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20世纪中国文学 ——关于《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切片分析

湘里妹子

作者：吴励生 叶勤
来源：http://www.xslx.com/htm/kjwh/yywx/2004-05-13-16844.htm
发布时间：200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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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红兵的“悼词”（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风波距今一年有余，好在当时忍着一时之意气，不然肯定跟众多的口诛笔伐者一样，看了文章，受葛红兵的情绪影响，也止不住要口诛笔伐——便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不幸，也是葛红兵的不幸，更是所有参与口诛笔伐者的不幸。

    一年过去，我们得以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大家对葛红兵之诟病和葛红兵文章的真正致命伤，以及提出我们的思考并努力做出尽可能客观的切片分析。若能真正做到不诉诸情绪，应该说则是我们个人的幸运了。

    1.精神才是惟一重要的后果

    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充满屈辱。

    面对屈辱，我们应该感到羞耻——而不能（几乎）是得意洋洋地去铺排我们自己身上的屈辱。也许，面对我们20世纪屈辱的文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屈辱的（内忧外患的）历史！一个百年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跟我们的屈辱一块成长。

    我们的事实常常是这样，面对历史（也只有面对历史）时我们激情满怀，批判意识空前壮烈，激扬文字似乎真的能指点江山；而面对现实处境，我们常常只能做缩头乌龟，首先你得活下去呀！这无论是谁都逃不脱，哪怕葛红兵先生自己——你的生计都成了问题，又遑论思想？我们的屈辱就屈辱在始终都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现代知识分子跟我们传统文人的进则儒退则道的思想命运几乎没有多少改变，个体的心性几乎也没有多少的改变。你又如何保证其思想独立、人格独立乃至精神价值独立？也便是我们这几千年未变的生存语境，实际上孕育出了我们特异于全世界的思维方式。除了进则儒退则道和激进与保守之间，设若换个维度，我们的思考能力便相当有限，批判能力则更是有限，比如自由主义——没有秩序又哪来的自由呢？因此便有胡适之先生，因害怕失掉了秩序也跟着失去了自由，宁可投身给了腐败的国民党。此其一。

    其二，我们不愧是个抒情诗的国度，就像解决类似国家命运这样大的事情，竟也常常采用文学的方法，何况葛红兵先生要解决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其间的大量激进抒情就太可以理解了。只是这种激进的抒情常常有个坏处，就是不讲理——这个理肯定不是那个“礼”，也不是一般讲的“道理”的那个理（也即不是那个“道”的理），更不是“学理”的那个理（就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所谓学理者，无非是从逻辑角度出发，运用许多洋人的概念演绎一番，如此而已，这容后再议）——不讲理又有个很坏的坏处，那就是：会产生暴力。暴力的语言会产生语言的暴力（这就比较好理解葛红兵的文章如何会激怒那么多人，所以我们才用“口诛笔伐”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词似曾相识吧？所谓“愤怒出诗人”，假如我们这个社会上全是诗人，这个社会的麻烦也就大了）。这却来自我们的语言传统：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不说了，就是叫着“吴（无）用”的文人，因为他能“吞吐千年”（余秋雨语）——实则自我膨胀（其反面是自我萎缩），所以他也要学着“大人”的样儿，把话说出“气势”来，说出“威仪”来，这样就跟变戏法儿似的，就是这些“无用”的人，居然也可以以“势”来压人乃至以“势”来伤人了。大凡（文化）激进主义者，也大都有这个毛病。

    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葛红兵的文章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归纳的荒谬。他先是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现代作家的“丑事”，然后得出结论：现代文学出不了大作品，是因为缺失“伟岸的人格”。反过来也一样，先把前提端出，然后再推论结果。这就有着明显的独断论嫌疑。问题是这个前提本身漏洞百出。因为大作品实际上跟“伟大的人格”有一定的关系，却并无必然的关系。这里就用他自己所列举的例子来说明：

    （1）想一想萨特，他借《苍蝇》《脏手》两剧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之际，勇敢地走上舞台，公开声讨苏联的侵略行径，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法国政府的压制时，他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叫卖，他还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对学生示威的行为表示赞赏……同样是一个作家，和人家相比，我们这些作家有什么？

    （2）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

    众所周知，萨特是个色情狂——且不说其人格伟岸不到哪里去，其人性的丑陋有目共睹，他的行为甚至称得上无耻；而且我们也知道，萨特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又迷信暴力，而被英国学者保·罗称作“60年代末期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然而，由于他的哲学光芒与那不朽的精神指归（当然也包括他的勇敢），使得他仍然堪称众所周知的大师！

    没有写出作品能不能叫大师暂且不论，例（2）中我们单提顾准。这位坚持在黑暗的时代思考民主和自由问题，而被国外称为中国50年代以来“惟一”的思想家的顾准，却在《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大谈他在“学习班”中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地认识到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批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10年15年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的时间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读到这样的文字，真要为人格如此严重分裂着的顾准哭泣！然而，就单为顾准在那样可怕的年月，居然能葆有那样强烈的求索精神和执著的思想批判精神，我们也应该为思想者顾准为我们留下的那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骄傲。
再说鲁迅。这实在是个让人沉痛的话题。要说造神，实在跟他老人家无关。就像有论者反驳说的那样是：“全体人民的选择”？则更属无稽之谈——那是意识形态假借“人民”之名的选择：把个人话语上升为意识形态，我们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众所周知的就有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是绵绵无绝期。至于说“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就几乎是“革命恐怖”了！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可是鲁迅要做文章，干吗要革命？即便是鲁迅当年革命了，你还要不要他“继续革命”？你还要不要他“把革命进行到底”？！到头来鲁迅非得把自己的命也给革了，那才叫真革命了！由此可见“革命”逻辑之一斑。至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专制主义的，是自由主义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个体认信，你不信——专制主义的又何妨？你不信——自由主义的又如何？最可怕的是强权，你不信却硬要你信，这就叫“攘臂立仁”，这也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虽然老祖宗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己欲”呢？就一定可以“施于人”么？好在鲁迅就是鲁迅，无论你怎么美化他或者怎么丑化他，他还是他！这便是个人话语的好处，他怎么着都是现代中国真正个体性觉醒的第一人！关键在于能还他一个真实的鲁迅（也包括“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任何的“被描写”的鲁迅都是对真实的鲁迅的歪曲——囿于笔者有限的阅读，国内有此能力的年轻学者中，似只有郜元宝一人。而鲁迅自始至终拒绝着的便是任何话语对他的描写，无论是丑化的抑或美化的描写，均在他老人家的拒绝之列。由此可见，鲁迅的最伟大之处，也便在于他那不屈而坚硬而一往无前的精神，尽管他也存在着不少人格上的缺陷——比如嫉恨阴毒睚眦必报，等等。

    葛红兵的文章里也不是没有他特有的精彩的表达，例如：

    （1）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

    （2）一个作家，他应当用他的作品说话，用他的作品养活自己，而不是做机构的附庸，做一个办公室的寄生虫。被政府养着的人只能叫公务员，他不配拥有一个作家的称号。

    人格垮台了，良知失去了，直接后果是什么？

    直接后果是：精神残废了，精神腐朽了，精神腐败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也才是最重要的。残废了的精神，你又如何敢指望他（她）能够“弄”出“真正的文学”？被“圈养”起来的精神，“搞”出的文学当然只能是“瞒”和“骗”的文学。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克己复礼为仁，向“内”求善，可由于人本身压根儿就是靠不住的东西：人本身本来就是个贪欲的存在，因此求得的结果就只能是伪善——阳奉阴违，当面万岁不离口，背后动刀子要下毒手。然后便是诗的东西，或者“乐”（音乐）的东西，叫审美，由于前者“文以载道”，后者重在教化（尽管也有后人的怀疑，比如“声无哀乐”说，可毕竟星星之火不能燎原），于是审出的“美”就只能是假美。我们的老文化在源头那就不真，既不真求知也不需要真信仰（只有“畏”），既然不能真不敢真也无法真，那不瞒不骗怎么办？所以歌功颂德之类，我们的文人们不用教，一个比一个无师自通、争先恐后……能够像钱钟书那样（在那种年代里还能）“假装专心于学术”，我们说也已经是非常地不错了的。

    2.得不得“诺贝尔”无所谓

    葛红兵文章的另一个致命伤，便是理论观点的似是而非。不说其有指鹿为马的嫌疑，起码也有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简单化毛病。比如关于语感问题与“拿来主义”问题。

    语感仅属于语言问题中的一个侧面。与语感并列的就可以有语态、语调、语词、语式等等，语言问题才是中国作家的头等问题，也是个特别让中国作家头疼的问题，而同时又是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文学作品肯定不是用来念的，尽管有过“行吟”“说书”之类，朗朗上口者除非打油诗、顺口溜、“革命诗抄”、“抒情散文”之类，假如你非得要朗诵，还得看你的语音行不行（要不糟蹋起来倒是非常方便），还得看你懂不懂得掌握语速，懂不懂得情感重音与逻辑重音，然后停顿，然后抑、扬、顿、挫……等等。就是写作本身，也有可听、可看、可读与可写，等等。这还次要，重要的是渗透于其间的语言思维：有方言的、普通话的，有口语的、书面语的，有现代汉语的、古代汉语的，等等。与语言本身相对应，又有言语的，制度化的非制度化的，元语言的，乃至语言的搏斗……与文体相对应，又有叙述的问题——尤其是语义的生成和被表达的意义结构的深层结构，则更应加以具体分析了。

    葛红兵从本质上说是诗人，他有着一种特有的诗人直觉的洞察力和某种诗意的深刻性，他的感觉是诗的，有时连语言甚至也是诗的，比如：

    （1）鲁迅的涩、周作人的枯、巴金的嫩、郭沫若的粗、赵树理的俗、张爱玲的直……张承志写《北方的河》时语感很好，可是到他的小说封笔之作《心灵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语感丧失了，有的只是毫无节制的殉情，他失去了自控的能力，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了……

    （2）我得说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他的语言是诞生在民间的，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

    但是，王朔语言的重要美学意义恐怕在于它的互文性，如若没有不同革命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体验，要完全领会和体验到王朔语言的好处、妙处、深刻处以及有效的消解、老辣的反讽效果，就不容易了；或者毋宁说，王朔的最重要的文学贡献也便在他的语言上。其间虽然可能也存在有语感侧面，但仅是个较为次要的侧面而已。因此，作为理论家的葛红兵，仅仅靠诗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他应该适当地采用科学的语言，因为：科学的语言是可证实的，而诗歌的语言是不可证实的。

    再说文体。文体跟作家的气质紧密相关，也跟作家的个性紧密相关，好比如“鲁迅的涩、周作人的枯、巴金的嫩、郭沫若的粗、赵树理的俗、张爱玲的直”，便是如此。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是不可能有气质的，是不可能有富于想象的见识的，加上语言思维、情感取向之类等等，至于创造性什么的则更是无从谈起了。而无论是涩、枯、嫩、粗、俗或直，往往是不假思索就写出来的，你还不能拆开来分析：你把它拆开了，人家可能就无法写了。这就叫艺术感觉。因此，麻烦仍然在于萎缩的精神。一个猥琐的精神你怎么能指望他（她）能有什么个性？没有突出的个性，又哪来的好气质？结果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独具创造性的文体。这样，需要分析的仍然是精神，问题却并非在于“拿来主义”。

    也就是说，精神猥琐的源头在哪里？

    源头来自屈辱。先看看一个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吧。

    “中体西用”的那一拨就不说了（如严复、康有为等），“五四”那一拨留洋（欧、美、日）的传统文化制度的批判者和埋葬者，在二三十年代以后，纷纷逃离民族虚无主义，重新认同传统文化（如胡适、陈独秀等）；之后的一拨投身于“翻身”“解放”“打倒”“斗争”“血与火”“你死我活”；再之后的一拨，思想改造之后，集体拥抱激进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并拼命把自己的知识生命包括个体意识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葛红兵倒是有着精彩的表达，他说：“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的侵袭，他们的人格失位了，鲁迅这样的自我主义者尚且在人力车夫面前感到自我的渺小，可见‘劳工神圣’的这种观念对启蒙主义者人格自信构成了怎样的打击。而《讲话》发表以后，作家和劳动大众的关系更是由启蒙和被启蒙倒转成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之后是“民间思想村落”——思想中断；到了80年代，似乎在重回“五四”（或者“文艺复兴”？），重新高举（启蒙）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两面大旗，80年代末90年代初急转直下，“西学”热很快被“国学”热所取代，又在“回到晚清民国”……这一个百年的循环，让我们感到的仅仅是意味深长吗？接着是眼下遭遇的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以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市民（后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的冲击……

    另一层屈辱却是源自对西方的学习。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西方的学习几乎很少来自客观的认知与逻辑的思考，“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好奇、希冀、兴奋、幻想以及深藏内心的由受挫而产生的渴望之情所推动来看西方学说思想的。于是，像初到糖果店的孩子一样，看见外来的东西就嚷着要买……”（台湾学者殷海光语）

    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尚且如此——据说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为学者，后来的成分变得相当复杂：凡是能“码字儿”的大都可成为作家，而这里头的所谓作家又大部分是“文人”，加上后来的文学制度，文人与知识分子的距离越拉越大。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识分子是不问一切只问是非，文人们刚好相反是一切都问单单不问是非。且不论他们身上又有多少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积淀）——文人们的情形又如何呢？若说前者遭遇为选择的焦虑，后者则遭遇为表达的困难。

    也许正如葛红兵所说：“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写作方式，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欠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成了西方文学的子学。”问题当然不在于“拿来”（莫非重又闭关锁国吗？），而在于健全的选择。新时期以来，明明需要人道主义来张扬个性，需要启蒙理性来建立自我意识，却同时引进了反理性主义的现代派，比如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等等，因为在古典主义者看来：在这些现代主义者笔下（人物）均不是一种连贯的、有着明确因果关系的具有良好结构的存在，而是一个心理的战场，一个不可解的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人性的废墟！这样，我们的作家就理解为引进可以帮助“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宗璞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从引进到批判的过程则更是意味深长：萨特的人道主义要对抗的恰恰是先验的理性体系，要摧毁一切旧有的价值标准，而新时期的主体性理论试图建立的却是（古典主义的）“大写的人”的主体价值。意识流、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等等，纷纷登场。之后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接着“后”与“新”则更是络绎不绝。就偏偏忘了我们自己文学的现代性究竟在何方。早期的对西方现代派的误读，导致了部分作家的觉悟，便又有了喧嚣一时的“寻根”。实际上，“寻根”的最大内驱力是作家们“走向世界”的碰壁。失败的屈辱使得他（她）们重又回头寻找母语的力量，于是理论上又开始垂青“野性思维”的列维-斯特劳斯，开口闭口讲“混沌”，讲“大音希声”，讲本土的“全息理论”……似乎是灵魂重又找到了栖息地。之后便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出笼，再之后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再再之后是自由主义的重新出场——又是一个大循环。然而，存在主义话语所阐发的意义虚无的焦虑、孤独、恐惧和厌烦、选择、寻找之类的种种现代感，又始终影响着我们，乃至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出路……之后又有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等，狂轰滥炸之中，我们的现代性脚步愈发显得无比之艰难。
现实的情形又恰如葛红兵的精彩表达：“‘文革’中，作家的死亡（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死亡）根本用不着专制者动手，真正痛下杀手的是作家自己，他们互相残杀，他们窝里斗。某种程度上说，‘文革’的窝里斗，似乎还可以理解一些，那时的窝里斗就如同罗马奴隶角斗场里的斗奴，主子在上面看着，不斗不行，斗就是你死我活。那时的斗还有一个性命上的理由，现在呢？没有人要你斗了，可是还在斗，为了蝇头小利（有时候是一个奖，有时候是一个作家头衔），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将自己混同于一般人，甚至比一般人更低。”

    双重的屈辱又如何让我们的精神不猥琐？

    按说最大的屈辱是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这可是个无比之大之奖，能获此奖者可是作家中的作家啊。）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活动开始于1901年，差不多与我们的现代文学的起步与发展同步，然而直到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次文学奖颁给了德国的《铁皮鼓》作者格拉斯为止，加上其间一次颁给了“中国”“被（其）描写”的赛珍珠，整整一个世纪让所有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蒙羞含辱。然而，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突然爆出个冷门：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始料未及的是，汉语写作界居然没有丝毫的扬眉吐气的感觉。除去政治的原因，整个汉语写作界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一致的沉默（沉默者，最高的轻蔑也），多少让人有点伤心。爱也诺贝尔恨也诺贝尔，这么又爱又恨的难道不刚好就是我们文人精神的典型写真（仅仅是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吗？！）？想想不少国家得知自己的作家获此殊荣，举国欢腾，比如智利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大江健三郎（1994年）……又想想前不久还有人在《滇池》杂志上撰文说：“中国至今在观念上仍缺乏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金牌意识’，在行动上没采取任何直接的努力，比如从组织翻译和扩大宣传入手，去提高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用全国作协、文联、社科院或是政府的名义，包括联络海外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推荐、介绍我国的人选，以积极的姿态展开有效的竞选工作，推动中国作家早日走上领奖台。”就感到滑稽：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个人的，又不是颁给国家，国家瞎操什么心啊？！况且诺贝尔奖还有个毛病，喜欢在无名作家中选择天才，据说这样更具慧眼，比如1950年选择了当时默默无闻的美国作家福克纳，1985年选择了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前者后来成了新小说派的楷模，后者人家甚至怀疑跟克格勃有关系。我们无意于涉及政治，而只是想着精神写真。实际上2000年前后我们的“文艺战线”捷报频传：1999年，蔡国强的《威尼斯收租院》荣获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国际大奖，成为中国美术第一个在国际大展中获得最高奖项者，2000年李云迪又获得有“钢琴诺贝尔”之称（第14届弗雷德里克·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世界最高奖，同时有巩俐应邀担任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任，李安、张艺谋等中国导演几乎驰骋了所有国际电影大节……套用“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大概也“弱国无艺术”吧？好容易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化自信的可能，首先不买账的倒是我们自己人！蔡国强去年回到福建老家，仅在朋友的撮合下在泉州某大学开了一个小小的讲座，在福州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干吗呀？人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隆重的，是你获奖啦又不是我。早些年张艺谋得了不少国际奖，就有不少自己人攻击其是制造伪民俗，奇怪的是恰恰有人类学者一直证明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是全真！瞧瞧就这心理状态，可能会有民族文化自信么？有本事我们也办个什么奖，让外国人也制造个什么“伪民俗”来讨好我们，也让我们给他“后殖民”一下，如何？依我们看来，大可不必死抱着诸如“看”与“被看”的所谓第三世界话语不放，怎么着得让人家先看了再说——让看或者被看一下两下的又有什么关系？要是人家连看一眼都不予一看，还奢谈跟人家对什么话，再自恋也只能是抒抒情罢了。

    回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上来。葛红兵说，“有的人为鲁迅没有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抱不平，我说没有什么可以不平的，这很正常，鲁迅不该得。”要我们说：鲁迅得不得无所谓。世界上可得而不得的大作家多了，远的有托尔斯泰、易卜生，近的就有乔伊斯、纳博科夫与博尔赫斯等等，还不论拒绝领奖的萨特。鲁迅本来就不是什么无名天才，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又何必计较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来奖掖他（或者相反）呢？

    倒是高行健的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颇值再议。高行健得奖所获得的评语是这样的：（称其是）“一名举世公认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语言天才的作家，为中国文学和戏剧打开了新道路”云云。具有深刻洞察力和语言天才，可能是事实——《灵山》（据说在法国还挺轰动？）、《一个人的圣经》没看过，咱们不能乱说；他当年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是看过的，确实不错，有才华有创造性——而且是在筚路蓝缕、百废待兴的情形下，还确实有开山的意思。但要说其为中国文学和戏剧打开了新道路，恐怕得打折扣：毋庸讳言，高行健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确实大，不说至今上演着的先锋戏剧们还能清晰地见到往日高行键的印迹，光是他的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所产生的影响就实在可怕！记得当年有不少的小说家便把它当“圣经”了的。而实际上，其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的文学当代版，后来由此发展出的“技术无罪”说，以及津津乐道于技巧，不断地从外国现代小说中搬用种种技术，而从不过问隐含于文本背后的观念（藏在文本后面的观察世界的那一双眼睛）的后果，高行健难辞其咎。尽管当年可能夹杂有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干预，但国人特有的中体西用论不能不说是其潜在的因素。加上翻译的原因，尤其是语言思维和艺术观念上的东西，以及翻译者的接受情况再转译过来，有很多很多的可共感与不可共感和可翻译与不可翻译，于是比较好接受的也就剩下技术了。要不后来权力话语并不干预或不怎么干预了，我们自己却仍在那一以贯之：仍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打转。然后是理论家们不断地受外国的理论话语所主宰，说了一大通外国时髦的理论，再在国内找到一些副本，说对对，就是它！就这么互相印证上了。就这样，无论是理论家还是作家，瞎吵吵了许多年，一起努力着共同使劲营造出了一个精神疲软的“文坛”——从创造层面上的意义上说，精神又彻底瘫痪了！

    从“拿来主义”的角度讲，没有谁比20世纪初叶的鲁迅和20世纪末叶的王小波“拿来”得更健康的了。至于“拿来”不“拿来”的问题本来就是个假问题，你不拿来就等着船坚炮利把它送进来吗？好比而今的后现代语境，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我们的，你想拒绝你挡得住吗？那叫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现实情势逼着你非得做出回应不可。而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呢？仍然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城市根本就带动不了农村——城市化的脚步显得无比艰难，而农村——仍然是封建主义甚嚣尘上的温床！不要说后现代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对我们仍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我们又确确实实在进入一个解构的时代，而且据说我们的东学在西渐。后现代的出路似乎在“天人合一”，若真让西方（欧美）人放弃他们的“物质生活”，而来过我们这种不怕脏不怕臭的“心灵生活”，他们干不干？后现代的理论核心便是解构形而上学，我们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解构它吗？可那个叫“逻各斯”的东西我们又在哪里啊？我们本土缺乏的从来便是这个东西了，而且我们本土实际上而今又是多么地需要理性精神与科学主义的萌芽啊！那么我们想着解构的又该是什么呢？反思启蒙理性，断裂历史理性主义，清理元话语，杜绝独断论与机械论，认清自己的主体身份以及价值诉求等等，难道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吗？因此问题肯定不在于拿来，而是在于你知不知道自己拿来的是什么东西以及拿来之后怎样据为己有。世纪初的鲁迅与世纪末的王小波的拿来的健康，就健康在不管他们拿来的是什么，首先都要经过自己消化掉，而在精神上绝对不被任何的话语所主宰。然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面对自己的本土发问，面对自身的生存而把自身的问题尖锐化。他们始终坚守的都是无比坚定的个人立场，始终坚守的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内心权力，因而属于他们自己的个人话语才是那样的坚不可摧，尽管他们的个人话语的方式和力量完全不同。

    葛红兵说，“鲁迅在文学上是半成品的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的‘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这便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了，君可曾记否——不是东方压倒西方就是西方压倒东方，是这样吗？鲁迅从来就不被别人所说，他所说的也从来就是他自己所能说，肯定也罢，否定也罢，“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这才是鲁迅的本意。你说是不是鲁迅说的话都对，那也不是人家鲁迅的毛病，而是我们自己的毛病了。至于大师什么的，鲁迅恐怕是并没有想当的，他说他的做小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个人话语的好处，便是能够有效地抗拒任何的“被描写”。世纪初的鲁迅如此，世纪末的王小波也是如此。殊途同归的是，他们的个人话语都形成了各自坚硬的外壳，足以抵御任何外来的话语强力的侵袭，尽管前者带有启蒙理性的专制色彩，后者带有个体性启蒙的“对话”式色彩。然而，话语即权力，既然是权力就难免带有专制性质，哪怕是个人的话语——它所表达的也是属于个人的那份内心权力。专制的限定是认信，专制话语的可怕就可怕在你不信却硬要你信，这便是强权了。因此，王小波的个人话语在根本性质上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专制色彩，这色彩便体现在他的形式上，你要不认信的话，你也照样可以认为王小波的小说一点也不好。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都说鲁迅得不得诺贝尔奖无所谓（王小波也一样），那你说鲁迅、王小波是不是大师那还不更得无所谓？！况且大师又是什么玩艺？就是副处级转为正处级正处转为副厅的那种！还要看你能不能活得比人家长，能不能笑到最后？岂不恶心！

    3．作家需要思想家帮助

    骂杀葛红兵显然也有失公允。如前所述，他的诗意的深刻性还是随处可见，又例如：

    （1）此后文学就成了一项所谓的严重的工作，它和消遣、游戏绝了缘，进步的势力试图拿它来作为宣传，反动的势力也试图拿它来作为宣传。结果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

    （2）但是文学的本质不是思想而是审美，文学并不能担当“经国大事”的重任，梁启超所谓“一国兴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想法只是他对文学功利作用的幻觉，他浪漫主义地夸大了文学的功利作用，把文学提高到“新民”的高度，不是提高了文学的品位，而是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属性。

    但在给自己的理论观点进行归类的时候，葛红兵又显示出作为理论家的捉襟见肘。他把此类写作归类为思想型写作。明明说的是遵命文学嘛，明明说的是瞒和骗的文学嘛，明明说的是文以载道嘛，跟思想何干？思是什么呢？思就是怀疑，不懂得怀疑就不懂得思。文以载道者们，遵命文学（鲁迅出于精神的契合偶而听命（认信）于陈独秀自是题外）们，都是人家替他们想好了的，哪里用得着动脑子？你只管审美去吧，越审美越好，越文学越好，你越文学了越审美了，他们就越载道了！这叫两全其美，大家都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葛红兵说“鲁迅的散文诗比他的小说好，他的小说又比他的杂文好，但是他却选择了杂文”。这恐怕最好得专门另作个个案研究，才会比较有说服力。从鲁迅创作小说的情形看：“呐喊”了之后，就“彷徨”，同时又把眼光往回搜寻做“故事新编”，就足以意味深长的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王小波也做了大量的杂文。他们做了那么多杂文费时太多，实在是影响了小说创作。但想想一个世纪以来，翻来覆去地，圣言痞说不断，主义话语杂处，而他们偏偏又都那么有思想：听了，看了，读了，又不能也就听了看了读了，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良知呢（你不是最讲良知的吗）？忍不住就得说，得写，该说就说该骂就骂，该拿匕首拿匕首该拿投枪拿投枪，哪怕有时难免要睚眦必报嫉恨阴毒，也在所不惜了。这就叫批判意识！

    接着葛红兵又设问：“既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到底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中有没有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呢？”

    接着他又回答说：我看没有。他说：“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就是说他必须有自己的哲学，他必须为世人提供全面系统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崭新的理解和解释，总之，他必须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者。”

    要命就要命在这体系性。什么又叫体系性呢？假如连起码的求知精神，连起码的属于自己的认知都没有，连起码的出于“在”的逻辑思考能力都没有，还奢谈什么体系性？！那你说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难道就不是体系性的吗？存在论、生存论、主体哲学，语言哲学等等都不是体系性的吗？况且，思想家是思想家，哲学家是哲学家：思想家之思讲求的是所思之领域的穿透性，只有哲学家才有体系性的要求，又况且在经历了现代与后现代之后，哲学已很少再以体系性的面目出现，而代之以各种各样的解释理论……

    因此，要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大失败，与其说是创作上的毋宁说是理论上的大失败。我们的文论充满着太多的体系学科建设，且不说文论本身的陷阱（所谓从“学理”出发或被指定的选题研究等等），光是敢论不敢论能论不能论的都体系上了，就让人发晕；也且不说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太多干预干扰以至太多的误导误读，众多的文论们谆谆教导着我们的是如何——不会写作，而并非如何学会写作。

    要求作家也一定要是个思想家，是毫无道理的。你理论家就可以不要思想，只要体系；作家根本不可能有体系，你又怎么能强求作家是思想家呢？

    鲁迅不是思想家，王小波当然也不是（要说是，也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只是作家，同时也是学者，如此而已（难道不够吗？）。作家需要思想家帮助，你理论家不能给作家以思想上的帮助，反而说作家不是思想家是笨蛋，那叫倒打一耙。鲁迅的思想得益于尼采（也许还有达尔文），王小波的思想得益于福柯，一个在世纪初另一个在世纪末，几乎是同样地特别有力特别到位地重估了一切传统道德价值。鲁迅以“鲁镇”显示了传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从风俗到制度，从思想到宗教，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准则……得出的结论是“儒释道”吃人！王小波以“王二”进行不断自我指涉，以施虐/受虐为基本载体，穿梭于不同的时代，追问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得出的结论是时间是凝固不动在千年于一瞬的：我们任重而道远。前者的颠覆和批判显得忧愤深沉，后者的反讽和颠覆则显得举重若轻。而他们又同时用他们不朽的作品特别强有力地证明了：文学，真的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且，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同时，还能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现代“小说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只有精神，只有真文学的精神，才真正不朽！这难道还不够叫审美的吗？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秩序一个世纪给我们的屈辱，假如不算高行健的话，我们至少还有鲁迅和王小波能够把它有效消解掉不少，20世纪中国文学还不至惨到了家！不是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21世纪的中国文学能跟“诺贝尔”再较较劲吗？况且“诺贝尔”秩序难说也就是个腐朽的秩序，真正不灭的恐怕还得是处于“边缘”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谁恐怕也别想真的就能成了谁的“中心”。

    在我们看来，在葛红兵的这篇万字长文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是：

    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比较欣赏这部分文学（指他自己称作的“青春冲动型写作”——引者注），它至少是本真的，属人的，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感情成了生命的中心，个人成了价值的源泉……

    可惜的是，如此正确的观点却又并未作起码（且不说充分）的展开。

    早有一些卫道士们已在那重弹文以载道的老调，并责任重大并颇具忧患地发问：究竟是要“文以载道”呢还是要“文以载欲”？

    按卫道士们的主张，“文”当然是要载“道”，而万万不可载“欲”的。因为据说沉重的肉身对超越精神的颠覆，使人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价值情怀等根本问题变得空前尖锐。卫道士们紧张什么呢？欲望既非善也非恶，善的恶的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和限度，而这自有精神来决定。需要强调的是：精神最终还是离不开肉身，离开了肉身的切身感受几乎就很难谈精神，往绝里说就没有了精神。难道我们长此以往无智无性无趣（王小波语）得还不够吗？非得光大发扬无耻无稽无聊才叫“正道”么？！

    因此，在我们看来，“文”既可载“道”亦可载“欲”，同时，“文”既不可载“道”亦不可载“欲”。关键在于：那是谁之道又是谁之欲？

    若是“王之道”是“灭了你的欲留下我的欲”，便不可载；若是“个人之道”是“个人之欲”，那就大大地可以载，哪怕是超载！

    最后，我们想引用在王小波之后被我们特别看重的诗人于坚说的一段话，作为对葛红兵先生的一个掌声鼓励：

    诗是存在之舌，存在之舌缺席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诗是无用的，任何企图利用诗歌的时代，我们最终都发现，它正是诗歌的敌人。但如果一个时代将诗人视为多余无用之辈，那么这时代也同样是一个地狱……

    ……我以为，应该是时代向诗人脱帽致敬，而不是相反。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

                                    ——摘自《诗刊》2000年第2期

    另外，我们还得同时引用王小波说过的一句话作为补充：

    我喜欢艺术家，也喜欢警察。我总觉得，这两种人中缺少了一种，艺术也就会不存在了。

                                    ——摘自王小波：《二0一五》


                  （此作已发表于《滇池》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