，受教育的背景，等等，就都可以做纵深的分析和探讨。
还有一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研究员欧建平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大英博物馆马克思读书的桌子底下到底有没有坑？至少我小时侯看对马克思读书破万卷的描写时，都说马克思天天去那儿读书，读的时候不停地思考，脚老在地下蹭，时间长了，底下就有一个坑。这当然对于鼓励学生像革命导师一样，去贪婪地读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欧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了大英博物馆，问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亲自到那个椅子底下去看了看，没有坑。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当年常来这儿看书的享有一种优惠，不是说每次坐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前排。前排是一排，不是某一个座位。
另外我们还见到过书上的画儿，画的是马克思在那儿读书，边上是大窗户。欧老师又告诉我们，边上没窗户，窗户离地面多高呢？好几米呐。看看，我们所接触到的艺术的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可能离那个历史本真细节的真实差得太远了。可是这样的历史真空，怎么样来填补呢？很多种情形下，根本无法也无力填补。我们常是被动的，甚至被动到了毫无还手之力。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个，你信吧！
再比如，我小时侯从报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报导，比如说英雄人物救了人，记者第二天写出报道，他要描写英雄人物在救人之前瞬间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想到了谁，想到了什么语录，想到了小时侯受到什么教育，想到了父母曾经以什么什么话告戒我要如何如何做人，等等。但当时很少有人在看报导的时候想一想，他要是在救人之前想这么多，那个被救的人会不会早就死了？现在再有这样的报导时，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是相对真实了。而且，很多救人者也跟媒体很真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根本顾不得想，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后我们可以附加上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不加思考地挺身而出。我们在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做时，可以联想到后来说的那些什么教育，成长，背景之类的。因为他受过这样的教育，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这样做；而不是把后天的东西安到他救人之前的那个瞬间。这应该是历史还原的做法吧。
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当中，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痕迹吗？美国有两个口述史学家，是师徒俩，师傅叫米尔曼•帕里，徒弟叫洛德。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总数约达28000诗行的叙述作品，远非荷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他们经过前往当时还流传着很浓厚的口述传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探察，并把探察的录音带回来加以详尽的分析，认为史诗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词”当中、背后掩藏着他们的一种发现。第一，发现这种演唱风格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他又发现，正因为是这样的演唱传统，所以荷马史诗是历代地、叠加地、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形成的。
其实，早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这些问题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很像《红楼梦》。“荷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就像现在，对《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断。有的说是曹雪芹，有的说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有的说根本就不是他们写的，而是一个抄书者——这个也当成一个笑话，有一个红学家，好像是陈维昭吧，在某次讲座时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曹雪芹”这个名字是“抄写勤”的谐音。当初因为《红楼梦》的流传版本很广，很多人抄啊抄啊，流传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个抄书的人抄得特别勤，抄一部给人一部，后来人们就把抄写《红楼梦》的这个人叫“抄写勤”，“曹雪芹”是这么来的。这已经是笑话了。其实，这说明学者们也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现在也还是这样。帕里和洛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荷马史诗是经过历代的歌手不断地传唱，不断地添加，而且在传唱过程当中又反复地使用那个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词，这个没有变。
这很像我们远古的神话。今天看中国远古神话，通过什么来了解呢？有一些得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吧？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黄帝蚩尤大战的时候，史料从何而来？从上辈、上上辈，一代一代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唱流传下来，也有民间的记录记载，民间的歌手在传唱时可能添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但传唱的过程当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词在保留着。这个没有变，一代一代都没有变。等到了后来，由写定者将这些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远古神话，跟《荷马史诗》在这个层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史记》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它都有着那种文学的历史真实。而我们从文学的历史真实当中所获得的那种历史感，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了真的历史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触动。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机会，或者说并不愿意，没有那个习惯，去探寻真的历史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获得的。
事实上，很多写得好的史书是以文的角度来写的。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是最早搞口述史的华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张学良等口述自传。他讲到口述史，讲到历史书写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写回忆录时，描述他曾经跟希特勒差一点儿会面。因为在会面之前丘吉尔的某些言论让希特勒不高兴，会见取消了。丘吉尔怎么说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说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从此就失去了见到我的机会”。唐德刚用这个例子来说，历史要写得活生生，要写得让人爱读、好看。如果史家来写，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计划跟希特勒会面，后因某某事，约会取消。这是历史的记载吧？如果我们查历史档案，或许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没有错，是确凿无误的，记录了某个历史的真实瞬间。但这样的历史好看吗？我们不爱读啊！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很幽默的话，把丘吉尔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对于希特勒的某种看法——我替你遗憾，你再也见不着我啦——活画了出来。
唐德刚是要用这个来说明，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如何书写历史？因为书写者的不同，书写出的给我们看的历史也就不一样。今天看很多史书，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写法很好看。为什么近年来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卖得那么好啊？它的写法似乎跟我们的史家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史家就要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书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观的问题？是不是有写史的结构上的问题？是不是应由那些华人学者写史的方法上，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史学书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中青年的历史书写者，写史的时候已经跟老一辈的历史书写者不太一样了，我也看过一些，觉得不错，挺喜欢。过去有些前辈的史学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受到当时的特定影响——写出了那种具有特定局限性的史著，今天看来，那样的史著其学术价值已经要打折扣了。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史家，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在落笔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实就是如何讲史德（或者叫学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样的史家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如实书写，结果被国君杀了。让他儿子来写，依然这么写，再杀了。让他的二儿子来写，还是这么写，国君下不去手了——这是史德。宁肯死，也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但在中国的史库当中，像这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中学课本里都选了《陈涉世家》，很多人都读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是陈涉在做雇农的时候，曾经跟他做雇农的一个伙伴讲了他超乎寻常的远大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那人笑他：“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你现在是雇农，将来怎么可能富贵呢？还想那么远。紧接着，司马迁的笔让陈涉说出了我们现在也常用它来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两个雇农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记录。是那个雇农在陈涉后来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哎呀，当年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陈涉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我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司马迁凭着他写史时的文学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文学的历史真实。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随便举一条就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句话不就是“荷马史诗”吗？今天看美国根据《伊利亚特》拍的电影，不过我没看过，它把希腊众神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通过现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但这时候还不是秦始皇的长城。大家注意，是北齐的长城。民间这个时候的传唱，是因为要反对北齐的暴政，反对北齐修长城、拉民夫、苛捐杂税。到了唐朝，传唱的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然后杞良妻的名字在唐朝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什么固定的人名。
美女哭长城，慢慢变得有鼻子有眼了。我们从文学上来考察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还是很好的吧？能够催人泪下吧？甚至这样的女性也是很令人敬畏的吧？千里寻夫，就把长城哭倒了，而且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那种憎恨，我们也油然而升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去寻求历史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通过这样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源头是在春秋时候由宫廷礼仪所来的吗？没有。这又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文学的历史真实常常搅乱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也常常使我们以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的样子。所以，在读文学作品，或者在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辨析的头脑。这个故事说明，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
因此，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即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歌手”们为后世提供了“荷马”或“孟姜女”这样现成的虚构，而我们又常常把虚构弄成真的历史。
这随手可举出很多例子，以前我也讲过，比如雍正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埋在西陵里的雍正，脑袋是不是金的？这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稗官野史说雍正是被吕四娘进宫砍掉脑袋以后埋葬的，埋的时候没有头，装了个金脑袋。这是传说？是史实？还有，“雍正篡位”是改了遗诏吗？以前我们有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我小时侯就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故宫工作，他也跟我这么说，能假吗？而且，说得绘声绘色：雍正让隆科多把那个“正大光明”匾背后的康熙遗诏拿下来，把“传位十四子”的那个“十”添个横，加个勾，雍正就当皇帝啦！多好听的历史故事啊！而我们居然把这个故事当真实。一直到了很大，看书时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历史的虚构其实很脆弱，一捅就破。现在很多人也都拿这个做例子。首先，康熙要写遗诏，按照习俗，满清的皇子要加上“皇”字，“皇多少子”才合适。如果是“传位皇十四子”，就没法改啦，要改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不对了啊！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了。还有最致命的，满族的大清皇帝写遗诏，像我们去故宫看那些大殿，从来都是汉文和满文对照的吧。如果雍正有本事把那个汉文的遗诏添一横加一勾给改喽，满文怎么改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像这样历史的所谓真实细节特别脆弱！稍加分析，稍加疑问，你就不会再被愚弄了，不会再上历史的当了。而这个当是谁让我们上的呢？稗官野史！常常是作家！常常是“戏说”！
但是“正说”就不会让我们上当吗？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吗？下面这个例子，又像探案一样，非常有意思。老舍是否差点儿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我们像探案一样来分析一下。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想像顾颉刚探寻孟姜女哭长城的源头一样，一直往上探寻，终于把我所能探寻到的那个源头给找到了。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这个源头，来看以“正说”形式说出来的，是神话，还是史实？
为了写好博士论文，我在三年的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史学著作，并由此发现，也慨叹，怎么那么多漂亮的话都是西方人说出来的？我们也有不少史学家，怎么跟西方史学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西方史学家说的很多话，闪耀着多么睿智与理性的光芒，那种深刻性，对我的启发和触动非常大。也许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传统比我们长？通过写作博士论文，我从西方史学、西方史家身上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声明，我并非学术崇洋啊。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空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描述到了老舍之死时，写到了下面的这一段记述。我最早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也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但后来，我的质疑出来了。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看到这段话的第一个读者，在第一瞬间，你对这样的描述是怎样看的？虽然它是学术著作，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它是文学性的，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大家先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8月23日老舍被斗，24日离家出走，25日发现尸体。8月24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掷地有声，言之凿凿。我们对它能质疑吗？合情合理，疑点何来？如果您有疑点，用心何在？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先生——我叫他关老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我跟他还谈过这件事——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我们不知道文革时候世界是不是忧心忡忡关切着中国，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这个奖不用说肯定是诺奖。诺奖跟老舍在文字中确确实实挂上勾了。我们有没有想去查一查，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谁？我们有没有想查一查，川端康成究竟是哪一年获的奖？
一查，坏了！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在两年以后授给川端康成？这个可能性存在吗？不存在吧；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在授给川端之前有没有曾经想把该奖授予老舍？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至少现在还无从知道。我们只有等到50年以后——等到2016年或者2018年把1966年和1968年诺奖的档案揭秘之后——才能会清晰地知道，1966年和1968年有没有过老舍与诺奖的关联。
因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有许多中国作家也有很复杂的心理。有的作家表达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是西方人的标准”，“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那个奖并不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下的唯一标准”等等。但是也有人急于想获那个奖，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获那个奖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曾经当笑话讲给大家听过一件事，那是被海外的某个汉学家披露出来的。说有一位自认为是中国大腕的作家，给一位美国汉学家写信，希望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因为他认为一旦翻译，这个作品肯定能得奖。诺奖的奖金很高，为了诱惑这位翻译家，他跟翻译家说，如果我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咱俩平分。好在那位海外学者给这位作家留足了面子，至今都没有说出给他寄稿寄信的人是谁。要不然太难堪了！
为了追本溯源，我再次特地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春秋时候那个孟姜女的原型从哪儿来啊——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也要分析，为什么最开始有1966年的说法，后来又有1968年的说法，有没有可能是歌手在传唱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川端是1968年获奖，不是1966年，错啦，赶紧改吧！所以，在传唱的时候又把1966改成了1968。可是不能随便改，要有理由啊，为什么要改？于是，用另一个理由来支持这个改动，即老舍先生死了以后，因为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个时期，所以跟外界全部隔缘了，外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辞世了。两年之后才到中国来调查，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只好颁奖给另一名东方作家。最早的孟姜女春秋的雏形在这儿！
在场的朋友有没有在2000年7月30号听舒乙先生在这儿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新馆的第一场义务演讲，舒乙先生在那天的演讲中曾经提到：“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老师在讲这段话，我们在场的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愿意相信吧？当初听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是愿意相信的。撇开我们对老舍先生个人的深厚感情，另外可能还有一种情结，觉得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终于有一个人可能跟诺奖擦肩而过，它要是真的该多好啊！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获奖，日本有一个川端获奖，而且前几年又有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了，中国泱泱大国，作家无数，每年生产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但现在居然还没有人获得诺奖？遗憾啊！跟这种心理是否也有关？
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生，您有证据吗？这么说的理由从何而来？舒乙先生说，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可以作证。因为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件事。而且文先生还曾亲口向舒乙老师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都提到过这件事。于是记者拨通了文先生的电话，向她核证此事。核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题目是《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但是，虽然她没有证实，但她在里面也提到了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经到家里跟萧乾说过这事。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刚才那个文章中，她说“不予证实”。口说无凭，但白纸黑字的事情总是可以确定的吧。文老师确实写过这篇文章！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她的白纸黑字是这样的：“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我们看，一个人在写这样的回忆文章时，时间地点都叙述得如此详尽，让你似乎挑不出一点点的疑点。
下面又是文老师的话，“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哪一年，我们后面来看），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个证据又可以支持前面那个证据，证据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错。但它可能是错的。文先生写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后边，文先生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如果记的是1966年的话，这个是对的吗？这是绝对错误！因为川端是1968年获的奖啊！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最有意思的事出现了，发表文先生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很聪明，很机敏，对这个事情做了调查，做了核实，在发表时最后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是这么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有意思了吧？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舒老师说，文老师是这么说的；文老师说，我没这么说过；文老师之后又写了文章，文章中说是艾迪跟萧乾说的；记者又去采访艾迪，艾迪说我没这么说过，我说的是沈从文。这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我的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么说过？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我摘出几句跟这个事实有关的话。我们看这个人的记忆：（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从时间上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春秋时候的孟姜女的原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我们看，口述史和历史的书写，都牵扯到人们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是常常出错误、出偏差的吧？或者说，我们现在向人们描述几十年前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考虑到当年的某种角色不光彩，或者考虑到我要为当时的某件事情做一些修正，做一些遮掩，把记忆改编了？）“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他提到的是什么啊？是他听朋友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们看，层累的这种叠加的说法，经过了歌手的几次传唱之后，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史实传唱出来，并把这个史实传唱成为神话。而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神话的时候，很多人是愿意相信它的。我们的世界观经过很长时间，好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东西，愿意相信神话，不愿意怀疑神话，更不愿意打破神话。
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讲到这个，他说：
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
你看，日本人肯定了自己的这个记忆。他曾经向舒乙先生说过的这件事情——我们注意是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舒乙先生传出去的那件事情——是不会错的。然后舒先生在跟外界说的时候，也说，在他记忆当中，这个日本人曾经告诉过他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两个人的记忆上！日本人的记忆和舒先生的记忆出现了落差。而这两个记忆的问题，带给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在认识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有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你看，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老舍研究会的前会长，而是关西老舍研究会的一名委员）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又往前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时候的那个原型在哪儿呢？
这些证据还没完，还有。而且这个证据只要一看，可能更愿意相信它的权威性。因为这个证据的说者是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年龄已经很高了，大概80多岁了。他50年代在中国曾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刚才说到《明报月刊》刊登了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篇文章，同期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文中提到，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当年的亲密知交。”你看他这样说。而我们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亲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谈到的那个“熟识”问题。文章还提到，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因为诺奖评委会有一个规定，一旦当了院士，成为评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档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个评委都不能向外透露点滴。
“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看，一个后来的诺奖评委，在他回忆1966年情形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种记忆。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国内也一片惋惜——这个人因为理解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所以他违背诺奖评委的诺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个披露。我们注意他言辞的表达，他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可能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并没有把话说死。因为每年的诺奖要在锅盖揭开以后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评奖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后在这儿，我们再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马悦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也就是她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现在，唯一没有找到的，估计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但是，我从常识性的外交礼仪来推断，瑞典大使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可能不会那么说。大家想一想，瑞典驻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贺日本作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向日本人说，这个奖原来不是给你的，是要给一个中国伟大作家老舍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这么说，是否违反了外交礼仪？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违反外交礼仪的言辞是真实的，那前面的那个叙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这个瑞典大使也就无所谓了。
然后，再来看那个马悦然。他说他是老舍夫妇的“亲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英文短信，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的意思‘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意思是，我不多说了，你们找错了人。就这么简单。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舒济女士的注释，就能明白这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注释说，“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疑问是不是又可以出来了？如果马悦然和老舍夫妇是亲密知交的话，他难道不知道住在那个胡同里的是老舍而不是曹禺？这个历史也就非常有意思了，对吧？
最后剩一点儿时间，来不及梳理很多，就引两个西方有名史学家的话来结束，并让我们多元地来认识历史。一个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另一位还在世的是美国史学家保罗•柯文。看看他们的话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更遥远的、更幽深的一种思考。
保罗•柯文有几段很精彩的话。他研究义和团，跟我们国内某一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也说到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跟我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关系的。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有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只在乎怎样以今天对过去那件事情的认知，往过去的那件事情上附加。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往往又是从已经附加的东西去了解。我们已经不知道原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一直认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固定不变的事实材料，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并清楚地说明这些材料。从我做“老舍之死”的调查工作来说，其实也是这么一种过程。他还提到了两个这样的疑问，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们能不能认为被亲身体验的“过去”，比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逼真；或者认为，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比被神话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接近事实？
对于这两个，保罗•柯文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不论是前边我说的那么多的具体例子，还是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繁复、复杂、多元的“老舍之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史上，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这几种情况我们都碰到过，以上我们看过的那些事例当中，共存、互扰都有，彼此不承认；不同的声部都要存在，因为我们要听到不同的声部。
然而，有的时候常常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声部被故意地遮掩覆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独唱。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为此迷惑不解。我在采访“老舍之死”之初，是想按着古希腊的史学家对于“历史要追求真相”的那种认识来做的，而且觉得也能做到。有什么难的，只要找到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一问，他们不会骗我，跟我一说就行了。结果看来不是这样的。我越来越被带入了历史的困惑当中。但逐渐地通过梳理历史，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了，不再困惑了。现在的重要性已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他们都是不同的声部。而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
这种认识我是得益于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特别厚的一本书，读起来特别枯燥，要很艰难地啃下来，却受益匪浅。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写的太详尽了，都是史料，都是资料，完全符合史家的规范；但是没有用文学的笔法写，所以很枯燥。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我现在就要努力这么做。我在这之前所讲，就是要把这些深广丰富的内容提供给大家。他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一个声部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排斥另一个声部、另一个伴奏，不让另一个存在。
不过，没有掠美之意，我与布罗代尔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容易吗？不容易。太难了！通过追溯春秋的孟姜女那几个原型，来看重叠的那些层，如何能把它看得透明呢？我们看布罗代尔是怎么做的，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我的两本“老舍之死”口述史，就是这样来呈现不同的声部的。
布罗代尔说，“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这样能做到吗？布罗代尔是乐观的，他以为将来有可能会做到。而我悲观地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