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研究纵横谈

湘里妹子

作者：顾曰国   
来源：http://www.guoxue.com/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84

      在语言学里，话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本文也就从这里说起。话语可以是说出来的，也可以是写下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说出来的话语要先于写下来的，所以当代语言学把说出来的话语视为第一位的，写下来的是第二位的。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话语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可不是这么简单。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口头话语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实用的话，那么人们的话语能力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习得的。而书面话语则不同了，即使是最简单的书面话语，人们也得通过有意识地学习才能掌握。

一

      口头话语跟书面话语最大的不同之处之一，就是前者语出即逝，后者可以永久性地保存下来。由于这个差异，人们对书面话语的推崇及研究远大于口头话语。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家对口头话语的研究可以说直到录音机的发明才真正开始（注意不要把口头话语研究跟语音或声韵研究混淆起来）。在此以前，人们为了抓住口头话语，就采取文字记录的办法（研究过口头话语的人都知道，文字记录所能保存的口语信息是很有限的，丢失的东西很多）。我国古代的《国语》、《论语》就是用文字记录口语的例子（我们姑且这么说，实际上跟真正意义上的记录还差得很远）。在古希腊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于善于辞令的人，社会评价往往是褒贬参半，雄辩和诡辩可以加于同一人，这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希腊都是如此。

      然而，古代的中国与古希腊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古希腊有研究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语的专门的学科，称为“rhetoric”。陈介白《修辞学》（1931）周序说，“修辞学”这个名称是从东方（日本）传入中国的，本来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译名。不过也有人把它译成“雄辩学”或“劝说学”，甚至有人干脆用音译“雷妥类克”（见董鲁安《修辞学讲义》，该书后易名为《修辞学》，北平文化学社1926年出版）。我国没有这个专门的学问。在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rhetoric”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面对选民摇唇鼓舌，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又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这样的告诫语在西方有关雄辩的著作里是闻所未闻的。另外，雄辩学是古希腊和罗马教育的重要内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拜亚里士多德为师专攻雄辩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雄辩、文法和逻辑构成人文教育的“三学”（此时的雄辩学不再是古典的样子，更像我国的修辞学）。在我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冯友兰在《先秦诸子之起源》一文里说“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把纵横家思想划入“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二

      随着教育和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书面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书面话语的著作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在我国，我们可以把这类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研究，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的书面话语的研究受国外影响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同时引进了（有些通过日文）西方的修辞学和文艺批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书面话语的研究逐步加入世界研究的行列。

      在西方，大的分界与我国稍有不同。文艺复兴以前，文艺复兴以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至70年代，70年代至今（注意这些时间只能是个大概，不能作为精确数字来引用）。文艺复兴以前，书面话语是用拉丁语写成的，欧洲各国自己的母语没有地位。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各国母语才逐步取代拉丁语。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修辞学书是1524年的Leonard Cox的Arte or Cratfte of Rhetoryke。1750年以前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公众答辩还必须用拉丁语或希腊语。这种口（本国母语）不同文（拉丁语）的情况跟我国的口不同文有些相似之处，但在欧洲口同文运动比我国要先发几个世纪。黄遵宪高呼“我手写吾口”是在1869年，真正做到写同口（或准确地说写接近口）还得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国跟西方一样，在当代语言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书面话语的研究主要是修辞学和文学批评。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修辞学相当于西方的stylistics，不同于上面说的rhetoric。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没有把这个区别做好，所以直到今日人们还时常把它们混淆了。西方古典的rhetoric译为雄辩学，比较确切。这个雄辩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雄辩没有了市场，雄辩学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其中残留下来的是“style”，即风格，包括修辞格。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修辞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风格研究跟兴起的文学批评汇合，当时影响很大的有Hugh Blair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 Lettres(1783)。这部书在研究对象上跟我国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五四新文化时期，进入我国的西方“rhetoric”只是古典“rhetoric”理论中很小一部分，这个很小的部分跟当时的兴起的作文法研究结合到一起。五四前后对我国学者影响很大的著作如John F Genung的Practical Elements of Rhetoric(1886)和Outlines of Rhetoric(1893)；Alexander Bain的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A Manual (1877)；J.C.Nesfield的Senior Course of English Composition(1903)等，就属于这类。今天研究修辞学史的学者对把修辞学与作文法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评价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我国的修辞学的范围在历史上比西方的要窄得多。我国学者多数主张修辞学与文章学分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宋代陈骙的《文则》可以说是文章学的经典之作，然而讲修辞的地方也不少。

三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古典的“rhetoric”在欧洲迭入低谷，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stylistics”(可以译成文体风格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部分替代了“rhetoric”。但在美国和比利时，古典修辞学得到了复活并且有较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stylistics”和“rhetoric”都被介绍进我国。

      7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会话分析和篇章分析两个新的研究分支。会话分析研究口头话语，篇章分析主要研究书面话语（也研究口头话语）。我国学者，特别是那些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加入了这个研究行列，可以说跟西方学者是平起平坐。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把会话分折和篇章分析统称为话语分析。目前话语分析有四个大的研究取向：一是通过话语分析解决语法上一些棘手的问题；二是研究单个话语（包括句子）是如何组成话语的，探寻话语自身的构成规律；三是把话语分析当做研究宏观社会问题的工具；四是研究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成分其过程的展开规律。第三个取向在西方叫批判性话语分析，第四个取向可以称为共生性话语分析。这两个取向都把话语活动视为人类生存活动的有机成分，研究范围都己超出话语本身。举例说明，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人们在“文革”期间说话跟改革开放以后说话是大不相同的。“文革”期间人们开口闭口都要讲阶级斗争，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性话语分析则要弄清楚是什么社会政治因素使人们这么说话。共生性话语分析则要描述人们是通过说什么样的话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批判性话语分析区分不同层次的话语空间，有点像人们区分不同的生活侧面，如政治生活、学术生活、业余生活等，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休闲话语等。这种研究跟上面提到的文法风格学研究是不同的，它侧重于研究这些话语底层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话语的支配作用。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里，政活话语、学术话语、休闲话语等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有等级层次的，如领属或主从关系。

       最后要交待一个研究花絮。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法国学者Michel Foucault的Les Mots et les Choses（《词语与事物》，1966)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奠基作之一。该书1970年出了英文版，书名译为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万物之秩序——人类科学之考古》）。有趣的是Foucault在前言里一开始就写道，他的研究兴趣是看到了一段关于中国某一百科全书对动物作的奇特的分类法感到难以置信而引起的。中国的分类法构建了一种秩序，西方对动物的分类法构建了另外一种秩序。Foucault要考证是什么东西使中国人作出那样的分类，又是什么东西使西方人作出另外一种分类。这就构成了对科学知识的考古。无论是分类还是秩序，都是通过话语来构建的，也正是通过话语秩序得以维持或被打破。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秩序使Foucault脱颖而出，而又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秩序使我们不会出现中国的Fouc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