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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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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8 10:40:10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邵敬敏  来源:http://www.eywedu.com/xiucixuexi/xcxx2008/xcxx20080204.html

  中国的修辞学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及80年代出现过三次研究高潮,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标志着有关研究的辉煌。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我个人有限的了解,修辞学研究就总体而言开始走下坡路,而且下滑的速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明显加快,坦率地说,现在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中国修辞学向何处去,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是摆在所有关心中国修辞学前途的学人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

  第一,修辞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明显老化。

  如果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相比较,在很多修辞学者那里修辞学好像老牛破车,几乎连步子也迈不动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固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怜,这样说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修辞学界有些朋友的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于自我陶醉,而事实上,修辞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他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
  第二,修辞学已经在中国语言学界“边缘化”了。这包括:
  1、被动边缘化:修辞学自身的研究领地,特别是一些传统领地、基础领地,不断被蚕食。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都在“侵吞”以前属于修辞学研究的地盘,比如“比喻”一向是修辞学研究的世袭领地,现在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隐喻”、“转喻”等几乎把“专利权”都拿过去了。
  2、主动边缘化:这是更为可怕的现象。修辞学界的朋友基本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既然你自己都退出或者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那么也就怪不得别人来占领了。
  第三,修辞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主要是:
  1、修辞学和语用学:一直是两张皮,没有能够结合得很好。语用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比较新的语言学理论,早期有人做了一些跟修辞学结合的有益尝试,如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可惜后继乏人。话语分析、篇章分析、言语行为理论跟我国的修辞学到底如何结合一直是个急需我们解决的难题。然而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希望。修辞学研究一直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在研究观念上必须有一个突破,或者叫飞跃。如何跟语用学结合,同时又有明确分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为重要的任务。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就可能有意无意放弃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优势。
  2、修辞学和语法学:从9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要求两者结合,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语法学似乎并不着急,着急的应该是修辞学。修辞学到底应该向语法学学些什么?比照语法结构,修辞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修辞结构?跟句法结构的基本成分词类、短语、句子相比较,修辞学里有没有修辞要素?修辞模式?修辞格局?传统的“修辞格”到底在修辞学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语法里的框架结构?修辞学里有没有“修辞化”的格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修辞学家给出回答。
  坦率地说,现在有许多本来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已经被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抢去了。而只有修辞学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必须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占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领地。比如:“话语分析”,就包括:问答、对话、交谈、辩论、介绍、演说;“篇章分析”,就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结尾、前后照应、结构段落、话题推进、焦点凸现、焦点转移等等。
  中国的修辞学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我以为必须在以下若干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必须跟国际接轨。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接轨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开放,大胆引进,多向借鉴,特别要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吸取营养,向功能语法学、语义语法学、认知语言学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不要自己把手脚束缚起来。只有先“引进”、“借鉴”,才可能进一步“互动”、“交融”,乃至“创新”,促使传统的修辞学获得新生。
  比如认知语言学里的“原型范畴”在解释比喻时,就是个很有用的理论。在比喻主体和比喻客体之间一定有个桥梁起到介引作用。例如“放飞青春理想”,就可以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从“放飞”的语义着手解释:“把鸟放出去使之高飞。”(《现代汉语词典》389页),所以我们可以说“放飞鸽子”,但现在放飞的不是鸽子,而是“青春理想”,显然,这一个动词的语义特征就移植到后面的抽象名词上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青春理想”可以像一只年轻茁壮的鸽子一样被放出去高高地飞翔,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形象。这跟以往笼统地说这是“拟人”或者“拟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比如名词和名量词的组合规律,也非常值得研究。例如“井”,可以说一口井、一眼井、一孔井。这说明视角的不同,观察点的不同,就有量词不同的选择。“口”、“眼”具有“呈圆形”“三维立体”“有水”等语义特征,但是“口”偏重于“像嘴巴一样张开”这一特征,而“眼”则倾向于“水汪汪的可以照见人影”这一特征,这些语义特征显然是量词“孔”所没有的,因此“孔”就用得比较少,而且经常用于打井的时候。再比方“村庄”,北方说一个、一座。广东、香港就说一条,这显然跟南方江多、山多、海多有关,村庄都是依水、依山谷而建,长条形地铺开,自然就是“条”了。这是语法组合问题,也是语义选择问题,也是修辞取舍问题,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三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第二,必须从传统修辞学的牢笼里解脱出来。我们不是不要传统,而是要源于传统,高于传统,优于传统。必须用全新的思维来重新认识修辞,重新认识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动机、修辞结构、修辞效果。
  对望老以及他的修辞学学说,我们完全尊重,绝对敬佩。但是,对望老最好的继承,就是发展;最好的尊重,就是突破;最好的敬佩,就是创新。比如,他著名的两点论,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首先,这一名称就可以商榷。其实,凡是修辞,就应该都是积极的。消极的,顾名思义就是无所作为的,那就不是修辞了。所以消极修辞这一提法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既然是消极修辞,就可有可无,不必去仔细深入地研究,好像只有积极修辞才是我们需要大力研究的对象。当然望老的意思其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改为:“常规修辞”和“超常修辞”。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历来习惯于两分法。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是不是还存在第三者——属于中间状态的、过渡状态的修辞?这就是语法化进程中的修辞,所以在语法层面的“语法化”问题,在修辞层面上看,就是“修辞化”。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太阿Q”、“很近视眼”,这类超常搭配当时还是偶一为之,我们可以称之为“名词临时活用为形容词”,属于修辞范畴。可是到了当代,我们发现大量的这类语言现象:很阳光、很青春、很男人、很女人、很中国、很广东……不仅仅范围扩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出现的频率飞速提高,如果再说这些是超常修辞,似乎不合适了,但是就断言这是常规修辞,或者干脆看作语法的正常组合,我们好像也比较难于接受。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语言现象定位于“过渡修辞”,即介于常规修辞与超常修辞之间的品种?这样,我们就建议把修辞分为三种类型:“常规修辞”、“过渡修辞”和“超常修辞”。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一切引进的理论和方法都必须为我所用。我们要有信心,让修辞学爆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一句话,对修辞学的整体架构要重新思考,重新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关注中国修辞学的这场革命,尤其是年轻学者更是身负重任。
  其实,国外的理论确实有启发性,但是并非完美无缺,尤其对丰富多彩、生命力无比旺盛的当代汉语来说,常常无法适用,也无法解释。比如认知语言学,非常推崇“隐喻”和“转喻”。但是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比喻内部的品种非常多,起码有:明喻、暗喻、借喻、较喻、否喻、缩喻、引喻、博喻、反喻等等。如果只讲隐喻和借喻,显然是不够用的。这样我们才能解释汉语里许多特殊的词语组合。例如:“王老虎”,出现在“王老虎抢亲”里,指的是王天豹,为非作歹,就好像老虎一样凶残,这显然是比喻,是隐喻。现在还有个“李老虎”,指的是足球名将李铁,他的球衣上写着“Li tiger”,自称老虎,也可看作隐喻,表示踢球勇往直前、凶猛无比,像只老虎。还有个“吴老虎”,指的是画家吴文杰,因为擅长画老虎而出名,这是不是“借代”呢?最近因为拍摄华南虎的真假问题,引出了个周正龙,人称“周老虎”,这个老虎就不是比喻周正龙像老虎了,指的是因为周某人跟华南虎事件有关,所以不是隐喻,也不是转喻,而是一种“借代”。至于这样一段话就更费心思了:“华南虎,说白了,是钱老虎,是官老虎。”请问:这个钱跟老虎什么关系?官跟老虎呢?显然,隐喻、转喻,尽管很有用,但是,要全面解释汉语的修辞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探索修辞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再比方“语义指向”理论,在语法学里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我们汉语研究者首先发现并且在理论上予以阐述的。但是当我们运用到修辞学研究时,还是可以发展和改造的。因为通常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某个句子成分的语义可能指向句子里或者句子外另外的成分,它有可能超越句子的层次。但是在语言生活中,我们发现语义指向不仅仅如此,还可能指向词语里的语素。比如:很新潮、很专业、很激情。实际上“很”指向的是“新”、“专”、“激”这样的构词成分。不仅如此,语义还可能指向义素,比如:很阳光、很中国、很香港。“很”在语义上指向的是阳光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开朗、乐观、积极、向上,而不是指向它的具体的本体意义。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问问自己:为什么有的“很+名词”可接受性强,比如:很中国、很美国、很日本。有的就差一点,比如:很德国、很法国、很英国。有的接受度非常低,比如:很挪威、很冰岛、很不丹。我们认为,这跟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以及这些国家的属性特点是否突出鲜明有关。可见,我们不但要知道什么可以说,还要知道哪些不大能说,哪些绝对不能说,这里面就大有学问。国外的语言学有研究目标是三个w的说法:WHAT/WHY/HOW,即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语法学关心的是前面两条,我们修辞学除了这两条之外,还需要探究这三条:怎么办。就是怎么调整我们的言语策略,预测我们语言的发展趋势。
  第四,我们需要极大地关注我们的常规修辞,尤其关注我们的口语交际。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语言现象进行仔细地分析和研究。比如疑问句,尽管我们已经从语法层面和语用层面做过一些研究,但是还有许多值得深挖的地方。比如“是吗?”这一疑问句,经常出现在句子后面充当“附加问”:“你明天去香港,是吗?”但是我们发现它还可以直接出现在句首。这时,“是吗”的基本功能,不仅仅表示怀疑,还可以表示不相信,甚至于反驳。这就需要结合后续句来考察,需要结合上下文乃至语境来进行分析。例如:
  (1)甲:我明天去香港。
  乙:是吗?我记得校长叫你去澳门。
  (2)钟跃民: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了真吧?
  (3)甲:明天我请客。
  乙:是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话人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就利用“是吗”作为过渡性话语,姑且相信,紧接着就用第二个问句来提问,并以此来证实对方话语的可靠性。例如:
  (4)甲:我明天去香港。
  乙:是吗?坐飞机啊?
  (5)潘玉龙:我加入了一个饭店管理公司!
  刘迅:是吗,哪个饭店管理公司?
  (6)杜长发憨厚地笑道:“不敢不敢。刚才门口来了个女的找你,长得还行,我连正眼都没瞧一下。”
  庆眷问:“是吗,谁找我?”
  “是吗”还可以作为一个言语标记,其实并不表示怀疑,而是表示赞同。“是吗”在书面上往往不用问号,而是改用逗号,或者惊叹号。例如:
  (7)甲:我明天去香港。
  乙:是吗?那给我带个礼物来。
  (8)你猜怎么着,原价680,我80块就买到了!
  是吗!太划算了!
  第五,我们尤其要关注新颖的语言变异现象。从1978年以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信息化、国际化、网络化的步伐加快,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我们修辞学界必须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
  句法的种种结构,实际上起初都是从修辞发展而来的。往往是先有某人使用了某个新的组合,比如:这个男孩子很阳光。别的人看了觉得不错,很有特色,他就会模仿,他也在某个场合里使用了“那个女孩子也很阳光”。你也阳光,我也阳光,用得多了,就会有人觉得不仅仅“阳光”这一名词可以加上“很”,其他一些名词似乎也可以啊,比如:中国、男人、女人、美国、知音、生活、传统、逻辑、散文、淑女、青春、北京、广东、香港、新潮,激情、狗熊、唐僧、猪八戒等。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形容词系统比较狭窄,而我们需要表达的感情、需要评价的类型太丰富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从名词里去寻找出路。这就逐渐形成一个“形态名词”的系列,而且使用的频率也在逐步增长。当年的名词“土”、“油”、“毒”、“铁”、“光”等实际上就是循这条路子发展为形容词的。开始时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属于修辞学的范围,但是,如果词语固定,次数增加,频率提高,这就意味着,从修辞学的范畴开始进入语法学的范畴。
  最近30年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汉语的语言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巨大的变化。我们发现:
  (1)形容词开始带宾语,例如:
  清洁香港顺从父母坚定信念突出重点 活跃气氛纯洁队伍便宜对方 明确职责缓和矛盾 充实队伍 辛苦父母 健全制度 壮大队伍 丰富生活 密切关系 稀罕那文物可怜这孩子 适合这工作
  (2)动宾结构的动词再带宾语,例如:
  进军奥运 移民澳洲 登陆中国 落户广州 入股交行投资房产 卧底黑帮 走私毒品消毒口腔 忘情香港 出境深圳 缺席大会 拨款三农 建设汇款 咨询公司 做客心理节目提名项目经理 曝光柯达公司 揭秘汽车加价 贷款希望工程 捐款慈善事业存款中国银行 把脉新区规划
  (3)名词与名词的颠倒组合,例如:
  经典中国 新闻中国 数字中国 人物中国 历史中国 财富中国 财经中国 婚姻中国手机中国 图片中国 博客中国 媒体中国 青春中国 雅虎中国 时尚北京 美食广州新闻电视 动感亚洲 魅力重庆
  (4)程度副词修饰状态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是朱德熙先生首先分出来的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种:ABB、AABB、A里AB、BA、AA等。重叠,通常认为是汉藏语系表示“量”的重要语法手段之一。由于这类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已经表示程度相当高了,所以一般不能再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北京大学ccL语料库搜索系统的语言事实支持这一说法。然而现在这样的用法就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了,显然无法再看作例外了(除了AA重叠式)。例如:
  非常冰冷 很粉红 更火热 比较笔直 非常碧绿 非常赤裸裸 比较冷冰冰 很焦黄焦黄更加冰冷冰冷 太静悄悄 很软绵绵 太平平常常 非常傻里傻气 太明明白白太稀里糊涂。
  (5)程度副词修饰绝对性质形容词
  绝对性质形容词也是朱德熙先生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一文中划分出来的形容词的小类,是指“在意念上无程度区别的形容词”,例如“真”、“假”、“错”、“横”、“竖”、“紫”、“温”等等,但是最近30年来所谓“意念上无程度区别”实际上已经被突破,即这类形容词意念上出现了程度区别。例如:
  邓丽君给我一种很真的感觉。(TOM音乐2007-5-8)
  周围的人都很假,太不真实。(网易娱乐2007-7-25)
  很假。非常假,太假了,呵呵!(雅虎2007-6-23)
  好像一下子做了很错的事。(南方周末2005-01-20)
  新做的图标很横。(新浪网2007-6-27)
  我看着毛细孔都有点竖了。(金华口哨新闻)
  这款属于非常紫的浓粉紫色翡翠。(我的易趣)
  我们摸了一下池水,是很温的,一定有恒温设施。(每日新报2007-6-27)
  这充分说明,语言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自身做出某些调整和变化,是语言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某种新的组合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逐步扩散的态势,并且获得了新的格式和意义,这正是语言修辞的魅力所在。而这些都构成了修辞学急需研究的对象。可惜的是,现在这些在语法学界非常受关注的语言现象,在修辞学界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重视。
  第六,修辞学的传统研究课题需要“老树开新花”。需要重新分析,重新解释,重新建构。比如修辞格,历来是我们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热门。最近若干年从整体而言似乎却成了冷门。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所有的修辞格逐一进行研究,关键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仅仅是罗列各种修辞现象并且进行归类、说明,而是需要逐个进行深度分析。比如:比喻,就涉及比喻主体、比喻客体、比喻点,象似性、象似程度、象似角度、象似性与模糊性、象似性与相关性、象似性与主观性、象似性与客观性等等。换言之,我们不要只是关注外延的扩大,辞格类别的增加,而需要关注辞格内涵的深化、认知上比较科学的论述和解释。二是对整个修辞格进行通盘考虑,建立起汉语确认修辞格的评判标准和检测方法,并且重建修辞格的类型、系统和层次。
  修辞学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所为。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修辞学高级论坛,主题就是:如何重建汉语修辞学。大家可以畅谈自己的构想,并且用实践来验证;列举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式研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同时充分利用《修辞学习》这一重要的学术阵地,团结全国的修辞学同仁,一起来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重任。
霜叶红于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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