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

湘里妹子

作者：李伯重 撰(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歷史研究》，2005/6，91～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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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東晉南朝時代，江東地區的文化衝突和融合，表現為僑、吳、士、庶之間的扞格互動，並最終形成了既體現漢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吳地文化特色的江東文化。自隋唐以後，江東一直是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濫觴就是東晉南朝時期形成的江東文化。

　　東晉南朝時代江東地區的文化衝突和融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諸多學者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討論。本文力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問題做進一步探索。

一、東晉南朝江東的主要文化類型

　　本文中的江東地區，大致為東晉南朝時代的三吳和會稽，因此常稱為吳會地區。① 三吳的具體範圍歷來有爭論。唐代《十道志》、《通典》、《元和郡縣誌》的解釋是吳郡(唐蘇州)、吳興郡(唐湖州)和丹陽郡(唐潤州)，或吳郡、吳興郡與義興郡(唐常州)。會稽的範圍，則包括東晉南朝的會稽郡(唐越、明二州)。此外，位於吳郡以西、義興郡以北、丹陽郡以東的晉陵郡(唐常州)，雖然在行政上屬於南徐州(三吳和會稽則屬於揚州)，但是實際上一向是吳地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文中的江東地區，大致相當唐代的浙西道及毗鄰的越、明二州。

　　東晉南朝江東地區的居民，從來源上來說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土著居民，文獻中稱為吳姓或吳人(本文稱之為吳人)；一是北方移民，文獻中稱為僑姓、僑人或北人(本文稱之為僑人)。吳人和僑人雙方都並未把對方視為異族，而居住在中原的胡人和漢人也都把江東的吳人和僑人一起視為漢人。但是在當時，吳人和僑人的確是兩個在文化上有明顯差異的群體，並在東晉南朝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處於不同的地位。這種差異使他們產生了各自的認同感。

(一)吳人與吳文化

　　江東地區的原始住民主要是越人。② 他們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與中原華夏人的文化明顯不同。自西周以來，華夏人不斷南下，在將中原文化帶到江東的同時，也與越人逐漸融合，建立了吳、越兩國。吳、越兩國王族祖先都來自中原，③ 因此王室使用中原華夏語；普通民眾則使用越語。但吳、越兩國在保留中原若干制度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順從土俗。例如吳國建立者太伯、仲雍出於西周王室，《史記》卷31《吳太伯世家》載：“南奔荊蠻，文身斷髮……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左傳》哀公七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荀子‧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移入吳地的北人，也因而在許多方面被越化。因此在華夏人眼中，吳文化以躁勁輕揚、尚武好勇、長於舟戰著稱，明顯異於中原華夏文化。④ 但是到了春秋後期，由於吸收了大量的華夏文化，吳國居民與周圍地區的越人在文化上已有明顯不同。⑤ 在越國統治下的會稽一帶的越人也步吳人後塵，在文化上逐漸脫離其他越人。⑥ 正因為如此，吳、越兩國統治者逐漸被中原所接受，兩國也被視為華夏諸侯國。吳王夫差不僅發起和主持了華夏諸侯國的黃池會盟，還差點當上盟主。爾後，越王勾踐也大會各國諸侯於徐州，周天王派人來“致胙”，表示承認。但儘管如此，吳、越普通民眾在習俗與語言上仍保持著與中原不同的特色，⑦ 而且往往也因此被視為夷狄，而不被視為華夏人。《春秋穀梁傳》哀公十三年：“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范寧注：“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呂氏春秋‧知化篇》載，春秋末年吳王夫差欲北伐齊國，伍子胥以為不可，說：“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以後，這個融合過程加快了，特別是漢武帝時將大批越人強制遷移到江淮等地，更使得吳地居民成分發生了頗大改變。此時居民的主體吳人也被視為漢人。⑧

　　兩漢及三國江東的吳文化，雖然已經成為漢文化的一部分，但這種文化與中原漢文化仍有相當大的差別。妹尾達彥認為漢代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浸透著華北農耕文化的儒教價值觀。⑨ 而漢代吳地文化的特點則是好勇鬥狠，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42“策權起事在吳”條，已注意秦末項梁、項羽 ，漢末孫策、孫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在分析原因時指出：“蓋自闔閭、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為用武地也”。但吳人在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社會組織等方面仍頗有不同於中原之處，如《宋書》卷82《周朗傳》載周朗言：“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與此相對照的，則是《宋書》卷46《王懿傳》所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可見吳人的宗族組織比較鬆散，中原宗族組織卻很緊密。因此東漢時梁鴻移居吳郡後，仍然把這裏與中原對立起來。⑩

　　西晉時，雖然吳人早已不再被中原漢人視為夷狄，(11) 但他們與中原漢人在文化上的差異仍然很明顯，存在頗大的隔閡。特別是在上層社會中，中原士大夫十分鄙視吳人，稱之為“貉子”；吳人士大夫也看不起普通北人，稱之為“傖”。(12)

　　在兩漢時期(特別是東漢後期)遷入江東的北人，有許多是舉宗遷移而來的。(13) 他們很快就立住了腳，並積極推行一些適用于南方水田農業的中原農耕技術，促進了吳地農業的發展，並逐漸演化成勢力強大的地方豪強。(14) 他們在生活習慣、語言上也逐漸“吳化”，後來更以“吳人”自居。孫吳政權主要就是以他們作為基礎的，(15) 到東晉南朝時期，他們大多變成了吳姓士族。(16) 吳地普通民眾則為吳姓庶族，其中大部分人是生活在士族蔭庇下的農民，但也有一部分是地主，甚至是地方豪強。但不論其經濟地位如何，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十分卑下，被士族輕視。

(二)僑人與僑文化

　　西晉末年，規模空前的移民大潮開始從中原湧向江東。《晉書‧王導傳》稱“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資治通鑒》卷87“懷帝永嘉五年”曰：“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這次北人南遷，人數眾多，延續時間長達百年，而江東地區則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者。(17) 這些移民被稱為僑人，他們在江東地區的居住方式分為兩種：第一，在首都建康周圍，移民尤為集中，其中設在鎮江、常州一帶的南徐州有僑口22萬餘，東晉政府也因此而設置了二十多個僑州郡縣來管理他們；(18) 第二，位於吳、吳興、義興與會稽諸郡，雖然也接受了相當數量的移民，這些移民卻分散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吳人中，政府也未設置僑州郡縣。(19)

　　東晉南朝時期的北人南遷除了規模大、時間長外，還有一個特點，即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南遷是由世家大族領導的。(20) 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晉的中原名門(如王、謝、袁、蕭等高門名族)為首，南渡後形成了僑姓士族，掌握著政權，高居於社會的頂層。此外還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遷入江東，形成了僑姓庶族。僑姓庶族不像僑姓士族那樣享有特權，其中大部分人地位卑下，只能當兵打仗，或者成為士族的佃客和私屬。僑人數量雖然不小，但就南朝全境而言，主要居民仍然是土著。在江東，土著居民大部分是吳人，而吳人和僑人的主要差別在於文化與風俗習慣。(21)

(三)僑、吳、士、庶文化之別

　　東晉南朝的社會分為士(士族、世族、門閥、高門)與庶(庶族、寒門、寒人、寒族)兩大等級。(22) 士族享有特權，庶族則沒有特權。在這兩大等級中，又分為僑姓和吳姓兩大部分。這樣，社會中的四個基本群體是僑姓士族、吳姓士族、僑姓庶族和吳姓庶族。這四大群體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徵，因此在東晉南朝的江東地區，存在著僑姓士族、僑姓庶族、吳姓士族和吳姓庶族四種文化。

　　一般而言，士族文化體現了精英文化。余英時強調中國的精英文化(即“雅言”傳統)不但起源很早，而且一脈相承，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時代，這種精英文化仍然維繫著一種共同的文化意識。而漢魏中原儒家精英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文化的統一。(23) 這種統一性也清楚地表現在東晉南朝的僑、吳士族文化中。僑姓士族是漢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繼者，吳姓士族是吳地精英文化的負載者，而吳地的精英文化又源自兩漢三國時代的中原精英文化。二者可以說是同源而異派，因此存在著差異。

　　僑姓士族是漢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繼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以這些中原名門為主要基礎的東晉政權，南渡時也把漢魏中原精英文化比較完整地搬遷到江東。如《隋書》卷49《牛弘傳》所云：“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到江東之後，他們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徵，因而這種文化特徵也成了士族身份的主要標誌之一。(24)

　　吳地的精英文化在漢代尚未能進入主流，江東士人因之在全國也沒有地位。(25) 到三國時，中原精英文化發生了頗大變化，而江東精英文化則依然故我。王永平就吳地學術與中原學術進行了比較，認為清人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凡例》中的一段話很有識見：“三國之際，經學已成弩末。況值馬(融)、鄭(玄)之後，多變今從古。然此風于曹魏尤甚。若蜀、吳地偏，今學尚未盡漓，故虞氏之《易》出於孟、楊，仲通之《書》本于歐、夏，餘亦多出今文。惟《詩》一派，蜀、吳多從毛、鄭，而魏尚存魯說，此又不可不知者也。”王氏強調這段文字指出在漢魏之際經學“變今從古”的大趨勢下，吳地“今學尚未盡漓”、“多出今文”的特點，這是很深刻的。(26) 周一良指出：“三吳人士之政事文學俱有可觀，而中原人猶以化外視之”。(27) 此外，吳姓士族也有自己的文化特徵。這種特徵不僅體現在他們使用的原始吳語與中原漢語有很大差距上，(28) 而且也體現在禮俗、書法等其他方面，因此與中原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自成一系。(29)

　　在庶族方面，無論是僑、吳，都自有其文化特徵。僑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鬥為重要特徵，如《南史》卷22《王曇首傳附王儉傳》載，王敬則出身僑姓庶族，名位顯達後仍然不失本色，甚至在宮廷宴樂中也“脫朝服，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齊高帝)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張自烈《正字通》卯集手部“拍”字：“拍，張手搏捽，胡之戲也”，並舉王敬則事為例。僑姓來自北方，與胡人接觸較多，故善胡戲。而吳姓庶族文化則以“妖而浮”的吳歌等著稱。(30) 較之僑、吳士族文化之間的差距，僑、吳庶族文化之間的差距可能大一些，但二者在許多方面也頗有一致之處。

　　由於這四大群體都自有其文化特徵，因此東晉南朝的文化融合，就是這四種文化的融合。

二、東晉南朝僑、吳、士、庶文化的融合

　　東晉南朝江東僑姓士族、吳姓士族、僑姓庶族、吳姓庶族四種文化的融合，始於東晉建立，一直持續到陳朝滅亡。這種融合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帶有明顯的等級性。換言之，這種融合首先發生在同一等級之間，亦即僑、吳士族之間的文化融合，以及僑、吳庶族之間的文化融合，從而使得僑、吳文化的差異，逐漸演化為士、庶文化的差異。爾後，這種體現等級差異的士、庶文化，又逐漸融合，最後形成一種體現江東社會整體特點的新文化——江東文化。因此，這裏我們先看僑、吳文化，然後再看士、庶文化的融合情況。

(一)僑、吳文化的融合

1. 僑、吳士族文化的融合

　　北人大批南渡後，不可避免地與原住民吳人發生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主要發生在士族之間。經過一段時間後，僑、吳士族之間達成一定的妥協，王、謝等僑姓士族避開吳姓士族集中的吳郡、吳興等地，開發會稽等地。(31) 但是政權仍然主要把持在僑姓士族手中。

　　僑、吳士族的衝突也表現在文化上，甚至影響到僑、吳士族之間的通婚。晉室南渡之初，出身於僑姓頭等高門的王導為籠絡吳姓士族，曾向吳地名門陸玩求婚，卻遭到拒絕，理由是不能“亂倫”。(32) 可見僑、吳之間隔閡之深。甚至到了南齊時，吳姓士族對僑、吳之別仍然耿耿於懷。《南齊書》卷52《文學丘靈鞠傳》載，吳興烏程文人丘靈鞠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途轍，死有餘辜”。當然這主要是針對北人把持政權而言，但是從中亦可見文化衝突。然而，隨著僑、吳士族之間妥協的達成，兩種文化的融合加速了。(33)

　　在上層社會中，文化融合的主要趨勢是吳姓士族“北化”。在東晉南朝大部分時間內，僑姓士族不僅把持了中央政權，而且高居於社會頂層，成為吳姓士族人士仿效的榜樣。東晉初年，王導還不得不強作吳語，以籠絡不願說北語的吳地士大夫。《世說新語》卷6“排調第二十五”：“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導)……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劉注引《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這表明即使在東晉江東的上層社會士人中，吳語仍然是本地人與北人之間一個重要的差異。由此也可知許多北人(如劉真長)聽不懂吳語。但是到了劉宋時，吳地士大夫在正式場合(如朝廷議論、社會交際時)說吳語者反而成了少數。如《宋書》卷81《顧琛傳》載：“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換言之，僅有少數人尚堅持在正式場合說吳語。吳姓士族在正式場合都不操吳語，在詠詩作賦時當然更不用土音。(34) 除語言外，吳姓士族還積極學習僑姓士族帶來的中原精英文化。《抱朴子》外篇之26《譏惑篇》載，東晉初年，吳地士人葛洪深有感觸地說：“上國眾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于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並舉例說：“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因此“餘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他看不慣吳姓士人在文化上一味慕效僑姓士族，用諷刺的筆調寫道：“(吳人)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曰：‘此京洛之法也’”。葛氏的這些話，正是吳姓士族在文化上力求模仿僑姓士族的生動寫照。

2. 僑、吳庶族文化的融合

　　在下層社會主要趨勢則剛好相反，是僑姓庶族的“吳化”。三吳地區的僑姓庶族分散於吳人之中，社會、經濟地位不高，其中許多人甚至淪為吳姓豪族的佃客。(35) 因此他們與吳姓庶族接觸較為密切，彼此通婚，大多不同程度地採用吳語。《顏氏家訓》卷7《音辭篇》在談到南北語言時說：“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陳登原在解釋這段話時指出：“南變於越云云，則北來之人，受南方土著之影響也”。南方僑姓士族以講洛陽話相尚，而講吳語的北人主要是僑姓庶族。(36) 典型的例子是陳霸先，《南史》卷12《陳武宣章皇后傳》載，陳霸先先娶吳興錢氏女，續娶吳興章氏(鈕氏女)，因與土著通婚，說吳語，久已同化於吳人。另一個例子是蕭齊大將王敬則，《南齊書》卷26《王敬則傳》載，王氏係僑姓寒人，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年輕時“屠狗商販于三吳”，終生不識字。顯達後，“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嘗坐，接士庶皆吳語”。其世子仲雄更作吳歌。王氏父子顯然已經相當“吳化”。由此可見，僑姓庶族的“吳化”殆成趨勢。

　　東晉南朝江東經濟和城市的發展，也為僑、吳庶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南史‧循吏列傳》記宋文帝元嘉時，“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齊武帝永明時，“都市之盛，士女昌逸，歌舞聲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這對於生活在大小城市裏的僑、吳庶族來說，意義尤大。因為城市生活使他們之間接觸更為密切，從而也使文化融合更為迅速。

　　然而，上層和下層社會的僑、吳融合在速度上頗不相同。大體而言，僑、吳融合在上層社會比較緩慢，而在下層社會則比較迅速。周振鶴、遊汝傑在分析一個地區雙語並行的原因時認為，一是移民有較強的族系意識，有意識地保持原有的文化傳統；二是移民聚居，自成社區。(37) 這兩種情況明顯地存在於東晉南朝時代的江東。事實上，東晉南朝(特別是東晉)的士族，無論僑、吳(特別是僑姓)，都具有相當強的封閉性。他們的族系意識十分牢固，宗族成員對本宗族有強烈的依附關係，生活在高度自給自足的莊園裏。正如謝靈運在《山居賦》裏說的那樣“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謝工商與衡牧”。除鹽、鐵和賦稅外，士族莊園基本上不存在與外界的產品交流。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他們自然可以脫離外界的影響。與此相反，庶族的宗族組織和族系意識都較弱，居住也往往很分散，難以自成社區，因此無法與外界隔絕。同時，由於彼此接觸較多，社會地位較為接近，畛域之見比較淡薄，相互關係也比較密切。特別是在土斷之後，僑、吳普通民眾都處於同一行政管理之下，身份差異日漸消失，在認同方面的差距也隨之縮小，因此融合也更為迅速。(38) 總而言之，庶族之間僑、吳融合的完成，比士族之間僑、吳融合的完成，要來得更早。(39)

　　上層社會的僑、吳融合以僑人帶來的漢魏中原文化占主導地位，而下層社會的僑、吳融合則以吳地原有的吳文化占主導地位。從此意義上來說，僑、吳文化的差異，逐漸演化為一種等級的差異。這種情況最明顯地表現在雙語並行上，即如陳寅恪所指出的那樣，東晉南朝士人講北語，庶人講吳語。這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可以得到印證。據顏之推本人的直接感受，“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而“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陳寅恪對此解釋說：“南北所以有如此不同者，蓋江左士族操北語，而庶人操吳語；而河北則社會階級雖殊，而語音無別故也”。換言之，在北方上下層社會所使用的語言差別不大，而在南方則差異明顯，以至僅聽“數言”即可辨“士庶”。在此意義上，“士人皆北語階級，而庶人皆吳語階級”。(40) 當然，這種語言差異既然體現了士庶的等級差異，也會隨著士庶關係的變化而改變。

(二)士、庶文化的融合

　　我們也要注意到，在東晉南朝時期的僑、吳文化融合中，也存在著與上述趨勢相反的傾向，即在士族方面，僑姓士族越來越多地受到吳姓庶族文化的影響；而在庶族方面，吳姓庶族也越來越多地接受了僑姓士族的文化。

1. 士族文化的“庶族化”

　　在士族方面，周一良指出：“(到了南朝時)，渡江已百餘年，僑人雖高自標置，不自覺中亦受南人影響”。(41) 唐長孺指出南朝宮廷文學的產生及其特點與吳姓寒人(特別是商人)有很大關係，而同時反映城市生活並以愛情為主題的吳歌、西曲等，也在東晉南朝僑姓士族中傳播開來。(42) 甚至在語言方面，雖然士族以洛陽話為正式語言，但是如陳寅恪所言，東晉以來士族以吳語接庶族。(43) 換言之，僑姓士族也逐漸學會了吳語，因而才能對庶族使用吳語。一個典型例子是連王、謝這樣的最高門第的僑姓士族也常講吳語，甚至在對僑姓人士講話的場合也是如此。如《世說新語》下卷《排調第二十五》：“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頂鳥，但聞喚啞啞聲’。”甚至皇室也因為受到周圍吳姓寒人的影響而使用吳語。

　　到南朝時期，最高統治集團基本上出身於庶族。宋、齊、梁三朝皇室是僑姓庶族，而陳朝皇室則來自吳姓庶族。在他們身上，仍然保持著濃重的庶族色彩，並未受到儒家禮教的薰陶，(44) 在文化上也明顯地保留著下層社會的文化特徵。例如《南史‧齊本紀廢帝郁林王》載，齊郁林王喜歡“微服遊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群小共作諸鄙褻，擲途賭跳，放鷹走狗”；《齊本紀廢帝東昏侯》載，齊東昏侯(後廢帝)則“于苑中立店肆……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因此之故，下層庶人的文化也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宮廷，《南齊書‧蕭惠基傳》稱：“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南史‧王曇首傳附王僧虔傳》載，到了宋末，齊高帝輔政，王僧虔上表請正聲樂，說：“喧丑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成為南朝上層社會文化的一個來源。如《宋書‧樂志》所云：“孝武大明中，以鼙、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殿庭”。由於宮廷的特殊地位，使得這些源自下層社會的庶族文化也逐漸為士族所接受。(45)

　　可見，在東晉南朝特別是南朝時期，出自庶族的俗文化逐漸變成士族文化的一個部分，殆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士族文化也在“庶族化”。

2. 庶族文化的“士族化”

　　在庶族方面，無論吳姓還是僑姓，都受到士族的重大影響。因為士族在社會上居於主導地位，因此是庶族仿效的榜樣。例如《宋書‧徐湛之傳》載，徐湛之係僑姓士族，“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這些門生投靠徐湛之，當然也會仿效他的士族文化。庶族中的許多人逐漸接受了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原文化。(46) 經過東晉南朝，“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47) 庶族中受過教育者，其受漢魏中原文化影響的程度更深。例如他們在做詩撰文時，“必依仿勝流，同用北音，以冒充士族，則更宜力避吳音而不敢用”。(48) 典型的例子如東晉南朝江東著名地方豪強武康沈氏。兩《唐書‧沈法興傳》載，族人沈法興在隋末率宗族數千人起兵，佔據了江東十餘郡，企圖割據。沈氏是吳姓庶族，具有反對僑姓統治的傾向，但是在東晉與南朝各朝，沈氏都有人在朝廷任職。沈氏出仕者，在東晉和劉宋時代以武人著稱(如沈充、沈田子、沈林子兄弟等)，而到了齊、梁、陳時則以文人聞名(如沈麟士、沈約、沈旋、沈眾、沈文阿、沈沫、沈不害等)。這表明僑人帶來的漢魏中原文化已在吳興土著沈氏家族生根，並已成為該家族的特徵。即使在江東的邊緣地區，如斯波義信所言，原有的土著文化在以儒家、佛教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滲透下，也發生了很大改變。(49) 例如吳興郡故障縣，僑人不多，文風亦不盛，但到了南朝時代，本地人向學者漸多。《南史》卷72《文學吳均傳》載，故障縣青山人吳均，“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成為梁朝著名文士和學者，並深受梁朝臨川王和武帝賞識。像這樣的吳姓庶族，在文學和學術乃至意識形態上與僑姓文士和學者已無二致，所用語言也是一種“北化”了的吳語。如後所述，到了梁、陳時代，士庶之分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文化的差異，而庶族在文化上竭力仿效士族的結果，是家世譜系逐漸不被重視。唐人薛謙說：“晉、宋祗重門資，有梁雅愛屬詞，陳氏特珍賦詠”。(50) 換言之，寒人倘若受了一定的精英文化的教育(如能詩詞歌詠)，就有可能成為士人。同時，這樣就使得士庶界限越來越不易區別，社會等級的文化特徵也在逐漸縮小之中。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庶族地主和商人經濟地位上升後，以各種手段擠入士族行列，從而改變了士族的組成。士庶雖然從來有別，但是怎樣才能算士族卻缺乏明確規定。劉宋時國家頒佈了一種硬性規定後，士族標準方有定。不料弄巧成拙，這個規定成為“眾巧之所始”，士族的稱號反而易於獲得。於是大量的庶族冒稱士族，以致宋、齊時政府不得不多次清查，將冒稱者“卻籍”。但是冒稱者實在太多，因此這些清查也無濟於事。據宋人虞玩之所言，在當時的揚州，十一年內被“卻”出的人戶達71000餘戶，居然占到總戶數143296戶的一半。(51) 冒稱士族當然需要一些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學習士族文化，盡力模仿士族，使庶族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士族化”。典型例子如張敬兒。《南史》卷46《張敬兒傳》載，張氏出身僑姓寒人，原名狗兒，顯達後“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竊笑之”。

　　總體來說，雖然在東晉時期，士族和庶族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很明顯，而且士族竭力保持自己高不可攀的地位，但是到了南朝，士族代表的精英文化和庶族代表的大眾文化之間的差異開始縮小。這種縮小，主要原因如余英時所言，是由於大眾文化的發展演變往往並非獨立進行，而是從上層文化中滲透下來的，只不過是經過了一番“俗化”而已。(52) 庶族在文化上竭力摹仿士族，士族代表的精英文化當然“滲透”到了庶族中。如上所述，在東晉南朝時期，吳地俗文化(實際上也就是庶族文化)的一些內容(如吳歌、白苧舞等)也逐漸向上進入了士族文化。(53) 雖然士族中的保守人士(如王僧虔等)對此深感不滿，並且公開反對，(54) 但是這種俗文化不僅受到宮廷和庶族出身的高官顯貴的喜愛，而且逐漸為許多出身士族高門的人士接受。

三、東晉南朝江東文化融合的社會背景

　　無論在什麼社會中，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都存在距離，但同時也具有一種共生的關係，彼此發生影響。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差異的大小，往往取決於社會流動性的強弱。社會流動性越強，這種差異就越小；反之則越大。在大多數傳統社會中，由於社會等級結構僵化，導致社會流動性很小，因此上下層文化差異不僅很大，而且持久，成為等級差異的一種表現。(55) 只有當著原有的社會等級結構被打破、社會流動加強後，這種差異才會消失，從而出現一種全社會普遍接受的文化。

　　余英時指出在傳統的中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交流比較暢通。(56) 弗里德曼則說傳統中國的“精英文化和農民文化不是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後者的另一版本，而後者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57) 儘管弗氏所言可能失之簡略，但是較之與中世紀歐洲那種精英文化自成一個“封閉的傳統”(closed tradition)的情況，(58) 中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雙向交流和互動確實比較顯著。由於這個特點，兩種文化也比較容易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整體的文化，而不像歐洲那樣兩種文化彼此隔絕。(59) 但是在東晉南朝時代的江東，也出現了與中世紀歐洲相類似的情況。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這個時期的江東社會是一種僵化的等級社會。其主要特徵，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士庶懸絕”。士、庶兩大等級具有世襲性，變動非常困難。(60) 在晉、宋之際，士庶區別“似乎已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61) 由於士族在文化上日益“北化”而庶族在文化上不斷“吳化”，因此原來的僑、吳文化差異已轉化為一種社會的等級差異，即士、庶差異。在此情況下，為何會出現士、庶文化融合呢？

　　由於長期的相互影響，僑、吳、士、庶文化越來越相互接近。從技術上來說，這使得彼此的進一步融合比較容易。但是，如果作為它們基礎的等級壁壘不打破的話，融合仍然是很困難的。因此關鍵在於導致這種文化差異的社會等級界限是否能消除。如果社會等級界限逐漸消除，這兩種新的文化就有可能融合為一種朝野士庶都接受的共同文化。

　　士族衰落和庶族興起，是南朝時代江東社會的重大變化，意義十分深遠。作為這一變化的主要表現，政權先由僑姓士族手中轉移到僑姓庶族手中，然後再轉移到吳姓庶族手中。(62)

　　自劉裕建立宋朝開始，僑姓庶族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最高政權，但是士族在社會上還有很大的影響，(63) 庶族仍然在文化上竭力仿效士族。不過隨著庶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地位的上升，他們自己的文化也逐漸擠入了以往一向由士族壟斷的上層社會，成為上層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此背景下，“梁武帝時南北區別漸泯，不惟南人日以興起，荒傖亦復進用”。(64) 侯景之亂後，以陳霸先為代表的吳姓庶族取得政權，士族對政權的支配基本結束。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勝利也加快了體現社會等級差異的文化鴻溝的縮小。但是，這需要一定的具體場合。否則，如果還是僑、吳、士、庶隔絕的話，文化鴻溝仍然無法縮小。

　　東晉和宋、齊、梁朝雖然是僑人掌握政權，但吳人在國家機構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東晉是僑姓士族控制政權，但是南渡僑姓士族，連同司馬睿本人在內，實際上如《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載江東大族代表義興周勰語，不過是一批“亡官失守之士”。《世說新語》上卷《言語第二》載，司馬睿自己也承認“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他們把持政權，“駕御吳人”，當然會招致吳人、特別是吳姓士族的不滿，甚至舉兵叛亂。《晉書‧周處傳子玘附傳》載，周勰之父周玘就因謀叛不成而憂憤而死，臨死前對周勰說：“殺我者，諸傖子，能複之，乃我子也”。周勰秉承父志，糾集江東地方勢力，起兵叛亂。為此，東晉最高統治集團不得不大力籠絡吳姓士族，讓他們在政權中分一杯羹。爾後宋、齊、梁三朝，僑姓庶族掌握了最高權力，僑、吳士族在政權中的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僑、吳庶族的地位則明顯上升。到了陳朝，政權轉移到吳姓庶族手中，而其他勢力(僑、吳士族和僑姓庶族)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因此東晉南朝政權從一開始起，就是一個各種社會集團共同參與的政權。由於這種性質，東晉南朝的官僚機構和軍隊都是各種勢力的集合點。

　　在官僚機構中，雖然朝廷中的高官重位多為士族壟斷，但並非絕對。特別是到了南朝，朝廷的機要官位多為寒人(庶族)所專，(65) 士族則大多任“清要”之官，地位雖高，實權卻小。至於中下級官位，則以庶族任官者為多。如《梁書》卷3《高祖紀》載，宋、齊朝規定：“甲族(士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寒門)以過立(三十歲以上)試吏”。在軍隊中，僑人(特別是僑姓庶族)占了絕對優勢，但是其他社會階層人士也參與其中。例如東晉時握有重兵的王敦，本人出身僑姓士族高門，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基本上是僑姓庶族，但其幕府中也有像沈充那樣的吳姓大族。到了南朝，寒門出身的軍閥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很大，因此也有一些士族和他們結親。(66) 這種情況儘管不普遍，但是也表現了政治權力在破除社會階層界限方面的作用。

　　在東晉南朝，宮廷是社會精英最重要的社交場所。這種社交作用，在唐宋以後已不很重要，但在貴族社會色彩尚濃的東晉南朝(特別是東晉)卻不容忽視。通過宮廷的社交活動，使得具有各種背景的人物得以聚集在一起，從而加強統治集團的凝聚力。這些宮廷社交活動為僑、吳、士、庶文化的接觸和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場所。

　　蕭齊時代的一次宮廷盛宴，就生動地顯示了這種情況。據《南史‧王儉傳》，齊高帝蕭道成曾設宴於華林園，令參加宴會的文武群臣“各效伎藝”。於是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秀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則說：“臣無所解，唯知頌書”，於是“跪上前頌相如《封禪書》”。高帝說：“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又令陸澄頌《孝經》。接著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髮，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在這些大臣中，王僧虔、王儉、褚彥回、柳世隆是僑姓士族，其中王僧虔和王儉叔侄更出於一等高門的琅邪王氏，陸澄是吳姓士族，而沈文秀是吳姓庶族，張敬兒、王敬則是僑姓庶族。在這次宴會上，陸澄敬頌儒家經典，王儉朗誦漢代中原文學名篇，王僧虔和柳世隆用古琴進行演奏，褚彥回則用北方傳來的胡人樂器，沈文秀唱吳地民歌，張敬兒跳的大約是軍中舞蹈，而王敬則拍張則充分體現了吳地下層僑姓的文化，(67) 在宮廷的宴會上，僑、吳、士、庶文化共聚一堂，可見彼此開始相互接受。

　　因此，東晉南朝的主要社會集團，圍繞國家權力機構這個中心，密切了彼此之間的接觸，從而大大促進了彼此文化的融合。

四、江東文化的形成

　　杜佑在談到江東社會風氣變化時說：“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據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為之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68) 這段話，可以視為對東晉南朝江東文化融合的一個總結。(69) 由於江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經歷，自永嘉之亂起，經過幾個世紀的融合，在江東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新文化已非漢魏中原文化，亦非原有的吳文化，而是兼具二者特點的新文化，我們稱之為江東文化。隨著這種江東文化在從“閭閻賤品”到士大夫的各社會等級中逐漸取得統治地位，原先的僑、吳文化的界限也最後趨於消失。(70)

　　這種情況，非常明顯地表現在語言的變化方面。在士族方面，雖然堅持以洛陽話為標準語，但天長日久，在吳語的影響下，士族使用的洛陽話也發生了變化，成為一種“音雜夷夏”的北語。(71) 餘嘉錫指出：“自西晉以前之語言，必以洛陽語為准。南渡以後，更以建康為歸。但中原士大夫，居吳已久，既為忘其土風，亦漸效為吳語……於是建武以後之建康，自成一種南北相參之音調，如後世之所謂官話然者。士人如不解此，則無以應對周旋……大抵晉宋以後，凡南人而不能操建康語者，則皆目之為楚云”。(72) 周一良也認為：“南境諸州中，揚州人口最多，而僑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萬餘人之百分一點五。故揚州雖為僑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數僑人實最易為絕大多數之吳人所同化。顏之推已言‘南雜吳越’，吳越即南朝揚州之境。蓋揚州之僑人不自覺中受吳人薰染，於中原與吳人語音以外，漸形成一種混和之語音。同時揚州土著士大夫求與僑人沆瀣一氣，競棄吳語而效中原語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語音反而因吳人之模擬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種特殊語音視揚州閭裏之純粹吳語固異，視百年未變之楚言亦自不同”。(73) 唐長孺則指出：在東晉南朝，“吳士雖然學說洛陽話，終究帶著吳音。《顏氏家訓‧音辭篇》便說‘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顏之推所說的‘南染吳越’的音辭，包括南渡僑姓與吳士。葛洪所謂‘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的語言就是這種吳人口中的北語。隔了多少年之後，連僑人也受到同化，一樣的說那種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了。簡單地說，這種吳化洛陽語相當於藍青官話，因為是官話，所以只行於士族間”。(74) 這種吳化洛陽語當然已非原來以漢魏洛陽方言為標準音的北語。因此操北語者，如劉裕雖“累葉將相，楚言未變”，反被說是“雅道風流”。(75) 這種情況不僅對於武夫如此，對文士亦然。“其時(南朝時經學家)自北來者，崔靈恩、宋懷方、戚袞外，尚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鄙拙，唯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76) 可見即使是學者操“正宗”北語者，亦被輕視。週一良對此發問說：“渡江以後，僑人既以中原為尚，一切皆北勝於南。保存百年未變之楚音，自當為僑人所貴，何以……對楚音表示輕視？此其一。僑人語音即來自中原，雖晉宋以後中原語音漸雜胡語，亦不致相懸已甚，何以梁時對傖人語音如是之厭惡？此其二”。其答案是：“竊謂一言以蔽，僑人同化于吳人耳”。(77) 與此相類，如果說南朝士族講的是一種“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那麼我們可以說南朝庶族講的是一種“不南不北的北化吳語”。

　　隨著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興起，士族講的“不南不北的吳化洛陽語”進入了下層社會，而庶族講的“不南不北的北化吳語”也進入了上層社會。這種相互滲透更促進了兩種“不南不北”的語言的融合，最後導致一種朝野及士庶通用新語言(本文稱之為新吳語)的出現。(78) 到了陳朝，這種新吳語成了宮廷使用的語言。它同時具有漢魏中原漢語的基本語法和豐富辭彙，(79) 以及原始吳語的婉轉發音和生動習語，是一種非常優雅和富於表現能力的新漢語方言。因此之故，自此以後不僅不再有北人像過去那樣說吳語是“鳥聲禽呼”，相反中原語音倒被視為“鄙拙”。(80)

　　在音樂舞蹈方面，代表漢魏精英文化的清商樂在永嘉之亂後，大部分喪失，《晉書‧樂志》說：“永嘉之亂，伶官既減，曲台宣榭，咸變污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磐，其能備者，百不一焉”。一部分隨東晉政權傳入江東。但是正是這部分中原精英階層的樂舞，南渡後與江東的民間樂舞結合，形成新的樂舞。故《舊唐書》卷28《音樂志》說：“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這種“新聲”，就是僑、吳樂舞融合的產物。

　　在文化融合的其他方面(如學術風氣、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也都經歷了類似的變化。由此可見，到了南朝時代，江東已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即江東文化。

五、江東文化對後代漢文化的影響

　　這種新形成的江東文化，由於繼承了漢魏中原文化和原有吳文化的精華，不僅優於漢魏中原文化和原有吳文化，也優於北朝時期形成的新的中原文化。特別是其精英文化，更是如此，成為後世中國精英文化的基礎。這裏簡略地把南朝的江東文化和北朝的中原文化作一比較。

　　在江東僑、吳文化融合的同時，中原也經歷了一個胡、漢文化融合的過程。這兩種融合都是漢魏中原文化與不同的文化之間的融合，因此彼此有相同之處。例如陳登原已指出：在南北朝時期，江東和中原在語言和文字方面都各自發生了相當的變化。(81) 在語言方面，早在南北朝末年，顏之推就已指出當時的漢語，“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82) 亦即南朝江東形成的新吳語，與北朝中原受到“五胡”各族語言影響的新中原漢語，都與漢魏中原漢語有很大差異。但是二者相較，則似乎前者所保留的漢魏中原漢語的成分還多一些。(83) 在文字方面，則亦如《顏氏家訓》卷7《音辭篇》所載顏之推語：“晉宋已來，多能書者，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大同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蓋文字之不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隋之世”。據此，倘若把江東與中原相比較，則似乎中原在語言文化方面的變化甚至更大。

　　在精英文化方面，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差異似乎更為明顯。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向來以經學為核心，並以詩(歌)書(法)為表徵。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5“南朝經學”條指出：“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次為重，故習業益少”；但是到了“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充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在詩、書方面，東晉以前，著名騷人書家均出於中原，江東罕有其人，但是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文風衰頹，而江東則欣欣向榮。在詩歌方面，陶淵明、謝靈運成為中國詩壇的領袖。他們開創的田園詩、山水詩，對後世中國詩歌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在書法方面，行書是一種較新的書體，可能很早就流傳於民間，但是到了曹魏時才流行於中原士大夫間。江南民間雖或流行，而士大夫尚未接受。吳滅後行書傳入江南，到了東晉，王羲之、獻之父子將其發展至完美，從此書藝重心亦移到了建康。(84)

　　這種江東文化，比起北朝時期加入了許多胡人文化成分的新中原文化，(85) 顯然保留了更多的漢魏中原精英文化的內容，即如王通《中說‧述文篇》所說：“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也正是因為如此，佔有漢魏時代中原文化核心地區——山東的高歡，也大發感慨說：“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86)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江東文化可以視為漢魏中原精英文化的直系傳承者。

　　由於江東文化體現了漢魏中原文化的精髓，因此即使在北朝，江東也被視為正統華夏文化之所在。唐長孺認為，吳亡之後，江南士人羡慕中原風尚，“一到晉室東遷，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文化便轉移到了建康，改變了江南所固有的較保守的文化、風俗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晉以後所謂江南的風尚，有一部分實際上乃是發源於洛陽而以僑人為代表，並非江南所固有”。(87) 陳寅恪則從更長遠的歷史對此做了精闢的總結：“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故在此三源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及其他二源之重要”。(88) 由此可見，南朝後期創造的江左新制，與東晉和南朝前期保留下來而又傳回北方的漢魏舊制，一同構成了後日隋唐制度的基礎。陳氏在此所說的制度，不僅包括職官、刑律、兵制和財政，而且也包括禮儀和音樂。禮樂向來是華夏正統精英文化的核心，因此也可見東晉南朝形成的江東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上的地位。

　　正是由於江東文化的這種特點，在隋統一中國後，它也受到北方精英階層的認同和羡慕。出身關隴胡漢軍人集團的隋文帝、煬帝父子，一旦接觸吳文化之後，即表現出了深深的愛慕和眷戀。《隋書‧音樂志》載，隋滅陳後，陳朝樂工被送到長安，文帝聽了他們演奏的“清樂”後，大為讚賞，說這才是“華夏正聲”。煬帝更甚，在伐陳時“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學的新空氣”，因為“染到了南方文學風尚”，遂“看不起前人(即北朝)的簡陋”。(89)“陳平後，廣為揚州總管，前後十年，以北方樸儉之資，薰染於江南奢靡之俗”。(90) 他對北方權貴竇威等“以吳人為東夷”的說法深感不悅，駁斥說：“昔漢末三方鼎立，大吳之國已稱人物。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陳之後，碩學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為東夷之人，度越禮義，於爾等可乎！”(91) 煬帝不僅仰慕江東精英文化，而且也非常喜愛江東大眾文化。他好吳俗，好吳語。因此天下大亂開始後，煬帝居然用吳語對蕭后說：“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92) 頗有樂不思蜀的意思。這與西晉時中原士人鄙視吳人、稱之為“貉子”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隋亡後，唐太宗更“能夠把南方的文學和北方的吏治、武力綰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權”。(93) 出身於中原、自命為華夏正統文化的代表者的隋唐皇帝對江東文化的這種崇拜，在漢魏西晉時代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新現象。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新的統一帝國內，雖然北人在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但在文化上，東晉南朝形成的江東文化卻已被大多數人視為華夏正統文化的傳承者。

　　江東文化在隋唐和北宋時期保持著這樣一種地位，所以到了以後戰亂時，雖有北人再次大量湧入江東，卻不見僑、吳文化對立。例如，安史之亂時北人南遷至吳地的人數，可能不遜於永嘉之亂時北人南遷至吳地的人數，甚至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周振鶴引用時人的估計，在吳郡(蘇州)治所所在的吳縣，移民占到了當地戶口的三分之一。不但吳縣一縣如此，蘇州一州(包括後世的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的移民恐怕也佔有相去不遠的比例，而在常州、潤州、杭州、越州等地也有大量的移民。(94) 到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北人又一次大量湧入這一地區。乍看上去似乎東晉南朝的歷史又在重演，但事實非如此。以杭州為例，由於是行在，遷入的北人在杭州居民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以至連本地方言也因受北語影響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①而在遷入杭州的北人中，上層社會人士和文化精英又占很大比重，②可以說把汴梁的文化(特別是精英文化)搬到了這裏。但奇怪的是在南宋的杭州，卻未出現一種新的僑人文化。相反，北來人士很快就與當地居民融為一體，以致北人也樂不思蜀，“直把杭州作汴州”。造成南宋情況與東晉情況強烈反差的一個關鍵原因，乃是早在宋室南渡前很久，江東地區在文化上就已十分發達，成為中國其他地區仿效的榜樣。③而在晉室南渡時，吳文化還是被中原文化精英視為比較落後、甚至有些異類的文化。

　　江東文化所具有的這種地位，並未隨著南宋的滅亡而消失。到了明清時期，中國人對江東文化的傾慕依然不減，使得江東(明清稱為江南)成為了全國公認的文化上的領導者。④在上千年的時期內，江東一直是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濫觴就是在東晉南朝時期形成的江東文化。


注釋：

①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31，“吳會”條。
②古代的吳人和越人是否同族，史學界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吳、越同族。參見蔣炳釗：《吳、越是否同族？》，收於《國際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從先秦文獻來看，當時的人(特別是生活在吳、越兩地的人)都很清楚地指出吳、越同族。如《呂氏春秋‧知化篇》載伍子胥對吳王夫差說：“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道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
③參見張蔭麟：《中國史綱》，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第25頁。
④參見《漢書》卷28《地理志下》。斯波義信認為當時吳國文化未必是以農業為背景的，而中原文化則是一種農業文化。參見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366頁。
⑤與此相對照的是，越國國君的先世雖然也來自北方，但其民眾卻依然保持著原有的語言文化。參見張蔭麟：《中國史綱》，第73頁；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9頁。
⑥越國在滅吳之後，與齊、晉、楚並列成為當時天下四強，將首都從會稽遷至山東半島南端的琅邪，以後近一個世紀一直定都在此，促進了其境內的華、越融合。參見錢林書：《越國遷都琅邪析》，《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
⑦參見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頁；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第174—175頁。
⑧此時江東地區還存在許多仍然保持原有文化的越人，被稱為山越。關於山越，普遍的看法是居住在山區的越人。參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42，“山越”條；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0，“六朝時東南開啟”條，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569頁。唐長孺認為山越是南方土著，其中固有古代越人的後裔，但與漢人已很少差別，而更多則是逃避賦役與避罪入山的民眾。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此處採納普遍看法。
⑨參見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收於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9卷《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紀》，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⑩參見許倬雲：《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11)晉室南渡後，以江東吳語地區為統治中心。在東晉，北人與吳人雖然有隔閡，但並未相互視為異族。相反，其他的越人卻未被東晉政權有效地統治，而且仍然被北人視為蠻夷。這種情況在《魏書‧僭晉司馬睿傳》中有清楚的表述：“巴、蜀、蠻、僚、溪、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睿羈縻而已”。
(12)參見《魏書》卷96《僭晉司馬睿傳》；《資治通鑒》卷131“泰始二年”胡三省注；《晉書》卷58《周處傳》；餘嘉錫：《釋傖楚》，《餘嘉錫論學雜著》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13)關於北方宗族遷入江東的情況，參見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第368—371頁。
(14)東晉吳姓士族中地位最高的顧、陸、朱、張四姓中，只有顧氏為土著，其他三姓則為漢代移民。參見何啟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中古門第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第79—120頁。
(15)許倬雲曾對吳國的大族進行過統計，發現江南土著大族共28家，壓倒多數集中在吳郡、會稽、丹陽三地。這或可解釋為東吳政權以吳、會、丹的已開發地區為基地。參見許倬雲：《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
(16)關於孫吳門閥的形成過程，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指出，從孫吳中期開始，地方大族逐步掌握了軍政大權，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表現了門閥士族的特徵，到孫吳後期，已成為地位非常優越和穩定的上層統治集團。轉引自陳爽：《近20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東京，2001年。
(17)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譚其驤指出：從西晉永嘉之亂到劉宋末年為止，南遷人口總數多達90萬，約占當時劉宋全境戶口總數的六分之一。這些僑人戶口的分佈按照今日的省區計算，江蘇接受的移民最多，約26萬，占全部移民總數的29％。參見譚其驤：《晉永嘉喪亂之後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參見譚其驤：《晉永嘉喪亂之後之民族遷徙》。
(19)參見譚其驤：《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關於世家大族和士族兩個概念的區別，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30頁。但在此對二者不作嚴格區分。
(21)據周一良估計，“僑人對全境人口之比數，自遠在百分之十七以下”。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43頁。
(22)過去學界多把魏晉南北朝史料中的“庶族”、“素族”作為士族高門的對立面來理解。1984年陳琳國和祝總斌發表《庶族、素族和寒門》(《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1期)、《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兩篇文章，對此成說提出異議。陳氏認為庶族的概念由庶姓發展而來，包括士族在當中，絕無專指寒門的意思。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所用的“庶族”一詞不是史籍的原義，應摒棄而代之以“寒門”或“寒族”。祝氏進一步指出：兩晉南北朝史料所見“庶族”、“庶姓”，與這一時期經常出現的士庶之庶，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南朝以前一直使用庶族、庶姓這些詞作非宗室大臣解。劉宋末年，二者開始混用。東晉以後由於門閥制度高度發展，非宗室大臣絕大多數出身高門，庶族、庶姓特別是含有褒義的素族、素姓也就被用來同時指高級士族。此外，唐長孺在《讀史釋詞》(《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中分析了“素族”、“素門”、“寒士”的概念，認為它們或是對宗室而言，或是對家族顯貴受封爵者而言，而最一般的用法是士族間的互稱。詳見陳爽：《近20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本文為簡化討論，仍然採用傳統的說法。
(23)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
(24)參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348頁。
(25)按照衛聚賢的統計，西漢的23個著名學者中，出自山東者為15人，河北3人，河南2人，江蘇2人，陝西1人。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0，“六朝時東南開啟”條，第569頁。其中出於江蘇者是否來自本文所說的江東尚不得而知。
(26)參見王永平：《孫吳江東地區經學風尚考論》，《史學集刊》2003年第6期。
(27)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57頁。
(28)參見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90頁。
(29)例如在書法方面，東晉初年吳地士人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抱朴子》外篇之26《譏惑篇》)。唐長孺指出：三國時代南北書法確實有頗大差別，以致王僧虔在《論書》中說：“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參見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353頁。
(30)關於吳歌的問題，參見王運熙：《吳聲歌曲的產生時代》、《吳聲西曲的產生地域》以及王氏自述《研究樂府詩的一些情況和體會》，均收於王氏《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1)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9頁。
(32)《世說新語》“方正”條：“王丞相(導)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玩)。對曰：‘培 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33)參見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世族之婚媾——陳郡謝氏個案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參見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35)參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341頁。
(36)參見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0，“南北朝語文變化”條，第633頁。
(37)參見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第26頁。他們指出三個原因，我認為正文中所談的兩個原因，對東晉南朝江東的族群融合的研究來說尤為重要。
(38)劉宋皇室出自僑姓庶族，因此較多受到吳地俗文化的影響。宋少帝是第一個擬作民歌(吳歌)的皇帝，宋孝武帝更把江東民間“淫聲”作為正式的音樂，並將吳舞等民間舞蹈也搬到宮廷。宮廷中流行吳歌、西曲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宮廷中聚集了大批“市里小人”，而這些人，大多數是吳姓庶族。參見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
(39)事實上，即使在士族內部，等第越高，融合也就越困難。上層士族保持“南北不婚”的傳統，固守自己的郡望，並遠離南方土著社會；而中下層士族雖然也保持其地域和婚姻集團，但卻通過土斷改變籍貫，融入南方社會。參見秦冬梅：《論東晉北方士族與南方社會的融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由此可見，庶族的融合確實比士族更為容易。
(40)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05—306頁。
(41)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57頁。
(42)例如司馬道子就好吳歌。參見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43)參見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
(44)宋武帝在登上相位之後，雖然也想效慕士族風習，談辯論理，但鄭鮮之不予寬假，每至辭窮理屈，也不得不承認“我本無學術，言義尤淺”。見《宋書‧鄭鮮之傳》。從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5“南朝經學”條及“宋齊多荒主”條中所列舉的大量事實中，可以看到宋、齊皇室並未受到儒家禮教的薰陶。
(45)劉師培指出在南朝文學中佔有顯要地位的宮體詩，即出自江東民歌。參見氏著：《中國中古文學史》，臺北：育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頁。
(46)東晉南朝時代的僑姓士族對儒家倫理的態度頗為複雜，相關論述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57—360、309—310頁；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轉引自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351頁；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351頁。
(47)《隋書‧地理志下》。《隋書》十志(包括《地理志》)本為《五代史志》，因此所述並非僅是隋代情況，而是南朝與隋時的情況。
(48)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09頁。
(49)參見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第371、375頁。
(50)轉引自錢穆：《國史大綱》，第385—386頁。
(51)參見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113頁。
(52)參見余英時：《從史學看傳統》，《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年。
(53)例如白苧舞本是吳地民間樂舞，但是到了梁朝時，已經逐漸“雅化”，變成宮廷樂舞。參見彭松：《中國舞蹈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第99—100頁。
(54)《南史‧王曇首傳附僧虔傳》載，出身高門的王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上表請正聲樂”。馮爾康認為這表明王氏“強調廟堂音樂的正統性與傳統性，反對新樂曲和民間樂曲”。參見馮爾康：《古人生活剪影》，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312—313頁。聯繫到前面所引唐長孺所談到的東晉司馬道子、劉宋孝武帝把原來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東民間“淫聲”作為正式的音樂，並把吳舞等民間舞蹈也搬到了宮廷，我們可知王氏所反對的確實是這種吳地民間音樂。
(55)這一點，在語言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在中世紀的歐洲許多國家，上層社會使用拉丁語，下層社會使用土語。而在莫臥兒帝國，上層社會使用波斯語和突厥語，下層社會則使用各種印度原有的語言。
(56)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57)G. William Skinner( ed. ) ,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55.
(58)歐洲精英文化成為“封閉的傳統”(closed tradition)之說，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59)在中世紀的歐洲，精英文化的代表是拉丁文文化。對於本地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民眾來說，這是一種完全的外國文化，與他們的土著文化無涉。因此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十分隔閡。而中國的“雅言”文化則是本國語文的雅化，普通民眾也可以理解其中的若干內容。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60)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2“江左世族無功臣”條指出：“六朝最重世族……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世家大族，迥異於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敝也”。
(61)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94頁。
(62)宋、齊、梁三朝的皇室，都出身於僑姓平民。宋武帝系晉陵郡丹徒縣人，齊高帝與梁武帝俱為晉陵郡武進縣人，而陳武帝則為吳興長城縣人，係吳姓寒人。
(63)唐長孺指出：“士庶區別在晉、宋之間似乎已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團業已感到自己所受到的威脅日益嚴重，才以深溝高壘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94頁。
(64)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57頁。
(65)參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9，“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
(66)如王錫(王導七世孫)以女妻沈慶之子沈文季，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謝朓妻王敬則女等。王、謝均為頭等僑姓士族，沈為吳姓庶族，而張敬兒、王敬則則為僑姓庶族中之寒微者。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第271頁。
(67)詳見《南史》本傳。並參見馮爾康：《古人生活剪影》，第312—313頁。
(68)《通典》卷182《州郡十一》。
(69)曹文柱指出：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有一個從“輕悍”“好勇”到“怯懦”“敦龐”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始於東晉，在南朝完成。見氏著：《六朝時期江南社會風氣的變遷》，《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
(70)當然，正如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一樣，在這種江東文化中，依然有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分。不過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時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差異不再表現為一種“外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差異，或者一種相互隔絕的僵化的等級文化的差異。兩者之間是一種比較容易交流和互動的關係。
(71)《魏書》卷59《劉昶傳》載，魏收說劉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而其所說的“夷”，乃指吳音而言。參見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金明館叢稿二編》，第309頁。
(72)餘嘉錫：《釋傖楚》。
(73)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88頁。
(74)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357頁。
(75)《宋書‧虞悅等傳論》。
(76)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5，“南朝經學”條。
(77)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87—88頁。
(78)周一良認為：“竊疑亦惟在揚州，此種僑吳混和之語音最為盛行”。見氏著：《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88頁。
(79)經現代漢語方言學研究，在北方漢語(即“官話”)之外的六大方言中，吳方言與普通話(即標準漢語)最為接近，而且吳語還保留了大量古代北方漢語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現代北方漢語中已消失。推其源，自應歸功於六朝時期的大融合。
(80)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87頁。
(81)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0，“南北朝語文變化”條，第631—633頁。
(82)《顏氏家訓》卷7《音辭篇》。
(83)顧炎武：《音論》卷1說：“說者謂自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于江右，而河、淮南北，夾雜胡言，聲音之變，當自此始”。
(84)參見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351—381頁。
(85)北朝時，甚至連祭孔也不用雅樂而用巫。《魏書‧高祖紀》載，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曾下詔，禁這種“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媟狎”的祭孔方式。
(86)《資治通鑒》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
(87)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361頁。
(88)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1954年，第1—2頁。
(89)錢穆：《國史大綱》，第385—386頁。他還指出：“煬帝之設進士科，雖非專考辭賦，然要為沿襲南朝尚文之風氣”。
(90)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9頁。
(91)隋煬帝：《敕竇威、崔祖濬》，收于《全隋文》卷5。
(92)《資治通鑒》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條。
(93)錢穆：《國史大綱》，第385—386頁。他還指出：甚至“煬帝之設進士科，雖非專考辭賦，然要為沿襲南朝尚文之風氣”。
(94)參見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