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汉语语音史上的“橄榄形”现象
作者：麦耘来源：http://ling.ccnu.edu.cn/message/yyxlwx/myMc_Developmen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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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论《切韵》的性质，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典型的“单一音系说”现在很少人持有了，但有近似的“文学语言音系说”及“部分综合音系说”，仍与“南北古今大综合音系说”对立(1)。笔者本人是“文学语言说”和“部分综合说”的支持者，换言之，笔者是不同意“大综合说”的。
“大综合说”的论点之一是：《切韵》音系非常复杂，比现代北京音及其他任何汉语方言都要复杂，从《切韵》到现代的语音演变趋势是简化，另一方面，以《诗经》音系为代表的上古音也比《切韵》简单，这样从上古到《切韵》又是简化，如果中古音真的像《切韵》这么复杂或近似这么复杂，汉语语音系统就会呈现出“简一繁一简”的“橄榄形”的演变轨迹，而这种发展是不合常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一向有不同看法，下面举两位近些年对此发表意见的学者作为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张光宇（贤豹）先生说：
他们（引者按：指“《切韵》单一音系说”的持有者）把《诗经》摆在最上面或最左边，从这个较为简单的系统，他们划线分化成为较为复杂的《切韵》系统——庞大的系统。如果工作到此为止，倒看不出什么罅漏和缺点。可是一旦从《切韵》再出发，线条就和从《诗经》到《切韵》完全相反，而形成一个橄榄形。从《诗经》到《切韵》是分化过程，从《切韵》到方言是归并过程。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图画。（张1984：5）
而持相反意见的陈振寰先生则说：
考虑到人类思维活动的不断丰富、社会交际活动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增加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因而使音系繁化，人类发音器官及其功能在语言实践中的不断完善，为音系繁化提供了条件；同时，考虑到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语音以外成分（词汇、语法等）的组织结构日趋精密、复杂，表达的手段日趋丰富，可以替代语音的某些别义作用（例如，词的构成由单音节到多音节，语句结构由简到繁、由单层次到多层次等），又成为语音繁化的一种逆向因素。因此，就整个语音体系来说，我们相信汉语音系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又趋于简化的过程。（陈1986：20-21）
本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分两点来谈：第一，“橄榄形”现象是否可能存在？第二，从《诗经》音到《切韵》再到现代音是不是一个“橄榄形”？
先谈第一点：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橄榄形”现象是否可能存在？笔者的回答是：不但可能，而且必然存在。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简→繁→简”的变化符合由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所提出、由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恩格斯（F. Engels）所丰富的“否定之否定”（The negation of negation）的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成长，都遵循着螺旋式或波浪式的行进轨迹，即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再发展一个时期，又会再次走向反面；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往复循环，是多次的回复旧态，而实际上却是不断的更新，是不断地取得新的支点。事物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从理论上说，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的交替是会一直不停地维持下去的。所以，“繁→简→繁”的“橄榄形”发展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我们所预期的，不仅是一个“橄榄形”而是多个互相衔接的“橄榄形”；要从其中截取一个变化周期，若从简处截，可以得到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若从繁处截呢，就可以是个两头大、中间小的“花生形”。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高级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思维工具。人类在高层次上思维和表达思维时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周密性，一是简约性。这两者矛盾统一、相反相成：周密性导致繁化，简约性导致简化，两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交替起着主要作用；思维工具和表达方式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着取得平衡，而这摇摆就体现为繁与简的交替。我们不妨拿人类思维的另一种高级工具和表达方式——数学计算方法来作个比较。人类从简单的点数转而发展为进行计算时，起初自然只会用加、减法，随着思维的进步，计算方法逐渐复杂了，就用乘、除法，以后进一步用乘方、开方，这是计算方法的周密化；但数字太庞大时，越是复杂的计算就越困难，而且越容易出错，简约化就成为迫切的需要，於是“对数”应运而生，把乘方、开方简化为乘、除，乘、除简化为加、减。这简化当然不是计算方法的倒退，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以简驭繁。而且人们很快发现，对数有比简化运算更广的用途；这一简化实际上为人类走向更复杂的数学王国深处开辟了道路。数学方法这样“简→繁→简→繁”发展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儿所举的仅仅是最通俗的一个罢了。人类思维跟语言的关系正与人类思维跟数学方法的关系相似，因为两者都表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不过数学方法的繁化和简化有赖于人为的努力，而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主要出自其内部规律所支配的自我调整机制。
语言发展的内部动力，从最基本的来说，也是源自这两条原则。当人类思维还很简单的时候，语言自然也很简单，而当人类思维复杂起来以后，语言为要越来越周密地为思维提供工具及表达方式，也就渐渐地繁复起来；然而过分的繁复也会妨碍思维和思维的表达，造成交际上的困难，这时，简约性原则——这大概跟许多语言学家常说的“省力原则”或“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有相近之处——就会发挥作用，使语言趋于简约，当然是以不损于表述力为限。物质文明的发展会为语言创造新的变化空间，社会的变动或变革会向语言提出新的要求，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会提供语言发展的新的契机，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语言复杂化的动力（本世纪初叶汉语欧化句法的产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在复杂化到一定程度后，简约性原则又会再度起作用。一种成熟的语言既不可能过分简单，也不可能过分复杂，总会在一个常数上下波动，有如恒温器的温度在一定度数之间来回变化一样。诚如陈振寰先生所说，影响汉语语音系统繁化或简化的有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因素，然而笔者认为，从整个语言系统来说，繁简交替也应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规律。当然，语言的各个部分的繁化和简化是不平衡的，它们有时互相制约，有时互为因果，例如说词汇的繁化可以促进语音的简化(2)。
试以古汉语语法为例来看看。以前，学者们以为汉语自古至今从来就是孤立语，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上古汉语的词法本来相当丰富，有各种各样的粘着和屈折手段，到后来才渐渐失去活力。进入中古以后，句法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从整个汉语语法史来看，上古词法丰富，后代句法丰富，而当间儿呢，则是青黄不接。这是‘繁→简→繁”，是个“花生形”。
我们还可以在汉字的发展中看到，周密性与简约性在交替着使繁化和简化轮番出现，呈现出某种“橄榄形”来。汉字的繁化有几方面：结构的复杂化、笔划的加繁以及字数的增多。有一种误解，以为汉字数千年来一直在繁化，简化只是本世纪后半叶的事。其实，从先秦以来，汉字就已经有与繁化趋势相抗衡的简化趋势了，历汉、魏至唐、宋，一直如此，到元、明以后，简化俗字盛行，在民间已是简化压倒繁化了（现在的简化字有不少就是近代的俗字）。从表面来看，汉字简化是人为的结果，实际上仍是其内部发展规律在起作用。这说的是结构笔划方面。在使用字数方面，笔者未作过统计，只是凭直觉认为，汉魏间文学作品所用到的字，既比先秦要多，也比近、现代要多。
汉语词汇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繁化．包括词的复音化和词汇系统无止境的膨胀，其简化趋向似乎不明显，但是在某些局部也还是能看到繁简交替的变化。例如第三人称代词，在上古有“其、之、厥”，至中古增加了“伊、渠、他”，今天普通话则只用“他”（参王力1 958：260及以下各页）。
汉语语音史上的某些局部也明显存在这种现象。以唇音声为例：据学者们的研究，上古唇音可以跟其他一些辅音组合为复辅音声母（如pl-，sp-之类），还存在清化的唇部鼻音，总之肯定比中古唇音声母复杂。到了《切韵》前的某个时候，它们归为“帮、滂、並、明”4母，这是简化；隋唐以后，从这4母中分化出轻唇音“非、敷、奉、微”，成为8个声母，则是繁化；再往后归并、嬗变，先是非、敷合流，然后並、奉母清化，最后是微母消变，简化的结果是到现代普通话只剩下p，ph，m，f这4个唇音声母。至于当今北京话又有把w读为v（V）的现象，这是否可以看作唇音声母的再次繁化，似乎也值得注意(3)。唇音声母如此频密的繁简交替，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从中我们既可以截取出“橄榄形”，也可以截取出“花生形”。
还可以从另一个局部截取一个“花生形”。在《切韵》中，塞擦音声母有“精ts，庄t§，章tþ”三组；在唐代的某个时候，章组并于庄组而成为照组，到了韵图时代（晚唐两宋）只有“精ts，照t§”两组；这情况一直维持到明末清初，见组细音发生颚化，这才又回到“精ts，照t§，见（细音）tþ”三组鼎立的局面。当然，这并非真正的“返祖现象”，因为其实质内容已经跟中古的那三组有相当的不同了。
各个局部的变化可能起互相抵销的作用。如自《切韵》至现代，声母系统总的来说是趋于简化，不过轻唇音的出现也曾使声母总数在一个时期内增加了，而紧接着的庄、章组的合并，又使之减少了。所以从整个声母系统说，这里只见到一个很小的、不明显的“橄榄形”。
张先生说“简→繁→简”的变化不符合语言实际。笔者不清楚这所谓“语言实际”指的是什么，难道张先生认为语言要么一直繁化、一直分化，要么一直简化、一直归并，或者一直不繁化不分化、也不简化不归并，永远直线发展。才算“符合语言实际”吗？笔者倒是认为，从语言实际出发来看，恐怕无论谁都没办法使汉语语音的发展轨迹摆脱繁化与简化交替、分化与归并间现的模式。从《切韵》到现代是简化，这是无疑的。即使人们能够把《切韵》中的“综合成分”一一剔除，得到的音系仍然会比现代大多数方言的音系复杂。持“大综合说”的学者所能做的，顶多是把《切韵》音系削减得比他们所拟定的《诗经》音系简单些，或至少不会更复杂，来作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中古音系，使汉语语音看起来从上古到中古、再到现代，一路简化下来，或者上古到中古没有繁简变化、中古以后则简化，这样，中间就不会形成“橄榄形”（其实也只能做到没形成大的、很明显的“橄榄形”，如前所述，小的、微观的“橄揽形”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削减中古音系就是为了避免“橄榄形”，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这多少有让材料迁就观念之嫌；另外，人们还不禁要问：这样做就真的能避开 橄榄形”吗？在上古汉语之前，上溯至原始汉语、原始汉藏语以及原始汉藏语的祖语，难道也是一个比一个复杂、最原始的最复杂，一直简化下来的吗？或者一开始复杂程度就跟上古汉语一样吗？自然，要研究缺乏文字记载的时期的语言是很困难的事，语言产生早期的具体状况实在不易揣摩。不过对上述这个问题，比“不可知”三字要好一些的答案还是有的。以常理而论，人类语言起初必然是从最简单开始，逐步繁复，所以，最原始的音系最复杂，或者汉语的祖语一开始就有如同上古汉语一般复杂的音系，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假定汉语语音确实是从上古到中古到近代、现代一直简化下来，那么在上古或者更早之前，也总得有个繁化的过程。如果张先生不反对这个说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反对的并不是“橄榄形”本身，而是认为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不是一个“橄榄形”的全部，而仅是后半部。从本文后面的论述可知，这一点也正是笔者的观点，尽管笔者得出结论的出发点跟张先生完全不同。
这就要谈到第二点了：从《诗经》音出发，把《切韵》放在当间儿，再划线到现代音，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橄榄形”呢？笔者的回答是：不。
陈振寰先生认为，汉语复音词的增加与音系的简化有连锁的关系。他指出，秦汉以后复音词数量大大增加，使简化成为可能。但他又认为汉语音系繁化至魏晋达到顶峰，并表现于《切韵》中，而上古音系则比《切韵》相对简单（陈1986：21-22）。词汇复音化能导致音系简化，这一点笔者同意（看本文注(2)）。不过从现有资料看，复音词涌现最迅速的时代是汉代，而上古至中古一些典型的音系简化过程，如复辅音声母的消失，也发生在汉代，陈先生的说法在时代上与这个事实不甚吻合。此外，陈先生提出音系繁化的两个动力（人类思维与交际活动的不断丰富、人类发音器官的完善）主要属于语言产生初期的因素（尤其是后一点），而上古汉语则早已是一种很成熟的语言，未必适于这种分析了。所以，笔者虽然同意陈先生支持“橄榄形”发展的意见，却不同意上古到中古汉语音系趋于繁化的观点。
平心而论，一些学者对“橄榄形”的不容忍态度也是很可理解的。高本汉先生（1915- 1926）对《切韵》的拟音共用了16个元音，这个系统经李方桂先生（1971）修订过，元音数目同样多；而上古音系呢，李方桂先生（1971）用4个单元音外加3个复合元音，张锟先生（1972）用3个单元音外加2个复合元音，周法高先生（1969）更只用3个元音。《切韵》之后700年的《中原音韵》，各家拟音用4个到9个元音不等（看薛凤生先生1975，杨耐思先生1981，李新魁先生1983，宁继福先生1985等）。在两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汉语的元音这样急剧地增加，又这样急剧地减少，这好像不是个横躺的“橄榄形”，而竟成了个竖立的“橄揽形”，确实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要根据这些元音的数目来看待汉语语音史，会既误解了上古音系（《诗经》音系），也误解了《切韵》音系。
先说上古音。李、张、周诸先生在给《诗经》韵部拟音时，坚持一部只给出一个元音（或济之以复合元音），这是他们所用的元音特少的原因。但是，照方孝岳先生的观点，上古韵部具有韵摄的性质，不应限定每摄只有一个元音（方1962：32）。笔者以为，把《诗经》韵系中元音的分布与韵部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是犯了把“音位的系统”与“音感的系统”混为一谈的毛病。从各种材料看，上古音系不大可能只有三、四个单元音。笔者曾为《诗经》韵系构拟7个元音，并详细讨论过有关的理论问题（麦1995），这里不再多说。
除元音外，影响音系复杂性的因素当然还有很多，例如声母。尽管上古单声母有被越并越少的现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们都很注意它们向《切韵》声母转化的条件（如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配合关系等），所以《切韵》声母在上古音系中真正被合并掉的并不多。例如李方桂先生（1971）把《切韵》的端、知、章组合为上古t组，而后两组分别带r上和j，既：端t，知tr，章tj，实际上还是分开的。另一方面，上古汉语还有复辅音声母，除了大多数学者认可的Cl-类型复辅音声母外，sC-类型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大概也不成问题，其他的类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有的学者还构拟出一套清鼻音，等等。总之 上古声母系统肯定比《切韵》声母系统复杂得多。又如声调，许多学者指出中古的声调可能源于上古的特定韵尾，如去声可能来自-s尾，上声可能来自-/尾等。如果中古声调跟上古这些韵尾是一一对等的，自然不会影响音系的复杂程度，不过看起来情况不是那么单纯。根据一些中古去声字在谐声系统中与入声字相谐、在《诗经》押韵中出入于去入两声这样的事实，可以认为在上古还有少则1种（涉及去声与-t尾入声字的关系）、多则3种（并涉及-k，-p尾字）中古所没有、且不与中古声调相对应的韵尾（即陆志韦先生1947第十章所说的“第五声”、李新魁先生1979：66-67所说的“次入韵”）。
如上所说，上古音系一点儿也不简单，综合元辅音数目、音节结构、音节总数几个方面说，它的复杂程度同《切韵）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切韵》，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过它是否真的复杂到如同高本汉先生所构拟的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呢？恐怕也不是。高先生不讲音位学，他的拟音是不遵循音位原则的，所用的元音数目自然就多，而上述李、张、周等先生的上古音构拟系统都是高度音位化的，同高先生的中古构拟系统本来没有可比性(4)。如果用音位学的方法对构拟时所用的符号进行简化，《切韵》是不会有那麽多元音的。虽然简化符号只能减少研究者所作出的非区别性的分类，而不会减少这个音系原有的音类，但至少可以消除人们视《切韵》为复杂得难以置信的系统的错觉。
笔者曾为《切韵》构拟了一套介音系统，由8个介音（包括1个零介音和3个复合介音）组成，让它们担负很重的别义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切韵》的声母和元音系统进行简化，构拟出声母28个、元音7个（元音的数目跟笔者所拟的《诗经》韵系的元音数目一样。参见麦耘1992，1994，1995）。从类型学的角度说，这样的系统实在不能算是太复杂的。当然，这样的构拟并没有减少《切韵》所含音节的总数，在音节结构上则比高先生的拟音系统复杂些（表现在介音上）；但元、辅音的数目少得多，而这一点在决定一个音系的复杂程度方面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此外，笔者作为“部分综合说”的支持者，承认《切韵》中存在一些综合因素，如果能依据确凿的证据把这些因素剔出来，这个系统会再简单些。自然，笔者的构拟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还是能让人看到对《切韵》系统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
由此可见，上古音系比中古音系复杂，从上古至中古汉语音系发展的趋向是简化。在这一点上，笔者跟张光宇先生的意见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张先生把上古音（《诗经》音）看得比较简单，而认为中古音不应如《切韵》那般复杂，笔者则认为《切韵》音系并不算太复杂，而上古音实际上比《切韵》还要复杂。
这么说来，尽管前文已经证明语音的“橄榄形”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规律的，但在实际上，汉语音系从《诗经》出发，中经《切韵》到《中原音韵》和现代，是一直在简化下来(5)，并没有呈现“橄榄形”发展的轨迹（如前所述，不排除出现局部的“橄榄形”），而只表现为一个更大的“橄榄形”的后半部。这个讨论结果也许是在提示我们，从宏观上说，语言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周期是很长很长的。
本文的结论是：对“橄榄形”发展的责难不能成为“《切韵》大综合音系说”的支持论点。笔者写这篇东西的初衷,是要反驳“《切韵》大综合音系说”许多论点中的一个，笔者希望这里的论述能对讨论的深入有所帮助；另外，它还有些副产品，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应该也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附注]
(1) 参看朱晓农先生（1990:108-112）。“文学语言说”跟“部分综合说”可以是一致的，因为文学语言的音系可以是一个部分综合的体系。
(2) 以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语音简化促进了词汇的复音化。但唐钰明先生（1986）证明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基本动因不是为了避免同音词，而是为了追求语义的精密化；所以应该反过来说词汇的复音化为语音的简化开辟了道路。又，语言各部分的繁简趋向也可能是同步的，例如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上古汉语有各种辅音前缀、后缀，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后来这些语法形式日渐式微，使汉语的声母和韵尾系统的简化成为可能。
(3) 有趣的是，w → v (V) 正是三百年前微母消变时走过的路径，只是方向正好相反。考虑到在语言发展史上，三百年只是个短暂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微母是才刚刚踏出唇音的大门，马上就裹挟着一部分影、喻母字卷土重来了。这确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让我们不要轻易断言循环发展不可能。
(4) 高先生的上古音构拟用了15个元音，就他自己的系统来说，前述的巨大反差其实并不存在（看高1954。他没研究过《中原音韵》）。
(5) 笔者认为《中原音韵》的元音也是7个（此当另文详述），不过其他方面大大简化了。关于“古音繁，今音简”，参看张世禄先生（1979）。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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