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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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题: 说“词语”发表时间: 2004年04月10日 17时07分
发表作者: 语言文字应用
发表内容:
说“词语”
胡明扬 撰(中国人民大学)
《语言文字应用》，1999/0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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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什么是“词”一直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语法学家
和词典编纂专家习惯于认“字”，“从分不从合”，所以现
代汉语的“通用词”只有两万多个，再增加据说只能是文言
词和方言词了，这跟现代其他文明语言的通用词的数量相比
就太少了。调查表明，普通人的“词感”跟专家大不相同，
他们是“从合不从分”，认为双音节、三音节的组合大部分
是“词”，这跟吕叔湘先生的建议一致，很值得按这样的标
准试一试。
就现代汉语而言，什么是“词”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
问题。“词”和小于“词”的“语素”的界限，“词”和大
于“词”的“短语”的界限，在很多场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对什么是“词”的问题，陆志韦（1957）、霍凯特
（1958）、赵元任（1968）和吕叔湘（1979）进行了几乎是
穷尽的讨论，但是也并没有能够得出一个便于操作的说一不
二的结论。不过，经过他们这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
问题的关键似乎慢慢明确起来了。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汉语
里，“字”或者说“语素”是一种“天然”的单位，也就是
说是一种容易分辨和确认的单位，而“词”却不是一种“天
然”的单位，不是一种客观上有一定的形式标帜，因而普通
人和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分辨和确认的单位。那么，是不是
可以说，“词”就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汉语完全可以不
予理睬呢？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今天花这么大的力气，这么
多的精力来讨论“什么是‘词’？”或“‘词’是什么？”
完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我们认为那也不能
这么说。至少是在今天的现代汉语里，像“过去”“现在”
“自己”“经济”“反动”“自来水”“巧克力”等等这样
一些双音节和三音节的“字组”或“语素组合”，恐怕普通
人也好，语言学家也好，是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辨认，
然后再合起来理解和使用的，而是作为比“字”大、比可以
自由组合的“短语”小的一个完整的单位来理解和使用的。
这样看来，比“语素”或“字”大、比“短语”小的“词”
，或者说“词语”这样的语言单位还是客观存在的，至于给
这样的单位取个什么名称倒是无关紧要的。汉语的双音节化
或多音节化是多数语言学家承认的，那么就应该承认现代汉
语还有比自由组合的“短语”小而不是单音节的“语素”或
“字”的单位。问题是汉语的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是一个历
史过程，即使在今天，在日常口语中单音节单位的使用频率
还是比双音节、多音节单位的使用频率高，而且双音节和多
音节单位的凝固程度还不那么高，而且凝固程度还各有等差
，再加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讲“字”，从来不讲什么
“词”，因此，这种单位在多数“识字”的人的头脑里面还
不那么明晰和确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能不承认“词”
在汉语中的客观存在，可是又一时说不清楚“什么是‘词’
”或“‘词’是什么”的原因。其实，客观世界的事物或现
象都是一种连续体，切分为离散的单位始终包含不同程度的
主观因素。就形态丰富的语言来说，因为形态就是“词”和
“词”之间的边界标帜，所以对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来说，
“词”是一种“天然单位”，尽管要从理论上来给“词”下
定义也不十分容易，但是实际上分词却并不困难，可以说不
成什么问题。但是就非形态语言或是形态不那么丰富的语言
而言，要探讨什么是“词”，要分词，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像英语那样形态已经不那么丰富，但是还保留不少形态的
语言，什么是“词”的问题也是很难说清楚的。
迄今为止，探讨非形态语言或形态不那么丰富的语言中
“什么是‘词’”的问题，各家的思想都差不多，依据的总
不外乎是形态标准、语音标准、语义标准、语法标准，或者
是某种综合标准，使用的方法也总不外乎“有没有某种形态
标帜”“替代法”“插入法”或者“是不是属于同一个重音
单位”“有没有语音停顿”“整体意义是不是等于组成部分
意义的总和”等等。如果这几方面的结论一致，那就没有争
议；如果不一致，那就会有争议，而且谁是谁非很难说清楚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多年
来很多人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制订了一些
行之有效的标准和操作手续，还有一些人则在进行不倦的探
索，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但是一些初步看来行之有效的标准
和操作手续往往不能一以贯之；有一些新思路很早就提出来
了，可是始终没有人去具体操作，看看可行不可行，究竟能
解决多少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具体考察一番。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虽然
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词”，可是不论是语言学家，还是普
通人，似乎都还有相当一致的关于什么是“词”的一种“语
感”。这方面有一个着名的例子：50年代陆志韦对构词法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判定“词”和“非词”的标准
和操作手续，到目前为止这些标准和操作手续都还在使用，
因为至今都还没有更好、更可行的标准和操作手续。根据陆
志韦的分词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一个“词”，
可是当时多数人认为不像一个“词”，令人惊讶的是连陆志
韦自己都“觉得”不太“像”一个“词”而“像”三个词，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觉得”，所
谓“像”，正是一种语感，因为牵涉到像“词”不像“词”
的问题，所以不妨称之为“词感”。分词标准跟“词感”不
一致就行不通，这跟语法分析跟“语感”不一致就行不通一
样，因为说到底，本民族多数人的语感是评判任何一种语言
理论或处理标准的最高和最终的权威。在说现代汉语的人的
语感中存在一种模糊的“词感”，这就可以证明现代汉语中
的确客观存在一种比“语素”大，比“短语”小的可以称之
为“词”或别的什么名称的语言单位。不过吕叔湘指出，不
同文化程度的人对什么是“词”的感觉是不完全一致的
（1979：16），因为很多现代汉语的语素在古代汉语中是十
足的“词”，所以同样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单位，熟悉古代
汉语的人会觉得是由“词”组成的“短语”，而不熟悉古代
汉语的人会觉得是由不能单用的语素组成的“词”。一般说
来，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专家对古代汉语都比较熟悉，所以
由他们制订的分词规范总是偏“严”，不少该是“词”的单
位就有可能成不了“词”，而永远是“短语”。那么专家跟
普通人的“词感”到底有多大差别呢？我们多年来很想进行
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看看普通人对现代汉语的“词”或者
说是近乎“词”的这种语言单位的“语感”是什么样的，因
为“词”这样的语言单位最终还得由使用现代汉语的广大群
众来认定或认可，语言学家想“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是行不
通的。近来武汉江汉大学的王立同志在《语言文字应用》上
发表一篇调查报告文章。作者从6种汉语普通话和对外汉语
教材中选择了25 个“单音动词＋单音名词”结构，调查结果
总的倾向是作为一个“词”来处理的。这位作者还用一段包
含43个“双音节名词性偏正结构”的文章，通过1200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1139份）在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职业的普通
人中间进行了一次调查，要求调查对象划出他们认为是“词
”的结构单位，把调查结果跟《现代汉语词典》、《辞海》
、《常用构词字典》（傅兴岭、陈章焕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4年版）、《词汇》（宋长庚、赵玉秋编，北京华
龄出版社，1994年）、《常用字和常用词》（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1985年）这五部词典的收词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发
现收词情况大不相同。这43个双音节语言单位，这五部词典
收为“词”的平均占4373％，普通人认为是“词”的平均
占9343％，相差4970％。 （王立1998b）但是这五部词典
的情况也有较大出入， 《常用字和常用词》只收了163％
，《常用构词字典》收了767。这种差异显然是由于词典
的性质不同造成的，因此我们不宜把统计数字绝对化，因为
任何社会调查的统计数字跟自然科学的数据不同，只能代表
一种倾向性。最近我们建议在北京进行一次类似的调查。陈
松岑教授很快就在北京大学文理各系的学生中进行了调查，
结果跟武汉王立的调查惊人地相似，北京大学包括中文系学
过汉语语法的学生的“词感”，跟语法学家的分词标准相去
甚远。普通人认为“蓝天”“白云”“小鸟”“湖边”“松
树”等等都是“词”，可是大多数语言专家和词典编纂专家
认为这些语言单位都是“短语”，不是“词”。我们并不主
张“盲从”普通人的“词感”，但是我们认为对广大群众的
“词感”完全不予考虑恐怕是行不通的。相反，对群众的“
词感”，我们应该认真考虑。
有些分词标准本身也许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也是行之有
效的，可是由于词表和词典编纂专家在语言文字问题上可以
说是“专家中的专家”，大都受过很深的古汉语的熏陶，眼
睛里看出来绝大多数是“字”，而每一个“字”又大都是独
立的“词”，所以尽管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承认，如果一个
难以定性的双音节或三音节语言单位包含一个不能单说、不
能单用的粘着语素，那么，这个语言单位就是一个“词”。
可是实际上大家并没有都这么做；不少包含一个、甚至两个
粘着语素的双音节语言单位我们也没算是“词”，如“食堂
”“眼里”“国内外”等等。这在理论上就说不过去了。可
是专家们就不承认这些是“词”，尽管标准是他们自己定的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他们还主要是凭他们的“词感”行事的
，而他们的“词感”更多的是古汉语的“词感”或者说是“
字感”，不完全是现代汉语的“词感”。原因恐怕就是汉字
在作怪。汉字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们几千年来
在寒窗下学的就是这些汉字，我们眼睛里只有汉字，没有什
么“词”或“词语”。就像“食堂”这么一个常用词来说，
在知识分子嘴上倒是一个不能再分的双音节“词”，可是要
讨论“什么是‘词’”，他会马上想到这里“食”＋“堂”
，尽管他嘴里平时从来不单说“食”，也不单说“堂”。普
通人可没有这种想法，所以shitang就是shitang，不会想到要
拆成“食”＋“堂”。可以设想，让不识字的老百姓用汉语
拼音去拼写汉语，让他们自己决定哪些语言单位该连写，哪
些该分写，恐怕跟专家主观制订的正词法规定的写法会大不
一样。上面提到的几例社会调查就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种分
歧。
词典编纂专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两条有一定可操作性
的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1）两个字以上的组合能“见
字明义”的不收， 但是词典不收的不等于都不是“词”，当
然也不等于都是“词”，留下一点灵活性，不过既然能“见
字明义”，可见大多数是自由组合，也就是“短语”， 不是
“词”；（2）在一般情况下是自由的组合的“短语”，如
果有引申或比喻意义的，可以算是词，没有引申或比喻意义
的不能算是词。但是，所谓“见字明义”，对不同的人来说
会有不同的意见。对已经掌握这些语言单位的人来说，“见
字明义”是不成问题的，对没有掌握这些语言单位的人来说
，就未必能“见字明义”。我第一次看到汽车玻璃窗上贴了
一张写了“磨合”二字的纸条，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
来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了，这才能“见字明义”。由此看来，
“见字明义”这条原则操作起来有一定困难，有“从宽”“
从严”的问题。如果“从严”，那么不少本该是“词”的就
成不了“词”，只能算“短语”了。至于有没有引申或比喻
意义，这也会有不同看法，所以操作起来也存在一定的主观
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特别表现为当专家们“觉得”不合
他们的“词感”的时候，连自己定下的标准都不严格遵守了
。例如，“说开”明明不能“见字明义”，“蓝天”也不能
说绝对能“见字明义”，绝对没有附加意义，可是专家们大
都不愿意承认这些是“词”。所以我们说，目前语法学界和
辞书学界专家的一般看法实在是太“严”了，严到有时候连
自己定下来的操作标准都无法一以贯之。如果现代汉语通用
的“词”就显得太少，只剩下两三万个，再要增加据说就只
能是文言词和方言词了。这样一个数字和其他国家的语言相
比差得太远。多数现代语言的通用词一般总数在六万上下。
现代汉语的通用词怎么会这么少？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是
不是因为现行的标准太“严”了，或者是因为在操作过程中
专家们是凭他们的“字感”或者说是古汉语的“词感”行事
的，因而比已经相当“严”的标准还要“严”造成的。能不
能就根据现有的操作标准对实际语料来一次“复查”，看看
是不是操作过程有问题，看看能不能增加相当数量按理合乎
标准而漏收了的“词”。
吕叔湘（1979：22）提出过一个补充的处理意见很值得
考虑，很值得试一试。他认为“双语素的组合多半可以算一
个词，即使两个成分都可以单说，如电灯、黄豆。四个语素
的组合多半可以算两个词，即使其中有一个不能单说，如无
轨电车、社办工厂。三个语素的组合也是多数以作为一个词
较好。例如人造丝可以向人造纤维看齐，作为两个词，但是
人造革只能作为一个词，与其把人造丝和人造革作不同处理
（类似鸡蛋和鸭蛋问题），不如让人造丝、人造纤维有所不
同。”吕叔湘的意见非常接近上面提到的几次社会调查反映
出来的普通人的“词感”，这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能
不能试试看，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去处理，分词的结果是不是
会更切合实际，更能为普通人接受，也更切合实用，能不能
解决“现代汉语通用词实在太少了”的尴尬局面。
可是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只是热衷于制订
新的分词规范，而没有下工夫去做一些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
。比如，在几亿字的语料中去验证我们的规范，并且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并取得多数人的认同。我们的任务
不轻松，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下苦功夫恐怕是解决不了
的。前人和时贤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解决不好，那不是
没有原因的。吕叔湘在词类问题上说过一段有重大指导意义
的话，对分词问题也同样有重大指导意义。他说：“认识问
题的复杂性，我想，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
要占有材料。说句笑话，咱们现在都是拿着小本钱做大买卖
，尽管议论纷纭，引证的事例左右离不了大路边儿上的那些
个。而议论之所以纷纭，恐怕也正是由于本钱有限。”（吕
叔湘1984：271）
另一方面，事情也很奇怪。连什么是“词”都不清楚，
分词规范怎么确定？词典怎么编？词表怎么编制？词类问题
怎么讨论？可是现在分词规范已经有好几种，出版的“词典
”有好几百部，各家的词表也有好几个，词类问题还一直讨
论得很热闹！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原因恐怕是，词典是一种
实用的工具书，凡是读者不需要查阅的，即使是“词”也可
以不收，凡是读者需要查阅的都可以收，不必太计较是“词
”不是“词”。虽然，这样的实用原则也不能绝对化，词典
还要考虑科学性和系统性，所以“一、二、三”这样简单的
数词，“天、地、人”这样简单的名词也该收，不能说一般
读者不需要查阅就可以不收。事实上词典收录的条目只能说
大部分是“词”，但是不限于“词”，既有小于“词”的字
或语素，也有大于“词”的短语（惯用语、专名、术语等）
和句子（成语、谚语、歇后语等），而词典没收的也不等于
不是“词”。这种情况不仅汉语词典是这样，英语词典、法
语词典等等也是这样。这样就把什么是“词”这个难题绕过
去了，所以尽管谁也说不清什么是“词”，词典可以照编不
误！编词表往往沿用词典选词的办法，所以也可以照编不误
。讨论词类问题，乃至讨论语法分析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因
为什么是“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讨论不下去，原因是大
都讨论的是原则，没有穷尽列举，说不清楚是“词”不是
“词”的语言单位一概略而不提了，所以不先解决什么是
“词”的问题凑合也能讨论下去。只有分词规范混不过去，
必须说清楚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而且对两可的
情况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过应该允许分词规范对“词”
作出实用的定义。至于是否要改称“词语规范”或“语项规
范”，或“切分单位规范”，那只是一个名称术语问题，不
过列入词表或词语表，或词项表，或切分单位表的必须符合
自己下的定义，另外，分词规范还应该允许由于使用目的不
同，或使用范围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信息处理用的分
词规范就没有必要跟给本国人使用的词典的分词规范完全一
致，给外国人使用的词典的分词规范也没有必要跟给本国人
使用的词典的分词规范完全一致。信息处理用的分词规范可
以“从宽”，只要便于使用，完全可以把一些不合一般分词
规范的语素、短语，甚至句子，硬性定义为“词”或“词语
”或“语项”或“切分单位”。这是应该允许的，只要在定
义中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一般词典实际上早就这么做了。但
是词表跟词典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不论是一般的词典，还
是信息处理用的词典，都可以只收录构词语素，附几个例子
就可以，没有必要列举由这些构词语素派生的全部常用或通
用的“词”或“词语”，更多的例子可以推给语法规则去解
决。可是词表不能这么办，必须列举，因为词表有个数量标
准。例如2500个常用词就要列出2500个“词”或“词语”，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合适。总而言之，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不要先有条条框框，只要符合实际需要，又便于操作和使用
就可以了。太书生气，钻牛角尖，结果是给自己找麻烦，没
有任何好处。
现代汉语分词的困难说到底主要是由处在从单音节语向
双音节、多音节语演变过程中的现代汉语本身造成的，两可
的情况可以说无处不在，非要“说一不二”是不可能的，也
是不合理的，因为“词”和“非词”的界限不清楚是客观存
在的，不是语言学家的“无能”造成的。事实上，像“结合
紧密，出现频繁，使用方便”这样的理论原则至少在现阶段
已经是够全面的了，再讨论大概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因
此，现在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具体处理”上，并且应该允许
根据使用目的和使用范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理。实际上现
在已经是这样一种局面，谁想推出一种“一体遵循”的分词
规范是不现实的。现在看来太原则的理论探讨不妨适可而止
，而是需要多做一点实际工作，必要时还要做一些社会调查
工作，特别是需要在处理足够的实际语料的过程中去验证和
修正我们的处理意见。
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把两头没有
争议的语素，如“蟋、湍、俐”等等，以及同样没有争议的
短语“买书、红衣服、抄写清楚”等等撇开，再把公认的
“词”如“经济、状态、收音机、老实巴交”等等撇开，然
后再来处理中间状态的单位。因为汉语没有足够的形态来确
定“词”的边界，所以所谓的“词”实际上只是语素和语素
结合得比较紧的单位。语素和语素结合得很紧或者结合得比
较紧的，多数人会认为是“词”，语素和语素结合得很松的
，多数人会认为是短语，不是“词”。但是处在中间状态的
是语素和语素结合得不紧不松，时紧时松的单位，特别是大
量偏正结构、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单位。这些单位的结合
松紧程度又有等差，如：“凉菜”“白大褂”“人际关系”
，“起床”“抽烟”“放债”，“跑马”“说开”“看起来
”等等。除了这些处在中间地带的语言单位不好处理以外，
还有一个麻烦问题是现代汉语，不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
有不少古汉语成分，一部分是继承下来的，一部分是喜欢“
转文”的文人硬加进来的。这些“异质”成分夹在里面更增
加了区分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的难度。现在不同
的意见实际上集中在处于中间地带的那些现象。普通人总的
倾向是“从宽”，认为绝大多数是“词”。专家们总的倾向
是“从严”，认为绝大多数不是“词”。怎么办？我们是不
是可以做一点调查统计工作，看看这些有争议的单位在实际
语言中的使用情况。最近我们请机器翻译专家董振东在四亿
字的《人民日报》语料中检索了一些一般词典不收，而普通
人觉得像“词”的“字串”的出现频率，结果是：“蓝天”
1983次，“牛肉”3320次，“见到”8639次，“家里”11141
次， “加上”16270次，“建成”33764次。这些统计数字是
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倒不是要说可以简单地根据统计数字来
确定“词”和“非词”，不过多做一些具体的调查统计工作
可以提供一点客观依据，至少比主观“认定”更有说服力，
比我们继续“坐而论道”更有实效。
不少普通人看来明明应该是常用词或通用词的语言单位
，在现有的词典和词表中却没有收录，原因之一当然是根据
现行的分词规范和专家们的具体操作，这些都不认为是
“词”。因此，在现有的各种词表或词典的基础上来编制“
通用词表”，如果不进行大量的人工干预就根本没法办。但
是人工干预就免不了掺杂主观随意性，而更严重的是，明显
不是“词”的可以删除，漏收的却没法一一补上，凭拍脑袋
补上几个，肯定是挂一漏万。
关于目前意见最为分歧的双音节、三音节的偏正结构、
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的语言单位，我们想在吕叔湘先生的意
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处理意见”供大家参考。
双音节和三音节的偏正结构，特别是双音节的偏正结构
，如果是“词”不是“词”难以确定，不妨从宽，也就是可
以认为是“词”。例如，尽管“天”前面可以加“白”“黑
”“蓝”，似乎是自由组合，“云”前面可以加“白”
“黑”，偶尔可以加“红”“绿”“紫”，似乎也是自由组
合，但是不能说“红天”“黄天”“紫天”，绝少说“黄云
”“蓝云”等等；“柳树”平时不说“柳”，可是词典编纂
专家怕收了“柳树”就得收“柏树”“杨树”“榆树”“松
树”等等等等，所以一概不收。其实，通用词表或一般词典
不同于百科词典，这一类词语不可能太多。不少词典收了“
帐本”，可是不收“笔记本”“日记本”，大概是考虑到这
些是三音节的单位，结构比双音节的松一些，但是普通人大
概是把“笔记本”当作一个单位来使用的，很少想到是“笔
记＋本”，而且“笔记本”也可以用来画画，记帐，不一定
非用来记笔记不可，也可以说已经有了“引申”意义。“蛋
炒饭”是一种特定的“饭”，大概是因为有了“蛋”，有了
“炒”，有了“饭”，而且大家都吃过，都知道是一种什么
样的“饭”，都能“见字明义”，所以“蛋炒饭”就不是
“词”，而只能是“自由短语”了。可是“炒面”算“词”
，这就说不清了。我们说对这一类单位算不算“词”要从宽
，不是说都该算“词”，而只是说，在“两可”的情况下从
宽；如果不是“两可”，很明显不是“词”，当然不存在“
从宽”的问题。
动宾结构的单位有一部分是“离合词”，那该算是
“词”。但是，什么是离合词，现在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一
些文章对离合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参考。从总的
来看，离合词是少数，并且大多是常用词；大多是双音节的
，也就是1＋1模式的，三音节的极少。我们不妨先放宽一点
，看看到底“能”有多少“离合词”，然后再根据一定的标
准来删减。这也就是说，不妨多做点具体工作，不要无休止
地进行理论探讨。
动补结构的语言单位最复杂。这里面凡是补语在语义上
不修饰动词而实质上是另一个谓语的按理不应该是“词”，
如“走累了”的“走累”，“吃饱了”的“吃饱”等等，因
为这一类结构在句法上是两个谓语的紧缩，在语义上是两个
命题，两个命题的论元有时候重合，有时候无法合一。但是
这种语法分析，不一定跟普通人的“词感”一致，那就不好
办。这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调查研究，看看普通人对这一类
结构是怎么处理的，因为让专家来讨论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动补结构中补语是修饰动词的，如“拉住”“吃完”“
扔掉”等等，后面的补语是有限的一些常常用做补语的“补
词”，按理应该算“词”，但是词典往往不收，大概是怕数
量太大，因为“补词”往往处在虚化过程中，有的则和动态
助词非常接近。但是这一类词很难说是能“见字明义”的，
按理应该收。就词典而言，也可以只收“－住”“－完”“
－掉”等等，然后在后面附上一批常用的动补结构的“词”
作为例子。这也是一种处理办法。可是词表至少应该列出常
用的或／和通用的这一类词语。还有一类是“动词＋趋向动
词”。这一类里面凡是真正不能“见字明义”的、有引申或
比喻意义的，应该算“词”，可是现在不少这一类“词”没
有收。趋向动词一般是修饰前面的动词的，或者实际上是动
态助词，那也是修饰前面的动词的，这些可以推给语法规则
去处理，但是也应该调查一下，看看普通人对这些结构有什
么看法。趋向动词“开”比较特别，“动＋开”往往有特殊
意义。可是现有的词典、词表大概认为“动＋趋”一般都可
以不收，所以很多失收，如“说开”“剔开”“放开”等等
都没有收。专家似乎很害怕“词”太多了，实际上按现在“
从分不从合”的标准，现代汉语的“词”不是太多了，而是
太少了。
从总的情况来看，现在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订
更细致具体的分词规范也是需要的，但是恐怕更迫切需要的
是要多做一点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和验证工作，否则要在前
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就缺乏必要的前提和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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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
霍凯特1958：中译本《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译， 商务
印书馆，1987。
赵元任1968：中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
书馆，1979。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汉语
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王立（a）：《从“单音动词＋单音名词”结构的拼写看正
词法规则的客观依据》，《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
王立（b）：《“双音节名词性偏正结构”词化倾向之思考》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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