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各具特色的《楚辞》古注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楚辞》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热爱和重视。从汉至清许多学者为《楚辞》作了注，除散失的之外仍然有数百种《楚辞》注本流传到今天，我们从中选出几种不同时代的较有代表性的注本略加介绍，以供学习和研究《楚辞》的同志参考。

    《楚辞》的第一个注本——《楚辞章句》（十七卷，东汉王逸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东汉元初年间官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楚辞章句》题作“校书郎王逸上”，可见其书是他作校书郎时所著。《楚辞章句》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本。在《章句》之前，汉代曾有一些研究《楚辞》的成果。西汉淮南王刘安是第一个注《楚辞》的人，但他所注的只有《离骚》一篇，称为《离骚传》。其后，西汉的刘向、扬雄作了《天问》注，东汉的班固、贾逵作了《离骚》注。这些著作很早就失传了，而王逸吸收了他们的部分成果，使他们的说法不至完全泯灭，这是《楚辞章句》的一大功劳。“楚辞”原先只有单篇流传，刘向校理群书时，把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作品和刘向自己所作的一篇《九叹》合编为一书，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这是第一部以《楚辞》为名的著作。王逸以刘向的十六卷本《楚辞》为依据，又加上自己作的《九思》和班固的两篇《叙》，共成十七卷。

     王逸的注与汉人注释经书的体例基本相同，也是先解释字词，再串讲章句大意。王逸注显然受《毛诗诂训传》的影响较深，他仿照《毛传》之例，为《楚辞》各篇作了序文，指明各篇作者、写作时间背景、命题大意和主要内容。这些序文对继续研究《楚辞》很有参考价值。王逸认为屈原的作品继承了《诗经》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能够“引类譬喻”，用善鸟香草表现忠诚坚贞，用恶禽臭物比喻谗佞小人。这个看法概括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王注着重于语言词汇的诠释，虽然有些地方不甚详备，但因其书时代较早，又多取先儒训诂，所以对理解文义扫除语言障碍仍有很大帮助。又因为王逸生长于楚地，所以对《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注释得较为清晰明白，如说：“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羌，楚人语词也”等等，这对于了解楚地方言极其有益。王逸在《九章·涉江》以下的注释，往往采用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如“遭遇谗佞，失官爵也；远离亲戚，而斥逐也”，等等，这种注释不仅别具一格，而且也为研究汉代用韵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王逸《章句》是全面注释《楚辞》的第一本著作，具有开创之功。但任何事物在草创之初总不免存在一些缺陷和疏漏。《楚辞章句》的主要缺点是有些解释望文生义，附会穿凿；也有些训诂不明词义以致失误。例如《九章》本是九首诗的合编，故名《九章》，而王逸却说：“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这就不能不说是望文生义了。又如《离骚》中的“九歌”，本是神话中天帝的乐曲名，而王逸却引《左传》“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加以解释，这是用儒家经典附会《楚辞》。王逸《章句》虽有不少缺点，但仍不失为学习和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著作。

    《楚辞章句》单行本，现存以明隆庆年间芙蓉馆翻刻宋版较为精善。因《楚辞补注》全录《章句》，二书合而为一，所以近年来没有新印《楚辞章句》单行本。


      纠正补充《楚辞章旬》的佳作——《楚辞补注》（十七卷，宋洪兴祖著）

       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北宋末年出仕，南渡后又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触犯秦桧而编官昭州卒。《楚辞补注》是专为补充王逸《章句》，纠正其错误而编撰的。其书体例清朗醒目，先把王逸注列在前面，“补曰”以下是洪兴祖的补充和校正，新旧之说界限分明。

      生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有强烈民族感的洪兴祖非常崇敬、热爱屈原，他对班固、颜之推等人批评屈原的言论不能容忍，斥之为“妾妇儿童之见”。在《楚辞补注》中，他也倾注了对屈原的热爱之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在编撰时下了极大功夫。他先从柳展如处得到苏轼手校《楚辞》十卷，又搜集了十四五家不同的版本，对《楚辞》正文和王逸注文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写成了《楚辞考异》一卷；然后参校了欧阳修、孙觉、苏颂等人的校本，补充了《考异》之遗。洪氏以前的《楚辞》注本偶尔有些文字的考异，很不完备，至《楚辞补注》出，才有了全面而精细的校勘考异。《楚辞考异》原本独立成卷，今本则分散地附于《补注》各句之下。

      为了补充王逸《章句》之不足，洪兴祖参阅征引了大量古籍。王逸引书多不注出处，洪兴祖不仅一一补充注明，还详引原文加以疏通。《补注》引书还兼有考据性质，比如对鸟兽虫鱼香花异草等名称，王注较为简略，洪兴祖则引用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作了精细的考证。王注多不出六经范围，有一概以经书解之之嫌，例如《楚辞》中有许多神话传说和先朝轶事，王注往往用儒家经书的记载加以附会地解释，殊不知《楚辞》中涉及的事情与儒家经书的记载很不相同，多是一些出自不同系统的传闻。洪兴祖则于六经之外广征博引，诸如先秦诸子，《史记》、《汉书》、《山海经》、《淮南子》等等，凡有助于疏解《楚辞》的古籍或新作，无不遍而引之。他所引用的书籍，既比较准确地解释了《楚辞》原文，又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洪氏《补注》所引用的书籍很多都已经散佚了，例如王勉的《楚辞释文》，早在南宋初年就已失传，补注中则引用了七十余条；再如东晋徐邈的《楚辞音》，郭璞的《楚辞注》以及同时代人的一些观点等等，这些逸书遗说实赖《补注》的征引才得以留存。在保存旧说方面，《补注》确可谓有功之臣。

    《楚辞补注》的缺点是略有些烦琐，另外，由于重点在于训诂考据，因而对作者意旨的阐发也稍嫌不足。《楚辞补注》的版本，最常见的是《四部备要》本。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曾用《四部备要》本翻印出版。最近，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的新的《楚辞补注》标点本。

     独具特色的宋人注本——《楚辞集注》（八卷、附《辩证》二卷、《后语六卷，宋朱熹著）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官至宝文阁待制。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广博，著作等身，影响深远。《楚辞集注》是他晚年辞官后所作。

     朱熹注《楚辞》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王逸《章句》洪氏《补注》只详于名物训诂，而疏于文词大义的发挥，甚至旁引曲证强附其事，使屈原情志“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因此重新作注。二是感于时事而作。据《齐东野语》《困学纪闻》等书记载，赵汝愚因党争之祸被贬，死于道，朱熹有感于怀，为之注《楚辞》，以寄托悲思之情。

    《楚辞集注》的篇目取舍和编排体例与《章句》《补注》均不同。朱熹认为王逸《章句》所收篇目取舍不当，特别是《七谏》以下各篇“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因此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补充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总名之为《离骚》，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卷六至卷八称为《续离骚》，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十六篇。这种编排体例是因循汉人的作法，司马迁、班固、扬雄等都总称《楚辞》为《离骚》。《集注》的注释方法也与《章句》《补注》不同，《章句》以一句或二句为一章，而《集注》则以四句、六句或八句为章，这样做照顾到一层意思的完整性，便于综合说解，有可取之处。每章的注释分为四个部分：校正文字、审定音读、解释字词、串讲大意。又依《毛诗》之例，各章之下写明赋、比、兴。《集注》采用的《楚辞》正文也与《章句》《补注》不尽相同，例如《离骚》“何桀纣之猖披”，《集注》“猖”作“昌”；《九歌》“鸟萃兮蘋中”，《集注》作“鸟何萃兮蘋中”；《天问》“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集注》作“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集注》的正文，多与《补注》所引一本同，在校勘上有一定的意义。

      既然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只详于训诂是个缺陷，因此他就特别注重串通章句，发明作者的微言大义。朱熹的注释也的确比较简明通达，纠正了不少王逸的失误和穿凿附会之处。例如，《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王逸说：“缰在口曰鞿，革络头曰羁。言为人所系累也。”鞿羁一词的本义诚如王注，但这里不是比喻被别人所系累，而是指自己约束自己。王逸只注重个别字词的训诂，没有通观全文之意，故有此误。朱熹说：“鞿羁，言自绳束，不放纵也。”简洁而准确地注明了“鞿羁”一词在此处的含义。再如，《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和“椒专佞以慢慆兮”，王逸认为兰、椒指楚公子子兰和大夫子椒，这是十分荒谬的；而朱熹则认为，兰、椒同文中其它的香草奇葩一样，只有一般的比喻意义，并不确指某人，纠正了王逸的错误。

      但是，因为朱熹极力想探索和阐发屈原的微言大义，不免求之太过，出现了许多穿凿的解释。例如《九歌》诸篇，本是楚国祭祀神鬼的乐歌，经过屈原的加工修改，的确有可能抒发某些个人的思想情感，但其间绝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方面的寄托。而朱嘉认为《九歌》的每一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此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因而他对各篇都作了穿凿的解释：说《东皇太一》是“寄人臣尽忠竭力，爱君无已之意”；说《云中君》表现了“臣子慕君之深意”；说《湘君》是“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而对《山鬼》的每句话都认为是“托意君臣之间者而言之”。这些强加于《楚辞》的附会之说，虽然不都是朱熹的发明，但以他的说法对后世影响最深。

    《楚辞集注》之外，朱熹还有《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辨证》主要是订正旧注之误和对一些问题的考证，因放在《集注》中恐文字太繁而影响读者掌握《楚辞》意旨，故别附于后。《辨正》对旧注的驳正有很多是正确的，所考证的问题也颇有参考价值。《后语》辑录了宋玉以后直到宋代吕大临的词赋五十二篇，是根据晁补之《续楚辞》和《变离骚》二书改编的。《楚辞集注》古本，以宋端平二年（１２３５）朱鑑刊本为最好。１９５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影印了端平本，１９７９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以端平本为底本的《楚辞集注》标点本。

^^清人重要注本举例

    明代有关《楚辞》的著作不少，但大多水平极低，或空疏无物，或抄袭朱注而敷衍之，只有汪瑗的《楚辞集解》质量最佳，最有特色。在字词训诂、阐发屈辞微旨等方面，都很有特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清代影响很大。

     清代有百余种注释、研究《楚辞》的著作，下面介绍几种较有价值的注本：

    《楚辞通释》十四卷，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著。《通释》在训诂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虽偶有新见，但总的来说注释的错误很多。《通释》的特点及价值在其思想性。王夫之借注释《楚辞》尽情地发挥微言大义，借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愤懑之情，寄托自己的民族思想。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有很深的体会，因而对《楚辞》的解释也比较深刻，能使读者得到不少启发。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过《楚辞通释》断句本。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六卷，附《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山带阁注楚辞》注释翔实、考证精审、征引丰富；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指导注释，因而特别注重对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订，有很多地方颇为精确。蒋骥还绘制了五幅《楚辞》地图，形象地表现了屈原的行止和作品的先后。《余论》主要内容是驳正旧注得失，考证名物异同，评论《楚辞》章法。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过《山带阁注楚辞》的排印本。

    戴震的《屈原赋注》十卷。重点在于字句的训诂和名物的考释，绝少空谈义理之处。作者精通训诂考据之学，因而他的注释大多都能在先秦古籍中找到根据，考识精核，简明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