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清代诗文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

    这里谈清代，指的是清王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１）一代，包括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末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段时期。
    清代诗文，一般的看法，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已处于衰落时期。其理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特色。而诗文在元明以后，不过陈陈相因，不再有新的开拓。这未免是一种绝对化的偏见。这一问题，还是有商讨余地的。

       一代有一代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新兴的文学体式，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应该看全面，新的文学体式登上文学舞台以后，并非是原有的文学体式便一定无发展余地，便不可能有杰出的作家作品出现，原有的文学体式便不可能反映时代现实。宋代文学虽说是词的天下，但宋诗仍足与唐诗分庭抗礼，不能说诗到唐人已经写完，宋以后大可不作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难道其成就便低于唐代大家吗？大量名家的优秀作品，难道便少于唐人吗？那么，元明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无可置疑，元明两代诗文，出现了倒退的摹仿逆流。元诗主要摹唐，元文没有越出宋六家樊篱。明人变本加厉，出现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摹古流派。虽然有唐宋古文派出与对抗，但唐宋派也缺乏创新。诗则复古风一直泛滥到明后期，公安、竟陵二派意图挽此狂澜，并未奏效，明末以陈子龙为首的几社诗人的诗，即是七子派的回光返照。因此，元明诗文，可以说是比较衰落的时期，当然，也有部分优秀作家与好作品。元明两代诗文复古道路走到尽头，弊病暴露无遗，穷则变，变则通。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清王朝初期，作家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怎样继承和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沧桑变革时代风暴的振荡下，开出了清一代诗文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

       清初诗文名家，如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都是著名学者，他们出来大张旗鼓反对摹拟，不但在理论上写下许多文章，而且在创作方面也都有杰出的贡献。散文做到言之有物，经世致用；诗歌做到各具真面目，爱国主义精神非常突出。清代诗文，没有初期这一风气的转变，以后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初期作家的巨大成就，要取得超越元明的地位也是不容易的。清初风气一经转变，于是“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接着，就呈现众星争耀的伟观了。诗歌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流派来说，有王士祯为首的神韵派，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袁枚为首的性灵派等；就地域来说，有江苏的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吴嘉纪、黄景仁，有安徽的钱秉镫、施闰章，有浙江的朱彝尊、厉鹗、胡天游、钱载、龚自珍，有广东的屈大均、宋湘、黎简，有江西的蒋士铨、吴嵩梁，有山东的宋琬、王士祯、赵执信，都是有数的诗坛射雕手。鸦片战争时期则有姚燮、鲁一同、贝青乔、郑珍、江湜、何绍基等大家名家，清末又有“同光体”的陈之立、范当世、沈曾植、袁昶、陈曾寿、夏敬观、俞明震以及其它流派的邓辅纶、高心夔、张之洞、刘光第、樊增祥、易顺鼎、李希圣等名家，特别是发生了“诗界革命”运动，出现了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诗人，大大革新了旧体诗的形式。在诗歌的体式中，也有新的发展。如吴伟业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纪事诗形式相比，同中有异，陈维崧、陈文述、王闿运、樊增祥、曾广钧、金兆蕃、杨圻、王国维、孙景贤，都写过继承这一传统的名篇。如钱谦益的黄山游诗，姚燮的四明、普陀游诗，刘光第的峨眉游诗，许承尧的黄山游诗，丘逢甲的罗浮游诗等，都是数十首为一组的刻画壮丽河山的杰作，前代诗人从未有过这样宏伟的规模。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贝青乔的《咄咄吟》一百二十首、黄遵宪的《己亥杂诗》八十六首，这是大量的七绝组诗，超越了宋代汪元量的《湖州歌》、《越州歌》之作。又如姚燮的《南辕杂诗》一百八首，用杜甫《彭衙行》的单篇五古形式，组成大型的组诗，钱谦益《投笔集》用杜甫《秋兴》韵至十三叠，都是空前大手笔。黄遵宪《锡兰岛卧佛》，洋洋二千余言，梁启超称为“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自豪矣。”（《饮冰室诗话》）也非过誉。散文方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都是具有进步思想ａ倡经世致用的大作家，钱谦益是散文的多面手，议论文、抒情文，长篇的传记文等，都有大量名篇。号称清初三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及朱彝尊、戴名世等都有独特的风貌。“桐城派”兴起以后，虽内容较为空虚，而在散文语言的纯洁化方面，却作出了贡献。继承该派姚鼐衣钵的梅曾亮，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文章“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当“随时而变”（《答朱丹木书》）的主张，已经不是用“桐城派”楬橥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缺一的旗帜作号召。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的同时，陆燿选《切问斋文钞》，“其恉以立言贵乎有用”，“以备经世之略”（《方东树〈切问斋文钞〉书后》）。后来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规模更大，体例益备。他们上溯清初顾、黄等散文之源，而成为经世致用的一派。此外，全祖望的传记散文、汪中的学术论文和骄体文，章学诚的通论文史的文章，龚自珍的兼擅政治、经济、哲学以及文艺之长的散文，都是在“桐城派”古文盛行的同时，不受唐宋古文的限制而自开门户。鸦片战争以后，冯桂芬诸人，又继承《经世文编》一派的农钵，而曾国藩则以经世宗旨纳入“桐城派”的义法范畴，选了《经史百家杂钞》以发展“桐城派”，形成了“湘乡派”。他的门下四大弟子，吴汝纶、张裕钊扬“桐城派”的余焰，而薛福成、黎庶昌则经世文章较多。以此为过渡，进一步适应变法维新宣传的需要，康有为、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特别是梁氏的“新民体”，使散文的通俗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严复以古文译外国学术性文章，林纾以古文译外国小说，都给古文注入了新内容，扩大了它的表达功能。即使是文笔古奥的章炳麟，其散文内容也是崭新的。这里，简略勾勒了一下清代诗文的轮廓，已可说明清代诗文并未衰落。用清人自己的话说，“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丘逢甲《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这是何等的气概！总之，清代诗文，不特元明二代不能与之比拟，唐宋二代也未必便能大大超过它。它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与戏曲小说，可以并行而不相悖。至于清代诗文家人数之多，专集总集之多，单就数量说，也属空前。衰落之说，不是进行全面研究后所下的结论。

       浩如烟海的清代诗文，一个人尽一生精力去涉猎它，也会感到困难。那么，怎样入手，才比较能事半功倍呢？对尚未研究清代诗文的初学者来说，当然先要鸟瞰一下清代诗文的简貌。这可以先接触一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所编《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是研究的起点，然后进一步弄清一下清代的诗文理论，再进一步研究作家生平和作品。理论是创作实践的总结与指导，是全面研究的钥匙。这方面的阅读书籍，主要有丁福保所编《清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林昌彝《射鹰楼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有正书局版的《文学津梁》中所收清人文论、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等。丁书是清代诗话汇编，袁、林、陈、梁代表四种不同时期的诗家主张，后两种是精选的理论文章。了解作家生平，不能限于文学史所介绍，必须阅读一些作家传记，如《清史列传》、《清史稿》的儒林、文苑两列传以及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小传，这是包括一代或一个时期作家的传记。作家个人的年谱，也不可不读，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考订牧斋抗清事迹，极为详确，可以使读者对牧斋为人有全面的看法。拙著《黄公度先生年谱》、《文廷式年谱》，都包括年谱主人政治、文学多方面的活动。年谱比起那种简括的专传，更有助于知人论世之用。阅读作品，自当从选本入手，方不至茫无头绪。清代诗文，截至今日，一代完整的选本，只有黄人《国朝文汇》、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两种，都是大部头，不易购置，两书选录，也不够精当。因此，只能利用分阶段的旧选本。乾隆以前的，可看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要用初刻本，今中华书局有影印本；后刻本删去钱谦益、吴伟业诸家诗，不好）。清中叶的，可看王昶《湖海诗传》，选录标准，略同于《别裁集》，代表格调派的观点。鸦片战争以后的，可看陈衍《近代诗钞》，代表“同光体”一派人的观点。以上三种选本，卷帙也不少，选择标准都存在偏见，而且没有注释。张应昌《国朝诗铎》一书，分类选录政治经济等内容的诗，缺乏艺术眼光。我在四十年前曾选过一部《清诗三百首》（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今略加更换选篇，加上简注，还没有出版。至于新的选注本，目前已出版的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的《近代诗选》，用新的立场观点选录，注释详明，便于初学，但选诗限于鸦片战争以后。文集选本，姚椿《国朝文录》是大部头，且所选限于鸦片战争以前，远不如《国朝文汇》的完整。较重要的有王先谦、黎庶昌两家不同的《续古文辞类纂》，王选代表“桐城派”观点，选文以桐城、阳湖二派的作品为主。黎选代表“湘乡派”观点，前半部分就是重复《经史百家杂钞》的选篇，后半选清人文，名家如宋潜虚（即戴名世）、章学诚、郑珍等以及部分“湘乡派”古文家，都是王选所未选。近人蒋瑞藻编《新古文辞类纂》，范围较广，不专主一派，选文自晚清迄于民国，可以涉猎。另外代表经世致用一派的文章，选本有贺长龄所编《皇朝经世文编》和继之而起的续编三编等，又有《皇朝蓄艾文编》，性质相同，都应略读，以了解清代散文有切实内容的一类，是“桐城派”散文的对立面。吴曾祺所选《涵芬楼古今文钞》，其中包括不少清代古文。清代又是骈文极盛的时代，号称上追六朝，重要选本有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和继之而起的《续国朝骈体正宗》，选文较精，名篇略具。又有吴鼒的《国朝八家四六文》，有许贞干注和陈衍补注。张相《古今文综》，选录清代骈散二体名篇佳构至多，也可阅读。当然，这些选本，都是以旧标准选，精华糟粕，要加分析。清人专集，不下万种，阅读也要分缓急先后。先读有代表性的名家集，尤其可以先读有较好注本的集子。如钱曾注的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吴伟业诗用程穆衡的《梅村编年诗集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可用惠栋的训纂本；孙银槎注的朱彝尊《曝书亭诗集》；徐嘉笺注的顾炎武《亭林诗集》，杨积庆注的吴嘉纪的《陋轩诗集》，也都是较好的注本。晚清人别集，只有拙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有最新版，较旧版为详备。）无笺注的诗集，如前文所已举到的许多作家，他们的专集都应研究。文集则顾炎武《亭林文集》、黄宗羲《南雷文定》、王夫之《薑斋文集》、方苞《望溪文集》、姚鼐《惜抱轩文集》、全祖望《鲒?亭集》、汪中《述学》（古直曾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洪亮吉《卷葹阁集》、张惠言《茗柯文编》、阮元《揅经室集》、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龚自珍《定盦全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章炳麟《太炎文录》，是最重要的。似乎举得太多了，但在清代大量的别集中，不过一小部分。它们代表了各时期各地区、各流派的风格。我们可以从各派作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其异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辨其进步与保守，吸取其不同的艺术特长以为今用。一派作家之间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如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同为“桐城派”而理论与创作都有同有异；陈三立、沈曾植、陈衍同为“同光体”而不相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进行前后的比较研究。这样，对作家作品就能做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研讨，得出清代诗文是否衰落的结论，而不至于“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说短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