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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修辞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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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2-4 09:51:32 |显示全部楼层
钱钟书不是修辞学家,也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著作,然而他却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繁荣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是因为,一、无论是三十年代发表的文学批评,四十年代出版的《谈艺录》,还是五十年代的《宋诗选注》,七十年代的《管锥编》,八十年代的《七缀集》,钱钟书都一以贯之地把中国文学的“诗心”和“文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学的修辞学认知,即从修辞的角度探讨为诗为文之道,所谓“诗学亦须取资于修辞学”。[1]而这自然要涉及到很多修辞学的理论和技巧问题。二、在作者的重要论述中,如探讨古典诗艺的《谈艺录》,注释宋代诗歌的《宋诗选注》,考订十大古藉的《管锥编》等,作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贯通古今中外,打通人文诸科,在比较中释义,在互证中求解。所以这也必然随时随处涉及到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知识,并且不少论述简直就可以说是纯修辞论述,比如通感论,比喻论、风格论等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才说“《管锥编》是一部修辞学的重要著作”[2]。三、更重要的是,钱钟书的这些论述,不但几乎涵盖了中国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而且不少认识发前人之所未发,启后人之所待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位修辞学家能像钱钟书那样,涉足如此广阔的修辞学领域,也没有哪一位修辞学家能像钱钟书那样,在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建树。虽然他的修辞学说不相连贯,且往往又是夹杂在诗文赏析或典籍考证中,但正如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所言,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3]正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他的修辞学散见进行了整理和“演绎”,惊讶地发现,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位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他不但在传统修辞学方面贡献很大,而且为中国现代修辞学注进了不少科学的因素。而这主要体现在他具有较为科学的修辞观。
      除了在《谈艺录》中偶用“修辞”一语外,钱钟书习惯用“修词”这一概念,如“修词之学”、“修词法式”、“修词律例”等。更重要的是,钱钟书不囿于成说,对修辞的本质有着独到的理解。中国历来都有“修辞立其诚”之传统说教,然而,钱氏却能更进一解。认为,“立诚”固然重要,但“修辞”也绝不能小觑。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有此看法:“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4]这是说,“立诚”只是表达的起点,而“修辞”则贯穿表达、尤其是优化表达的全过程。
      钱钟书对修辞本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变”观。在《管锥编》考订《左传正义》“成公十五年”中“达节”一语时,钱钟书解释说:“‘达节’即昔语所谓‘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运用’也。”[5]“权”是我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反常而合于道”、“应于事变”,也就是《周易》说的“变通以趋时”、《中庸》说的“君子时而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孟子·离娄》中记载的故事:有人针对儒家的“男女授受不亲”给孟子设了一个隐性二难推理:如果嫂子溺水是救还是不救?言外之意是,如果救,就违反了道德规范,如果不救,就丧失了做人准则。孟子回答得很干脆:“救”,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后来人们把这种权变理论扩大到各个领域,并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可贵的是,钱钟书把这一理论移到了修辞上,他引用顾炎武《与李中孚书》中的话:“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胶于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并进而引用柏拉图“谎语时或有用”、亚里斯多德“诡辩时或宜用”等论述,强调了修辞的“达节”、“反经”之旨。并强调:“作者之圣、文人之雄,用字每守经而尤达权,则传注之神、笺疏之哲,其解诂也,亦不可知常而不通变耳。”[6]这一精辟阐述,可说与陈望道的“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殊途而同归。对修辞学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为辩证观。钱钟书很注重修辞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他并不机械地认为什么样 的瓶子必须装什么样的酒,一方面,他强调内容形式的一致性,他借歌与词的关系来论述:“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糜糜涤滥之声,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攸宜,用违其器。”[7]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歌与词也可以不相一致,如《耍孩儿》曲调,在《西厢记》中,既运载惠明和尚的豪壮唱词,又包裹红娘的佻谐唱词,还配搭莺莺的凄婉唱词。难以作伪的“音声”尚且如此,更何况语言修辞!
      在选词造句方面,钱氏认为也应两面观之,比如在评点《史记》时,他指出史马迁“深得累叠之妙”,如“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对这三个“无不”的重复,钱氏说“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8]而在评《史记》中“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时,认为《汉书》改作“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要“明净”得多。再如钱钟书批评“骈文修辞,常有两疵”:“求句之并与词之俪而致病生厉”,[9]但他又反对人们对“骈偶”的一概否定:“词偶则易词费,而词费不都缘词偶也。以为骈体说理论事,勿克‘尽意’、‘快意’者,不识有《文心雕龙》、《翰苑集》而尤未读《史通》耳。”所以,“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之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t),俾耐寻味而已。……末流虽滥施乖方,本旨固未可全非焉。至于骈语,则朱熹所谓‘常说得事情出’,殊有会心。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仗攸宜”。故于骈俪文体,过而废之可也;若骈语俪词,虽欲废之,乌得而废哉?”[10]这一论述,可说是修辞辩证法的最好体现。
      语体也是修辞学的部门之一。对此,钱钟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就是“盖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并引用《南齐书·张融传》载融《问律自序》云:“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钱氏解释曰:“‘岂有常体’与‘常有其体’相反相顺,无适无莫,前语谓‘无定体’,‘常’如‘典常’、‘纲常’之‘常’,后语曰‘有惯体’,‘常’如‘寻常’、‘平常’之‘常’”。[11]又引用王若虚的名言:“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说明语体的习用惯规和变用破规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顾同时风气所扇、一人手笔所出,复因题因类而异,诗、文、书、画莫不然。”[12]一般而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然因时因题因类之故,又往往出现“参体”“变体”,因此才出现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的情况。常中有变,变中守常,这又是语体的辩证法。
以上三方面,又归结为修辞的“中庸之道”,适度而不失度,矫枉而不过正。语体的定与变,只须恰好,这就是钱氏借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话阐明自己的观点:“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用语的巧与拙,当在和谐,这就是钱氏借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话传达自己的看法:“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只有参互用之,方可成诗成文也。“所谓“用字就像用兵,要‘虚虚实实’。”[13]
三为“语言天地”观。钱氏说的“语言天地”,与人们常说的“语境”大略相同,但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与语言认知前提。在论及王羲之的《杂帖》的费解时,不但论及了时代对修辞的影响,而且论及了特定群体对修辞的影响。作者认为,《杂帖》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家庭顼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亦未遽都能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足句,即已心领意宣;初非隐语、术语,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语’也。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14]而他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简直就以“语言天地”为出发点。他指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包括题材、体裁、风格等各个方面,总要受到某些社会条件和某种文艺风气里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共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以意会。”[15]可以看出,钱钟书把“语言天地”做为表达和理解的基础。
      根据上述的描述,我们可以概括钱钟书的主要修辞学观点:在特定的语言天地,表达守经而达权,理解守常而通变。相反相成,万殊一贯。

注:
[1]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页。
[2]   蔡田明:《〈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版第416页。
[3]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4]    钱钟书:《钱钟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654页。
[5][6]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版第206、406页。
[7][8][9][10][11][12]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272、961、1474—1476、889、890页。
[13][15]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4页。
[14]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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