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悖论与反思

湘里妹子

作者：林晓华
来源：http://dadao.net/htm/culture/php/template1.php?id=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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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女性遭受种种社会的不平等待遇，张洁的《方舟》发出了女性激愤的呼声，而翟永明为首的女性诗歌中创造的“黑夜”意象则宣告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

　　在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作家们创作的取向是各不相同的。以王安忆、张抗抗为代表的创作自然以其自身的女性意识、女性经验作为写作的基础，但是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纷繁复杂的生活深处，投向了辽阔的外部世界中。与她们相反的是陈染、林白等人特别注重“女”字——性别意识，退回女性内心精神世界的“个人化写作”；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无论从标题到内蕴都正是描述女性主体成长历程的“封闭性文本”。此外，出没于酒吧、迪厅的卫慧、棉棉等“新新人类”创作中对“性”的注重，在她们的小说里张扬自我情绪、诉说个体经验的“酷”、“性”、“性欲”、“尖叫”、“疯狂”等主题词的尖叫，表达了作者敞开的身体叙事策略，并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卫慧、棉棉们甚至将陈染、林白等姐姐辈的作家视为“老姑妈时代的人物”，她们的创作呈现着与上几代人断裂的印痕，从而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的“另类”景观。
　　客观地说，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作品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之最，随之而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对这一阶段的文学事实的分类、描述和阐释也是各不相同的。很有意思的是对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思考刚一展开，许多女性写作的悖论便纷至沓来。女性意识浮出历史地表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那么在解构、颠覆男权中心后，这种女性意识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性别歧视（歧视男性）、甚至女性霸权？敞开也意味着遮蔽，是否会产生性别屏蔽？西方女权理论的涌入直接导致了国内女性文学的繁荣，可在高潮之后，许多女作家显出热情有余而后劲不足的颓势，女作家们如何将西方女权理论与自己最深沉的生命经验相融合，创造出真正本土化、民族化的女性文学作品？市场经济这只无形巨手对女性文学的促进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当数量女性写作中浓浓的商业味让人忧心：女性写作是否会蜕变为满足男性窥视欲的商业写作？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它们使我认识到：尽管成就骄人，但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在形态上呈现出的是不成熟性、未完成性和全方位的开放性，生机勃勃而又矛盾、疑义丛生，需要不断修正、调整自己前进的步伐。在下文中，我将试图对上述女性写作中的悖论作一个审视与反思。然而这却不是努力的全部，每次进入女性文学这块生机盎然的领域，对我的精神而言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悖论之一：女性意识
　　徐坤在《因为沉默太久》中的一段话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的一篇檄文：
　　“但愿人人都能冷静下来，认真地从女性文学中读出她们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惟其如此，才能让男性与女性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砺、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充满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
　　这种鲜明、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突破了以男权中心文化传统为核心的历史岩层后，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意识确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痛感女性自身受压制的漫长历史，产生对于男权的质疑、诘问，以至于实施解构、颠覆。在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里，女人林市被丈夫凌辱得精神崩溃后，在恍惚中举起杀猪刀，把丈夫砍成了肉块——这一举措带有明显的文化意味。它体现着觉醒后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一种对于男权中心的毫不妥协的决绝态度。
　　女性意识对男权中心的解构，是有其理论渊源的。二十世纪蓬勃发展的西方文论，流派迭出、花样繁多，从其数量而言，能自成一家的理论不下四、五十种。每一种理论在创立之初，为站稳脚跟，扩大影响，对其它理论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在解构主义那儿发挥到了极致。在理论形态上，西方女权理论吸收了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诸种成分从而使自己体现出一种对男性霸权、男性话语的颠覆与解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的实质乃是解构主义。
　　以女性意识为基础、核心的女性文学的出现，使得文学视界、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使得文学迈出了向着完美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然而，过分的女性意识又会产生一种性别屏蔽。推翻男权中心，进而建立女性话语秩序，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霸权——女性霸权，抑或女性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一味排斥男性是否就是人类美好图景？我们可以看看张洁的《方舟》，这是由梁倩、柳泉、荆华三个女人所组成的纯粹的女性世界。梁倩是“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精疲力竭，横眉立目”；柳泉是“想得太多，活得太拘谨”；荆华则是“踏着拖鞋，穿着睡衣，蓬头垢面”。
　　应该说，她们都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女性。可是这三位刚强的女性，事业上屡屡受挫，生活上更是一塌糊涂；在她们的“方舟”里，弥漫着一种凄风苦雨的氛围。
　　“方舟”的意象，象征着她们的生活状态——无所依傍的漂流。在这篇小里，唯一的亮点是给了梁倩以极大帮助的局长夫妇，这对夫妇恩爱、默契、和谐。这个细节的设置是很有意思的，作家也许在暗示：两性和谐才是人类生存的美好图景。
　　事实上，男女双方如阴阳二极，无论过分强调哪一极都会导致对另一极的压抑，从而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失衡、扭曲。解决两性关系的途径不应是性别霸权，更不应是双性对峙，而是双性和谐。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也需要男性的帮助，只有两性和谐，人类才能有更大发展。法国第三代女权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她的策略就是从不宣称自己是女性论者，她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两性差异依然存在，但两性之间的截然对立或死战已明显降温，而让位给通过个体内部的运作而达到对内心的瓦解。
　　然而，至少是从目前的评论界来看，“双性和谐”还只是一种虚幻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在此处，我想引入“拒绝对话”
　　这一提法。在王艳芳看来，“拒绝对话”是男性研究者“他们”对于女性文学、女性理论与批评及女性研究者的基本态度。这一描述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前理论界的实际的。不过，在我看来女性研究者“她们”同样对“他们”（男性研究者）采取了“拒绝对话”的态度，“男人参与妇女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常常因为是男人而被简单地拒之门外”
　　。在反对男权中心文化传统时，对许多具有真理性、代表性的男性批评也一概骂倒。在我们“参观”过了张洁《方舟》中“寡妇俱乐部”后，如果女性文学批评也演变为“寡妇批评”，演变为一种浮躁凌厉的独语，那么“她们”的路将不会通向广阔的前方。
　　在我看来，“他们”（男性研究者）与“她们”（女性研究者）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正是当前女性文学及批评发展潜在的一大阻碍因素。如果说属于“精英”范畴的批评家们都不能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待女性文学，那么女性文学确实前景堪忧。
　　
　　悖论之二：西方女权理论
　　毫无疑问，西方女权理论的涌入直接导致了9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这一点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不过，一定程度上西方女权话语又对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了遮蔽，尤其自1995年女性文学由绚烂趋于平淡之后，西方女权话语所带来负面影响已由深层浮现至浅表。
　　比如林白，由于她文本里过于凸出的女权主义意味，以至于一位女性批评家一再重申，林白的小说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埃莱娜·西苏的返归妇女躯体写作理论主旨来操作的。”
　　由于林白心中过强的“女权”意识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创作并不是以深刻的个人（女性）体验为基础来书写女性主体的成长历程，而是“理念先行”，使得她的作品成为西方女权理论的中国文学版本。林白的作品在女权思想激荡的90年代自然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并从而进入文学史；不过，由于坚实的思想内蕴与饱满的情感度的缺席，林白的作品也许仅只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缺乏文学的意义。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最为遗憾的。
　　林白的这种情形在许多的女作家身上重复着。纵观整个90年代女性文学，除王安忆、张抗抗等少数几个外，其余有着鲜明“女”色彩或“性”色彩的女作家们，她们的成名作往往就是代表作，这是由于西方女权理论尚未与中国女作家最深沉的自我经验融合，被激起的热情过剩，但后劲不足。这也许是盛极一时的女性文学渐趋平淡的内部原因。此外，许多作家与评论家太多操持与西方女性文学相似的词语、意象和方法，在肖瓦尔特、伍尔芙后亦步亦趋，使得中国女性主义面对强势的西方女权理论呈现出一种“女性”角色——无条件的信服和紧跟。且不论西方女权理论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实际，首先这种盲信与盲从的态度就很使人怀疑中国女性主义的独立思考能力。
　　因此，对于西方女权理论，我们应该是鲁迅先生的精辟一语：拿来。“拿来”意味着理性的批判与吸收，将西方女权理论中的精粹部分，最适合中国女性主义的部分融汇进来，使“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成为文学、社会向着完美的“双性和谐”的方向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悖论之三：市场经济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文学被一种难以遏制的力量全面推向市场，女性文学作品也以各种系列形式纷纷出版；尤其是在1995年，借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东风，女性文学作品出版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1995年之后，女性文学由“爆发期”转入平稳发展时期，虽然作品与论文有所减少，但一直占据着国内出版市场与各类文学刊物相当显眼的位置。在商业大潮与现代化进程裹挟一切，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女性文学抓住历史提供的契机与舞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9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市场经济这只无形巨手（也是魔术师般的手）的推进有着直接的联系。毫无疑问，女性文学与市场经济的联手并获得“双赢”，某种程度上为目前处境尴尬的文学提供了如何发展、生存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性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合作是一种成功的尝试。然而，市场经济对女性文学的利用又是显而易见的。在市场经济里，女性文学被物化为一种很有卖点、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与回报的商品，它既能激起女性读者了解自身的欲望，又可满足男性读者窥视女性生活的冲动。女性在争取个性解放的同时，又被极端的个性所出卖，标新立异的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权文化贩卖的陷阱中——　因此，90年代女性文学与市场经济的结伴同行是一场富有刺激性的“与狼共舞”。
　　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首先应该坚守理性的人文精神。不过，坚守的前提应是认清当下文学所处的位置。8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一种紧跟与配合时代、政治、经济的文学，在当时或可轰动一时，但随着事件、运动的过去，作品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消失了，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而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不仅追求文学本身所具的审美特性，实现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本体化，而且更加注重于表现超越社会学层面的人的生存与生命的哲学化主题，这样，文学似乎才更像文学了。但是，随着90年代现代化、商业化大潮的滚滚向前，市场经济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纷纷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市场经济，不能投身者，也将注意力转移了过去，从而使原来备受关注的文学颇有“门庭冷落”之感。于是许多人连连惊呼“文学从中心滑落到边缘”，一时间，似乎文学已危机四伏。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文学失去了位置，不如说是文学回到了自身。文学，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文学应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每个人的心灵，丰富着人们的审美视野，提高着人们的精神品格。文学是照耀心灵的诗性光辉，而非人们需要日日诵读，甚至顶礼膜拜的“语录”
　　、“指示”。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边缘的文学就可以怡然自得，不思进取，事实上，面对急剧变动社会生活，为避免落后于时代甚至为时代所抛弃，文学，必须做出积极的调整、回应。
　　90年代“纯文学”“精英文化”等口号的提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市场经济的拒斥；自我封闭只会带来僵化、萎缩，甚至使文学失去活力，最终成为博物馆里陈列的标本。只有同鲜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感受其呼吸与脉动，文学才能保持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不过，文学与市场经济的携手同行又应尽量避免媚俗化。90年代女性文学中卫慧等人的商业写作和被书商称为“小女人散文”的流行读物，就是主动向市场经济投怀送抱的范例；媚俗使得卫慧们的写作在失却了文学品格外，又彻底异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当下的文学似乎面临着“非左即右”的两难处境。事实上，由于社会、文化转型，文学也应有相应的“转型”。在文学的领域内，除了有纯个人化的创作和纯学术化的理论批评存在外，更多的时候文学应放下架子，走向大众。也许，文学首先应按自己的规律办事，生产出优秀的（起码是合格的）精神产品。其次，文学应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将自己的产品推入市场，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与审美需求，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鸡汤。由此，我们可以说对文学（自然包括女性文学）的守望不等于沉湎于象牙塔内的自我封闭，也是不站在岸上清谈式的品头论足，尤为重要的是投身于时代潮流之中，适应时代，并力求以最大的力量使得社会向完美的方向发展。
　　
　　悖论之四：向内？向外？
　　当九十年代最为年青一代女作家开始寻找女性自我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欣赏与审视。这种欣赏与审视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为的是力求排除男权话语的影响。
　　但是，任何封闭都是相对的，也是停滞的。无论是在创作还是评论上，一味的封闭只会给女性文学自身带来伤害；以至于在论及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时，有的评论家说：“我读到的是大胆与惊世骇俗背后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暴露的同时更在回避，以至于自我成长的故事讲得七零八落。我读到的是对于已无关的他人丧失理解、体悟的兴趣之后，故事甚至无法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充分展开。”“我相信，女性的痛苦、挣扎都是真实的，可表达出来，又为什么如此糟糕？”
　　女性写作在实现了对外部世界的疏离后，转向对个人女性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潜，可是，由于视角的狭窄，这种开掘越是深入，受的限制会越来越大，可写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这样，薛毅所描述的情形就会出现在女性写作之中。它表明，女作家们在对外部世界表示了漠视、对立甚至决绝后，内心充满的却是徘徊、惶惑与无助。
　　因此，“向内”虽然是女性文学的特色、特质，更是其基本的立足点之一，但却不应是它唯一的姿态。源于个体的女性生命经验的表达是女性写作至为重要的部分，可远不是全部。一己胸中的悲欢怎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在“向内”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应“向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天空与大地、社会与人生。在这方面，较远的如张爱玲，较近如王安忆、张抗抗们的创作，既基于女性自身又不囿于“女”字，而是上升到更高层次，实现了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观照与穿透性把握。我并不是说王安忆等人的创作就是女性写作的最高范本，但她们开阔的眼光，值得那些“在禁中守望”而使自己的创作显得日趋雷同、重复的女作家们学习。
　　此外，面对90年代女性文学的，是社会/男性各种各样复杂的目光和表情：有鼓励、支持的善意目光，也有窥视女性生活不怀好意的目光，有男性及男性批评家们不屑一顾的目光，也有面对已确立起自身存在的女性文学的那种怅然若失、不想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尴尬表情。90年代女性文学就是在这些目光与表情的伴随下蓬勃发展，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并以不可忽略的态势，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在我感觉之中，一团越来越大的阴影正逼近当下的中国女性文学。我们知道，西方女性文学起源于为妇女争取方法权利、地位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性，像女性的血脉一样流淌在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批评中。”
　　那么，在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经历了由男性社会的“异类”而转化为经典后，在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日益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它似乎步入了象牙塔之内而无暇顾及当下广大女性切身、现实的前途与命运，悲哀与欢乐。从创作上看，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笔下那种既有钱、又有房子，还有大量空闲时间的女性内心体验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呢？那些数目最为广大的下岗女工、打工妹、农村妇女的“私人生活”和她们内心的“战争”，有谁去注意呢？再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天的中国女性批评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理论视角而存在并被使用，其原来的使命——关心女性命运，促成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似乎已退居次席。这种结果的前半部分是女性主义者所喜欢的，而后一半则是女性主义者所不愿见到的。不过，这个结果却是男性社会预料中的最好结果。强大的男权社会以其不动声色的姿态，无声无息地消融了女性主义来势汹汹的攻势。在此意义上，90年代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的骄人战绩正是在男权社会的默许和引导下取得的，“她们”是失败的胜利者，“突围”成了男性津津有味地观看的一场表演；在经过了努力与拼搏后，“她们”得到的不过是一次失意的凯旋。
　　因此，在这团阴影还没有完完全全笼罩刚在90年代文学格局内有了一席之地和一丝活气的女性文学之前，冷静、清醒的反省和切实、深入广大女性实际的创作与批评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才能真正肩负起解放、思考妇女前途和命运的使命，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向完美方向发展。
　　
　　结语：在路上
　　本文对90年代女性文学一些悖论性话题的探讨，远谈不上全面、深刻，甚至有可能“一叶蔽目，不见森林”。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是：中国女性文学在历经数千年的漫长旅程后，以20世纪现代女性作家的群体觉醒和90年代女性文学的“爆发式”景观为标志，已牢固确立了自身的存在。

　　在整个文坛都以多少带点羡慕的目光注视着风光一时的90年代女性文学时，女性文学还远未到功成名就、怡然自得之时。女作家们在创作上对以往话语的重复以至于雷同，理论批评上的不正常（男性研究者的敌视、冷漠；女性研究者的不够冷静），昭示着女性文学整体下滑的趋势。其实，90年代女性文学所存在的诸种问题，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今天整个文学所面对的。在社会、文化大转型，社会各种要素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今天，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女性文学以至整个文学该采取何种姿态、何种策略来积极应对，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并以自己的力量使社会向着完美方向发展？面对这个过于沉重的话题，虽然前文中也作了一些探讨，但我深知，那些所谓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自以为是，并且很有可能似是而非。不过，这只是我思考的开始；而且，我相信，这也是许许多多以文学为事业的人们，以及更多的关心文学的人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女性文学所引发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女性的解放。女性解放的理想不应只停留在理论的探索，它将随着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而不断进步，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人类健康的前景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只能取决于他们/她们认识对方的努力，“双性和谐”“多元共融”才是人类的美好图景。而这一切对于刚刚踏入二十一世纪门槛的女性文学来说，任重而道远。因此，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今天的女性文学以及关爱着、思考着她的未来的人们的共同状态，那就是——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