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的游戏规则[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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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东东都需要一定的游戏规则，披上了时尚外衣的DV也同样。以下是本人这两天看片的个人感受，写出来，为致力于DV的人提供参考意见。

影像的常识

　　天天10到11个小时的看电影活动，最受折磨的是眼睛，昏暗模糊的画面让你疲累不堪。因为有过4年专业摄影记者的经验，所以对影像的质素有切身而真实的感受。

　　刚拿起相机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傅告诉我，清晰是影像的最基本的要素，具体又分三个阶段，第一步拍出的片子必须焦点清楚；第二个阶段可以虚实结合，但必须有焦点，全虚了不行；到第三个阶段可以全虚了，但必须有含义，表达一种情绪，与随便拍到的虚得一塌糊涂的照片完全是两加事儿。 最后他强调：你得先学会走，再跑，否则走歪了路，最后想回都回不来。我悚然一惊，从此乖乖地从走路学起。

　　之所以绕这么大弯子说这些陈年往事，无非是说明关于影像的一些常识。虽然固定的照片与动着的图像是两回事，但是作为影像的常识我认为一样是通用的。当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话语权利，当DV成了普通人手中可以随便拍着玩的东西时，千万不要轻看了影像，不要因为设备的轻易到手和入门的简单而以为DV轻而易举。

　　从这次参赛的作品看，取得影像的话语权的制作人首先表现出来是一种新奇，是一种完全的背叛。如同小时候大人不在家，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一样，首先闯入大人们划定的禁区，紧接着把他们划定的条条框框完全打破。马桶、厕所、拉屎、呕吐甚至划开肚皮、割出血淋淋的肉、直接吃下去诸如此类让人恶心或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被新一代的影像制作者当作一种乐趣，夸大而炫耀着。脚、耳朵、眼睛这些单个的器官动辄充斥整个画面，一味地怪异和荒诞，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这是说影像的取材。

　　再说影像的角度。记得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塑造的老爷形象一直没有露脸儿，只有偶尔的背影，曾被影评家作为典范，一再提及。你如果看过这些后备军们的作品后就会发现大巫在这儿呢！你想看背影儿？作梦吧！门儿都没有！有一部反映北京普通人生活的短片，长度为十分钟，从头到尾充斥画面的不是自行车的大轱辘，就是两只硕大变形的脚丫子，好不容易露出两只手和两只脚了，连同多半个自行车，你以为镜头再往上摇一摇，那个一直说话的人就会露脸儿了吧，结果空等待一场，连背影都没看到。没看到也无所谓，感觉拍片的人和你较劲，为了技术而技术，累得要命。

　　还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出场：一只硕大无比的眼睛晃动、定格，然后再换一只眼睛，然后是头发，再然后才推出那张脸。有一位网友说的好，你可以用实验的招牌掩盖你对影像的无知，但如果利用和炫耀这种无知就非常可怕了。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是想说，前卫不等于极端。这次看片子最让人不舒服的是眼睛。所有的影像几乎都是一个调子，昏暗的灯光、经常一灯如豆，只有暗影在黑暗中活动，你得拼命睁大了眼睛还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好不容易亮了，又是白花花一片，晃得你睁不开眼，还是看不清。这样折腾下来，弄得眼睛极度疲劳，人也放松不下来。

　　我记得我师傅说过，传统的影像讲究影调，一张合格的照片至少得有5个以上的影调。这道理对电影画面同样适用。传统影像讲究用光与构图，打破传统的结果并不是简单抛弃，更不是直接走到另一个极端。想想看，一部影像不舒服的影片，观众会有多大的耐心忍受和坚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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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动的规则

　　晃动几乎是所有DV作品的共性。也许是DV手持、即兴的制作过程注定了影像不可避免的晃动。但这次参赛者作品中的太多的晃动到最后甚至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生理反映。

　　先讲个例子，今年夏天，第六代导演中作品第一个浮出水面的、路学长的《非常夏日》上映时，我在影院被晃晕了，不得不从前排挪到最后，靠拉开的距离来止晕。后来有机会采访路学长，问他画面晃来晃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没想到电话那边的路学长抱歉地说，钱不够，这是一部小成本制作，加上宣传费都不到200万，为了节约经费，所以没支三角架。我恍然。原来人家晃是逼不得已。

　　想想看，这些来自民间的、独立的制作人创作的参赛作品，他们的制作经费估计有的连路学长的零头都比不上，晃动程度可想而知了，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没想到现场还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意外：一种是镜头晃来晃去，从天上到地下，跨度之大，角度之刁，晕你个七荤八素不成问题；要不就是一个镜头毫无道理地定格，长时间一动不动，不推、不移、不拉、不摇，像憋足了劲儿和你耗内功，看谁先认输。这两种极端都毫无疑义地招致喝倒采声四起。

　　晃动说到底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表达主题而借助的一个桥梁，也是DV制作者需要避免的一个弱项，没想到却被无限夸大，成了现代、前卫的代名词，甚至被看作是DV作品的特征，好比从极度自卑一步跨到了极端自尊，分寸没把握好。

　　也有成功的例子。这次参赛剧情短片《霞飞路》中有一大段晃来晃去的镜头，是我认为最需要晃而且晃得很舒服的一节，可以说得了晃的真谛的。

话语的失态

　　这次参展影片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语言功能在影片中的失态。具体表现为两个极端：要不就是一个人无休无止地说个不停，或者干脆一语不发。画面上人的嘴在动，但不发音。刚开始观众以为是技术故障，后来有人上台专程说明，这是作者的技术处理。有了这句话垫底，以至于真的出了故障只见嘴动听不到人声时，大家还以为又是作者的处理。感觉就好像电影发展了100多年后，又回到了最初的默片时代。不过，这次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对语言的一种失态，是为了背叛的背叛。

　　需要提醒的是，卓别林只打字幕的默片，有他独特而丰富的身体语言作前提，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明白晓畅。那时沉默是一种不得已、是技术局限。发展到新时期的电影导演手中，也出现了少说或不说的征兆，影片中的语言的功能越来越淡化。就像蔡明亮的《爱情万岁》，长达两个小时的片子，加起来的台词不到100句。但这不妨碍他从威尼斯捧回大奖。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卓别林和蔡明亮的功底不是谁都可以轻易达到的。

　　此次参赛作品中最典型的是《低烧》中的不说话吃了观众一大轰，而稍后出场的《沉没的午后》则是不着边际地说个不停，同样招致嘘声四起。来自北京实践社王芬的两部参赛作品也是典型的例子，实验短片7分钟的《遗嘱》，女主人公对着镜头交待后事，我们听到的只是我想对我妈说，然后只是嘴到，不出声。总有些新颖的味道。到了30分钟的剧情短片《啊 啊 啊》中，她干脆放弃了人说话的声音，只打字幕，人同样嘴在动在说话，但你一句也听不到，声音部分她启用的是犬吠，高高低低、远远近近。想想看，30分钟听不到一句人话，只有鬼哭狼嚎的声音，结果是观众忍受不了，最后全场一块跟着嚎叫、盼望这种失语状态早点结束。

　　说到底，叛逆是因为受束缚，是因为原有的不合理，更或者只单纯为创新，打破老套的规则和程式，但打破之前你必须把老套的精华剔出来，学到手，在这样的基础上制作的新品才有生命力、才能生根，扎下去，开花结果。

　　这样看来，DV前面的路真的还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