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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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关于艺术的审美标准的命题，见于《论语·八佾》。孔子从其高度强调的美善统一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他对艺术的审美标准。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孔子所提出的审美标准。也就是说，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

      在孔子看来，在艺术作品中，如果情感的表现超出了适当的限度，使欢乐的情感的表现成丁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的表现成了无限的悲伤，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有害的。孔子的这一审美标准，也就是“中和”的原则。“和”的这一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的这种“和”的美学思想。孔于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于整个美学就是强调“和”，强调“中庸”。孔子这一思想为后来儒家美学所继承和发挥，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艺术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就这一审美标准的合理意义来说，它要求对立因素在审美对象中应该和谐、统一，但也有其局限性，常常成为反对艺术反映尖锐社会矛盾、揭露统治阶级暴政的口实。这一思想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艺术的内容，而且，也影响了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偏重于壮美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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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可与《诗大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互发明，都强调了情欲之正当而有节制(当然，孔子对《诗》还有别的考语)。这样的看法在古代并不孤立，比如《荀子·大略》：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

又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淫"作"不过分"讲；"不愆其止"作"行动上不违背礼义"讲，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翻版。

关于先哲在人欲与礼义之间所持的通达、体谅之意，潘光旦有很好的体会和阐述：

多恋的倾向，是"发乎情"，是"民之性"；单恋的原则和归宿是"止乎礼义"，是"先王之泽"，先王之泽就是传统的文教的影响。教男女于婚姻之外，对其他异性的人丝毫不发生与不表示爱慕的心思，是不可能的；但教他们在表示爱慕的时候，应当有相当的分寸，相当的限度，最好不要到达一个推车撞壁的境界，甚至于不到一个悬崖勒马的地步，是可能的。中国的性道德的观念，以至于一般的道德观念，至少在佛家上场以前，是不作诛心之论的。［19］

我想如果今日的道学家读到上面这段文字，该不会指责潘先生是在"鼓吹婚外恋"吧。

重视人欲及满足人欲的主张，非独先儒而然；这在中国是一种长期的传统。即使到了禁欲礼教大受倡导的时代，这种传统仍然不断有所表现--传统是一种极难去掉的东西，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对于这种传统在后世的表现，这里只先选两个不同角度略加考察。

历代帝王后宫，一直是大群女性幽居之所，各级妃嫔而外，更有大量宫女。下面是几则提到数字的记载或论述，从中可见这方面情况之一斑：

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墨子·辞过》)

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管子·小匡》)

而采女数千，……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

后宫采女五千人。(《后汉书·荀爽传》)

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这成千上万的宫女，是古代中国社会中人欲得不到满足的最大群体之一。帝王的"雨露之恩"只能偶尔降临到她们中间极少数幸运者身上，大部分人则不得不度过"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的枯寂生活。这种现状，无论从"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的先贤古训还是从传统的阴阳天人感应观念出发来考虑，都是不易相容的，因此臣下经常上奏吁请"简放"--经过简选之后，放出一些宫女。古人普遍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水旱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和缓解，所以帝王有时也自觉行之。按照古人的阴阳天人感应观念，必须阴阳和谐才好，而阴阳和谐，在人就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境界，在天就是四季如常风调雨顺的好气候；这人与天两方面又会相互感应，因此若人间怨女旷夫太多，天地间也会阴阳失调，那就会气候恶劣，水旱频仍，所以要简放宫女。历代正史中这类记载经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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