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中的营垒屯堡--二谈汉语言文字中的军事文化痕迹
作者:李苏鸣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词。地名有两点基本属性:一是指位性,主要表现为地名所代表地理实体在地球表面上具有一定方位和范围，即具有一定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受到社会历史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地名不仅是所表称的地域的符号，而且浓缩了与当地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信息。正如帕默尔所指出的：“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因为地名往往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第134页）语言学家李如龙先生曾把地名的命名法分为3种，其一，描述性地名。这种地名又可分为3类：一是表示地理位置的，有的指明方位，例如河南、山东、山西、华阴、洛阳等；有的标示距离，例如三十里铺、二里沟、三里屯，八里庄等。二是描述自然景观的，有的描述地形，例如十八盘、万泉河、丁字港、五指山、眼镜湖等；有的描述地貌，例如太原、沙石峪、海门等，有的描述地物，例如五棵松、白石桥、望江亭等；有的描述土壤和水文特点，例如白沙、长白山、黄石、响水河、浊水溪等；有的描述气候，例如恒春、雷州、贵阳等；有的描述自然资源，例如植被——杉岭、梅林、樟树等，矿藏——铁岭、铜陵、金山里等，物产——鸟岛、荞麦地、磁器口等。其二，记叙性地名。可分为3类：一是叙述文化景观的，例如牛墟、磁窑、灯市口、打银巷等。二是记录人物族姓的。例如祥谦乡、中山路、成功村、苏家坡、左权县等。三是记载史实或传说的，例如表示纪念日有八一七路（以福州解放纪念日命名）、八一大道等；表示年号的有绍兴市、政和县、景德镇等；表示变迁的有古城、旧县、新店；记载传说的有神女峰、禹县、武夷山等。其三，寓托性地名。也可分为3类：一是反映观念的，例如武功、仁义、孝顺、礼乐等；二是表达意愿的，例如永安、泰宁、长春、兴隆等；三是寄托感情的，例如宝山、顺河、美山、良村等。
由此可见，地名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相当丰富的。军事现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地名中留下一定的烙印。恩格斯就曾研究过罗马人征服不列颠这一军事史实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他在《野营》一文中说：“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r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79-280页）。在我国，保留了军事历史文化信息的地名比比皆是，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一、反映古代军制的地名
我国地名有大量的以“所、堡、营、屯、旗、官、哨、庄”等古代军制用语为通名的地方，例如，云南东部陆良县的左所、右所、后所；刘官堡、李家堡、朱官堡，伏家营、孔家营、杨家营，方官屯、占屯、邑市屯，曹旗堡、周旗堡、朱旗田，黄官庄、孙官庄，棠林哨、松林哨等等。北京市郊也不少村庄以营、屯为通名，例如北郊有西府营、马昌营、长哨营、头道营、张山营、辛营、下营、高丽营、不老屯、太师屯，南郊有凤河营、史家营、柴厂屯、牛牧屯、牛堡屯。山东半岛上有靖海卫、安东卫、石臼所、海阳所、宁津所、寻山所等。
上述地名中的“所、卫、旗、营、哨”等通名主要源自明代的军事制度。明朝建立后，规定军队的编制采用卫所制，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抵以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百户所下设2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明代的募兵，在嘉靖以前，一部分归地方官府管辖，一部分由卫所代管。嘉靖以后，在原来镇戍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营伍制，募兵便实行独立的编制。召募来的士兵一般都编入营伍，按伍、什、队、哨、总、营的形式编制。这些军队编制用语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地名的通称。
上述地名中的“屯”字与古代军屯制有关。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简而言之，军屯就是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之费。由于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世称“其法最善”。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而且规模超越前代，效益更为可观。据史料记载，洪武时军队屯田总计八十九万余顷。在边境地区，云南和辽东两地军屯成绩尤为显著，自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多次派大军前往屯垦。仅洪武二十年八、九、十三个月调入云南屯田的军队，有数字可计者即达十万八千人。辽东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如今地名中的“屯”字，大多是古代军屯制留下的烙印。
我国一些地方有许多含有“旗”字的地名，如北京的“西三旗”、“蓝旗营”，呼和浩特的“西王子旗”，福州的“旗汛口”等等。这些地名主要源于清代前期的军制。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开始分其军为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各固山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军旗作为识别的标志。四十三年（1615年），因归附日众，又将原有四旗扩编为八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清朝在全国建立统治后，按其战略意图，将八旗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各10万余人。当时京营八旗的分布是：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东，自东而南，为左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西，自西而南，为右翼。在远离京城的其他省区，一些八旗军驻扎过的地方也在地名中留下了痕迹。在福建省会福州市，至今仍有“旗汛口”这样的地名。据《闽县乡土志》记载，福州现在的东大路至旗汛口一带，有一片史称“旗下街”的地域，原为清代驻防旗兵及其家属的驻地，也称“八旗汛地”。顺治十四年（1658年），清延派都统郎名赛率汉军八旗3000人驻防福州，这是清代在福州派驻八旗军的开始。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闽王耿精忠反精失败后，康熙命康亲王王杰书统八旗军入闽驻防。乾隆年间，又从北京的旗营中抽调兵员2000余人，连同家眷计4000人入闽。福州的东门、汤门、水部门一带被用为营地，称“旗下街”。当时曾在福州东街口分界处筑有一座骑术牌楼大门为标志，圈地以内都是八旗汛地，门里有座小型衙门置兵把守，名曰“旗汛口”。平时汉人经过旗下街，不许回头，不许坐轿，新娘乘花轿过境也必须下轿步行，辛亥革命后福州光复，旗人丧失了特权，但“旗汛口”这一地名却沿用至今。
二、纪念军中英雄的地名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反映古代战争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蕴含着人民对壮烈场面的感怀和对英雄人物的追念。比如，闽台人民为了纪念郑成功，不但保存着一些郑成功军事活动的遗址，而且还用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为相关的地区名命。1645年清兵入关，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郑芝龙向唐王引见其子成功，唐王赐成功名朱，后来民间也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后，又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以后人民又奠称他为延平王，这些称呼在一些地名都得以应用。在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地名中就有演武亭路（郑成功部队演兵处）、洪本部（郑氏部将洪旭办公处）、水操台（鼓浪屿郑成功演兵处），还有延平郡王祠、延平故垒等。在同安县，有两处国姓寨；在晋江县，有国姓城；在漳州市，有国姓沟；在东山县，有万军井、军藏局、国姓井。台湾省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成功路；台东县有成功镇、成功溪；在南投县和云林县都有延平里；花莲县有延平乡，南投县有国姓乡、国姓桥、国姓村；台中县有两个成功村。
在江苏省的太仓、泰兴、江都、无锡和扬州，有多处与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地名。例如，太仓城厢镇东北杨林塘南岸的岳王市原名鹤王墅，后为敬仰岳飞而改为岳王市。靖江市生祠堂别名为思岳桥。泰兴市泰兴镇东北有一失迷巷，属河失乡，相传岳飞抗金兵路过此地，突遇大雾迷路，将士惊呼失迷，因此而得名。泰兴市马甸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西马甸，相传因岳飞部属曾在此牧马而得名。扬州江都嘶马镇原名郭家村。据传岳飞抗金兵于此寡不敌众，将马尾缚树枝奔驰，尘土蔽日，战马嘶鸣。金兵中计退却，宋军反败为胜，为纪念此战役改今名。扬州泰县蒋垛镇建于宋代。据传因岳飞部下蒋都督率部驻此抗金，故名蒋督镇，今谐音为蒋垛镇。
有一些地名还浓缩了历代战争中的英雄故事。比如，福建省福州市有一地名叫“搭头街”，位于福州市东门。据传，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从连江登陆，大举侵犯省城。此时，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兵迎战。敌我双方激战于东门外。战斗中，一名手执令旗的戚家军士兵脖被敌人砍了一刀，头颅搭拉下来，但他仍然手执令旗向前冲去，倭寇见之丧胆，戚家军士气倍增。最终戚家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人民为纪念那位搭头举旗、一往无前的士兵，将他冲向敌人的这条街取名为“搭头街”。有趣的是，仙游县的“无头街”这一地名也于“搭头街”有十分相似的来源。当时，倭寇登陆后向县城进犯，我驻军一将领率部属携百姓退守城西宝幢山上，削木筑寨，垒石围营，日夜防守。一天倭进攻山寨，这位将领跨上战马率兵迎战。他在与倭寇的拼杀中被敌人砍下了头颅，但他的身躯却昂然坐于马上，向敌人冲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英勇抗倭的“无头英雄”，便把壮士冲过的这条路命名为“无头街。”
我国的地名中有不少是以人命名的，其中不乏革命先烈的名字。北京市通州区的赵登禹大街，就是因纪念赵登禹将军而名。此街最早叫东关大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翌年，为缅怀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将历史上著名的通州东关大街的南北向街段更名为赵登禹大街。赵登禹是山东荷泽人，1927年任冯玉祥部队旅长，次年升任国民党军二十七师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战。1933年，他率军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调任第一三二师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驻军南苑，与日寇对峙，后被日寇飞机炸死。1987年，北京市地名调整时将赵登禹大街恢复为东关大街。1985年10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又将此街复名为赵登禹大街。
江苏省宿迁市也有不少用革命烈士姓名命名的乡村。宿豫县陆集镇的马骥村，就是为纪念宿迁籍革命先烈马骥而命名的。1943年3月17日夜，马骥在义合乡被敌伪杀害，后义合乡遂更名为“马骥乡”；该县新庄镇的振友村，因胡振友烈士而得名；该县大兴镇与丁咀镇有9个村用烈士的名字命名。这9位烈士的名字是：周子彦、张启宇、张清高、刘逸奇、董聿旺、丁德高、蒋登山、许继章、胡继先。泗阳县李口镇的其虎村，是为纪念村中的革命烈士魏其虎而命名的，这位文武双全的中共抗日政权副县长，在白马湖边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献身，后被中共泗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穿城镇的静波村，因原宿迁县关庙乡董圩村丁静波烈士而得名，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区委书记，27岁便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郑楼镇的金山村，因许金山烈士而命名；张家圩镇的方明村，因朱方明的烈士而命名。沭阳县沂涛镇，因纪念1943年在张圩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朱沂涛而命名；七雄镇原名仲湾乡，1947年夏，仲湾乡乡长章杰新与村干部们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章杰新等7人中弹牺牲。不久，中共六地委下文将该乡更名为七雄乡。1943年夏天，淮河决堤，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带头跳进激流中，指挥军民抢险救灾，保护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将泗洪县四河乡大柳巷附近一段淮堤命名为“雪枫堤”。此后，窑河沿岸的雪一、雪二、雪三、雪四、雪五等村庄也因此得名。1944年8月，彭雪枫率第四师5个主力团在今泗洪县陈圩乡大王庄誓师西征。9月11日，在河南省夏邑县战斗中，他不幸壮烈殉国，遗体被运回洪泽湖畔的半城镇安葬。在此后的近40年里，半城一直被人们称为“雪枫”。
三、反映外族入侵的地名
从我国地名的语源看，有一些是外国语地名，其中有的与历史上的军事入侵和殖民统治有关。例如，荷兰人称台湾为“福摩萨”；沙俄入侵我国西北时，把位于青海和新疆交界处的布喀达坂峰改称为“莫诺莫哈山”；沙俄侵占我国外兴安岭的领土后则把庙街改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把海参威改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台湾省的地名中有一些是日本占领期间按照日本的习惯更改的。例如新竹县关西镇原称咸菜棚，“关西”原是日本大阪的古名；台中县丰原镇原称葫芦墩，“丰原”也是日本名；台中县的清水镇原称牛骂头，“清水”是日本京都的寺庙名。尽管这些地名是日本侵略者借用汉字更名的，但它们毕竟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台历史。
四、体现军事设施的地名
我国地名中与军事历史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那些体现古代军事设施的地名。广东省高州市石龙镇现存大量冼夫人的时代留下的军事地名。如，石龙镇旺沙村的上营、下营、新寨及其附近的上大部、下大部、将军地等，曹江镇的帅堂，大潮镇的军圩，大坡镇的军屯、军堡。构成了以良德、旧城、石龙三角地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北京，以“营”为名的地方很多。历史最悠久的首推顺义区的“高丽营”，这是公元六四五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班师后，安置归顺唐朝的高丽将士及家属的地方，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辽、金时代，粮食经船运到京郊，在坝河码头换用骆驼驮载进城，因此在码头建有骆驼房。押运粮食的军人所住营盘叫“驼房营”，今酒仙桥地区的坝河南岸还留有此名。1272年，忽必烈建立元大都。如今在圆明园西侧有个“骚子营”，曾是蒙古兵军营，因当时汉人蔑称蒙古兵为“骚鞑子”而得名。1368年，朱元璋称帝，大将军徐达拿下元大都，派副将军常遇春镇守通州，留下了“常营”，位于今通州区西邻管庄北部。1406年，明永乐皇帝发兵征伐安南国(即古代越南)，搜罗安南工匠7000多名参加营建北京城，安置在安南营居住，即今大栅栏地区的大安澜营胡同。明朝末年，四川女将秦良玉曾两次入驻京城，防范八旗军的攻掠。四川兵的驻地叫“四川营”，今菜市口东有“四川营胡同”。在雍和宫西边，有个五道营胡同，明朝是武德卫营驻军之地，后转音讹变为五道营。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巩固西南边陲，曾将20万大军和100多万移民发配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也被称为屯堡人。收复贵州的战斗结束后，一部分将士遵命就地安家。在黔中的安顺地区，军屯是设立最早也是收效最好的。据《安顺府志》统计，安顺及周边几县的土地上有82屯、174堡。当年明军驻防之处，均被冠以“卫”、“所”、“屯”、“关”、“旗”、“哨”等新地名。比如董官屯、唐官屯、马官屯、蔡官屯，就是董、唐、马、蔡诸姓军官带兵屯戍的地方。在安顺地区，以“屯”和“哨”命名村寨约有200个。为保证信息通畅，明军指挥机构在卫所之间还设立驿站，如“两所屯”就是两个卫所间的驿站。现在的天龙村，过去叫“饭笼驿”，地处普定卫和平坝卫之间，因传递情报的士兵都在这此用餐而得名
因清军活动而留下的军事地名尤为典型。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城，于6月15日下达“清城令”，将汉人全部驱逐出内城，并将内城(除皇城外)划分为8块，分驻清军八旗，号称“京旗”。当时，各旗都设有修造弓箭马具的工匠营。北京市现存不少与工匠营有关的地名，例如：东直门内海运仓的北弓匠营胡同，阜成门内福绥境的东、西弓匠胡同和鞍匠胡同，蒲黄榆一带的东铁匠营，建国门内古观象台的附近的铁匠营胡同和盔甲厂胡同，东城区的炮局胡同(清初的造炮厂)以及附近的铜厂胡同。此外，朝来农艺园以北的勇士营，原是“九门提督”下属的五营之一；海淀区蓝靛厂北路的火器营，原是火枪手驻地；昆明湖南岸的船营，原是昆明湖八旗水师驻地。因水师教官是福建来的，旧时称南方人为“南蛮子”，所以附近还有个“蛮子营”，是福建教官驻地。北京的军事地名还有：工体西里的东营房胡同、金融街以北的西养马营胡同、在日坛公园以北的南营房胡同、阜成门外华联商厦以西的北营房中街等等。北京还有一些地名虽不带“营”字，但也和军营有关，如香山以东的正蓝旗、正白旗、红旗村等都是清代云梯部队“香山健锐营”的驻地。还有德胜门外的教场口街，宣武门外的校场口胡同，都是明清两代的练兵场。
天津有一些以“营门”命名的地名，如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北营门、西营门、营门东等。这些营门都源于历史上的军事防御设施。清咸丰年间，由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城防，在距城区中心周围挖壕筑墙。围墙中间设14个营门，包括东西南北4个正门和10个偏门。现属于河北省的鸿顺里附近有处地名叫操场下坡，就是清朝时天津驻军操场遗址，因地势上稍向西倾而得名。在红桥芥园大堤到青年路一段，有条教军场大街，这是明清两代操练军队的教军场遗址。 天津市区边缘还有几处以“靶”为名的街巷，如河东区的靶村、靶道、靶里等，得名于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人设立的打靶场；而南开区的靶道(后称靶大街)，还有靶东街等，则得名于20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驻津部队的打靶场。武清区的南口哨，是历史上为护卫漕粮所设的军事哨所遗址。南开区海光寺西的炮台庄，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为防清兵在城周建造的7座炮台遗址之一。在蓟县，有王指挥庄、刘总兵庄；在武清，有韩指挥营；在宝坻，有王指挥庄，这些都是以古代驻军军事长官命名的。
在贺兰山下，军事地名也是一种令人关注重的历史文化现象。例如，与古代屯兵有关的镇北堡、惠安堡、平吉堡等，以古代戍边将士姓名命名的吴忠、叶盛、李俊等，与古代战事相关的大战场、饮马川等，有的地名干脆就叫三营、七营。
在内蒙鄂托克旗阿尔寨，因当年成吉思汗曾在此练兵，留下了不少军事地名。由阿尔寨石窟以西，乌仁都西山以东，有拜音希里、其伦拜、沙巴尔拜、萨尔白拜等地。“拜”系鄂尔多斯蒙古语，是指练射箭时作目标的堆子；还有叫东明盖，西明盖的地方。“明盖”也是蒙古语，是指用毛毡制作的圆形专用射箭靶。东、西明盖就是有专用训练器具的场地。此外，还有哈日嘎纳提格、巴音提格、高林提格、乌珠尔提格、苏根提格、乌兰提格等用“提格”命名的地方。“提格”在蒙古语里是障碍的意思。据传成吉思汗在进行过进攻、防御等战术训练。这些叫“提格”的地方，就是设障碍防御对方的阵地。
[ 本贴由 苏鸣 于 2004-12-412:17 最后编辑 ] 好文!长了不少见识。 地名除了受“社会历史现象的影响和制约”还与当地的风俗文化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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