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百家姓 繁体字 简化字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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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百家姓》所知甚浅。下午翻阅刘炳森先生所书《百家姓》正楷字贴，又上网搜索、对比其文本，发现网上某些标榜繁体的文本中，“金魏陶姜”成了“金魏陶薑”，很是有趣。想“姜”姓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显赫的帝王之姓（《说文》：“神农居姜水，因以为氏。”），任你居“三皇”之尊，如今互联网让你改姓“生薑大蒜”的“薑”，神农氏也是没辙。
显然，这又是“多繁对一简”的合并简化，引起的不可逆式的繁简混乱。
网上的这类繁体文字混乱，由来已久了，之前在读《千字文》、《道德经》时已经遇到，相信网上的其他繁体古籍，也是如此。我一向以为，阅读古籍，理解古人，使用繁体字才是正途，若采用简化字，便容易产生含义模糊，比如《道德经》句“谷神不死，是谓玄牡”，读简体版就很难判断“谷神”是“五榖之神”还是“空谷之神”。而从简体版反向转换的所谓繁体古籍，则人为地制造谬误、歧义，成为今人理解古人的祸乱之源。
前些年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出版社还大量出版繁体书籍，如今多改为简体了。等那批通晓繁体字的老编辑陆续退休，估计出版界自己也理不清繁简之乱了。所以，我得趁早买一批九十年代前老先生们标点注解的繁体古籍，有价值！
以下是从网上复制的《百家姓》，红色字是我改正过的繁简易乱之字，试解析于文本之后。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戚謝鄒喻栢水竇章雲蘇潘葛奚范彭郎魯韋昌馬苗鳳花方俞任袁柳酆鮑史唐費廉岑薛雷賀倪湯滕殷羅畢郝鄔安常樂于時傅皮卞齊康伍余元卜顧孟平黃和穆蕭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貝明臧計伏成戴談宋茅龐熊紀舒屈項祝董梁杜阮藍閔席季麻強賈路婁危江童顏郭梅盛林刁锺徐邱駱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萬支柯咎管盧莫經房裘繆干解應宗丁宣賁鄧郁單杭洪包諸左石崔吉鈕龔程嵇邢滑裴陸榮翁荀羊於惠甄麴家封芮羿儲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烏焦巴弓牧隗山谷車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宮甯仇欒暴甘鈄厲戎祖武符劉景詹束龍葉幸司韶郜黎薊薄印宿白懷蒲邰從鄂索咸籍賴卓藺屠蒙池喬陰鬱胥能蒼雙聞莘党翟譚貢勞逄姬申扶堵冉宰酈雍郤璩桑桂濮牛壽通邊扈燕冀郟浦尚農溫別莊晏柴瞿閻充慕連茹習宦艾魚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終暨居衡步都耿滿弘匡國文寇廣祿闕東毆殳沃利蔚越夔隆師鞏厙聶晁勾敖融冷訾辛闞那簡饒空曾毋沙乜養鞠須豐巢關蒯相查後荊紅遊竺權逯蓋益桓公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锺離宇文長孫慕容鮮于閭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車顓孫端木巫馬公西漆雕樂正壤駟公良拓拔夾谷宰父穀粱晉楚閆法汝鄢涂欽段干百里東郭南門呼延歸海羊舌微生岳帥緱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東門西門商牟佘佴伯賞南宮墨哈譙笪年愛陽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续
姜：网上繁体文本多误作“薑”。“姜”、“薑”原本为两个毫不相关的字，前者为姓，后者为生薑大蒜的薑，简化字中把“薑”熔化到“姜”中合二为一，再反向换为繁体，则姜子牙就成了“薑子牙”。
栢：网上多误作“柏”。属于别字，不关乎繁简。
范：网上繁体文本多误作“範”。“范”为姓氏，如范仲淹，“範”为模範、範例。简体字中“範”被合并到“范”中，给天下范氏带来诸多麻烦。海外范氏回国，往往被人善意地改姓“範”。
于：当介词时，“于”、“於”同义，做姓氏时是“于”，切莫写作“於”，否则人家骂街。
余：网上作“餘”。“余”、“餘”为两个字，可能后者为前者的衍生字。《百家姓》里是“余”姓，余秋里切勿写作“餘秋里”。
卜：网上误作“蔔”。蘿蔔简化为“萝卜”，则“蔔”（bo2）字强行挤入“卜”（bu3）氏，算卦先生改当菜农了。
锺：网上误作“鐘”。“锺”是“锺爱”，“鐘”是“鐘錶”。钱锺书的名字好在人家锺爱读书，如果改成“钱鐘书”或“钱钟书”，就成了金钱、鐘錶、说明书的俗意了，所以人家至死都把自己的名字写作“錢鍾書”或“钱锺书”。
凌：网上误作“淩”。
干：这个简化字兼并了太多的繁体字，干、乾、乹、亁、幹……含义极为混乱！！！有专家倡议恢复“干”的繁体字（共提议了八个字），上面就不批，没办法，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他请人做的，都得喝，接着喝。当姓氏时是“干”，网上误作“幹”。
郁：网上误作“鬱”。“郁”、“鬱”本是两个字，同时也是两个姓，简化后合二为一，两个姓氏也成了一个老祖宗的了。
麴：网上误作“曲”。“麴”姓的确少见。
谷：网上误作“穀”。山谷之“谷”和五榖之“榖”本来相去万里，却被强行合并。
甯：繁体字“甯”和“寕”合并简化为“宁”，而“宁”字本来就有，念zhu4，即“貯”、“佇”的本字，这才叫雀占鸠巢。“甯”和“寕”都是姓氏，这一合并，两家人就很容易拜错祖宗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此说来还得感谢当年文改委慈悲为怀，没把張、章合并为“长”，挺玄！
咸：网上误作“鹹”。“咸”、“鹹”本两字，被合并为一。姓咸的都成盐铺掌柜了。另，咸陽绝不可写作“鹹陽”。
党：网上误作“黨”。“党”、“黨”本为二字。党姓、党项族，不可写作“黨姓”、“黨項族”。君子不黨，因为君子不玩黑的。
万俟：少数民族的汉姓，《岳飞传》里有奸臣万俟卨。不过似乎不写作“萬俟”。
淳于、單于、鮮于：应当都是少数民族的汉姓，不写作“於”，原因同上述。
鍾離：不作“鐘離”，原因见上述。
夾谷：不作“夾穀”，原因见上述。
涂欽：搞不懂是复姓，还是两个单姓。若是单姓，则应为“凃”。
段干：不作“段幹”，原因见上述。
百里：网上误为“百裏”。简化字“里”收编了太多的字义：里、裏、裡。里程、裏面、被裡……不翻字典，我就犯糊涂。有次在安徽某地的宾馆看到一幅巨幅山水画，题目叫做《江山万裏圖》，本来挺辽阔的，全改成地下了。
岳：网上误作“嶽”。岳飛、山嶽，本是两个字，简化合并为一，岳飛经常改叫嶽飛。
况后：应当是个复姓，网上写作“況郈”，待考证。
附注：
汉字繁简自动转换，一般都采用ms word的内置功能。一些最常见的繁简转换错误，系统已经内置了自动辨识，例如有段时间“乾隆皇帝”被大肆变为“干隆皇帝”在网上泛滥。赶上好时代了，否则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如今word的繁简转换，只要遇到“乾隆”，可以判断不犯错。但中间加一空格，便立刻又成了“干隆皇帝”。
岳飞仍然变为“嶽飛”。
这种转换中的智能判断，终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 恢复繁体字，想再来一次扫盲运动吗？(2009-04-11 16:45:00)
标签：简化字 规范汉字 繁体字 石耒 张飞 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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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意见引发了广泛争议。中国社科院8日上午举办的第五次国学研究论坛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权威专家透露，有关方面将对汉字规范进行新的调整，新规范汉字表将很快公布。”看到4月9日《新京报》这则消息十分震惊！3月10日针对“两会”上“恢复繁体字”提案引发的争议，教育部语用司负责人回应称，简化字作为我国公务活动、公众服务场合等四大领域使用的规范文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在法律未做修改的前提下，简化字的使用规定不会调整。（2009年3月10日《北京晨报》恢复繁体字国家尚无计划）一个月前尚无计划，突然就“新规范汉字表将很快公布”！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给所有国家职能机构的树立了榜样！燃油税14年择机、创业板十年磨剑、单向收费6年嚷嚷，新医改3年“酝酿”，为什么独独这个涉及范围更广泛、影响更深远的重大行动反而如此匆忙？几个专家过几天时间就弄出来方案来，不怕怀胎不足月生个畸形儿吗！文字不仅仅是专家使用，不仅仅属于专家，它终归是让公众使用的，是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阅读交流工具，应该好好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提议“复繁”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1956年国务院发布的简化字方案太仓促不规范，这样个把月弄出来的东西就不怕再来一个“太仓促、不规范”吗？这不是侯宝林相声说的画话扇面，仕女不成改张飞，张飞不行改全黑的还可以扇风。汉字“复繁”代价大了去啦！60岁以下的全成了半文盲。13亿人都要重学重写，这个工程可比50年代的扫盲运动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给人们阅读交流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文字首要的功能是阅读交流工具，大家对简化字这个工具已经接受了，用顺手了，何必再去折腾。真难想象，13亿国民人手一本繁简字对照表，那将是怎样“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全国所有使用文字的东西都要重制。浩瀚的印刷出版物重印，公共场所标识标志重做，想想这是个多大的代价。说到这想起当年锦西县改名葫芦岛市，一个参与有关工作的朋友说，光各部门、单位的印章标牌重制，花的钱就惊人。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县啊，仅仅是印章标牌啊，放大到全中国、放大到所有使用文字的范围，了得吗！只这一项费用恐怕造一艘航母绝对用不清。别说咱没到“不差钱”的光景，真的富得难受也别自找麻烦呀！主张“复繁”的人说简化字不够“文化”，承载不了我们的“国学”，说繁体字是活化石，以世界上唯一能够使用的“古”文字为骄傲。我怀疑这些人本末倒置了，任何一种文字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工具，真正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文字印成的书籍。工具删繁就简改进了不是更用力与承载和传播吗？古代的石耒铜铲发掘出来是宝贝，有兴趣尽可去收藏，不相信有谁赞成把它恢复过来取代拖拉机耕地。“四大发明”是民族文明里程碑，要自赏尽可趣炫耀，不相信有谁愿意废掉激光照排恢复活字印刷。当个什么委员，为显示有你这一份儿，提什么议案都可以；做个什么专家，有复古瘾，尽可去玩高雅；设了个文字改革委员会，白拿着工资不落忍，尽可坐而论道，只是拜托你们别拿老百姓折腾开涮。 本帖最后由 梦的轻波 于 2009-5-2 15:31 编辑
酒店壁纸上的繁体字 ——关于汉字简繁之争
政协会议上的“潘三点” 有一个叫潘庆林的海外华侨商人，在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三点理由分别是：（一）、20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二）、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三）、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传，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对简化字声讨声不绝于耳，有关部门出面解释时甚至低声下气，好像“文改”是做了件亏心事一般，用了几十年简化字的大陆人民好像对不起列祖列宗，简化字除了便于书写以外竟然一无是处，简直成了割裂传统的罪魁祸首。最有意味的是，散播消息称台湾要为“正体字”（即繁体字）申遗，称此举意在要挟大陆，太搞笑了！如果消息属实，正好证明台湾方面已经对使用繁体字不自信了，需要用专项的经费，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下，资助一部分人学习繁体字，以此保证它的存在。对这种“哗众”兼“折腾”的行径，不少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网上更不乏有深度的冷嘲热讽。王立群先生《简化字不能轻率废除》的文章有理有据，相信看过文章的人都会有正确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王先生从事的正是与繁体字关系最紧密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教学工作，是最应该“声讨”简化字的群体，但他（们）却没有从有利于自己专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去要求国家用十年时间废除简化字。人家怎么做的？当然有人家的办法。而反观这些跳着脚要“挺繁废简”的人，个个都是十足的外行！由他们站出来挺繁废简，倒是颇有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
说这些人是外行，他们可能不服气，不妨再进一步：他们恐怕连《新华字典》也未定下心来看个明白。如果再联系广泛一点，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不仅是在反对简化字，他们连汉语拼音和普通话都反对，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不能轻视这些“外行”们，虽不可诛心而论、腹诽而罪，但对其言行岂可装糊涂。力群先生身为使用繁体的小众，敢为简体大众说话，在下没有他的境界，身为大众，就是要为自己争权利，用一点时髦的词汇，要争取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汉字繁简这个问题上不能只听一小部分人胡沁。在下不是学者专家，到头了也就是郭德纲所说之“喜欢读书的假文化人”，但对这些人的行径极为反感，不吐不快。
一、简繁并行中的大众与小众 简体字是法定字体，但繁体也没有废除过，先举三本最具代表性的字典：《新华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词源》，相信中小学生对前两本字典一定不陌生，他们都是简体本，在识字、作文时用《新华字典》，在学习古汉语时要用到《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换句话说在白话文和文言普及这个层面上，使用的是简体。到了专业阶段，《词源》是必备的，它是繁体的，查字也用的是传统的部首法，注音标有反切、韵部，如果再深入，就涉及训诂的一些工具了，甚至要了解古音韵学、古文字学等专业知识。再看新华书店里的书籍，属于古典文献整理的部分，一律是繁体，属于古典普及一类的是简体，同样是中华书局，同样是杜甫的诗集，属于普及的杜诗选编是简体的，属于文献整理的《杜诗详注》就是繁体的。不用特别专业，只要稍作留意都会明白。
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对于简繁两体，我们一直是在取其利，避其害。根本就没有废除繁体字这回事，那些给简化字罗织罪名的外行们最好先看清事实。
汉字简化这件事，争论到“纳米”程度、高涨到“骨灰”级别，也无非是大众与小众的关系，当年主持文改工作的吴玉章老人说过一句话：我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什么样的文字也难不住我，但文改是不是我个人的事。即便是不考虑全社会恢复繁体字的可能性和代价，并且假设我们每个人都达到了繁简二体皆能熟练驾驭的程度，你随意使用，我想简繁的分工和使用比重也会大致如此。对于繁体字的使用，专业领域不必去操心，专业以外，有此喜好的，不妨自己作点功课，自我满足一下就可以了，汉字传习到现在，各种字体从来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但总的发展是趋向简便，现代印刷也发达后，特别是手写被操盘代替后，用字得到了空前的规范，手写部分越来越私人化了，我们需要加强的是汉字表达的准确性，这种规范也许会对汉字的“艺术魅力”和“历史责任”有一点影响，可以采取鼓励小众的办法解决。
文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多样化的，但主流是当时的社会生活信息和当代人的思想感情等，推到前代，也是这个格局，汉字字体演变本身也能表达着部分信息，但单纯的一个汉字不放在特定的环境下是不能（或很少）能反映出历史文化的。就像我们从来不会把字典当小说阅读一样。比如，大量秦简出土后，证明了隶书在战国时代秦地就大量使用了。但如果离开这些特定的条件，只是把一个隶体的汉字描画下来交给你，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有人会写这个字而已。汉字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功劳需要有一个完备的表述：用汉字表达的文言系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也同时付出了与口语相脱离的沉重代价，不论你有多“爱国”，也得承认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背负的，即使在科举时代，称得上通儒的大学问家又有多少呢？现在采取的简繁并行，应该是很好的选择了，真不明白“挺繁罢简”的喧嚣中有几分是出于责任！
二、好大喜功者的“假唱”秀 网上也有不少年轻人赞美繁体，这是初尝古典后的一种正常反映，过段时间就好了。他们甚至用繁体字发帖子，我逗他们说，也就是现在，不用手写，网上有繁简转换工具，要是在手写时代，跳出来要求废除繁体的保准还是你们。这样恢复繁体字，等于把历代法书裁割后印制成装饰用的壁纸一般，贴在酒店的墙上去招摇——好大喜功者的一种懒汉理由。谁料想这种网上的儿戏，竟然被潘委员堂而皇之地拿到政协礼堂之上，网络的神奇和伟大又以这种方式再现了，我很怀疑他的提案就是从网络上搜索下来的。自从网络普及，无纸办公时代来了，人们的书写能力普遍降低了，我们需要倡导的是拿出一点时间离开键盘用手写字，试想，连熟悉的简体字都快不会写了，还要把繁体字弄出来，岂不落笑柄。人家歌星“假唱”，起码还是自己曾经唱过的歌，你为了标榜，非要去对帕瓦罗蒂的口型，这也太二了吧！
三、简化字的“罪过” 简化字的不便之处，无非是在阅读和理解古典有时会“误会”（仅仅是“误会”，这个责任大部分还要由读的人去负，古文读不懂，和简体没有必然联系，台湾学生学古文也需要老师，古文中的字意岂是靠给汉字“相面”就能明白？），至于“无心”之“爱”等等非难，都是扯淡，汉字结构有缺憾的地方多了，比如“秋”字，怎么解释旁边这堆“火”？“燃”字，怎么会有两把火？“魚”为什么也能有火？就是拿出小篆来，也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即便能讲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或都需要理解的。还有人说简化字不如繁体美观，那是书法家的事，在电视节目上见过台湾学生写在答题板上的繁体字，一样的不好看。作为中国人，首先是要传承的是汉字背后的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挑母亲脸上有几个麻子。
从事专业的毕竟是少数，并且简繁这一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更难的在后面，王立群先生既然说他们这部分“小众”有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大众”还去瞎操什么心呢？，专业以外的大众当然有权利了解一下古典，经史子集也可以读一点，自然也少不了如在下这般叶公们，还要把它当成侃资来势利几眼，这时，不妨看看一下简化字到底有多大的“罪过”。 （一）、从一般性了解上说，可能会碰到点小问题，但无大碍。
前面说过，在普及传统这个层面上，有大量的简体出版物可以承担，用不着非繁体不读，包括《二十四史》、《全唐诗》，都有简体本，了解个梗概也需要个几年的功夫吧！阅读这些简体出版物，有时会碰到一点问题，常见到的是在古文中的字义和现代的含义大有区别，一般都有注释，如注：蚤通“早”；莫音义同“暮”等等，如果仅是作为一般了解，不再深究下去，这样也就行了。这种想当然的态度，大概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资格吧！
简体本的古典书籍在普及中无疑是不可缺少的，简体的《论语》向大众所传递的信息不会因此而减省，相反，即使恢复成孔子时代的篆书也提高不了什么。这里还想插一点文白对译的问题，季羡林先生坚决反对古文今译，对具备一定古文素养的人，当然不需要借助今译来学习古文，同时今译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病，但全盘否定同样是不可取的，首先，在教学上，最初的过程必然是老师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原文，换句话说，老师讲没讲清楚一段古文，实际就是有没有用现代汉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今译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教学环节。其二，遇到古文中的“疑难杂症”，学界也会出现争论和歧见，对原文理解的不一致，最终也要把它翻成现代汉语表述出来。其三，校注文献，有时也需要对译一下，因为校注侧重考证版本，辨别正误、寻根溯源，难免顾此失彼，有时也需要今译来贯穿一下，比如杨伯峻校注的《左传》，厚厚的五大本，他又委托学生按照他的校注对译了一次，今译仅用了一本，用起来很方便。朱子四书集注在当年不也是今译吗？所以，对于古文今译，我的看法是希望名家亲自操刀，今译最能识别水平的高低。诗歌能不能今译当另论，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用现代汉语来赏析。
（二）、从兴趣和爱好出发，需要下点功夫。
如果有兴趣，想再多、再深地了解，还会遇到新问题，比如在繁体本中碰到一个“胜”字，就应该想到它不是“胜败”的胜，也不是“引人入胜”的胜，因为这个“胜”在繁体中做“勝”，在繁体中出现的“胜”读xing即腥；“种”字，本义表示幼稚，因为此义在现代汉语中另有文字表述，就把它作为了“種”的简体字；“瞢”与“夢”通用，但字义不同、平仄不同，在平声中“夢”是“瞢”字，在仄声中“瞢”是“夢”字，简化时，“夢”字简化为梦，而“瞢”保留没动，如果不加甄别，就会误认为“梦”在平水韵中也可读平声，“瞢”字也可当仄声用。要弄清楚这些，当然要下一点功夫了。汉字简化过程也是汉字的重新整理过程，如果想直接读繁体版本，确实需要作点功课。
（三）、再追下去会发现简繁不是主要的难题。
典籍中汉字远不是繁体与简体这么简单，打个比方，典籍文献它好是一所老宅子，这些汉字就好比是置办下来的家具一般，历代不断增加，又都舍不得扔掉，于是堆在了一起，你必须弄清楚哪个年代习惯用的是哪些？哪些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哪些是后来不用了的？哪些是后添加的或经过改造的？与这些训诂功课相比，认识繁体字不过是很“种”的阶段而已。
文言环境下的汉字比较难于把握，在历史中形成的典籍文献需要一小部分人去研究整理阐释。而现代汉语环境下的汉字较为稳定，经过简化（自然包括整理）后，功能更加强大了，怎么能再倒退回去呢？
四、由简识繁的途径 简化字中属于偏旁部首类推减省的，认识对应的繁体字几乎不是问题。属于没有按类推关系的例外简化，一般都是吸收了俗体写法或草体楷化（而草化有不是完全依据了定型后的楷体），字数不多，除了外行们举出来的，没有多少了。真正需要区别的是这样的一些字：在繁体中原有不同的写法的异体字；义项上既系联又相互区别通假、同源（包括使用过程中的约定俗成）；不同写法的联绵字等。在简化整理时，一般取其中的一个作为正字，于是，这个简化后的字就成了暴发户，有了很多义项，这些义项中，我们首先熟悉的是它在现代汉语环境中的常用义项，在阅读古代的散文、韵文时，不免会和其他义项的繁体字混淆。对这些字需要我们留心一二。怎么留心呢？简单的办法是备点工具书，查查这个字的繁体在哪个义项上是和本字一致的，哪个是不一致的。比如外行们举的“后、面”，《新华字典》就能解决，不用费大事。如果想再弄清楚点，不妨把《简化字总表》翻出来看看，量也不大，远没有外行们说得那么邪乎。比较随意的办法是在繁体的书籍中，找出自己熟悉的文章来读；有书法爱好的先临几遍《千字文》和一些成文的行、楷长贴，阅读繁体就基本不在话下了。个别繁体字再动动手，就更好了。王立群先生说他的学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由简识繁，我们不作专业不深究，放低标准，拉长时间，有个一年半载也就差不多了。
五、废除简体就是倒退 “文字改革”从清末就开始了，几经波折，终于在上实际上世纪五十年代取得成功。几十年来成就巨大，泽被子孙，是几代著名学者专家的不断探索和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结果。潘委员竟然认为“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汉语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这三件事是一体的，都是顺应白话文的历史潮流产生的。直接说，在现代汉语的环境下，汉语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这三驾马车，轻装上阵，为这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将继续承载着我们前进！简体字在使用空间、频率和受众上，都占绝对的多数，充分体现着它的优越性。一些人老爱拿台湾说事，其实他们忘了在汉语拼音（注音字母）、普通话（国语）这两件事上，两岸政策是高度一致的，我相信在手写的年代，如果对岸也推行简化字，效果会更好。至于当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一直使用繁体字的现状，先要请问它有骄傲的资本吗？会写繁体字英国人就尊重你吗？你得会英文，当走狗才行。换句话说，它是没能力推行简体字，而不是简体字“粗糙”不愿意用。现在把这些东西倒腾出来攻击“文改”，还有什么说服力呢！说他们是“外行”，完全是出于爱护。
另外，告诉潘委员一个常识，台湾把他们使用的繁体字叫“正体字”，并没有视简体字为不正体的意思，正体字是与异体字对应的说法，因为在繁体字这个大家族里，还有大量的异体字（包括俗体字）。大陆繁简并行，繁体的使用上也是要求必须“正体”的。顺便也提一个和两岸都有关系历史人物——民国老人于右任，他创造和推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简化汉字。不要以为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就把屎盆子随便往前人身上扣。
六、病榻前的“季四条” 在繁简之争中，扯进来一位大学者，他就是季羡林先生，网络上说他也提议恢复繁体字，也就是“季四条”即：（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四）、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
我们先假定这些话明白无误是季先生说的，但，其一季先生没有正式当成提议递到当局，只是号召，一家之言，对错放一边，首先是人家的自由。第二、可以很有把握地推定，季先生说的这番话是放在“国学”这个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专业范围内，本来就是使用繁体，并没有矛盾，只是需要“小众”们受些折磨！所以，“四条”中的一、四条并不涉及简化字的“罪恶”问题，“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繁体字）里面”，大家仔细琢磨这句话，没准你会笑出声来！“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哈哈！放过孩子吧！第三条我以为是说给书商和出版社的，文革时期点校的二十五史也是繁体的。剩下的这第二条也需要作一番分析，首先我很希望这不是他的说的，但现在只能认为是他说得，并且没有被人断章取义，是他的原话。这第二条，我认为，还要去掉对“拼音化”的指责，因为汉语拼音方案在提交人大时明确地表示，它只作为表音工具，并且限定在现代汉语的范围内，并不是让汉语走拼音化道路。我想季先生不至于糊涂到认为反切注音比音标还要先进吧？如果季先生是针对学术领域中语言学家们的汉字拼音化观点而发，那我估计是个误会，所以这部分账可以不算在季先生头上。
一番初刨净算，落到季先生头上的只剩下：1、汉字简化是歧途；2、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3、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这三段表述，如果定性，不妨再用排除法：第一这不会是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因为无凭无据；第二也不是季先生的学术主张，因为他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排除之后，这三段表述基本可以定性为：它是季先生的由感而发。至于他老人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或遇到了什么？我们不可妄加猜测，但，这种有感的“发”却并不稀奇，没有必要因为是季先生说得而无限放大，就跟着认为汉字简化的路就走错了。这样的感慨在网上已经见到很多了，同样是发出感慨的著名人物也不止季先生一人，至少就我知道的还有启功先生，他也曾对着学生感慨道：看来当初简化汉字也是值得商量的地方（大意），启功为什么感慨？因为他的学生书写了一副对联，其中“云雾”二字“云”字加了雨头，是繁体，雾字却少了一“矛”，但，这句感叹我更愿意看成是启功在揶揄他的学生，是学生不争气。
季先生说简化汉字是歧途，没有说出理由和根据，也没有论证过程，一言不足以定乾坤，事实是在几十年的“歧途”中，大众走的很轻松，小众也没有颠覆性的影响。至于“祖宗几千年没有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这句话，我想季先生是糊涂了，几千年？不用多算，两千年前用得是隶书，三千年前是篆书，再往前推就结绳记事了。就算是时间上没记准，但“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只是小众（小众真的就没有不方便吗？也未必，大量的俗体字是怎么来的？)，不用几千年，就在60年前，有几个读书人？请不要忘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是靠整体的，读书人传播只是一个侧面，不过比较光鲜罢了，因为话语权历来是读书人的专利，包括骂人。
“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我估计季先生还沉浸在天人和谐的遐想里，“简化汉字是因为追求效率”这个命题我也不赞成，因为它小看了简化汉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但也等于承认了简化字确实有提高效率的功效。反过来说，难道恢复繁体字是因为效率不重要吗？还是恢复繁体字这件事要比提高效率更有价值？还是繁体字和效率没有关系呢？或者干脆说，就是要恢复繁体字，谁也不能拿效率高低来反对呢？季先生的话要是老这么说，我看搁谁也会给糊涂的！
不由自主的赘语 繁简之争，虽然裹进了参政委员和著名学者，但基本上还是网络时代的一起娱乐时间，和艳照门、掌掴事件同类，其实潘委员也不必高调炒作，季先生更用不着急切表白，你们的“点”和“条”都有人在继承和发扬广大。
季先生的得意弟子钱文忠先生正在讲坛上向全国人民普及《三字经》，并据我所知，在季先生的感召下，钱文忠一手工楷繁体字，漂亮极了，超过了启功的弟子，有了你们这些小众用繁体传承中华文明，就让我们大众堕落在简体的海洋里吧，我们没时间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跟着你们折腾了，我的娃娃也不希望你们去抓，如果有一天他立志要脱离简体大众，成为繁体小众的一部分，我也就认命了，任由你们摆布，但他要敢用繁体给我写信要学费，看我大嘴巴怎么抽他！
每天看惯了平假名、片假名中的潘委员，要是觉得简化字有点眼生的话，不妨买本字典自己慢慢查，别让大陆人民闻你起舞，反正我是准备一边看着儿子的来信决定是不是抽他，一边等着台湾使用简化字，高兴的话，我也提笔写繁体——整刀的毛边纸，先糊厕所墙上，不为端详，万一有个应急呢！！
哈哈！这下痛快多了，不免起身打油一首：
七律汉字繁简之争各路精英又弄潮，挺繁罢简唾飘飘。礼堂毕露潘三点，病榻疯传季四条。喻比假歌张口对，类推好古结绳标。神州十亿凡夫笔，绘写新图几舜尧？
2009年4月10日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5c3420100cxzo.html~type=v5_one&label=rela_articletagpub 最新《规范汉字表》将发布全为简体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33b350100d351.html~type=v5_one&label=rela_articletagpub2009-04-27 18:10:03
近两年来，“要求恢复繁体字”的言论不时进入大众视野。4月8日，中国社科院国学研究“简化字和繁体字”主题论坛上，专家一致认为，虽然汉字简化有不如人意之处，但符合汉字演变规律；“现在要做的，是简化字的完善与优化，而非恢复繁体字”；为更好传承繁体字中的文化信息，可提倡“识繁用简”。另据透露，新的《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全是简体字”，这是1988年以来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大事“之最”。
■简化字普及，对新中国扫除文盲起到积极作用
论坛上，国家语委咨询委员、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董琨指出，纵观汉字演变历史，简化是汉字演变的主要倾向，而汉字的演变规律，就是简易律和区别律，二者辩证统一。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师大汉字与中文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宁教授也认为，任何一次文字变革，都是在找寻简易度与区别度的最佳结合，而汉字简化，正是符合汉字演变规律和历史潮流的选择。简化字的普及，对建国后新中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王宁教授称，汉字简化过程中确实有不如人意之处。“简化不是没有限度的。有的字已经过简了。譬如‘干’的同音替代，‘干净’、‘干部’、‘树干’中的‘干’全是一个字，实际上是使汉字用起来更复杂、更困难了。现在要做的，是简化字的完善与优化。”
■传承繁体字中文化信息，可采用“识繁用简”
“汉字是全国十几亿人都有发言权的问题，但它是一个高层次的学术问题，不仅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与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一工作，绝不是“恢复繁体字”或“进一步简化”这么简单。王宁说，“不可否认，繁体字上文化信息多。有人说，在中国的典籍库里找不到《后汉书》，因为这三个字全部变了。这是个问题。”
王宁称，为更好传承繁体字中的文化信息，可提倡“识繁用简”，即“认繁体字，书写现代文本时用简化字”。“3500个常用字覆盖99.48%的社会信息。调查发现，因为港台剧字幕、港台歌曲等普及，现在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在认识常用繁体字上是没大问题的。就繁体字的进一步使用，可以考虑在高中阶段之后的专业教育中，有意识地引进繁体字教育，让繁体字随着典籍的普及而普及。”
■两岸交流，并非简繁字的舍此即彼
就“内地使用简化字不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的说法，王宁指出，两岸的简繁用字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国际编码、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等方式予以解决。“与台湾将来要做的，是坐下来考虑简繁字‘优选’的问题，绝非完全舍此即彼。”
另据她透露，台湾现已公布200多个简化字，“连‘台’字，使用的都几乎是简化字”。而联合国把简化字作为规范用字，已成国际规律。“目前，国际编码字符集中已经有了76000多个汉字，全是简化字。”
■身份证换代时，8000多个汉字电脑输入不了
就“使用计算机，书写不怕繁难”的说法，王宁说，“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其实，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让十几亿人学繁体字，那教育和文化上的成本是相当大的。建国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实现，周恩来总理就明确宣布不再实行汉字改革了。”
王宁告诉记者，在汉字的进一步规范上，我国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研究碑刻汉字，有400多个字，均有不同写法，少则40多种，多至306种，这样的不规范、不整理行吗？发第二代身份证，有8000多个字，在信息输入时怎么也找不着，还有4000多个字基本上是错别字。我们该怎么处理？但二代身份证和一代身份证是一定要对接的，否则登机都是问题。”
■历时八年的新《规范汉字表》将发布
另据王宁透露，新的《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全是简体字”；将在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基础上，对汉字规范进行修订和扩充。“类推将要严格限制。异体字将要采用认同的概念，不采用取消的概念，不恰当的也可以恢复一批。通用字以外的字形将不再随便改动，保持历史通用原形，便于历史传承。姓氏、地名、科技缺字问题要补充，其中本来列入异体字的惯用字也要恢复一批。”
据了解，这一工作，“前后做了八年”，是继195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发布、1964年《简化字总表》公布、1988年《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与《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公布之后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又一大事。
4月9日《北京青年报》 新《规范汉字表》先别忙着发表
(2009-04-10 20:14:03)标签：繁体字 简体字 蒋跃华 名字 汉字 杂谈
近来，有关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意见引发了广泛争议。中国社科院昨天上午举办的第五次国学研究论坛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权威专家透露，有关方面将对汉字规范进行新的调整，新规范汉字表将很快公布。(4月9日《新京报》)
每年两会上，都会有委员和代表提议恢复使用繁体字，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简体字在字型上失去了汉字的本来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现行的简体字对中国汉字文化已经构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之下，新的汉字规范孕育而生。但是，对于即将公布的新规范汉字表，笔者倒是有个忧虑：这么快就忙着公布，未免有些仓促吧，为稳定起见，在公布之前不妨多方面征求一下各方面的意见。
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顾虑，不是因为我相信“人多力量大”，汉字的改造是一个非常专业化、学术化的系统工程，对此，知识精英们显然有更多大的话语权；但是，光靠这些教授们闭门造车也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建国六十年以来，我国文字的使用就不止一次出现过混乱现象了，究其原因，是与研究不细、制定随意、公布仓促等主观因素分不开的。
建国初期，这种混乱事实最为明显。从1950年中央教育部通过了选定简体字的基本原则开始，直到八十年代，我国的文字规范竟没有固定下来：1952年，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1954年，文改会又拟出《两千常用字简化表初稿》；1955年，中央主要报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国务院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77年，“二简”字开始在全国的图书报刊上试用；1986年，国务院指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怎一个乱字了得，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政治词汇就是“瞎折腾”！教授们“瞎折腾”尚属少部分人的“折腾”，更为可悲的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几代学生也是身中其害，他们学来学去，却学了一批被废止的文字垃圾。除此之外，我国的汉字更是被破坏的支离破碎，现在许多不规范的书写方式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所以，对于这个即将出台的新规范汉字，笔者只希望它能在最成熟的时候出炉。这不仅需要经过全国汉字专家们认真严谨地研讨，更需要集结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来融入其中。当然了，即使再成熟的文字改革也会有所争议的，笔者只希望这种争议能减到最少。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新规范汉字表也应该做到“不公布则已，一公布则味着定型”，如若不这样，一场“文化折腾”则再所难免。
最后，不妨趣谈一下我本人的名字。本人大名蔣躍華，简体字写作蒋跃华。这一简化不要紧，简直就是完全糟蹋了我的名字。我们先看我的姓——“蔣”，由甾木、寸、爿合成。甾木设在中，筑坛台需要把土加高夯实，于是发明了版筑垒壁的筑墙技术，“爿”即版筑的“版”。坛与版筑合文为蒋。而简化字将“爿”改为“丬”简直就是不知所云，将甾木改为“夕”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再看我的辈分用字——“躍”，由足、翟（dí）组成，“翟”，长尾山雉（野鸡）或雉羽。本意是健步如飞——一只插上羽毛的脚不飞恐怕没人会答应——正解应是跳跃。可是大家看简化字“跃”，分明是足折了——夭，可理解为夭折嘛——折了的脚还能蹦跳吗？！——我的神啊。最后请看我的名——“華”，多好的一束鲜花啊，硬是被糟蹋成“华”——不知这个上边像“代”的东西从何而来，下边那个“十”字号又表示什么意思。
我已被气疯了好久，词不达意，说了好多——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请各位老少爷们帮帮忙，呼吁呼吁那些砖家，放过我名字中的三个字吧，让他们好好享受她们最应拥有的生活。 从茅于轼先生的名字看简化汉字的科学性
作者：易里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a1f9530100daec.html~type=v5_one&label=rela_articletagpub
世界上一切文字发明的意义无不在于其工具性，即任何文字总是作为人们交流思想感情和记载历史文化的工具而存在的。
但是，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不同，它起源于占卜，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性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功能——占卜功能。汉字的占卜功能不仅证明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灵性的特殊文字和中华民族的最大发明，而且为判断汉字简化的合理性提供了手段。
汉字的占卜功能基于汉字的象形、形声（指事）的造字特点和中国文化中的通变哲学。所谓汉字（仅指字而不指文）承载的文化内涵正是指汉字的占卜功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汉字造字特点与通变哲学（我称之为“另类事物逻辑）。在当前的“简”“繁”争论中，挺“繁”一方往往只抽象地谈论汉字的象形意义（马英九：“一个字一个故事”），并把汉字本身的文化内涵和科学性、艺术性肤浅地理解为“爱”字有“心”（潘庆林），而没能认识到象形、会意（指事）的真正价值，不能成为恢复繁体字的理由。
诚然，繁体字在用于占卜时，有着占卜所需要的丰富的象形元素，但这并不能否认简体字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简体字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少数几个人突发奇想的闭门造车之作，而是汉字在几千年的使用传播中自然流变的结果。简体汉字不仅同样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比繁体字更具有学习、使用效率，特别是应用于占卜时能很好地反映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深层逻辑，承载天道，具有灵性。
下面我以茅于轼老先生的名字为例，通过对茅先生名字的简单阐释，初步揭示简体汉字在人的姓名中的象形、指事职能，彰显简体汉字中的天道灵性。
首先申明，我选择茅先生的名字作为分析对象，并非因为茅先生在当前的“简繁之争”中与我有何不同意见（事实上茅先生没有发言），而是仅仅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茅先生的名字具有典型性，能较清晰地显示占卜逻辑、较容易地得出占卜结论，并很好地反映简体汉字的时代特征；二是茅先生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社会公众人物，其人生经历为公众普遍知晓，便于对照检验；三是茅先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不会介意对其名字进行学术性探讨。
“茅于轼”的职业“字象”及其时段界定
“于”为介词，“茅于轼”即“茅在轼（中‘工’作）”，因此，“轼”字就是茅的职业“象”。那么“轼”字代表什么‘工’作呢？
把“轼”拆开来看，它由“车”，“工”、“弋”组成。那么可不可以说茅先生就是一个干“车工”的工人呢？不能！因为明明白白的字面意思往往是“假象”，通常需要变通或引伸。通过变通，我们可以把“车工”与“机械行业”联系起来，于是就知道茅先生的职业与“机械行业”有关。事实上茅先生正是学“机械”、干“机械”的。那么，茅先生究竟干的是什么机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这里的“车”到底属于那种“车”。由于这个“车”与“工”靠近，当我们把“工”看成铁路轨道的“工字型钢轨”时，就知道了这里的“车”不是汽车，也不是自行车，而是“火车”。于是，我们就可以肯定茅先生是干铁路机械的。
人的一生的运程走向一般是从“姓”开始由左向右变动的。当我们把“于”当“至”或“到”解时，就可以从“轼”字看出茅做铁路机械工作的截止时间。把“茅”看成一个“亻（人）”，“茅于轼”就等于“亻”在“轼”中（工作），把“亻”放在“轼”中之后，把“工”字去掉不看，所剩部分为“车代”，简体字“车”明显可看成“七十”。由于“车”与“代”相连，于是就有“车连代”，变通一下，就是“七十年代”。这就是说，茅先生干铁路机械工作止于“七十年代”，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八十年代开始茅先生转行成为经济学家。
“车工”干完后，由“弋”与“茅”组成新的职业“象”。这个职业象是一个由繁体字“經”的左半部分与简体字“经”的右半部分组成的一个杂合的“经”字，代表茅先生做“经济”工作。由于这里的拆、组字方法是一般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的，故不祥解。
从以上对“茅于轼”三个字的分解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 “××年代”是近代才有的说法，简体字“车”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2. 与简体字同时产生的将文字由竖排、由右向左认读习惯变为横排、由左往右认读也是很科学的。假如把“茅于轼”改为“轼于茅”，则会让人们误以为茅先生先做经济学家，后做铁路机械工作。
总之，从对茅于轼先生的名字阐释中可以看出，简体字很好地承载了天道，具备了灵性，符合占卜预测逻辑和时代需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艺术性和时代特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简体字不需要承认，也不接受任何质疑，它将以道的名义无可置疑地取得阻击形形色色汉字复辟逆流的最后胜利并继续充当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字。 “简繁”汉字之争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2009-04-20 11:46:46)标签：猫论 简体字 繁体字 杂谈
【猫按】本文其实是小猫上篇文章《简体字真含有“原罪”吗？》的改写，改写的原因是由于上一篇文章被一家网站“和谐”了，猫估计可能是因为我的上一篇文章锋芒过于显露，太有正对性了，比较伤人，故被“河蟹”其实也在所难免，现将此文改写，不知是否会获得通过？
近来，“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在网络平媒间被闹得沸沸扬扬，“挺简者”有著名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王先生认为“汉字从简从俗是文字发展的规律。数千年来汉字的简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五、六十年代诞生的简化字，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观上顺应了汉字从简从俗的原则，并无过错。”“专家不认可不等于百姓不认可。专家尽可天天写繁体字，但是，涉及十几亿老百姓天天使用的简化字最好不要折腾了。”而“废简”派的代表为著名的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朱先生近日发文称，汉语简体字存在历史“原罪”。据朱先生的观点，简体字的罪恶（即朱先生所谓的“简体字原罪”）主要表现在简体字是汉字拼音化的中间体，其发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变革文字本身，而是为了灭绝汉字，其中隐含了“诸多复杂的政治诉求，其最直接的恶果是导致了“大跃进”以及“文革"的产生，简化汉字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深远的道路。”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
小猫认为近日发生在网络媒体间的汉字“简繁”之争，其实源于久已存在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考简化字诞生的源头，实在于毛泽东先生当年的文化设计，“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引子朱大可先生的文章《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可见，毛先生提出“汉语拼音化”的初衷是为了文字的便利以及文化的普及。
旧中国文盲之多这是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黄仁宇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离开中国大陆前曾经游历过中国大陆的数个省份，那时的中国往往走上十里八乡均看不见一张报纸或者一本正规的出版物，能识字的中国人往往少如凤毛麟角，而被乡民们尊称为“识文断字者”，大受乡民的尊重和礼遇！黄先生对这一幕始终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故几十年后依然经常提及此事。造成旧中国文盲巨多的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试图对文字与文化加以垄断之外，很大程度上确系旧汉字之繁难，汉字的繁难障碍了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亦让许许多多的文化人汲汲然自得其乐地埋头于玩弄文字游戏的故纸堆中，变成了人们常说的“寻章摘句老雕虫”。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老先生终其一生，穷经皓首，虽然学会了“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到头来还是一无所长，别无任何谋生的手段，不得不干起了“窃书”的勾当，乃至于被举人老爷打折了双腿。繁难的旧汉字，无疑给中国人思想腾飞的翅膀加上了一道沉重的镣铐，带着镣铐跳舞的旧中国知识精英层们终日沉湎于把玩文字游戏的雕虫小技之中而自得其乐，忘记了自己的创新思维，丢却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及“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清代高度发达的文字考据学就是明证，其结果必然是落伍于时代，屈辱挨打无可避免。
事实上，毛老人家对极少数垄断文化的所谓文化“精英”始终嗤之以鼻，常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等语来蔑视之，而对大众文化的普及始终念念不忘，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老先生就与众文人约法三章：：“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很显然，毛老先生提出汉语拼音化是为了文化的普及，及便于文化的传播，使繁难的旧汉字由仅供极少数文人学霸、“寻章摘句老雕虫”们所把玩欣赏的“掌中珠”，变为可供广大普通民众便利交流的新文字，这实际上体现了毛老先生“文艺为大众”的一贯的主张。“挺简派”事实上体现的一种坚持大众文化的思维理念，而“废简派”无疑代表的是“精英文化”的思维定势，主张将汉字重新关进繁难精美的象牙塔中，仅供少数精英把玩与欣赏，以延续精英文化“高贵”的血脉。
韩愈道：“文以载道！”究其根本而言，一切文章与文字不过只是一种传播文化及思想的工具而已，繁体字也好，简体字也罢，终不过一种工具罢了，然工具的本身只有好坏之分，并无罪恶之别。因为工具之本身并不是罪，罪或在于工具的使用者。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步枪“三八大盖”，既可以被日寇汉奸用于制造“南京大屠杀”，亦可被八路军用于“百团大战”，严惩日寇及汉奸。“三八大盖”无罪，罪在使用这种抢的日寇及汉奸！简体字为“‘大跃进’及‘文革’开辟了深远的道路，是文革爆发的文化基础”，不过是一些先生们的个人主观臆断，“文革”的结束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仍然使用着的简化字书写工具并没有催生新的“文革”及“大跃进”，反而正被人们用于反思与整肃着极左思潮的余毒，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工具的好坏实应当根据工具使用的效果及效率来加以检验，简化汉字推行的50多年来，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民众的普遍扫盲，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引擎！“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只为极少数“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名著、唐诗宋词等传统知识文化知识已为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所熟知并掌握，简体字所阻断的只是少数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及文明的独占和垄断，并未制造一些人所断言的“文明的分裂”，相反却使得传统文明的火种星火燎原，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更易于接触并学习传统文化！正如一位网友所评论的那样:“不管简化字产生的根由如何，无论“简繁”汉字之争，在今天有多么大的歧义，但简体字对当年扫盲的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中国人不钻牛角尖，不汲汲然埋头把玩于文字游戏的雕虫小技，是一种进步！事实证明，简化字在中国获得了广大百姓的普遍认可与真心爱戴，同时也得到了连同新加坡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的热忱欢迎。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简化字的文字改革是成功的，简化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企图推翻简化字，否定简化字的历史功绩的观点与尝试不过是开历史的倒车，不过文霸、腐儒及“寻章摘句老雕虫”们的梦呓！ http://artvine3.org/images/uu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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