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大规模进入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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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hnol.net/ArticleConte ... 954484.html2008-3-3 15:49:54 综合

编者按：2008年年初，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进行了地方政府换届。为人所瞩目的是，本次政府换届，突出了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大规模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几乎遍及所有省区市，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多年来罕见。据统计，本次换届中，1960年以后出生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有50多人。这些新生力量基本上都是高学历，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视野开阔，工作能力突出，为党的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各省区市领导岗位形成了各年龄梯次相结合的良好局面。

“60后”进入省部级干部系列

在省部级干部行列中，越来越多地走来“60后”，这是当下中国政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目前，几乎所有省市都出现了“60后”的党委常委或副省长，而任正部级官员的“60后”，目前就有五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农业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湖南省长周强、新疆代主席努尔·白克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干部，也就是38岁到48岁这个年龄段。按照平常的干部任职级别，他们也就是在市局一级任职。一般来说，省部一级的干部年龄，大多在50岁到60岁之间。 在中国政坛，省部级干部的分量非同一般。他们属于中国政治力量的高层，既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参与制定者，又是这些大政方针的首要执行者。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决定和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把如此年轻的干部充任到如此举足轻重的岗位，显然不仅仅是在实践干部年轻化这一原则要求，更是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大势、着眼大局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

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事业发展的可持续，关键在于后继有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顺利推进，就在于后任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把年轻干部放在重要岗位上接受锻造，在实践中培养德才兼备、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的干部，以形成干部年龄梯次，是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迫切需要一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1960年后出生的人，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即青少年时期，恰逢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在这样的新时代里他们上了大学、参加工作。身处解放思想的大氛围中，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交织碰撞，使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作风务实。而那个年代人才的相对匮乏，又使他们相对较早地走上领导岗位接受锻炼，到今天这个年龄，处事就显得更加成熟稳重。显然，有着这样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事业所急需的。

更引人关注的是，这些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的“60后”，无论是其学科专业背景，还是其工作行业领域背景，都非同寻常，显示中央在任用高级干部人才方面的胸襟气度，更表明党的人才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

这些“60后”的省部级官员中，有工科背景的，更有文科背景的，许多都是法律、政治、经济、管理等专业毕业的。比如，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陆昊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辽宁省副省长李佳是东北大学哲学博士，等等。 另一方面，行业之间的从政樊篱也已经撤除，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有领导才能的人，皆可通达仕途。有从大型企业老总位置上来的，如艾宝俊和竺延风都曾是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少帅”；也有从高校校长任上来的，如原中国农大校长陈章良被任命为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等等。

这种干部队伍知识结构的丰富，各领域人才的横向打通，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整合政治人才资源，集各方思想观念和经验阅历之长，求解中国改革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新课题，以达到新高度，开辟新境界。

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60后”进入省部级干部系列，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将成为省部级干部的主体。而在实践中经受锻造的“60后”，也一定不负众望，不负重托，去“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人民日报·大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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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区市政府新领导全部亮相 "60后"跨入决策层   

      2008年1月31日，江苏省人大和安徽省人大分别举行会议，选出新一任省长。
     至此，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五年一度的政府换届工作全面结束。共有200余人当选为省长、副省长，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

    《法制晚报》搜集了其中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当选的200多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的简历，这些简历来源于新华社、各级党报。

     通过对官员简历的分析，勾勒新一届地方政府领导人轮廓，即可发现，中国新任地方行政首长，实际有“规”可循
。

　“60后”跨入决策层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
    最年轻副省长当选时不满40岁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谢茹，1968年生，浙江人。

    1月28日上午，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谢茹当选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不满40岁的谢茹，成为内地最年轻的副省长。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中，和他一样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

    就在一年以前，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省长周强，还被外界视为内地最年轻的正职省长，不过，在2008年1月，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陆续换届之后，他所保持的纪录也被努尔·白克力刷新。

    1月22日上午，出生于1961年的努尔·白克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新一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生于“60后”所占比例达两成

    在内地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所占比例为20%。

    除周强、努尔·白克力、谢茹之外，“60后”官员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陆昊、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等等。

    “‘60后’亮相政坛，成为我国干部年轻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法晚记者，“现在出现了39岁、40多岁的省级行政首长，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在200多名正副职省长、市长、主席中，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所占比例为39%。

    蔡霞教授认为，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长期和青年人打交道，他们思想更活跃，处在这个时代的最前沿。大量起用共青团干部，十分有利于当前的改革开放进程。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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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大规模进入省部级

省级政府副职和正职年龄基本构成

　　本次省级人大、政府、政协换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会期非常集中，所有省区市都在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这与以往 有很大不同。  　　2003年上一轮省区市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此次换届，按照中央
部署，全部集中到1月份，是为了更好地为3月份举行的全国“两会”作准备。  　　省长平均年龄55.8岁 　　31个省长（主席、市长）平均年龄55.8岁，一半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年龄最大的重庆市市长王鸿举62岁，年龄最小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46岁。  　　31个省级政府班子平均年龄约为51.58岁，比上一届政府班子平均年龄略小一些。  　　年轻化 　　最年轻副省长不足40岁 　　本次换届中，31个省区市政府中共有270人当选为省长、副省长，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 　　通过这270人的简历分析可以看出，新当选的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绝大多数是1950年后出生的。其中，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基本上是1950年以后出生的。在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看来，在地方政府，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领导者已成为“中坚力量”。“干部年轻化，正成为我国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的主流趋势”。 　　50多位“60后”进入省部级 　　本次政府换届，突出了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大规模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几乎遍及所有省区市，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多年来罕见。据统计，本次换届中，1960年以后出生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有50多人。这些新生力量基本上都是高学历，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视野开阔，工作能力突出，为党的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各省区市领导岗位形成了各年龄梯次相结合的良好局面。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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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正部级已有五位

　　生于1961年的努尔白克力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成为第五位“60后”的正部级官员。前四位分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和湖南省长
周强。他们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深造、参加工作，并一步一步走上部级领导岗位的，他们所接触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思路，有基层工作经验﹑理论水平和专业化背景，具有创新性思维﹑创造性表现和国际化视野，这正是目前我国推进改革发展所急需的。 　　在此前提下，目前几乎所有省区市都出现了“60后”的副省级领导。以青海为例，9名副省长中，3人是“60后”，年龄最大的邓本太也只有51岁，最小的王令浚出生于1965年5月，年仅42岁。而副省长吉狄马加（1961年）是连任，马顺清（1963年）则是新当选；北京的9位副市长中，陆昊（1967年）早在35岁时就被任命为副市长，创下近年最年轻省部级官员的纪录。而西藏自治区14位副主席平均年龄仅50.7岁，包括3位“60后”，常务副主席郝鹏（1960年），副主席秦宜智（1965年），副主席邓小刚（1967年）。而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女，1968年)不仅是经济学博士，还是这次换届中年龄最小的副部级官员之一。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认为，这批年轻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近20年我们党着力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蔡霞教授说，她与这批官员也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的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据了解，中央近年非常重视加强后备干部的培养。2005年出台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提出，组织部门要建立健全后备干部工作协调会议制度；2007年出台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也专门提出要加强后备干部的教育培训，每年安排3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的培训。 　　超过63岁的省长换届前已辞职 　　此次换届之前，年龄超过63岁，即1945年1月前出生的省长（主席、市长）都已辞职。如生于1944年的天津市长戴相龙、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陆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都是在此次换届前辞职的。此举旨在推动干部年轻化。在去年党委大换届时，年龄超过63岁的书记也均未获连任提名。  　　多名省级官员曾在陕生活工作过 　　在外省的省级和副省级官员中，有很多陕西人的身影，还有一些曾在陕西工作生活过，其中，西藏自治区的14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咱“乡党”，他们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郝鹏（陕西凤翔人），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宫蒲光（陕西米脂人），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孟德利（陕西泾阳人）。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郑小明是咱陕西岐山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郭启俊是陕西神木人。  　　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是陕西清涧人。曾任延安柴油机厂厂长，延安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延安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曾在西北轻工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轻工二系硅酸盐专业学习。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国曾于1997年8月－2007年3月，任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而新当选的黑龙江省长栗战书，1998年－2003年间，先后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陕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马铁山从1964年起在咸阳插队，1970年－2001年9月，先后任咸阳造纸厂供销科干事、中学教师、厂办主任、厂长，咸阳市秦都区委书记、市委常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商洛地区行署副专员，榆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江西省副省长史文清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北京副市长陆昊，曾在西安上中学，高中阶段就入党的他是当时西安市唯一的中学生党员，也是当时西安共青团市委唯一的中学生委员。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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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化 学历层次超越历届 　　学者型官员成为此次换届的一大亮点，记者经过资料对比发现，本届省级政府换届后，学历层次超过了历届。
  　　31个省长（主席、市长）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有19人，而在239名副省长（主席、市长）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就有近190人，另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的1人，高级工程师、统计师3人。除1人为高中学历外，其余皆为大专以上学历。

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学历基本构成

　　更多学者型官员进入省部级 　　有不少省区市的政府领导几乎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如吉林省7位副省长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2人为博士；贵州省的8位副省长均为研究生学历；广西壮族自治区7位副主席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博士2人；重庆市8位副市长，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7人，其中2人为博士；浙江省的8位副省长中，7人为研究生毕业，其中2人为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8人，5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2人；陕西、广东、山西省分别有7位副省长，6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河南省副省长8人，6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湖南省副省长7人，6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14人，9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出，学者型官员越来越多地步入省部级决策层，成为中国政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地方领导人的学历中，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很高的学历，有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蔡霞说。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殷庆言说。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发表文章说，在优势方面，学者型官员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同时，学术训练中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  　　文科背景占七成以上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传统理工科出身的干部所形成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日益改变。在十七大上两位新当选的年轻常委习近平和李克强均是人文学科教育背景。而本次换届中，270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拥有文科学历背景者所占比例为七成以上。许多人都是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中文、新闻等专业毕业的，如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陆昊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辽宁省副省长李佳（1961年）是东北大学哲学博士。(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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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届省级政法领导方阵 60后入列(上)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的政法委书记和新一届检法“两长”、省级公安厅（局）长、省级司法厅（局）长已经换届调整到位。专
家分析认为，现任省级政法领导方阵呈现四个特点：法律背景浓厚，整体结构优化，领导经验丰富，交流力度加大。

　　今年1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成功召开地方“两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新一届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和省级高级法院院长也同时选出。依照有关程序，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任命了各地选出的31位省级检察长，标志着全国31个省级检察院检察长换届选举工作圆满结束。

　　至此，31个省区市的政法委书记和新一届检法“两长”、省级公安厅（局）长、省级司法厅（局）长，基本上换届调整到位。那么，由他们共同组成的中国现任省级政法领导方阵有哪些特点？通观公开见诸媒体的各省级新任政法委书记和新一届检察院检察长、高级法院院长的个人简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现任省级政法领导方阵呈现四个特点：法律背景浓厚，整体结构优化，领导经验丰富，交流力度加大。

　　法律专业背景浓厚，一批高学历、专家型人才走上政法领导岗位

　　浏览各省级政法委书记和检法“两长”的简历会发现，尽管他们的专业背景涵盖了法学、政治、经济、历史、外语、管理、中文、哲学、电气工程、数学、系统工程等专业，但法律专业背景浓厚成为这个领导群体最大的特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学过法律，或者长期从事过政法工作，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具有高学历的学者型、专家型人才走上政法领导岗位，其中不乏拥有法学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比如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焕宁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法学博士。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姜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学位。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钱锋、陕西省高级法院院长安东、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许前飞等都拥有法学博士学位。而新任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文显和连任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都是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公丕祥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据统计，在31位省级检察长中，20人拥有研究生学历，比上届多出15人；9人拥有硕士学位，2人拥有博士学位。

　　专家评析：

　　法律专业背景浓厚，一批高学历、专家型人才走上政法领导岗位，是这次换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我国法律工作者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有力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加速度前进，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迅猛发展，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由匮乏到充足，甚至近年出现法律专业毕业生求职难的现象。应该说，法律职业是实践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由法律专业人才担任政法部门领导，逐步实现内行领导内行，有利于提高检察工作和审判工作水平，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我们党领导司法工作的能力。

　　整体结构优化，50年代出生的人占主流，6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多位少数民族干部和女性干部成为省级政法领导

　　现任省级政法领导中，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占绝对主流，40年代后期出生的只有少数几位，而6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已开始崭露头角。截至2008年2月底，31位省级检察长的平均年龄53．9岁，其中55岁以下的22人，比上届增加了9人。

　　值得瞩目的是几位60年代出生的年轻政法领导：新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钱锋1964年出生，成为本次换届中最年轻的高级法院院长；1963年2月出生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雁飞成为目前最年轻的省级检察长；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鹏新1960年12月出生；1960年1月出生的苏德良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1960年12月出生的藏族干部罗布顿珠任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

　　31位省级检察长中有两位女性，她们是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和海南省检察院检察长马勇霞。而福建省高级法院院长马新岚则成为31位省级高级法院院长中的唯一女性；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则是31个省份中唯一的女政法委书记，生于1956年的她还是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少数民族干部担当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哈斯木·马木提是维吾尔族，此前他担任新疆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彭祖意属瑶族；这次换届获得连任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王维山属蒙古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肉孜·司马义属维吾尔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罗殿龙属壮族；海南省检察院检察长马勇霞、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马三刚同为回族；而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罗布顿珠和甘肃省高级法院院长梁明远则同为藏族。
　　专家评析：
　　干部年轻化，多位少数民族干部和女性干部成为省级政法领导，表明政法领导干部整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当年邓小平同志倡导干部年轻化，打破论资排辈，推行多年，成效明显。年轻干部年富力强，有思想、有闯劲，在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民主方面应该更有优势。干部整体结构优化，形成合理的年龄梯队，才能保证我国政法事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健康发展。

　　与共和国发展同步，以50年代出生为主体的这批领导干部人生阅历丰富，领导经验丰富

　　如前所述，这批领导干部的主体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与新中国发展同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曾经是知青，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他们中有的当过中小学教师，有的曾经在工厂当工人，有的曾经在部队当兵，有的曾经在团组织工作……在恢复高考后，他们才有了进大学学习的机会。他们大都人生阅历丰富，在多个地方领导岗位或者政法工作岗位得到锻炼，可以说从业经验、领导经验非常丰富。在31位检察长中，担任过县级以上政法机关或地厅级以上单位正职领导职务的29人。

　　法律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在担任现职务之前，他们大都有着长期的法律工作经验，或者本身就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在职进修法律，可以说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从实践经验方面，都有着长期的深厚的积累。这些丰富的专业经验、领导经验无疑成为他们领导工作的巨大优势。

　　专家评析：

　　我们每个人的发展都和共和国前进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批政法领导的人生阅历丰富，有的经历坎坷。我注意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最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人生阅历是财富，而多岗位、多部门、长时间担任领导职务的磨砺，也丰富了他们的领导经验。在法律面前没有贫富之分，基层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更加迫切。所以，这些从基层走上来的政法领导们值得百姓期待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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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届省级政法领导方阵 60后入列(下)

　　干部交流力度加大，尤其检法“两长”的交流轮岗面超过50％

　　在这次集中换届中，干部交流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加大了检法“两长”的交流力度，交流轮岗面都超过50％，这成为本次换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检法“两长”交流有几种情况：

　　一是不同省份的检察长之间、法院院长之间平级交流。比如安徽省检察院原检察长柯汉民任山西省检察院检察
长，而山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崔伟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甘肃省检察院原检察长蔡宁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海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张德利任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浙江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应勇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四川省高级法院原院长李少平任天津市高级法院院长；江西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康为民任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

　　二是检察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级交流。如辽宁省检察院原检察长王振华任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同时，辽宁省高级法院原院长肖声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

　　三是不同省份的检察长之间、法院院长之间晋升交流。比如，河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田海任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云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乔汉荣任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忠厚任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上海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齐奇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天津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高勇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董治良任海南省高级法院院长。
　　四是检察长与法院院长之间晋升交流。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马三刚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郑鄂任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

　　此外，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钱锋和贵州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华璞则均为最高人民法院“空降”干部，钱锋原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孙华璞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

　　专家评析：

　　这次换届，干部交流力度空前加大，尤其是加大了检法“两长”的交流力度，实行系统互调，易地任职，调整干部之多、范围之广，创建国以来之最。这也表明我国的司法不是地方司法，强调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和统一，彰显了中央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的决心。同时，易地任职，也有利于切断他们的人脉地缘关系，可以减少人情干扰和地方干预，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31位政法委书记中有13位兼任公安厅（局）长

　　在全国31位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有13位兼任公安厅（局）长，分别是福建、浙江、重庆、吉林、江西、安徽、山西、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宁夏、西藏。

　　另外，还有一些省份以其他领导身份兼任公安厅长。如辽宁省省长助理、省政协副主席李文喜同时任公安厅长；海南省省长助理贾东军同时任公安厅长；甘肃省省长助理何挺同时任公安厅长；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同时任公安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梁胜利同时任公安厅长；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东华同时任公安厅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柳耀华同时任公安厅长。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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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干部担当大任昭示了什么？

    2008年的日历刚刚打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陆续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国务院不少部委也将于3月去旧迎新。为人所瞩目的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干部，将在本次政府换届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实到省部级领导岗位。(1月12日新华网)

    党的十七大后，大批“60后”官员相继被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担当起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重任。而日前国务院又对
多个事关宏观经济发展大局的核心财经部门人事进行了调整，十七位年富力强的“财经少帅”履新，等等。此次人事调整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年来所罕见，也让人耳目一新。

    显然，众多“60后”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渐入佳境。

    综览这些履新的“60后”，譬如湖南省长周强、新疆代主席努尔.白克力、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农业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等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他们所接触的都是解放思想，善于把握各种新理念、新思路，同时也比较熟悉现代管理方式和国际规则，这正是目前我国推进改革发展所急需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这就需要最具活力的生产力因素的官员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断优化，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五湖四海”。五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便将青年干部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朝气与活力。事实上，高官队伍结构的优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国家和社会结构从原来的相对简单变得较为复杂，这也就要求政党执政和管理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实现创新和更替。而大量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60后”被吸纳进入高官队伍，就见证了党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出了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增强。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60后”高官中不少是科研、教学或企业精英，他们“身份”的转变，也标志着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曾憧憬出现一个“少年中国”。那么，众多“60后”相继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这就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事业发展的活力所在。(新华网)

虎子

“60后”担起大任，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
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更多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2008年的日历刚刚打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陆续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国务院不少部委也将于3月去旧迎新。为人所瞩目的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干部，将在本次政府换届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实到省部级领导岗位。
观察这批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政治精英群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其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十余年来所罕见。大多数省份出现了“60后”的党委常委或副省长，“60”后入主国家部委主要职位的也不在凡例。二是他们的知识和经历背景更为丰富合理。“6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学历较高，对国内国际的新理念、新事物非常熟悉。
大量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年轻干部被吸纳入高级官员队伍，首先说明的问题，是中国日前成为开放社会，原先的封闭社会传统已成过往。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60后”高级官员中，不少曾经在科研、教学或企业等领域奋战多年，是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他们由事业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的标志。
同时，当做企业出身的老总、大学教授成长起来的校长、曾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群体性地崛起于中国政坛时，还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向深层领域推进。
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后，今天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30年前的那个农业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经济现代化初步完成，现代工商业的形态开始显露，国家和社会结构也从相对简单变得较为复杂。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有别于过去，已逐渐转移到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系统上，实现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创新，以建立起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现代国家。这使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对治理专业化的要求显著提高。
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也要求政党执政和管理方式实现创新，以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在过去的59年尤其是最近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次国家和社会的革新，也是一次政党执政方式和管理模式的革新。但这种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30年改革开放，国家主要精力在经济建设上，对执政者的能力要求，也主要体现在带领民众创造经济成就上。而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有更多懂得现代生产经营、会做企业管理、搞过院校教学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早在近百年前，中国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曾憧憬出现一个“少年中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主要系于年轻者而不是年老者，一个年轻的国家才会充满朝气和希望。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以活跃能干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时，人们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以全面实现文明复兴，也多了一份期待。(中国网)
(作者:程亚文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