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的原住民及其文化
作者：黄挺来源：http://www.fass.net.cn/index.asp /2006年12月8日
我们将依靠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秦汉以前本地区的原住民和他们的文化进行描述。重点分析陈桥人和浮滨人的文化发展情况，说明他们与现代潮汕人的关系。
一、4000年以前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古人类
近年，在韩江口外的南澳岛后宅镇象山麓，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据考古专家推断，这一处考古文化遗址的年代，距离今天在8000年以上。它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象山遗址采集到的文化遗物大多是长度不到3厘米的细小石器，石器的种类有削割器、尖状器、石钻和雕刻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似乎过着一种相当单纯的经济生活，他们用这些细小石器当工具，在海滩上捕捞采集鱼虾贝类作食物。由于这个遗址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其它遗物很少，对于这个遗址的主人的情况，还难以确凿了解。
在本区古海岸、古河口附近的沙陇或低台地上，发掘出一些距今6000～5500年的贝丘遗址。其中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本区另外几个贝丘遗址：潮安石尾山、海角山，澄海内底、梅陇等遗址，与陈桥遗址文化面貌相近，应属于同一种文化。在“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一节，我们描述了陈桥人的生活场景。那么，陈桥人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文化水平上呢?
在陈桥遗址发现的石器，种类较少。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有用河砾石打制而成的蚝蛎啄、手斧状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甚少，只有用细砂岩打制后再磨制的几件石锛。陈桥人在使用石器的同时，也使用骨器。
陈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全是粗砂陶。胎色杂，灰色最多，也有红色和黑色的。器形以罐和钵为主。陶器表面磨光，部分施红彩，纹饰多贝纹：一种是利用贝壳的花纹，在陶器表面印出点纹、齿纹，一种是利用贝壳边缘，在陶器上刻画出线饰。陈桥遗址的陶器的特点很突出，1961年发表的报告书就说：“这里的陶器，不论质料、形制和装饰，都和广东及邻近省区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实，早在30年代，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Fr．R.Maglioni）在海丰沙坑西（SOW）已经发现了有同样特征的陶器，并对它作了描写。继陈桥遗址之后，考古学家又在福建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和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等遗址中发现了这种“饰篦点纹和贝齿纹”的粗砂陶器。这些发现在大陆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在台湾和国外却有很大的反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就对这种陶器的文化性质作了说明。他说：
这几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器形和纹饰上，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二千年前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一个新的文化，与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平行存在。因为富国墩的发现而导致这个文化的新认识，我们不妨称之为富国墩文化。目前这个文化的分布，北到闽江流域的溪头，南到广东东部的海丰和潮安，中间包括金门富国墩与平潭。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这个富国墩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两种文化的显着特征都具备的遗址在台湾有台南八甲村，在福建有平潭。这是两个文化，还是一个文化的两种类型，现在还不敢说定。如是后者，不妨把这整个文化称为大坌坑文化，下面再分两个类型，即大坌坑类型与富国墩的类型。
从大坌坑文化的核心区域（台湾海峡两岸）向西，沿着广东的海岸一直到越南有不少时代相当的遗址，以绳纹陶器为特征，并有典型的双道或三道的篦划纹，但用贝壳缘部作为篦具的划纹，在已知的考古文献中似乎罕见。
更让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种?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台湾的民族考古研究引起的。汉族人歇台湾岛的时间，在明末。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被称作“平埔族”那一部分，汉化了；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汉化程度很浅，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在太平洋众多岛屿上面的一个大的语系。它的分布地域相当辽阔，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水域的四分之三。学者们对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来源，分别从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南岛语族的祖先，应该是住在热带的海滨地区；他们已经懂得种植芋、薯、稻、粟和果树，也进行狩猎，浅海的捕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更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能够制作陶器，有石、木、竹器工具，使用蚌贝；他们懂得纺织，有树皮布，居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很发达。由于台湾的环境特征与上述研究结果吻合，高山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切。“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遗址所反映文化内容，与语言学家所拟测的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祖先。另外，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高山族的祖先，是分成好几批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到台湾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最迟的大约在2000到2500年前。
在台湾是否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但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基本是他们共同的看法。唯一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南岛语族后来为何销声匿迹?他们到底哪里去了?已经有一些学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最终答案恐怕还有赖于更深入的、多学科的研究才能得到。然而，无论如何，陈桥人不是现代潮汕人的祖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区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比较多。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本区的考古文化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与陈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本区考古文化接受了来自北方和东北相邻地域考古文化的影响。揭阳宝山岽和金鸡岽两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瓦形足和丁形足的夹砂陶鼎、泥质陶豆、盘、罐，在分布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石峡·樊城堆文化”遗址中，也可以见到同类器物，足见这一时期本区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已经开始交流。在前一时期，陈桥人所属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与位于这个文化东北面的河姆渡文化，文化内涵有很大不同。而在这一时期，本区很多文化遗址都有鸡形壶出土，其中以普宁后山文化遗址所出最为典型。在与陈桥文化同时的河姆渡第三期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叫做“垂囊盉”的器物，就是鸡形壶的祖型。另外，在上海、浙江、福建的一些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鸭形壶，也与鸡形壶有密切关系。说明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接受来自东北的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本区的古人类，显然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陈桥人相比，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而与相邻地区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一致性。
二、浮滨文化的主人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考古文化遗址，这类遗址的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与现代闽南语系（福老民系）分布的区域相同。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分析出浮滨文化的主人在经济、社会、文化背面的发展状态。
从经济形态看：
一，浮滨人已经踏进了青铜文明的门槛。许多浮滨文化期的墓葬，都出土了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在福建南安大盈寨山甚至有成批青铜器发现，包括有戈五种，戚一件，匕首二件，矛一件，有段锛二件和铃八件。有些遗址还发现浮滨人冶炼铸造青铜器的迹象。二，浮滨人的制陶技术很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简单。另一方面，浮滨文化的主人又能够制作大型的陶器，如大口尊；而且已经掌握了施釉技术，能够生产施釉陶器。三，浮滨人继承了在他们之先生活在本区的原始人类的航海传统，发展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目前在珠江口两岸地区发现的一些浮滨文化遗物，如香港大屿山蟹地湾出上的釉陶豆，应该就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
从社会形态看：
一，浮滨文化遗址的墓葬形式，不是像本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那样，有基本相同的朝向和规格；一般都是在一个墓地里，大型墓居于中心，殉葬品较多，中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周围，殉葬品少。这种墓葬形态反映浮滨人已经进入了等级社会，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二，在揭阳的浮滨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石质牙璋，牙璋是礼器，用于向上帝和祖先神明告成功，有着权杖的作用。这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明显地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三，在男性浮滨人的墓葬中，随葬品一般都带有武器，在饶平，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戈或矛。这种情况反映了浮滨人的社会，有一种尚武的习俗。这或者可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较为频繁地发生。
从文化形态看：
青铜期和施釉陶的制作，礼器的出现，都说明浮滨人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浮滨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刻划符号的出现。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近三十种刻划符号，它们多刻划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见的这些刻划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中原商文化对浮滨文化的影响，是以江西吴城商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青铜戈、大口尊、釉陶这类遗物在形态上的接近，和众多相同的刻划符号，都反映吴城文化与浮滨文化之间关系的密切。但是这种中原商文化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饶宗颐教授曾经就浮滨刻划符号的“王”标记，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饶教授这里所讲的越族，指的应是当时生活在南方地区的百越民族。宋代欧阳忞所著的《舆地广记）第35卷《广南东路》说：
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
从本区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存看，春秋战国时期遗存的文化形态比较一致，与南越族基本相同（详后）。《舆地广记》的说法有点问题，但如果将本区“为七闽地”的时间前推到西周，与浮滨文化联系起来，倒是近于事实。“七闽”这个词，最早是在《周礼》里面出现的，汉代大儒郑玄认为七闽是七个臣服周朝的闽邦国。他引用《国语·郑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来作注解。芈是楚国姓，郑玄认为，闽和楚是南方蛮族的两个支派。江西在商周属楚地，从吴城文化和浮滨文化的关系来看《国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是满有意思的。它给我们启示：浮滨人所建立的王国，可能就是古文献所说的“七闽”邦国之一。
闽、芈（楚）、越是一种区别的讲法，笼统而言，都可以唤做蛮或者百越。看来，浮滨人是当时杂处在南方地区众多百越种姓的一种，浮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浮滨文化遗址的分布，同现代使用闽南语的福老民系的分布区域相当一致，但是，还不能够确认，浮滨人和现代潮汕人在血缘和文化上有多少关系。
距今2700～22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和越式青铜兵器大量出现。比较典型的文化遗址，有揭阳埔田马头岽上层、揭阳地都蜈蚣山②A层、揭阳仙桥赤岭口、揭阳云路石厝岭、揭阳曲溪金山顶、潮安归湖神山，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几何印纹陶，并且毫无例外的都有夔纹装饰，大部分有米字纹饰。另外，在揭阳埔田茂林山、揭阳仙桥平林、揭阳云路中厦、揭西坪上赤岭埔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夔纹和米字纹陶，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斧、钺、剑、戈、矛、镞等兵器。夔纹是南越族陶器特有的纹饰，春秋时期遍布整个珠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兵器，如中厦墓带“王”字标记的青铜矛，也是西江流域常见的。这表明当时来自西边珠江流域的南越文化影响了本区固有的土著文化。这种影响是剧烈的，替换式的，例如揭阳埔田马头岽上层和地都蜈蚣山②A层遗址中，这种新文化形态就将土著的浮滨文化整个地覆压在下面。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其次，春秋时期流行于吴越的米字纹，在本区出现；中厦村战国墓出土的原始瓷，也和上海、安徽出土的同类器相近似。这又显示了来自东北的吴越文化的影响。上边说过，在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联系这一时期本区考古文化面貌变化的剧烈，可以断定，这种变化是越国人在珠江流域立足后，进入本区，或者直接抵达本区而造成的。南越文化对子滨文化的替代，可能通过南越人对浮滨人的征服而得以实现，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显示了当时军事气氛的浓烈。
从这一时期开始，南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本区的主人。
（转录自《潮汕文化源流》）
潮汕历代移民与文化交流
作者：黄挺来源：http://www.fass.net.cn/index.asp
一、秦汉时期汉文化向岭东扩展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仍然是通过南越为中介来实现。
秦戍五岭，有没有来到本区，至今众说纷纭。五岭之中，是否包括揭阳岭，文献记载原来就有异辞，这是一；都认为有揭阳岭的，对揭阳岭的位置，意见也还不一致，这是二。而年代较早的汉代文献，如《史记》，并未提到五岭。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地域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广东的珠江流域，似乎未到达本区。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进入本区。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它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汉人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它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虽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但本区文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及珠江流域，特别是西江地区。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但汉人对本地土著的控制能力，似乎相当有限。《三国志》上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吴书·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说，锺离牧任南海太守时，“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干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为良民”。照汉代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数量不可能多达数千人，曾夏等应为越族首领，因汉末乱，聚众自保，到赤乌五年才被锺离牧招为有户籍的居民。
二、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的传入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晋室东迁，大批中原汉人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一，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区。这种情况，在考古和文献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证明：在考古方面，虽然本区至今尚未发现东晋南朝遗址，但发现了数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都是用砖砌成的砖室墓，其中有些还挖出纪年墓砖。例如潮安归湖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一年十月一日”铭文的墓砖，潮阳铜盂也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二年八月二日作”铭文的墓砖，是东晋墓；揭阳干林赤岭口二号墓有“大明四年”砖铭，是南朝宋墓。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因《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大概移民已有一定数量，就将他们收编入籍，并设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区发掘清理了东晋六朝砖室墓十余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
先从隋唐时本区土著民族的情况谈起。
《隋书·南蛮传·序》说：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如上所述，自汉代起，本地区土著，已经有一部分逐渐汉化。这部分汉化了的土著融合在南迁的中原移民之中。东晋时，开始设置义安郡进行管理，到隋唐之际，未曾与汉人融混为一的潮州土著，根据史籍记载，有僚、俚两种。
俚人是岭南土著，它是秦汉时的百越、魏晋时的南蛮中的一种。现代的壮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少部族的首领原来就是汉人，汉晋以来，为中央政府所“羁縻” 当国家无事，俚人臣服属为齐民；国家板荡，俚峒酋豪则聚众蜂起，各据一方。高凉冯氏是俚人中最著名的一族。冯盎隋文帝时于僚有功授封，隋亡，聚众数万，占据百粤西部二十余州，杨世略也是一位有名的俚人渠帅，隋唐之交，占据粤东循、潮二州（《新唐斗·高祖记》）。可知当时岭南都处在俚人渠帅的统治之下。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汉人势力进入岭南以来，僚蛮与汉人的关系较为隔绝，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福建《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有一段关于本地僚蛮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的记录：
泉朝之间，故绥安地也，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僚蛮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言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
自晋立义安郡，隋改为潮州，绥安一直是其辖地。可知本地建置以来，僚蛮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到隋文帝时，潮州僚人叛乱，朝廷假借俚人的力量平定了它。《唐书·冯盎传》就记载说，隋仁寿初（601），潮、成等五州僚人叛乱，冯盎赶到京师报告，并请求朝廷征伐。乱平，有功，授紫金光禄大夫汉阳太守。此后，潮州又被俚帅杨世略占据，本地僚蛮土著应在俚人统治之下，俚僚杂处。
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与冯盎同时降唐，授循州总管。那时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高宗武后时，泉潮间蛮僚屡次啸乱。朝廷倚借本地豪强陈政、陈元光父子进行镇压。陈氏是中原移民，陈政的父亲陈洪隋末出任义安郡丞，他这一族，从此就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的较量。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广州扬威府将领奉调为镇将，出守泉潮之间的九龙江首。《丁氏古谱》记载陈政平叛经过：
降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着，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抚而籍之。
所谓土黎，即是俚人。陈政采用招抚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俚人和僚人的矛盾，孤立僚蛮，平定了啸乱。取得这一仗的胜利以后，陈政步步为营，向西进逼，把蛮僚压到深山里。《丁氏古谱》又讲述了这段史实：
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冠，阻盘陀诸山为寨。仪凤之初（676），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被招募为兵的58姓民众，应该也是中原移民，才在后起的文献里，讹为自中原前来增援的58姓军校。以后这些中原移民在陈氏对蛮僚的战争中，成为主力。
仪凤二年（677），崖山陈谦攻陷冈州（今广东新会），联结潮州蛮僚苗自成、雷万兴，又攻陷潮阳。这时，陈政新病故，潮州刺史常怀德派遣陈元光为将征讨。陈元光经过大大小小百余战，才平息了这场啸乱（乾隆《潮州府志》）。永隆二年（681），岭南蛮僚又乱，陈元光再一次参加平乱战争。潮州西北部的蛮僚相率归附（《读史方舆纪要》）。垂拱二年（686）置漳州，陈元光为首任剌史。但是，本地蛮僚并未完全受管束，景龙二年（708），潮州蛮僚雷万兴等又作乱，陈元光轻骑进讨，被僚将蓝奉高所杀。陈元光死后，他的儿子陈珦接任漳州刺史。开元三年（715），陈珦率领勇士夜袭僚峒，杀了蓝奉高，降伏蛮僚余众。唐代初期潮州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
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被同化的蛮僚为数甚少。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古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
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谰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狝之，尽根株痛断乃止。
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在本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
一是驱鳄。这件事，有《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自己的文集中，也还保存着《鳄鱼文》这篇文章。
二是兴学。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说：韩愈“以谏迎佛骨谪潮州刺史，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件事正史没有记录，但韩愈的文集里有《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韩愈兴学的功绩。
三是关心民瘼。韩愈的文集中有《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几篇文章，是在潮州写的。这些文章，都因为这一年（891）淫雨不停，妨害农桑而作，可以看出韩愈对百姓的关心。
四是释放奴隶。这件事，正史把它放在韩愈移官袁州之后，韩愈的学生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却说韩愈在潮州，“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着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潮州已经有释放奴隶的措施和行动。南朝以来，岭南地区掠卖生口的风气盛行，到唐代，此风依旧不息。唐宪宗曾经以很严厉的律令，加以禁止。韩愈在潮州任上，着力执行这一律令。
以上四件事，都见之文献记载。其中驱鳄和兴学，与本区文化发展最有关系。
驱鳄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件事，正史所载，《韩集》有文，而自古来偏偏有许多争议。争得最厉害的有两个话头。一个话头很新，近年的事：唐代潮州有无鳄鱼?这本来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唐代潮州的气候比现在要热湿，有野象鳄鱼等热带动物活动并不奇怪。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对古代潮州的鳄鱼有详细的研究，可为定论。但问题在于，争论的一方，即持“潮州自古无鳄”论者，将话头重新提起，目的是为了清除对韩愈的迷信观念。所以，争论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话头：如何看待《鳄鱼文》?
《鳄鱼文》真为韩江上食民畜的鳄鱼而作吗?用“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这样的言辞，真的是在谴责鳄鱼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鳄鱼文》就颇有微词，他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批评韩愈，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王安石不愧为文章家，他把《鳄鱼文》当做移文来读（诗中“移鳄鱼”三个字，历来被理解为“鳄鱼西徙”的同义语，实在是一种误读。移，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移文，也就是檄文，一般用于声讨和谴责），并用“诡怪”二字来评论它，真恰当不过。韩愈写文章，喜欢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诡怪”。看来，王安石虽然对《鳄鱼文》有微词，却是读懂了它，知道韩愈声讨的，是那些冥顽不服王化者，所以他对吕使君说，宣扬皇权官威，声讨目无王法者，应该堂堂正正，不必假托《鳄鱼文》这种诡怪文字，使人疑惑。
读懂《鳄鱼文》的，不止王安石。南宋陈馀庆在《韩山亭记》中把知州曾造的政绩与韩愈相比拟，说，“禁暴戢奸，如清潭鳄；修学待士，如立师训”，把暴徒奸人比作鳄鱼。清代《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鳄鱼文》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颤。”以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骛不驯的“反侧子”。他们都读懂了《鳄鱼文》。
韩愈在《鳄鱼文》所声讨的“反侧子”又是什么人呢?联系上一节提到的《送郑尚书序》，《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著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可见，就是到了中唐，本地的汉族人和土著的关系仍是疏远的。
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驱鳄是针对本地未归化土著的行动，兴学则是为提高已在籍汉民和汉化土著的礼教观念而采取的措施。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之学和天子的教化。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而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转录自《潮汕文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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