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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创作浅尝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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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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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

发表于 2004-11-17 13:39:42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柯 灵
来源:中华读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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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初读钱锺书同志的《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还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一九四八年,避难时带到香港,次年北返,因为积书渐多,携带不便,托人寄存,结果扫数散失海外。最近才设法把这两本书搜求来重新读了。《围城》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烈,满室生春。但忽断忽续,并未读全。后来出了单行本,才有机会一口气通读,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一九八0年尾,《围城》在长时期的销声匿迹后重新露面,剪烛西窗,百忙中重温一过。现在再度披卷,算来已是第四次浏览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书还是这些书,字里行间,依然耐人流连,情夺神飞,会心不远,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收《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这里写了人,写了兽,写了鬼,还写了上帝;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归根到底是写人。《围城》却是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这些书生不逢辰,印行伊始,就碰上战火纷飞的磨难。《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孤岛”印行,正当抗日战争后期的艰苦年月,但棘地荆天,而不蔽行远。《人兽鬼》与《围城》问世,都在激烈的解放战争期间,东方欲晓,夜色犹酣,绝不是读书的气;如而两者都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再版三次,给出版家提供了一个堪以自慰的例证:即使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不能充饥的好书也会象粮食一样受人欢迎。

    接着是三十年的“李迫大梦”,一觉醒来,《围城》已经蜚声国际,举世传诵,迄今为止,已有英、法、德、日、俄、捷六种文字的译本。《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同时在海外移译翻印,选家垂青,学人延誉,不胫而走。“四人帮”锁国十年,实行严格的文化封闭治疗,结果却只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蒙不住别人的眼睛。现在《围城》倦游归来,在国内也已印行两版;《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经过多方敦促,不久也将与读者相见。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和风拂面,老树新葩,正是阳春的景象。试一回顾文艺领域多年来的晦明风雨,“左”阀横行,创痕犹新,姑置不论,评论家的见仁见智,为褒为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耳代目,以鼻代脑,也往往影响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当然,最有力的鉴定者,还是时间和读众,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人生有涯,经得起多少是是非非的折腾翻复!《围城》一类的曲折经历,岂不值得触类旁通,思考一些问题?

    杨锋同志在《干校六记》里一再感慨地说:“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听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我想是不是可以附加一句:有些书本也可作如是观。但万事万物,总逃不脱一分为二的规律,世上既有百炼钢,自然也有绕指柔。而锺书同志和他的著作,则正是属于少数“最经磨”的一类。
   
                                      三


    锺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

    在《围城》和《人兽鬼》中,长卷般展出成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人物画像。济济跄跄的绅士、淑女、学者、名流、作家、教授,剥掉文明高贵的华衮,露出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的无聊,玲珑透剔的卑鄙,活象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杏包裹”;又象陈年风肉里腻睡方醒的蛆虫,“载蠕载袅”,叫人看了恶心。对一些本质善良的角色,虽然也加以无情的嘲弄,抉剔他们深入骨髓的空虚庸碌,随俗浮沉,却总是带着温厚的同情和悲悯。例如《纪念》里的少妇曼倩,大学毕业后就成了管领柴米油盐的小家庭主妇,丈夫又是不善钻营的老实人,“只会安着本份去磨办公室的与天齐寿的台角”。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梦想玩弄一种“不落言诠,不着痕迹”的婚外恋情游戏,给暗淡的生命增加些颜色,却冷不防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让良心的谴责不断骚扰灵魂的平安。《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不想盗名欺世而不由得弄虚作假,空有“洋举人”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超级口才,飘泊情海,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温柔”,却不知不觉落入并非自愿的爱情陷阱,成为“道义上的懦夫”;逐鹿名场,又没有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挤,结果只好参加失业大军,茫茫然不知所之。“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这两句考语,活画出一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像。

    这些人物和戏剧性情节活动的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社会的广度,也有历史的深度。《围城》里写了这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留学生“嘉言懿行”,作为小说结构的主体建筑材料,当然不会事出无心,而是意味深长的安排。近百年来,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是大门忽开忽闭的反复经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十叩柴扉九不开”;后来局面一变,锁钥尽失,一方面固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方面又带来了崇洋媚外的西崽习气。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攻的是中国文学,却要出国“深造”,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其中的微言大义,读者自不难体会。清末海禁初开,士大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著书立说,论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土地性质平和,生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方鸿渐“学成归国”,在故乡小县城里发表演讲,因为丢失了事先准备的讲稿,只好摭拾些上述线装书里的新董,老着脸皮,临时即兴发挥,胡扯鸦片、梅毒与西洋文化影响的闹剧,并不是无的放矢,插科打诨。正如《猫》里写讲洋务的遗老,因为当过出洋游历的要人随员,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憾矣!”看似荒谬,却比宫修史书、高头讲章的史论远为翔实准确,言简意赅。在小说情节进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闾大学——抗日战争中在内地新设的国立大学,活脱是华洋百货公司的样品间,生动地体现了“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的特质。校长在欧洲学的是生物学,擅长的却是浑身的政客解数;教育部派来指导的官员,谈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历史系主任是在外国买文凭的假博士,连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的假美籍夫人;实行导师制是为了摹仿牛津和剑桥,但牛津、剑桥饭前饭后由教师用拉丁文祝福的仪式,中国没有上帝,很是为难,训导长挖空心思,想出用念叨“一粥一饭当恩来处不易”来代替的妙法,引得大家哗然失笑。如此等等的妙人妙事,加上棋局般错综的人事关系,矛盾纠结,倾轧奔竟,综合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笼罩这座最高学府上空的,正是买办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庞大阴云。

    《围城》里有不少饶有趣味的插曲,余音袅袅,韵味醰醰。例如方鸿渐的父亲是前清的孝廉公,小县城里的大绅士,保存着一只家传的老式时钟,冒着日本侵略的战火巴巴地从故乡运到上海,又当作鸿渐的结婚礼物,宝贝似地送到新房里挂起来。方老先生谆谆嘱咐,要儿子保护祖物,说“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每点钟只走慢七分”。小说结尾,写鸿渐失了业,又和妻子柔嘉感情破裂,饿着肚子独自丧魂失魄地在马路上游荡到深夜,回到家里,妻子出走了,他万念俱灰,累得倒在床上,朦胧睡去,堕入一种被痛苦浸透了的麻木境界。“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正当这时候,那祖传的老钟却从容自在地打了六下。六点钟,报的是五个钟头以前的时刻,那时鸿渐的感情生活和职业生活还存在一线好转的希望,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只慢条斯理、错乱颠倒的老钟,正是旧中国历史步伐微妙的象征。把《围城》看作单纯的爱情小说,或者单纯描绘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恐怕只能是谨守古训,目不斜视的结果。

                                    四   

    《围城》问世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因为《围城》不是“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轻松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实,笑噱中有隽永,粼粼的微波下潜伏着汹涌的暗浪。咸酸异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评。但是从来华丽的褒义词无助于作品的寿命,苛刻的贬义词和轻佻的限制词也无损于作品的价值,《围城》在长期弃置和众说纷纭中,无可置疑地验证了自己强韧的拉力和抵抗力。

    锺书的散文和小说创作,特别是《围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地位,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谁也无法改变它们在读者心里的份量。对锤书创作的存在假装没有看见是不难的,我们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史已经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抹煞客观事实,最后必将受到事实的调侃。有一种意见,以为海外评论家盛赞《围城》,乃是有意和国内评论闹别扭,这种说法当然有很巧妙的战略意义。有些海外评论家有政治偏见是无可否认的,但以偏见对偏见,却正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麻烦的是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对艺术县可以有偏嗜,却不会有偏见。评论家自以为掌握着裁判员的哨子,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和作品角力的结果,反而使自己处于下风,是常有的事。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吹毛求疵,丝毫无损于莎氏。如果说这也无损于托翁,那因他毕竟是托尔斯泰的缘故。而且托尔斯泰并不自居于评论家,除了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外,也毫不夹着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学创作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自如,是天才的鲜明标志。因为文学的工具只是文字符号,以形象化手段而论,这正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而独有的秘密武器。锺书作品中万花筒一般闪烁变化、无穷无尽、富有魅力的比喻,我们在新文学作品中还很少看到。而这种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其深厚的基础是人情世态、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识庋藏、艺术涵养的充裕储备,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思想和哲理的闪光。
    阿班纳克(J.W.Abenethy)在《美国文学》中说,没有一个读华盛顿·欧文的书而不感到欢乐的人。锺书的作品,至少同样地使人欢乐。——当然不仅仅是欢乐。

                                 五   

    俄罗斯有句谚语:“笑是力量的亲兄弟。”笑不但产生力量,本身就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锺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今古,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豆豆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但还有深潜的对人生的热爱。人们惯于把讽刺分为热嘲与冷讽,其实热嘲也好,冷讽也好,都产生于爱和恨,结果只是冷漠,就只会产生绝望与虚无。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度溶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说锺书的创作“才胜于情”或“理胜于情”,未免使入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略微考察一下锺书著作成书的年代和环境,就会发现,不是在解放前的战火下,就是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举世嚣嚣,而他只是埋头窗下,琢磨他的学问,经营他的艺术。但他也诀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不论献身子革命,致力于建设,应当有各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小掌故。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宜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人,好象还有姜椿芳。锺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宁静,透明,热闹场中无份。不爱交游,但对人温厚,在是非爱憎之外,从不恃才傲物,拣佛烧香。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一一逊谢。他唯一热衷的是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它。象一条静穆的大河,不管夹岸的青山,平远的田畴,磋峨的城廓,冷落的村庄,也不管丽日和风,雷电雨雪,只是不舍昼夜,汤汤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鱼虾存藻之利。

    《干校六记》的“徘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不但给肯寇空前、但愿绝后的十年动乱留下了一个侧影,还是一份了解锤书、杨络夫妇精神风貌的“参考消息”。柳永的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确不失为锺书为人为文的简洁概括。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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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围城》谐和的讽刺艺术

发布人: ljjsh424
来源:http://www.tougao.com/info/info.asp?info_id=7545
发布时间:2004-4-27 12:58:07



      钱钟书《围城》之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更主要的是从其淋漓尽致的讽刺艺术出发而说的。如果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典范,那么《围城》可谓中国新文学讽刺艺术的杰出代表。“《围城》继承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宝贵传统,同时又有它独特的、崭新的创造,”( 邱文治:《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第2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第1版)邱文治先生论及《围城》讽刺艺术时的这个论断,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这种讽刺绝不同于新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的讽刺小说家。”( 陆文虎编:《钱钟书研究采辑》(1),第2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11月第1版)

     《围城》的语言是幽默而隽永的,是细腻而婉转的。在《围城》中,钱先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将客观描述同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浑然天成,“没有一点矫揉造作”。比如苏文纨意外地答应了曹元朗的求婚,曹元郎高兴头上说赵辛媚可怜,这话引得苏文纨不快时,作者写道:

      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辛楣,可是她潜意底也许要赵辛楣从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候补。曹元朗忙回家作一首情诗送来,一以志喜,二以补过,这诗的大意表示了破除财产私有的理想,说他身心一切都与苏小姐共有。他情感热烈,在初夏的骄阳下又多跑了几次,头上正生着两个小疖,脸上起了一层红疙瘩,这些当然也跟苏小姐共有的。(118页)

      作者娓娓而谈,婉转的幽默之似乎不见锋芒,却让人禁不住发笑,笑过后又自然地陷入深思,为作者“黑色”的谐趣与讽刺所倾倒。他以一种高卓的机智,对世事达观、洞悉,出于幽默却早已经超越出戏谑的表现形式,幽默、讽刺的相“合”中取得显著的表达效果。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隐忍住自己的憎恶和鄙夷,钱钟书先生采用的却是婉转迸发的形式,这就更见其心中的沉痛。方鸿渐为买一个假文凭,哄父亲与丈人,便同爱尔兰骗子讨价还价,及至文凭到手鸿渐便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11页)结果“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11页)将中国近现代政府的腐败无能描述出来,寄予了自己深深的爱国之情。

      尽管因为作家的理智控制而“缺乏震撼人心的情节发展,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将那个丑恶社会彻底烧毁的熊熊火海。”( 胡范铸:1981-1982《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语言. 文学专业)第1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4年9月第1版) 但从作者那些看似心平气和的叙述与议论中喷射出来的讽刺又无异于藏而未露的利刃。在笑语盈盈中,一个接一个的幽默讽刺平和而来,并不猛烈,却又令人猝不及防,而且充满着严肃冷峻之气,《围城》所要揭示的精神实质便蕴含于其中。作者采用了多角度各方位的描写,使《围城》中的讽刺艺术格外饱满,花团锦族。

      首先是揭露人物性格特点时,作者不惜笔墨,从各个侧面展示各色人物的丑恶之灵魂。比如李梅亭这一人物便极具典型性。从赴三闾大学途中开始,一直到方鸿渐离开三闾大学为止,都着重刻划这一形象,展现其精神世界。在赴三闾大学的途中,他自己有雨衣舍不得穿,却要借孙小姐的雨伞,他的大箱子里面本来有一半是私带的准备出售的西药,却声称全是卡片而面有难色道:

    “这是我的随身法宝。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

     他的私人卡片上署有“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系研究所所长”等头衔,故意在“主任”

(152页)

      前面省掉了“中国语文系”,并且此时他尚未当上主任,只不过是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的许诺罢了,以致后来高松年食言背信让汪处厚当了系主任,他差点气个半死;而他的“新闻研究所”实际上不过是自办的补习学校。他还吝啬得连几粒仁丹都舍不得拿出来给孙小姐治病,作者这般写道:

      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封皮一拆,余下的便卖不了钱,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帐。……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每天一餐以后,吃三粒聊作滋补。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177页)

     结果他给孙小姐吃了鱼肝油丸,孙小姐更是大吐特吐,伤心流泪。他还和寡妇调情,和妓女王美玉眉来眼去,可是到了三闾大学后不久就当上了代理训导长,在推行导师制时,他居然动议未婚男教师不能当女学生的导师,可谓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从李梅亭这一人物性格的刻划来看,作者将点与面结合,全面地揭露其利欲薰心的丑恶灵魂,作者的卓越讽刺才能跃然纸上。

      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讽刺也极具代表性,将其一副伪道德、伪科学的面孔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章开篇作者便写道: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

(181页)

      他本来就没才能,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科学家”罢了,一心就是为着追逐名利,“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得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182页)他练就一身“厚黑”的本领,可谓名符其实的“伪君子”了。他早就应诺让李梅亭当文学系主任,但为着讨好汪次长,衡量轻重后让汪的伯父汪处厚先当上系主任,后来寻了个时机学什么西方的导师制,则让李梅亭当上训导长,算是圆满解决,两不亏欠。包括对于象方鸿渐这样无足重轻的人,他也有着自己的一套,精明得一眼便看出“姓方的年轻人是容易对付的”,于是在以方鸿渐并没博士学位的理由上反悔而只让其当副教授,还自称曾为此而给方鸿渐写过一封信的:

……“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维妙维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

      高松年做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宏地饶赦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信就不用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了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呵呵!……”(187页)末了安慰说是循序渐进,来年便升他为副教授,可结果不是自食其言,连聘书也不下给方鸿渐。为保持自己的权威地位,他宁让学校里结党营私,弄出个权力制衡的局面,自己从中不做坏人,只当好人,例如李梅亭要作关于“正当娱乐”的报告,他便跑来汪处厚家,七转八转后方切入正题说会牵扯到汪处厚家的赌钱问题,让汪处厚事先知道,汪、李二人尽管去狗咬狗,反倒自己却树立起“公正”的形象,可谓用心良深。然而他自以为聪明,却是糊涂愚蠢透顶,自以为是,作者简单的几句讽刺,便道出方鸿渐与赵辛楣对他的真实看法: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208页)

     一幅丑陋的嘴脸和昏庸糊涂形象在作者笔下再已体无完肤。

     其二是从心理刻划的角度进行讽刺的。唐  关于“《围城》最大的成功是它的心理描写,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 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24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1月第2版)的说法虽然过于夸大,但《围城》从心理刻划进而上升到对人生与社会的讽喻的成就是极高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生动的心理描写,便不会有多种鲜明的人物形象,没有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刻划就达不到作者对人生哲理与社会深刻内容的阐发。

      方鸿渐买博士文凭的内心活动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同美国的爱尔兰人打交道,花钱买了一张“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哲学博士文凭。他想到爱尔兰人在捣鬼,自己买假文凭也是骗子了,做骗子又有失自己的面子,于是便绞尽脑汁,寻求能为自己开脱的证据:

      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10页)

      方鸿渐于是释然了,为不足道的、无价值的、虚假的目的作出自我安慰的解释而证服,恶习便成为了美德:不做骗子是对的,当了骗子也是对的。这样的方鸿渐似乎达到了弗洛伊德之“超我”境界,陶然自得了。又比如第二章中写方鸿渐因婚事到买办张杰民家与张小姐见面后,离开张家,在路上他想起张小姐阅读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不禁失笑”,“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想到此他“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连车夫都以为他喝醉了。这可算是其又达到一个“得意忘形”的地步了。可见作者心理刻划的成功,使幽默讽刺添了无穷的魅力。

     同方鸿渐相比,老处女范懿陶醉于自己老丑的心理描写,也写得惟妙惟肖。她是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对爱情有自己的想法:“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描绘出老处女内心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揭示出她克服矛盾的“妙法”。请客见面的前一天,她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227页)既是初恋,又有丰富的恋爱经验岂非矛盾?然而,老处女范小姐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却用想象使自己超脱于这个矛盾之上。她想象自己长得美,对男人有魔力;她想象自己有着一颗童贞的心,从未爱过谁。这样似乎便掩盖住了自己的老丑,摆脱昨日黄花,无人问津的困境,一种如饥似渴的择爱心情被表露无疑。

      其三即是巧妙地调动语言选择和组织的手段,通过对语言的特意处理,便使作品的语言诙谐机智,讽刺效果深邃。

钱钟书先生极为喜欢利用语言的“移置”造成表达的讽刺意味。所谓“移置”就是从嘲讽、戏谑或调侃的意图出发,“有意识违反语言自然表达的原则,把习惯上用于此一对象、情景的词语、口气、文体,移用到迥然不同(常常是尖锐对立)的彼对象、情景上,造成语言和语言环境(context)的喜剧性不协调,利用语言的习惯意义、情感特征、文体色彩等属性与陈述对象之间强烈的反差,表达主体对对象的揶揄讥诮”(杨继兴:《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载于《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第296页,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1997年1月第2版)。

例如在开篇写一群归国留学生乘船归国途中镇日打麻将消磨时光一节便是典型:

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2页)

      作家似褒实贬的语言移置形成辛辣讽刺,寓谐于庄的语言风格发人深省。

     柏格森说:“当一种表达方式原系用之转义,而我们硬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就得到了滑稽。”(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此所指的语言的“转义”法,被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用得精妙绝伦,这也是钱钟书的讽刺语言颇为人所称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方鸿渐遭受失恋的打击后,去到“同情兄”赵辛楣住的公寓时,作者是如此来描写女明星唱歌的:

     方鸿渐……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撕割得七零八落——

    春天,春天怎么还不来?

    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

    唉!!!我的爱——

    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她身体里就结果子了。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合着浑浊,一大串像鼻孔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懒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

(18页)

       作者将歌词中“心花开放”的比喻转实理解,进而推出“夏天没到,她身体里就结果子了”的滑稽结论,进而又将在困难当头仍唱弥弥之音的女明星和听众的“品性”暴露并讽刺。

       在利用语言移置和语义转换之外,作者还用了许多的语言讽刺技巧,比如夸张——

        “辶豚 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得可以压坍楼板”。矛盾语——“原来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而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借代——为讽刺戴蓝眼镜冒充博学之士的小报记者,用其外在特征”蓝眼镜“代之。拟人——“厕所的气息也像怕冷,缩在屋子里不出来,不比在夏天,老远就放着哨”。其他的还有如起跌、抑扬等等。而相比之下,《围城》里恐怕更引人注目的语言形式要算滑稽类比了。

      从嘲讽谐谑的意图出发,钱钟书先生善于把貌似庄严、高雅的对象,与渺小粗俗的事物、社会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大事同日常生活、饮食、男女的琐屑小事相提并论,寓讽刺贬抑于庄与谐、雅与俗、大与小的不协调中,这是其小说中滑稽类比的常见形态。比如法国警察与犹太女人调情,本是极琐屑的事情,但他却写得颇有意味:

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1页)

一个平常的调情同法国外交官的素质并列戏说,其讽刺的功能就更加有效。

      我们讲钱钟书《围城》中的滑稽类比,更多地脱离不了其广泛采用象征、比喻的语言形式。象征和比喻是《围城》的两大重要艺术特色。前者比如在赴三闾大学途中,方鸿渐向孙柔嘉胡诌了鲸鱼吞船的故事时,赵辛楣说:

“孙小姐就象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象送上门去的那条船。”(135页)

将孙小姐的心机深沉和方鸿渐的糊涂在两个人的对比之中自然生发出来,象征了两人的婚姻与结局。后者则更加数不胜数,全篇便用了好几百个。比如钱钟书先生利用巧妙比喻,暴露出隐藏在时髦中的浅薄时说:

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39页)

他又揭示那庄严背后的卑琐,讽刺毫不留情: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9页)

除却上面论述的几方面的角度之外,《围城》讽刺的着手方位还极多,比如“生动曲折的细节刻划”( 邱文治:《钱钟书〈围城〉艺术漫议》,载于《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第1版)


中西方文化典故灵活运用,别开生面的议论等。但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钱钟书先生都将其幽默讽刺的语言发挥到了极致,从而达到了继《儒林外史》后中国小说讽刺艺术的又一高峰,成为了同现代的为幽默而幽默的小说相对抗的真正幽默文学。其对恋爱、婚姻乃至人生与整个社会的冷静而深刻的思索,使我们至今仍感触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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