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评论三篇

梦的轻波

作者：李云雷 来源：http://www.eduww.com/Article/piping/200806/19653.html

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
     ——读邓宏顺的《饭事》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不过是一顿饭的事，不过是一顿饭没有请一个人的事，但“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件小事在不断的激荡之中，竟然成了一件大事，使请客者在多年之后陷于囹圄。小说的主人公国土局长陈一归请客，没有请马市长，马市长产生了怀疑，以为他拉帮结派争夺权力，于是他为保权力决定先下手为强，要“七擒孟获”制服他，两个人的现实争斗，又与过去的私人恩怨、人事变化与上级领导的干预结合起来，使一篇小说摇曳生姿，充满了变数。到最后，陈一归没有顶住市长的压力败下阵来，绞金尽脑汁想办法弥补以前的过错，决定向市长送一件礼物，但市长却误会了他服软的表示，以为他要给自己下套子，于是将他的行为举报，让检察机关介入。他本来只是想压他一下，没想到陈一归竟然招出了一些，于是便不能不被处理，而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竟然自杀了。

这篇小说关注的是小事如何变成了大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心态以及他们的“较量”，说是“较量”，也并不全是较量，双方都不乏和解的善意与沟通的愿望，但在相互提防、戒备的状态下，即使有这样的愿望，最终也在相互隔膜、彼此不信任之中陷入僵局，尽管如此，小说对善意与和解的描写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写出了官场生活中的“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对人物细腻心态的发掘，比小说中的结局更加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场”的逻辑，而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相对于其他“官场小说”的独特之处。

《饭事》中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坏人，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请客的陈一归是出于不想暴露自己的“资源”的想法而没有请市长，马市长（后来的马书记）则是出于“七擒孟获”把陈一归制服的想法而给他下了绊子，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都是暗藏玄机，而在他们不断的误会与较量之中，事情的发展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导致了最终的结局，这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官场的“生态”所必然要达到的结果，而小说的叙事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生活、官场逻辑结合起来，达到了一种诡异的艺术效果，从而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种生活逻辑对人性的扭曲，以及置身于其中的险恶。

小说中另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陈一归对待自己所交代的受贿行为的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显规则与“潜规则”相互交织的复杂之处，在他看来，他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是清白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与现在反腐败案件中动辄上亿的数目相比，他的“十多万元”确实并不多，连马书记都说，“如果把这些有权有钱的局里的一把手随便扳倒一个，盘根错节都挖出来，查一查，你说谁能比老陈的问题小？”——然而这里的清白，只是潜规则中的清白，在“显规则”中，即使“十多万”，那仍是出了问题，正如办案人员对马书记说的，“你真是个实在人，你这些话也都是摸着良心说的。不过，没有挖出是一回事，挖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一归之死表面上在于与马市长“斗法”失败，而更深的原因则在于“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在于他将潜规则与显规则混淆在了一起。在没有出事之前，他可以是“先进代表”，是局里难得的人才，而一旦他交代了某些事实，即使这些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显规则”中则触犯了法律，——他之所以自杀，乃在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在吞服老鼠药之前想得很简单：无论如何自己不能让人以行贿罪送进监狱去，因为他始终认定自己不愧为当代廉政的典型！”

一个自以为廉政的典型被以受贿罪判刑，这是这篇小说的戏剧性之所在，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吊诡之处，是显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之处。在这样的官场逻辑中，只要“挖”，那么任何官员都不会没有问题，这或许也是有人将官员与矿工、三陪小姐等一起列为“高危职业”的原因吧，而这一现象当然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对社会现实来说，还是对官员自身而言，而要转变，只能从对“潜规则”的反思与改变入手。

梦的轻波

“潜规则”的洞察与拒绝
          ——读张笑天的《VISA卡悬疑》
                                            
张笑天的小说《VISA卡悬疑》，向我们揭示了官场的一种新的潜规则：彭局长和纪检组长老许出国，带了林场场长“我”这个“土包子开洋荤”，“我”本来以为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却是让“我”去为他们买单，这对别人来说是个进贡的好机会，“我”也想抓住这一靠近领导的契机，但没想到领导的胃口越来越大，“我”从积极到消极，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领导无限透支的VISA卡偷出来扔掉了事。小说以一种幽默诙谐的笔法，紧紧贴住“我”心情的变化，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写出了对这一潜规则的洞察与拒绝。

让下属为自己的非正常消费买单，这一潜规则似乎是常见的，但将之娴熟地运用到国外，在一个小地方却并不是常有的事。对于“我”来说，能够跟局长出国考察，成为他所带的两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同时“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紧紧抓住机会，靠近领导，从中谋取个人的好处；二是消极应对，不当领导的“钱罐子”，而这则面临着得罪领导的危险。小说中“我”一开始是想做第一种选择的，但伴随着领导狮子大张口，越来越让人胆战心惊，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而偷出VISA卡这一冒险的举动，只是在万般无奈中的选择。在这里，“我”一开始的选择是合情合理的，作者也没有将之塑造成不食人间的人物，而是切实捕捉住了“小人物”的一般心态，也正是这一迎合的愿望以及迎合的不可能，更加反衬出彭局长的贪得无厌，小说将他在国外购物时的从容、坦然表现得越自然，越能让人们认识到这一人物的丑陋面目，而将“我”内心的矛盾、惶惑、尴尬表达得越充分，也就越能让人看到在潜规则中“小人物”的处境，小说在这两点上都有极为出色的描写，二者的对比让人们对这一畸形现象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在小说的进展中，还穿插了行前买相机、与姐夫的谈话等内容，这些穿插从不同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了潜规则的运行方式，既是高潮前的一个铺垫，也使整篇小说更加丰富，让我们对其生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尤其是姐夫的谈话，揭示出这一规则背后的内在逻辑，“领导出国，你出点血，又好走帐，不正是报效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实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信不着的人，你上赶着给他送一座金山去，人家还不敢要呢，谁知道你是不是给人家下套？”在当前不少的“官场小说”中，也揭露了种种类似的潜规则，但面对这一规则，有的小说强调主人公的彷徨无奈，有的人物则融入了其中，而这篇小说则以一种巧妙的结尾，将这一矛盾加以化解，同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与爱憎。

有人指出，在当前的中国，贪官、奸商与“无良学者”已经构成了一种“铁三角”，他们相互勾结，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力量，极大地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而小说中的彭局长，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行贪污之实，像这样隐形的贪污比公开的贪污更加难以辨识，也更具危险性。面对来自上级的威逼利诱，小人物似乎只能逆来顺受，进行消极的反抗，像小说中的“我”一样。但正如《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所指出的，“小人物”的消极反抗也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对“潜规则”及其内在逻辑的拒绝，只要对这种逻辑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反抗的意识，那么整个社会还有希望，一旦有适当的时机与坚决的措施，社会就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更可怕的是小人物完全认同了这一逻辑，泯灭了反抗意识而融入其中，那么社会就丧失了改变的内在动力，必然会深陷在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逻辑中，所以当我们看到“我”扔掉了那张VISA卡，应该为小人物的智慧而感到庆幸，这是“弱者的武器”，是小人物的反抗方式。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整篇小说语言幽默、叙述自然，对人物的心理有着细腻的刻画，但总体上似乎有些单薄，更加近似于一种速写，这对于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但至少他所讲述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梦的轻波

人情练达即文章
         ——读孙建邦的《县委书记失踪了》

《县委书记失踪了》是孙建邦的处女作，但出手不凡，是一篇好小说，在《北京文学》随附的评论中，白连春先生认为小说的成功在于“技术”，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赵毅豪这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在于作者“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思考”。白先生所说的虽然不无道理（尤其是最后一点），但却不够准确与清晰，因而值得再做辨析。

这篇小说写的是，县委书记赵毅豪从周五下午自己开车离开后，三四天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司机、家人和县长等人一直联系不上，因此在县城内引起了种种猜测、流言，有的认为他被双规了，有的认为他被绑架了，有的认为他携款带小蜜出境了，到最后真相大白，原来他在邻县帮助警察时，被歹徒刺伤而昏迷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篇写人的“小说”，其成功也不在于塑造了一个好县委书记的形象，而在于作者描绘出了不同人物在“县委书记失踪”这一事件中的心态，这是作者描绘的重点，也是小说中最为精彩之处。在小说的十个小节中，每节以一个人物自述的形式表现，这些人物有信访局的老钱、宣传部的秘书小李、宣传部的周部长、乡长、县长、退休的老县长等等，作者抓住了他们的心态、个性、官职以及说话场合的不同，以惟妙惟肖的语言刻画出了他们的形象，比如其中第8节以县长的口吻叙述，他分别与县委书记的小付和公安局黄局长谈话，他在与小付的谈话中是那么深明大义，在与老黄的谈话中又表现得那么老谋深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同侧面，其间的转折是一句“老黄，毅豪失踪个毬啦！”，最能见出他的心态。第7节，是两个都当乡长的老同学在喝酒，小说结合喝酒的过程描绘了他们的心态，从一开始清醒到最后喝醉，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语言，小说其他各节的口述也都各具个性，如秘书小李的小心谨慎、老县长的愤世嫉俗等等，都跃然纸上。

此外，小说也展现了“流言”传播的途径与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道消息”是如何产生，并在现实中是发挥作用的。人人都说要保密，但“流言”还是像风一样自由地传播，其间的反差具有一种反讽的喜剧效果。他们对县委书记失踪一事所做的种种推测，无论是双规、绑架或者潜逃，都让我们看到官场的“险恶”，或者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危机，几乎没有人会从好的方面来推测这一事件，而是先在地认定他“出事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已经破产。而在这些人中，除去老县长之外，其他人都在想着在这一事件中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考虑集体或公共的利益，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幸灾乐祸或者“两手准备”，最能看出世态人情，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了作者洞察世事与人情练达之处。

从“技术”上来说，作者以多年写作杂文的经验来写小说，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心理，有一种讽喻的意味和一种喜剧性的夸张，带有杂文的锋芒与风格。另一方面，以不同人的口述来组织叙事，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小说受到重视以来，在中国大行其道，但大多并没有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因而只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炫耀，这篇小说的长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地运用了这一“技术”，并将之与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活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了不同人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的心态。另外，小说中的种种推测，也很像《罗生门》中的不同故事版本，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但与《罗生门》不同的是，他在最后给出了一个确切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否定了以前的种种推测，但不同的推测与真实故事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张力，让我们看到了事实走向的多种可能性。

在“官场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分享艰难”式的教化与启蒙，或者腐败官员与“反腐”之间的斗智斗勇，但很少看到对官场日常生态做细致的描摹，揭示出其内在的逻辑，而这篇小说以一个巧妙的切入点，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的世态人情，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