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一个说不尽的世纪话题
作者：丁元竹来源：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0266 文汇报/2007-03-15
季羡林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先辈和学者，最近有机会拜读季先生的新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书，深感季先生研究领域宽阔，学贯中西，思想博大精深。在这本书中，季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季先生认为：“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先生和我的导师费孝通教授几乎是同时代人，晚费先生一年，出生于1911年。二位先生都是世纪学人。看到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判断，使我想起费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也曾非常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那时，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先生说“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异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才能出现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季、费两位先辈都在思索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晚辈我深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不敢妄加评论。
季先生和费先生都是五四运动十年之后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学人。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们的思考，让我进一步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地位问题，这是一个说不尽的世纪话题。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人将其称为“启蒙运动”。它始于1919年，完成于1927年。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中间树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这个运动从其开始，至1927年，所做的大多是介绍西洋的东西，且“的确表面化”。正如胡绳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时候，是‘全盘受之态度的’，因为那时的厌旧心情激起了趋新的心情，而凡西洋的都新，所以凡西洋的都介绍”。这场文化运动在实践上所启蒙的社会运动，正如钟离蒙先生所说，“在社会方面演出二七事变，在民族方面演出五卅运动，在政治方面演出国共联合战线，因此逐在中国历史上成了1927年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反映了这场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它说明这场文化运动必须由单纯地介绍和宣传西洋社会科学和文化转入对中国社会深入细致地研究。从1928年起的几年中，新哲学、新伦理学、新社会科学的西洋著作，依然翻译了很多。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科学的研究出现了四种情况：一是解说他们的学说和理论；二是应用他们研究某些科学问题；三是应用他们批判某些理论；四是应用他们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相对于大革命时期的文化运动，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以反全盘西化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场新启蒙运动在更高层次上展开了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化的争论。胡适和陈序经代表了全盘西化派。潘光旦和吴景超则代表了反全盘西化派。这场争论始于1929年，以1935年以胡适发表《从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公开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口号，主张充分世界化而告终。季先生和费先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踏上学术征程的，这个时代的思想氛围不能不影响到他们。
“全盘西化派”和“反全盘西化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各国的发展规律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洋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假定，也是他们的出发点。陈序经曾说：“全盘西化论，在积极方面，是要使中国文化能和西洋各国文化，立于平等的地位，而继续在这世上生存。”而反全盘西化论者则相反，潘光旦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理与物质环境，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组织，有自己比较个别的民族性格。他说，“中国的地理与物质环境自有它的特点，不能与别的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有它的特殊之点，更不能和任何别的国家混为一谈”。在这里，潘光旦已经不是单纯地谈东西差别问题。他进一步提出改变这种差别的首要条件，这，就是要认识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他说“我们要科学，我们要组织，我们要工业化……哪一件近代国家所有强大法宝我们不要？但我们的条件能力能否满足？和满足到何程度，大家都没有问”。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逐渐抛弃以往全盘吸收西方文化、忽视中国文化的倾向，从而转向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启蒙运动”是自五四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认识方法上的革命。它为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和实地研究中国社会开辟了道路。
我理解的文化是一个包含了丰富内容的概念，如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和思维模式、信仰系统、生活习惯，甚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东西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在人类学的视角里这是人文生态，其优越只能在它们得以形成的人文生态中得到说明。
夏威夷大学教授穆尔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在人生观上，东方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一元论倾向，他们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哲学体系当中，也存在于其他思想体系当中，诸如商羯罗的吠檀多哲学当中，在许多东方思想体系中，都认为自我实现就是进入了和睦状态，老子认为自我实现就是达到和谐。而西方思想中，则认为自我实现就是竞争的获胜，在东方文化中，个人从来不被当作一个个体存在。在中国的哲学和生活当中，他们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考察个人的。个人被看作是家庭、社会和世界的一部分。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中国人的这种社会结构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他写道：“中国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指西方的社会格局——笔者注)的分子一般大家都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将这种结构称为差序格局。一般认为，在东方文化中，个人是从属于普遍者的，他们没有充分自觉到个人作为个人的存在。例如，黑格尔曾经说：“在东方诸宗教当中，只有一个实体是真实的，个人是与绝对的有者相对立的，而只能保持住自己，其自身无法获得任何价值，只有当个人与这个实体合而为一，它才有真正的价值。但与主体合而为一时，个人就停止其为主体，与此相反，在希腊的宗教和基督教史，主体知道自身是自由的。”表现在伦理观念上，中国人注意集体主义，而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在东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体现在他对整体的关系之中的。这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道德理想。其实，这句出自顾炎武口中的话也可从他本人的思想发展中得到解释。他曾说：“君子之为学，能明道也，以救世也。”就中国人的行为而言，尤其是关于个体与集体关系上的行为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解释：一个是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结构，另一个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在人们心理的积淀。生活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减弱。我们依然会在许多方面看到它的影子。
将个体行为的意义寓于团体之中，团体会成为个体的目的。穆尔认为西方人多考虑行动本身，而看不到行动的目的。他写道：“西方人总是看不到这样一点：行动只不过是达到某种目的手段而已。……尽管人们认为西方有发展生产的天才，但是在西方文明中有一种难以满足的贪婪性、破坏性。例如，飞机的生产，从理论上讲，飞机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状况，或者是为了向人类提供方便而发明的。但是对于飞机的生产和利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不作必要的考察，而只是为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飞机这一人类智慧的产物在今天正被人们出于相反的目的而使用着。制造什么东西的行为本身并不是美好生活的本质，行为必须有指导，”“关于这一点，东方人的贡献在于它们向西方人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从穆尔对于东西方关于科学家的不同观念中，我们也可以理解费孝通关于“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把它(人类学——笔者注)作为表演才能的戏台，或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作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的含义。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马林诺斯基将《江村经济》的意义理解为“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批判”。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西方思想家正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引向东方的各种观念及人生的态度中去，这对于修正和补充西方伦理思想的各种倾向和不足是极为重要的。
追述五四运动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探索，考虑处在人类进入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阶段，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说东方的各种思想比西方的思想要优越，要取代西方文化，但可以说有必要进行二者的综合，使东西方互相启发。西方人应当注意提高人的精神，东方人不一定要从西方人那里学习有关人生意义的解释，但是有必要学习西方人的实用的技术和满足人生各种需求的方法。只有那样，东西方才能享受到真实完美的人类生活。或许，全球化需要一种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是什么？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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