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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克定先生音韵学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之一)
作者:周祖庠(漳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作者惠赐
2005年5月14日—16日
今年四月份,收到素不相识的黄克定先生夫人吴素英师母惠赠的先生大部头音韵学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以下简称《黄著》),惊诧之余,陆续抽时间捧读,阅后心情难以平静。
这位业外人士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困境中写出来的音韵学大著,其中不少论述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对当前音韵学界不无警戒意义。而作者在书稿完成后即患
脑血栓,十年后去逝。遗稿在其家属及胡绳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在著者辞世后五年出版。对此,著者家属又不计书价高昂自费购买,已将一百五十多部遍赠各大学中文系暨素昧平生的音韵学界同仁。笔者孤陋寡闻,在此书出版近两年后竟既未见到报道,也未见有评论。凡此种种,面对逝者及遗属,作为业内人士,自感有责任将自己对此书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以呈献给关心者。
中国音韵学受西方现代语言学影响进入现代后①,有一条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规则为现代音韵学家们所重视,这就是:
“历史语言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变化。因此凡发音部位相同的语音总是朝着同一方向演变,凡同音的字到了后代一般也是同音”。②
“语音的一切变化都是制约性的变化。这就是说,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反过来说,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这是历史比较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③
一批现代音韵学家运用这条规则否定了传统音韵学家的一些著名成果:如章太炎的“娘日归泥论”、黄侃的“照二归精论”“照三归端论”、曾运乾的“喻四归定论”等,并把中古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开合四等”也移植到上古音中去,把中古音及上古音构拟成既庞大又复杂、脱离实际的国际音标矩阵。而片面理解及运用这条理论的结果,不但否定了别人正确的理论,也严重影响到这些音韵学家自己本身的成就,如王力、李新魁等先生即是,书中也已经论及。这必然也要影响到整个现代音韵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由于这些音韵学家在大陆的地位和影响,这条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了音韵学研究道路上的一块错误的标识,至今仍有一大批业内人士对它深信不疑,而作为业余爱好者的《黄著》,却一开始就对此理论进行了批驳,这是在八十年代,理论界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
“假定上古的同一韵部的韵母已经有洪、细、开、合之分,倘然必须以比‘上古’更古得多的时代就已有洪、细、开、合之分这一条件为前提,那么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语言的韵母,就已有洪、细、开、合之分了。有这样的可能性吗?”(P.19)
接着著者又举出了鲁迅先生关于我们祖先说话从“杭育杭育”开始、逐渐练出复杂声音的著名议论作为佐证。语言之通俗易懂,连外行也会认可。这可是音韵学一件大事,因为它牵涉到现代音韵学的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将还继续影响到音韵学的正常健康发展。 笔者赞赏黄先生论点,因为我也持此观点,详见发表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上的拙文《“精庄归一”的再证明》和专著《篆隶万象名义研究》第一卷·上册(敝处尚有存书)的有关部分,在此不作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
不管是传统音韵学或者现代音韵学,其理论都是建立在“等韵”基础上的,而“等韵”理论又是建立在唐宋韵家以时音图解隋初《切韵》综合音系基础上的,“等”是其核心。现代音韵学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已经成了现代音韵学的理论支撑,成了音韵学三大分支中最为复杂、最为难学、问题成堆的一支。现代音韵学家都强调重视、学习“等韵理论”,然而,“等”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否真的存在?“等韵理论”是否科学?《黄著》在作了大量论证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据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研究工作的我们的后人看来,既然“纯四等”同“一等”无异,“假四等”同“三等”无异,“二等””同“一等”无异,那么,把横行的每一声调的每一韵横列两行也就够了。”(P.907)
接着著者按此原则重新绘制了新的韵图(P.927-955),新(实际上也是最早的)韵图并没有“四等”的概念,这是人们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等”的概念如果被否定,是要使一些业内人士感到震惊甚至“觳觫”的,因为“等”一旦被否定,就意味着“等韵理论”的被否定,而“等韵学”的被否定,将意味着现行音韵学学科体系的彻底被否定,思此,怎么不使人有“家园将失”之感呢?难怪有人不得不否定这种作法,目的是保护自己终身从业的一方土地。其实,我们失去的只是一个充满铁窗与镣铐的虚构环境,而得到的却是一个颇具生命力的真实家园。作为业外爱好者的黄先生,能以事实证明并敢于发表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令人敬佩的。当然,就笔者看来,《黄著》这一论点还有些微可商榷、补充之处,但在大胆否定“等”这一伪概念上,如果没有非凡的见识与魄力,是看不到也不敢为的。《黄著》这类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为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1997年出版的华东师大潘文国教授的《韵图考》,就对“等”的产生进行了探索,最后否定了“等”的存在,现在黄先生又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再对此视而不见,依然报残守缺,危及的将是我们宝贵的学术生命,前人的教训已够沉重的了。舍此,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我门重视吗?作为一位学者,学术生命的受损,将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还不该警觉吗?
笔者也曾就“等”、“等韵理论”、“等韵学”阐述过自己的看法,集中撰写在《从名义音看等韵理论》一文中。此论文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石家庄)交流论文。但会后结集出版的《音韵论丛》并未将此文收入。幸好2001年出版的拙著《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馀论》中,有相同内容的一节,有兴趣的读者也可查阅。
可以想见:一个音韵学的“票友”,用半生心血唱出来的这类与“时代学界主旋律”不协调的音符,在如今之世要被人们理解、接受和欣赏,是十分艰难的事。而著者已经作古,不能再为自己的观点解说和宣传了,活着而又赞同这些观点的人如果沉默不语,将于心有愧。这就是我一反习惯,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中也有对“嘤嘤其鸣,求其友声”应和之意。
又:鉴于我这类观点文章发表难的事实,我只好将它托付给别人在网上发表,因为我至今也不会上网,请读者理解。因为如果投出去长期得不到发表,岂不是违了我写它的初衷,有负逝者。
注:
① 如(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等。
②《黄侃古音学述评》(《王力文集》第17卷 P.407 山东教育 1989版)
③《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册)P.69 中华书局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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