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生平

大宝·韦

赵元任(1892-1982)

字宣仲，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

　　19O0年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读书。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他一生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

　　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十四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D。J．Carve）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离别歌》（AuldLang Syne,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向姜斯东（E。Johnstone） 学习作曲，向夸尔斯（J．T。Quarles）学习钢琴与和声，向席佛曼（S．P．Siwerman）学习钢琴，还上过多年的声乐课。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在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后，1915年人哈佛大学主 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在哈佛期间的音乐教授有希尔 （E，B．Hill）和斯帕尔丁（W。R。Spaulding）。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其间加入了美国国籍。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就偕外孙女昭波和女婿迈克回国探亲。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惹友。

　　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 （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 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 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转自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zhaoyuanren/zhaoyuanren.htm

大宝·韦

《从家乡到美国 》
(赵元任早年回忆)
　
关鸿   魏平  主编  


一、卷首语
  
      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赵元任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为世家子弟。六世祖赵翼，即著《廿二史札记》并以诗句“各领风骚数百年”闻名的赵瓯北。

      他十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十八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被录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五十五。他与胡适同船赴美，同进康乃尔大学，1914年同期毕业。他1919年在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翌年返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

      罗素来中国讲学，找他去做翻译。这一年，他结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杨步伟女士。杨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杨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为风气之先。

      婚后，赵元任重返哈佛进修语言学理论。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教授为导师，赵全家返京。1938年，赵元任赴夏威夷任教，一家又赴美，后转往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他在加州大学一直任教到退休。

      1973年4月，赵元任曾偕夫人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81年6月，九十高龄的赵元任重访大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证书。

      赵元任学的是数理，但精通乐理，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即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但他一生成就是在语言学上，是罕见的语言学天才。他能说33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是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前驱者。

      赵夫人杨步伟早在1947年就出版英文自传《一个女人的自传》，由赵元任英译。但赵元任直到1965年才开始以英文撰写他早年自传三章，只写到他三十岁以前的生活。随后，赵元任又用中文写出第一章，二、三章则由他人翻译。本书的第四部分是他1959年在台北的一次谈话录音整理而成。赵元任晚年开始整理他从1906年开始不曾中断的日记，打算继续写他的回忆，但未及写出，于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编者
    　　　　　　　　　　　　　　　　　　　　　　1997年1月

二、书前
  
      当我太太写自传（译者按：即《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丛刊之七——《杂记赵家》第一卷），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1906年后的逐日日记。所以后来她决定以《一个去国回国的人》（见《一个女人的自传》第三十四章——译者按：实为第三十三章）为标题，为我写了一篇传记。不错，她写的是我，可是，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从头说起。下面便是我的自传。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二十六倍，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三、目录

卷首语
书前
第一部分 早年回忆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三、我小时候儿的说的话
四、上学念书
五、变乱跟变故
六、回南边
七、到了常州
第二部分 第二个九年
一、引言
二、家乡生活
三、危机与灾难
四、在苏州度过一年
五、初入学校
六、南京三年
七、“第二次”逗留北京
第三部分 在美十年
一、引言
二、在康奈尔的几年
三、哈佛研究院
四、风城芝加哥
五、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六、在康奈尔教物理
七、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第四部分 闲话常州


全书见http://www.white-collar.net/01-a ... cjxdmg/index-jx.HTM

[ 本贴由 大宝·韦 于 2003-10-2  01:06 最后编辑 ]

大宝·韦

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一、自序

　　我写这个杂记赵家，有一部分在英文版《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中已提过不少了；不过总是以我自己为目标来叙说。前出的中文版就只到我们两个人结婚为止。因为我想成了家以后不应该以我个人为中心，必须以这个家为中心来叙说一切，并且以后有了孩子了更以大家为目标来说了。一想用什么名字呢？元任的六世祖瓯北先生岂不是以写杂记为名吗？我虽谈不上文学两个字，可是来杂记一下总可以吧。所以就用这个杂记赵家这个名字，一纪念瓯北先生，二注重一家各人的事情。

　　还有一个声明，这本书也由元任译成英文版。这个英文的名字是由罗素先生在我大女出世时给起的，叫 Family of Chao’s．怎么个理由让元任来解说吧。

　　是这么样来的：先是罗素在中国讲演中有一个讲题是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是我给他翻译的。他回国后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子，写信通知也他回信说： Congratulations， so you ar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后来他在他自传（第二册第一二七页）里说赵元任喜欢玩儿字，这个我倒是承认。可是他举的例子不是我的而恰恰是他玩儿Chaos这个字的例子。所以现在就把杂记赵家这个书名的英文就译成 Family of Chaos来纪念罗素吧。至于这个字究竟要念成ㄑㄠㄙ还是念成ㄎㄟㄛㄙㄑ，那就听读者的便吧。

　　元任


二、本书说明

　　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女士的自传《杂记赵家》，值得今天许多人好好读读。我以为该书的好处至少有两处，第一，提供了丰富的近现代史料。由于作者交往的人员大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名流，所以，她能够给我们讲述她个人对这些重要学人的印象。如，书中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蔡元培、刘半农、蒋梦麟、金岳霖、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李方桂、徐志摩的描写，无论是肯定，还是臧否，都让人感到平实，毫无借别人之重来抬高自己，故这样的回忆读者读来放心，当然，作者自己写来也是自如。譬如，在回忆二十年代她与赵元任旅行到德国时，记录了当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风行与原来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之事，这原本是留学生们的一种生活，但作者在这里插入一句：在这些留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傅斯年埋头学习，不涉这类事，他们是（《红楼梦》）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书中特别提到，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这类记录，虽着墨不多，但让人感受到陈、俞俩人的为人风格。书中还提到抗战爆发后，赵元任离国赴美的经过。过去有些书只据某些人的传闻，说赵某人贪图美国的生活，而在自己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去了美国。从杨步伟的记录来看，全不是那么回事。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西迁时，赵元任一家也随之到了昆明，只是国难之际，中央研究院中的某些掌权人物对赵元任的语言组采取歧视态度，使得包括赵元任在内的语言组同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工作（照杨步伟的说法，赵元任“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夏威夷大学正好邀请赵元任去任职，赵才离国赴美。这些记录使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学者的生活和工作处境，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既便像赵元任这样有学术声望和地位的人，也难免要受小人的气，无奈之下，只能一走了之。

　　该书第二个好处是，好看有趣。通过历史掌故的记录，照见了许多现代学术大师们生活的另一侧面。如，哲学家金岳霖，众所周知，有名士气，但究竟到什么程度，杨步伟在自传中有所记录，事件之一，是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来帮帮忙（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大概金先生那时正跟一位 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杨以为出了什么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大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半当中，故请杨医生帮忙助产。此类掌故，书中比比皆是，读来真是妙趣横生，我想今天的读者大概也是愿意分享这份快乐的吧。

　　杨杨
　　1998年春


全书见http://white-collar.net/01-autho ... zjzj/index-zjzj.htm

大宝·韦

在歷史上往往有些顯赫一時的人物，經歲月的淘洗，漸漸使人淡忘。探尋原因，或因其大名顯而不“赫”，或因某些複雜的人文因素而日益銷聲匿跡。而名似銷，跡未匿者也不乏其人，趙元任就是其一。

      最近，我在家中清理往日底稿資料和老照片時，發現一張已故美籍華人趙元任夫婦的合影。這張照片把我帶回18年前(1981年)對他當時訪問的片斷回憶，雖時隔18年之久，但昔日留下的見聞卻依然歷歷在目。

      1981年5月中旬，趙先生應中國社科院邀請二次訪問中國。6月30日上午，他在社科院外事局局長王光美陪同下來到北京大學訪問。北大校長張龍翔代表北京大學授予他“北京大學名譽教授證書”和一枚北京大學的金色校徽。年已88歲高齡的趙元任教授對此表示感謝，即興朗誦了他所譯的《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中的一段詩，並用無錫方言唱了《賣布謠》歌曲，表達了他的愉快心情。授獎儀式結束後，在北大臨湖軒內，這位華髮滿頭、精神矍鑠、談笑風生的老教授與他當年的學生和再傳弟子們進行愉快而熱烈的交談。

罕見的語言天才

      趙元任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他博學多才，既是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對哲學也有一定造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語言學家蜚聲於世。他從1920年執教清華至1972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退休，前後從事教育事業52年。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趙先生永遠不會錯”，這是美國語言學界對他充滿信賴的一句崇高評語。

      趙元任原籍江蘇常州，1892年生於天津一個書香、官宦之家，著名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作者趙翼(乾隆進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趙元任隨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間，從保姆那裡學會了北京話和保定話。5歲時回到家鄉常州，家裡為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家庭老師，他又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後來，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兒學會了福州話。

      當他15歲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這三位南京同學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這些客人恰好來自四面八方，趙元任居然能用8種方言與同桌人交談。聽他的家人說，他從小就喜歡學別人說話，並善於辨別出各地方言和語音特點。

      這段家史說明，趙元任幼年就經過多種方言的訓練，開始掌握了學習語言的本領。1910年，他17歲時，由江蘇南京高等學校預科考入清華留美研究生班，在錄取的72名官費生中，他總分名列第二(胡適名列55)。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數學、物理，後入哈佛攻哲學，繼而又研究語言學。1920年回到中國，在清華大學任教。當時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清華大學派他給羅素當翻譯。他在陪同羅素去湖南長沙途中又學會了講湖南話。由於他口齒清晰，知識淵博，又能用方言翻譯，因而使當時羅素的講學比杜威獲得更好的效果。從此，趙元任的語言天才得到了公認，他自己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

      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被聘為導師，他教授《方音學》、《普通語言學》、《中國音韻學》、《中國現代方言》等課程。1929年，他又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語言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語言學，經過6年潛心研究，成為名聞世界的語言學家。1945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60年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他先後獲得美國三個大學的名譽博士稱號。

“漢語言學之父”

      趙老是中國第一位用科學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調查的學者。他的耳朵能辨別各種細微的語音差別。在二三十年代期間曾親自考察和研究過吳語等近60種方言。

      趙元任對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會33種方言。他的治學嚴謹和刻苦，令人嘆為觀止。

      1927年春天，趙老在清華大學研究所擔任指導老師時，曾到江、浙兩省專門調查吳語。經常是一天跑兩、三個地方，邊調查邊記錄，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農民家裡。一次，他和助手夜間由無錫趕火車去蘇州，只買到硬板椅的四等車票。由於身體太疲乏，上車後躺在長板座上就呼呼地睡著了。等醒來時，滿車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幾節車廂已開走，把這節四等車廂甩下了。助手問他怎麼辦?他說：“現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館，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見他身體虛弱，勸他每天少搞點調查，他詼諧地說：“搞調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緊些，否則咱們不能早點回家呀!將來不是要更費時間，也更辛苦嗎?”

      在那次調查吳語的行動中，他不辭勞苦，經鎮江、丹陽、無錫，每站下車，再乘小火輪到宜興、溧陽，又轉回到無錫等地，冒著嚴寒，輾轉往復，深入群眾，多訪廣納，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方言。3個月後，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在出版此書時，語音符號採用國際音標，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這本書出版後，為研究吳語和方言作出極為珍貴的貢獻，趙元任也成為中國方言調查的鼻祖。

他為中國語言學研究開闢了新路

      趙元任教授對音位學理論、中國音韻學、漢語方言以及漢語語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寫和發表過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和專著，在國內外學者中享有很高聲譽。他在美國除了在大學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寫下了大量語言學著作：《中國語言詞典》、《中國語入門》、《中國語文法之研究》、《現代吳語研究》、《鐘禪方言記》及《湖北方言報告》等。

      1972年，趙老退休後，仍不斷致力著述，寫出《語言學跟符號的系統》、《白話讀物》等書。在他病逝前不久，還構想以同音替代的辦法，把《康熙字典》上1萬多個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於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願。

      趙元任早年曾和語言專家黎錦熙先生致力於推廣普遍話工作，為此他創造了國語羅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並灌錄了國語留聲唱片。趙老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他一貫提倡徹底的白話文。1981年筆者訪問趙老時，他對目前國內人們的口語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教育水平高了，人們的說話受廣播、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出口書面語多，不大愛講白話了。如現在北京人愛說“開始”，不說“起頭兒”；把長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連小孩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顯得缺少生活氣息。”

      在他這次回國訪問和探親期間，曾用各種方言和友人、學生進行交談。著名相聲藝術大師侯寶林見到趙老時，兩人興致勃勃地用方言對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呂叔湘稱讚趙老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一是他以現代的語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給中國語言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二是他給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事業培養了一支龐大的隊伍。

現代音樂的先驅

      趙元任出身於書香世家。母親擅昆曲，父親擅奏笛，可謂夫唱婦隨。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樂熏陶，在音樂上也有天賦，在南京上中學時開始學鋼琴，到了大學時代，無論主修那一門功課，他總要進修“和聲學”、“對位學”、“作曲”、“聲學”等課程。他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歌詠團，並擔當過歌詠隊指揮。從1922年至1948年，他曾先後創作了歌曲、鋼琴曲100餘首。

      在“五四”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潮影響下，趙元任熱情洋溢地創作了一些富有時代精神的音樂作品。如《嗚呼三月一十八》、《我們不買日本貨》等具有強烈民主和愛國思想的歌曲。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趙元任歌曲集》中，歌詞是由許多現代知名作家或詩人劉大白、劉半農、徐志摩、施誼以及趙元任自己創作的。在《賣布謠》、《勞動歌》兩首歌裡，他對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善良質樸的小生產者的悲慘境地寄予無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種》、《聽語》、《海韻》，也揭示了人民追求個性解放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錄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膾炙人口。

      1981年當他最後訪問北京期間，多次被邀請唱這首歌。一次在音樂學院唱完這首歌後，人們向他提問：這是不是一首愛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誰?趙老回答說：“‘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這個詞代表一切心愛的他、她、它。”他說這首歌詞是當年劉半農先生在英國倫敦寫的，“蘊含著他思念祖國和懷舊之情。”

      趙老當時還向大家講了一段有關這首歌曲的趣聞。他說，當時這首歌在社會上很流行，有個年輕朋友很想一睹歌詞作者的風採，問劉半農到底是個啥模樣?一天剛好劉到趙家小坐喝茶，而這位青年亦在座。趙元任夫婦即向年輕人介紹說：“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詞作者。”年輕人大出意外，脫口而出說：“原來他是個老頭啊!”大家大笑不止，劉半農回家後，曾寫了一首打油詩：“教我如何不想他，請進門來喝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趙元任創作的家庭音樂作品，有些是為女兒寫的，也教她們唱。連上郵局寄信的當兒，也不放過，讓女兒坐在長凳上學唱。他很會利用時間，把許多歌曲寫在小五線譜本子上，隨身攜帶，一有靈感就寫。他的大女兒趙如蘭說：“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時候創作的。”

      趙元任從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詞，大部分係劉半農所作。當1933年劉半農因病逝世時，趙老曾深情地寫一挽聯：“十載奏雙簧，無詞難成曲；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別開生面的婚禮

      1920年，趙元任從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到清華大學任教，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出身皖南名門望族的楊步偉女士。楊步偉在考入南京旅寧學堂時，入學考試作文題為《女子讀書之益》，她竟大膽地寫道：“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步偉這個名字，就是她的同學、好友看她抱負不凡為她而取的。楊自幼反對封建禮教，不肯纏足，並大膽拒絕了父母為她包辦的婚姻，孤身跑到上海讀書。1919年，全國掀起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楊步偉也參加了這場運動。當時安徽督軍兼一、四兩方面軍軍長的柏文蔚，要為500人的女子北伐隊辦所崇實學校，特聘楊步偉擔綱校長之職。她毅然出任，領導學員學紡織、打絨繩、學刺繡，學救護……搞得轟轟烈烈。後來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大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她在北京絨線胡同和友人合開了一所“森仁婦產科醫院”，開創婦女創業風氣之先。趙元任在眾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識金，一眼認定了大他3歲的楊步偉。他非常敬佩這位女醫生的才能和魄力。1921年有情人終成眷屬。

      說到他們的婚禮，那也是楊步偉女士蓄意向世俗的一場挑戰。當時憑他倆家庭關係、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婚禮本應辦得挺排場和體面。但他們想打破舊的婚姻制度，倆人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的地方照張相，再向有關親友發了一份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當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適和楊步偉在醫院工作時的同事朱征請到家中，由楊步偉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請了這兩位證婚人。然後趙元任從抽屜裡取出結婚證書，新郎新娘先簽了名，接著兩位證婚人也簽了名，為了合法化，還貼了四角錢印花稅，就這樣完成了簡單而浪漫的婚禮。當這消息傳出後，第二天報紙上以《新人物的新式結婚》為大標題，宣揚了一番。連英國哲學家羅素當時也認為這個婚禮“夠簡單了，不能再簡單了。”

好客之家

      婚後，楊步偉捨棄專業，全心支持丈夫事業。跟隨趙元任先後到劍橋、清華、耶魯、哈佛。楊步偉是閑不住的人，終身熱心從事公益事業。趙家人好客，譽滿清華。趙老在清華園任教的4年間，每逢節假日，不僅校內來客不斷，從市裡來訪的人也很多。為了能使客人品嘗更多地方風味的菜肴和點心，趙太太就和清華幾個教授夫人商量，在清華園大門外的小橋邊整修了三間小房，合辦了一個飯館，並從東城五芳齋請了一個廚師。飯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小橋流水三間屋，食社春風滿座人”。開張那天，幾位教授夫人都去幫忙。哪知頭一天就來了二百人，不到兩個小時，就把事先備好的菜吃得精光。開張兩個月，400多元的本錢多為請客墊光了。趙元任為此給夫人笑贈了兩句打油詩：“生意茂盛，本錢賠淨!”

      從1938年起，趙老一家定居美國後，數十年來，他們的家一直是清華留美學生的“接待站”。中國著名科學家周培源、錢學森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是趙府的座上客。人們一到了趙家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親切感。趙太太不僅好客，而且燒得一手淮揚名菜。她曾把自己幾十年來創作的名菜經驗編成了一本《中國烹調》，在美國暢銷不衰。

一對神仙伴侶

      20多年前，有位記者在美國到趙家訪問，稱讚趙老夫婦是一對神仙伴侶。楊步偉對他說：“我們爭爭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個世紀”。據了解他們的朋友說，他倆情投意合，但個性卻不盡相同。趙元任性格淳厚，重道德，富涵養，不多言，對人和藹可親，說話風趣、幽默、凡事三思而行。楊步偉的個性豪爽果斷，心直口快，熱心助人，想幹的事決不終止。可是他們60多年生活在一起，總是相親相愛，相敬如賓，數十年如一日。

      1961年，在他倆結婚40周年紀念會上，有人將趙元任做學問的求實精神比之《西遊記》的唐僧玄奘，說玄奘之所以能成功，應歸功於觀世音菩薩的保護，楊步偉就是趙元任的觀世音菩薩。趙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貢獻，的確也是與楊步偉的幫助和鼓勵分不開的。1973年6月，他們伉儷作了一次闊別故土後的首次大陸遊。周總理、郭沫若、竺可楨等接見了他們。在受到周恩來長達3小時的親切接見時，楊步偉竟充當了主要角色。趙元任對周總理詼諧地說：“她既是我的內務部長，又是我的外交部長。”充分證明了趙元任對夫人的摯愛。

      有不少人說趙元任“懼內”。趙元任從不介意於此，也不否認“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來回答世俗。一次胡適與楊步偉談及在家中誰說了算時，她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得丈夫決定，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與他辯論起來，若是兩人理由不相上下，那總是我贏。”趙元任也從不與太太爭高低。

1971年6月1日，是他們金婚之日，門生故舊在舊金山“四海酒家”為他們舉觴慶祝。楊步偉曾當場賦詩一首：“吵吵鬧鬧五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元任今生欠我業，顛倒陰陽再團圓。”趙元任也即興和詩一首：“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1981年3月1日，楊步偉在美國病逝，趙元任老來喪伴，心情非常悲痛。他給友人寫信說：“韻卿去世，一時精神混亂，借住小女汝蘭處，暫不願回柏克萊，今後再也不能說回‘家’了。”

      這年的5月21日，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請他回國錄製國際音標。錄製時，他發了四百多種元音、輔音和聲調，連非常細微的差別都十分確切，發音辨音能力與他在三十年代時一樣，使在座者驚訝不已，欽佩之至。返美前，他對送行的朋友頻頻說：“我還要回來的，我還要回來的。”

      本來，他的確是打算要回來，而且把歸期訂在第二年的秋天。可惜事與願違。時隔7個月，1982年1月底，趙元任先生在麻省劍橋因病離開了人世。他逝世後未舉行葬禮，按照他們生前的願望，子女把他倆的骨灰撒到太平洋，讓那深情的海水把他們的思念送回中國，送回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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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水电工先生

柴禾妞

作者： 张　璐
中华读书报
2001-06-20


      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20世纪有重大影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学家，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赵先生以超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20年代，赵元任先生在调查江苏、浙江各处吴语的基础上写出了《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研究报告。在这部著作中，赵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国际音标记录了汉语方音，在此之前高本汉调查汉语方言时，使用的还是他老师创造的瑞典方言字母。这本书的出版对后来的方言调查研究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中国学者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的典范。30年代，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方言调查和深入的音位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年）。文章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此文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音位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经典文献，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各国语言学者广泛引用。美国语言学家裘斯（M.Joos）在《语言学选读》（ReadingsinLinguistics，1957）中收录了此文，并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中说到“我们很难想到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40年代，赵元任先生出版了《国语入门》（1948年，后由李荣先生编译为《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这是中国第一部尝试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作之一，在语法分析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上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50年代，赵元任先生又出版了《语言问题》（1959年）这本著作。这本书实际上是赵先生系统地讲述语言学以及跟语言学相关问题的系列演讲的记录。赵先生用风趣的语言、丰富而生动的例子，为研究汉语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普通语言学知识。全书读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语言学理论的入门参考教材，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60年代，赵元任先生出版了《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后由吕叔湘先生译为《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在这本著作中，赵先生系统地运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语法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精辟的分析，该书至今仍是国内外称引最多的汉语语法著作。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这使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得以源源不断的充足的养分和支持。袁毓林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的《序》中，曾把赵先生的学术背景归纳为：“融会古今、贯通中外、横跨文理、精通音乐”，是很为贴切的。

　　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相当发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后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学术发展时期，越来越步入成熟。赵元任先生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不仅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学术思想史也有多方面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其后代，尤其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而大家熟悉的赵先生的名言“言有易，言无难”，“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先生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刊印，其后1957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改编为《方言调查字表》），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其具体做法是选择比较常用的3567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按摄、开口合口、等、声排列成表，形成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归纳整理出所调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

　　赵元任先生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在中国生活了18年后，便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那学习了10年，后回国先后工作了14年，又最后定居在美国。他留学期间，听过著名的语言学家J.Vendryès、DanielJohns和汉学家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课，还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EdwardSapir、LeonardBloomfield、BernardBloch、CharlesF.Hockett等人讨论过语言学问题，对中外的学术思想都有深刻的体会。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比如中国传统音韵学虽然成果也很突出，但因为汉语自身文字性质，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诗韵以及韵书、韵图等文献，来归纳各个时期的音类，却无法知道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所幸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综合考察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就可以窥见古音读法的大致面貌。所以赵元任先生一回到国内，马上就利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一头扎入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利用方言材料作为考订古音的佐证。另外，赵先生还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1898）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后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1948）使中国语法学进入一个文法革新的时期，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探讨汉语语法，力图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汉语语法学界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新体系。而赵元任先生就是是第一个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他的《国语入门》和20年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方面都奠定了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胡明扬《赵元任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周法高先生赞为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赵元任先生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善于挖掘材料，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如归纳汉语谓语类型时，提出了主谓谓语句，认为“他心好“这种句子是英语里不具有的；对汉语句子的理解是“在汉语的句子里，主语可以从字面解释为主题，谓语不过是跟主语有关的话。谓语不一定要指主语所指的那个东西动作或者特性。”所以汉语有“我是两毛钱（我买的东西是两毛钱）”这种从逻辑上讲是很不通的句子；谈到汉语的歧义结构时，对“鸡不吃了”这个例子的分析经常为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者们所引用。因为汉语是一种形态比较贫瘠的语言，所以赵元任先生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光光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中国知名的学者里，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是相当多的，但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先生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其博士论文是有关实例逻辑和方法论的，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国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并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灌制了大量的音档。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1960年）来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NielBohr）的对补原则。所谓对补性代表了一些概念之间一种全新的逻辑关系：这些概念之间是互斥的，从而不能同时被考虑，因为那将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但是为了对现象作出一种完备的描述，这些概念又全都是必需的。清浊在赵先生看来是只用于声母，声母不带音的为清，带音的为浊，因为这种用法符合人的音感：不带音频率高，听起来觉得清，带音频率低，听起来便觉得浊。但这种用法并非十分名副其实，因为清音是噪音，频率带杂乱不清；浊音是乐音，频率带十分清楚。这个矛盾赵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可见音分voiceless，voiced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发音办法的分别，以清浊的名词来配voiceless，voiced也只是为求逻辑上的整齐方便，也不是天经地义。大凡一种理论求其整齐紧凑就可能只照顾到事实的一部、一方面；如果求其包括的事实丰富，多方面来照顾，系统就不免松弛下来。这也是丹麦的NielsBohr教授常常讲的对补原则（principleofcomple－mentarity）。

　　赵先生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新型的眼光看待语言学问题，从而使一些概念或现象得以合理的解释。

　　赵元任先生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先生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先生都曾有过赞叹。胡适先生在自己的留学日记里写过：“元任辨音最精确，吾万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晖室札记“卷15第1108页，见《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罗常培1954年在语言研究所给青年研究人员讲述自己在史地所的工作情况时也提到：“赵先生记音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声调，赵先生记的最准确，经常改正我的错误。”（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4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的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一套标调的字母》1930年发表在国际语音协会IPA会刊《语言学教师》），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赵元任先生的学生，我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对此曾做过这样评价：“最近美国学者对世界上几百种语言作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人类所有语言其调位的等级没有超过五度的。这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 　　皆能应用的。“（见《赵元任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这种声调曲线是用乐器模仿声调的发音得到的），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曾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正是由于他不是简单地继承某一学派的学术观点，也非单一地师承某一位名师的学术传统，而是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众多学人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柴禾妞

作者：逸天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日期： 2001年9月20日  
  

      赵元任先生生于1892年，1982年去世。他早年所学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后来留学美国，本科专修数学，毕业后进入哈佛的研究院，专修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学期间，除了主修的数学哲学课程，还选修了物理、机械工程、语言学、音乐等多种课程。毕业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后又回国在清华教数学、哲学、历史等。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使他具有极为广阔的学术背景，说他“融会古今、贯通中外、横跨文理、精通音乐”（袁毓林《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前言》），并非过誉之词。赵元任先生的主要成就在语言学方面。他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山鼻祖，对汉语的结构、语法、语汇、音位、音韵等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汉语方言调查方面尤其有着特殊的贡献，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为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行者，《反切语八种》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讨论语言集团变异的文章。先生对语言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研究语言的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学术界公认的。美国语言学家豪根曾在《现代语言学的方向》（Directions in Modern Linguistics）中把赵元任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依同等看待，认为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

     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凭空而就的。他有天生的语言才能，有一副非常敏锐的耳朵，能够辨别细微的语言差别。此外，他父母长期随其祖父在外地做官，而且他家有许多不同地方的亲戚，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多种不同的汉语方言。据先生自己的叙述，他祖籍江苏人，他家的长辈都说常州话。但他生长于北方，所说的是南方味很重的北京话。他家在保定住的时间较长，照看他的周妈也是保定人，早年对保定话多有接触。后来他又学会了常熟话、常州话、苏州话、南京话、福州话等多种方言。这使他从小就对语言有很深的感性认识。不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语言十分感兴趣，从小就喜欢学说各处不同的方言。留学期间，更是选修了许多语言学的课程，发表文章“提出中国语言学一定要作科学或历史的研究，并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还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我大概是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学家”“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据《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吴宗济序》）。

     当然，做任何事情，仅仅有天生的能力和兴趣是不够的。难得的是，先生的天才固然常人难及，他的勤奋努力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先生学分居校史最高记录，以后长期无人超过他。拿他的作品来看，从1915年发表在《科学》上的《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开始算起，至1982年发表在《清华学报》（台湾）上的《常州话里两种变调的方言性》，他总共发表文章、专著、译著等近200种（据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重要的也有20种著作（包括音乐），3种译著，以及36篇论文（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其中有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专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普通语言学的入门书《语言问题》，还有第一部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分析描写汉语口语语法的《中国话的文法》，早期音位理论的经典文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他主持翻译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反切语八种》和被余霭芹称之为“方言比较语法的鼻祖”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研究》等等。即使在今天，一生能写出近200种作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有那么多的经典之作。固然先生长寿，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时间，但若非十分勤奋，恐怕也难以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来。

     了解先生的生平事迹，了解他对于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固然可以给人们许多激励和启发。但如果想对先生的学风有更深切的体会，想从先生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还是应该读他的文章。读先生的文章，首先感觉到的是文笔生动。现在的学术文章，常常是长着同一幅面孔，大多是一本正经的，让人读了犯困。先生的文章则不然，口语色彩很强，写得风趣，象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还时常穿插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在《语言问题》中讲到四声的时候，他说“语言里头的音位性的声调的不同，不光是中国语言所独有的咯，并且也不是亚洲、东南亚语言里所独有的，非洲也有，美洲有一部分的红印度语言也有，中美洲、南美洲有的红印度语言，也用声调的分别。中美洲有些语言，有时就利用声调的不同，说一种象秘密话似的：元音辅音都不要了，就光哼这个调儿，就可以猜出来是说什么话——当然这也是有相当限制的，不能样样都那个样子，不然语言就用不着了——常常在讲价钱的时候，两个人你这么哼，我那么哼，哼到后来会知道价钱，旁边人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语言问题》60－61页）。当然，《语言问题》是他的演讲记录，基本上保留了他演讲时的说话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文章。但即使是他专门写的文章，虽然不像《语言问题》那样典型，但同样深入浅出。如《语言成分里意义有无的程度问题》有这么一段：“语言跟其他信号的所以有重复度啊，有两种功用：一个是为传达上的保障，一个是为收发者的方便。平常传达信息时候，半路上总有多少的扰乱，使收的人会收不到或收错了一部分。这种扰乱在消息论里的术语叫噪音（n o ise），这是广义的‘音’咯。比方一句话说一遍没听清楚说两遍或是换个说法再说，这都是重复的成分咯。或者这么说没懂清楚反复申说才听得清楚。所以没有语言不用相当的重复的成分，例如按某种计算法，英语的重复度是百分之五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74页）仿佛先生就坐在你对面，正在跟你唠家常一般。吴宗济先生说：“先生治学非常谨严，写作一丝不苟，但文章全用口语，十分易读。先生的数理与逻辑学都是本行，而文章中从不用满纸公式以张声势。”（《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吴宗济序》）确实如此。

     文章能写得生动，当然好，可以让人读得有乐趣。但对于学术文章来说，生动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说理清楚明白。赵元任先生的文章不仅生动，讲道理也讲得特别透彻，让人看了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原来是这样。比如，在《中国话的文法》的语音部分，先生讲：“咱们已经知道除了零声母以外，所有的声母都是辅音。这个零声母，大部分的人发音时，都有一点像辅音似的闭塞，或者发成无摩擦的舌根或小舌部位的浊通音。这就是为什么‘棉袄’mianao里的n跟ao不像英文的ranout可以连读的缘故。”就是说，汉语中的零声母音节前并非什么都没有，所以即使前一音节收辅音尾，也不能连在一起读，如“办案”banan就不能读成banan，而英语中类似的词前面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前面的词收辅音，就可以很自然地连在一起来读，如anaim与aname听起来读音相同。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在零声母音节前带一点无擦通音，在学英语时也一下子难以去掉，往往难以掌握英语的连读音。

     先生之所以能把问题讲得那么清楚，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观察敏锐，而且善于思考，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些大家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抓住，并做出恰当的解释。先生在文章中的举例，虽然看似信手拈来，却总是恰到好处，很能说明问题。比如《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一文，他举例说明羡余现象：“‘虽然’中的‘然’，原来的意思是‘如此’，现在只作为后缀，因而有了‘虽然这样’，‘虽然如此’这样的羡余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属正常，说或写的人决想不到停下来注意一下其中的羡余现象而把它解成‘虽然然’”；又如讲混杂隐喻时说“但是在‘马上就开车走’这一短语中，不假思索，并觉不出哪点特别。其实‘马上’的字面意义是‘在马背上’，尽管‘马’和‘上’的语义活力都很强，说和听这一复合词的人只把它当作副词而不去注意开着一辆无马的车在马上走（‘走’还用脚呢）有什么不合适。”虽然文中并没有单独为“羡余现象”“混杂隐喻”等这类脱节现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只要看了这些例子和解释，大家都会清楚地知道它们究竟指的是怎样的语言现象了。

     先生的文章，一般都会有很丰富的例子。上面的引文已经有所表现。他曾在《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刊上发表过18条“赵语录”，其中一条是：“没有预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他的文章正是这一条的具体实践。

     先生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除了汉语研究的各个方面外，还常常会谈到自己的一些体会。比如学习语言的方法。他曾经讲述自己学习德语的经验：“我呐，我还照着我的读书不求甚解的老法子念出声儿来自修。后来到大考时候——大考当然也是德译英——居然还得了个‘A’。”又比如调查方言的一些经验：“学着说一点当地的话，可以使发音人放心说他们本地的话，免得有时误认为我是政府派来宣传统一国语，反而想法子对我说国语。”他的辨音能力使他对很多语音描写得十分详细而又准确，如《语言问题》第十二讲中关于英语发音的一些描写说明，对人们学习英语语音很有帮助。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赵元任先生在对汉语的长期研究中，一直能够立足于汉语，从汉语的事实出发，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就是他在研究汉语方言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在汉语语法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几乎没有语法，汉语语法研究根本就是从模仿西方语法开始的，早期的语法书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后来的学者虽然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和认识都逐渐深入，但由于语法术语大多是借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一时也很难完全摆脱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完全从汉语出发，建立自己的语法框架。赵元任先生自然也难免受到影响。不过，由于他早年主要的工作是在音韵学跟方言上，这两方面是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所有的，是在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能抓住汉语的特点。而且他一向坚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他的学术修养也使他能够灵活地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及方法，不会单纯地从理论出发来修正汉语。他曾经说：“我完全同意美国结构派语言学家的主张：学者的任务是记录用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这些用法。”（《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他开头就指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把一种语言里的音化成音位系统，通常不止一种可能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的系统或答案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可以只看成适用于各种目的的好坏问题。”可以看出，对待语言以及语言理论，他一方面非常灵活，同时又能忠于事实。

     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渐对汉语有了深刻的认识，往往能抓住汉语的一些本质特点。比如汉语的基本单位问题。西方语言，如英语，基本的语法单位是“w o rd”，一般翻译为“词”。西方的语法理论即以词为中心。汉语早期的语法研究者在借鉴西方的语言理论时，也把这个单位借入汉语中来。但汉语中“词”的地位和英语中的“w o rd”的地位很不相同，英语中的“w o rd”很明显，是很容易就能划分出来的单位，而要确定汉语中的“词”却相当困难，中国的学者想出种种方法，如陆志韦的“同形替代法”等，但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赵元任先生早期也主张词是汉语句子结构的最小语法单位（《北京口语语法》），但后来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有所改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印欧系语言中w o rd（词）这一级单位就是这一类的概念，它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汉语的文言阶段，即古代经典和早期哲学家所用的语言中，单个音节恐怕在相当程度上类似西方观念中的一个w o rd。但到了现代汉语，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如果我们观察用某一种语言说出的大量话语，例如英语，考虑一下这些话语中小片段的情况，并拿它们跟汉语中同样的小片段作个比较，我想，‘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w o rd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w o rd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也就是说，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 o 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 o 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这几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汉语中“字”的地位和性质。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就是以“字”为单位，现在一些学者如徐通锵先生、汪平等也分别对“字”这一级单位进行了论述，从“字”出发解释一些语言现象，证明赵元任先生关于“字”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谈到“词”，就不可避免会碰到词类问题。这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英语有形态变化，属于同一词类的词，往往有相同的形态变化，因此，词类划分比较容易。但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类划分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赵元任先生也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解决方法，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35－40页）将他的方法概括为“鉴定字原则”，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而中肯的评述：“赵元任的动词分布表完全没有动用句子成分的概念。赵氏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鉴定字，第一次给出了词在鉴定字中的分布矩阵。可以看出，这六类词的分布特征都不一样。赵元任第一次提出，动词（即我们现在的谓词）就是能受副词‘不’修饰并且后面可以跟后缀‘了’的句法词。这是要给谓词找出区别性分布特征。后来划分词类的学者在确定谓词的语法特征时都没有离开过‘不’这个鉴定字标准。”“鉴定字的操作方法完全是在具体的字中考察其他单位的分布情况，这就彻底摆脱了通过句子成分的分布确定词所遇到的循环论证的困难。这是汉语词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次进展。”“尽管赵元任的鉴定字分布法比海里斯的分布理论晚两年，但在方法论上做得更明确干净。从这种意义上说，赵元任的鉴定字分布法在整个结构语言学中也有方法论的意义。”“起用鉴定字是中国学者对分布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当然中国学者没有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个问题。”虽然赵元任先生自己没有提出“鉴定字”的名称，但实际上他的方法已经相当成熟。

     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恐怕写上一本书也难以说尽。这里只是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最后借用陈原先生的话作为结束：“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此外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陈原序》。

柴禾妞

作者：闻立
来源：中华读书报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他在方言、语法、语言理论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对语音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先驱。赵先生在语音学方面的许多著述都成为经典之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赵元任先生1892年出生于天津，小时候因为祖父常换差事，他家几乎每年换一个地方，北京、保定、磁州、祁州、冀州、常州都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13岁到苏州大姨妈家居住，15岁到18岁，离家去南京求学。这段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接触和学习了许多差别很大的方言，从小就练就了一双敏锐的耳朵和一张灵活的嘴巴，为后来的语言学习和语音研究的听音、辨音和发音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美国留学时，赵元任先生先主修数学，后又学习了哲学、逻辑、美国史、心理学、语音学、德文、物理学等多门课程。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他能够很及时地汲取自然科学的营养，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思维方式，有能力发现前人见而不察、解决前人解而未决的问题。他在语调研究中提出的著名的“代数和”观点，以及方言学界至今仍在使用的“五度标调法”，就是这种新型思维方式运用的最好体现。

　　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学习到了先进的知识，尤其是在语音学的选修课上，他学习了国际音标和比较系统的现代语音学理论知识，给他后来的语音学研究准备了理论条件。并且，这种正统的西方教育模式，重视理论的传统，弥补了赵先生以前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中重材料重现象、轻本质少理论的不足，这对赵元任先生在语言学各个领域都取得重大成就是至关重要的。

　　赵元任先生从事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与他几十年的汉语教学经历和经验也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赵先生一直站在汉语教学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构建了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他特别重视外国语教学中的口语教学，尤其是语音教学，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语言问题·第十一讲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正是这种基于对口语语音重要性的认识，赵元任先生特别注意对汉语语音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赵元任先生汉语语音研究的范围很广，从方言语音的记录描写到国语的研究分析，从乐器的声调描摹到语音实验器材的广泛运用，从音段研究到韵律研究，无不显示出赵先生目光的敏锐和见解的独特。

　　

声调研究


　　二十年代初期，刘复、赵元任等对声调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是国内最早出版的用实验仪器研究汉语声调的专著，文中通过浪纹计得出了汉语声调的曲线。赵先生也对声调曲线进行了描摹，据《国语声调研究》（1926）记载，赵元任用七弦琴和胡琴所验得的声调曲线比刘复通过浪纹计得出来的声调曲线更符合北京话的听觉实际。同时，赵元任先生还对汉语声调的记录描写进行了研究，在《一套变调字母》（1930）一文中设计出了一套五度制字母或声调符号，即用一条等分为四段（五度）的垂直线表示声调变化的范围———调域，垂直线自上而下以数字54321编号，分别对应于高、半高、中、半低、低，调位附着在垂直线的左边，调值附在这条线的右边。他用这套标记法记录了62首藏族情歌，几天后按照记音手稿朗读，结果“两者的相似，竟超出了预期。这清楚地表明：这套标记法，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记音、读音两头都管用。”这套字母后来成为中国和国际语言学界共同使用的标调符号，至今仍在使用。

　　
语调研究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的研究也是开创性的。为了推广“国音字母第二式”（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和研究汉语语调，赵先生编写了话剧剧本《最后五分钟》，公演后，他以演出时演员的全部对话录音作为语调的研究资料，写成论文并连同剧本一起发表，这就是开拓了中国语音学语调研究领域的《北平语调的研究》（1929）。论文分三部分论述，其中口气语调是重点。先生以所录的对话为话语材料，列举了44种口气语调，分析描写极为细致生动。文章中赵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代数和”的观点，认为“字调和语调就是一种代数和的关系”，句末的字调和语调都是升或都是降时，那么则升得更高或降得更低，只是程度不同；如果升降不相合，字调为升、句调为降，或相反字调为降、句调为升，那么升降互相抵消：升的变成不很升，降的变成不很降。赵先生对语调的研究一开始就是科学的，因为他分析的是话剧演出的对话录音，可反复播听，这样既避免了人为的对语料的影响控制，又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1933年，赵先生在《汉语的字调跟语调》一文中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他的语调观，认为“声调语言的音高运动是由三种要素构成的：1、一个个音节词所独有的声调，2、声调在连贯语言中的变化，3、由说话者的情绪或态度所引起的音高运动。赵元任把第二种和第三种要素分别称之为中性语调和表情语调，它们共同构成句调。”（王理嘉《二十世纪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文中还具体描述了字调和语调在句尾结合时所形成的音高运动形式，深化了他在《北平语调的研究》提出的基本论点。

　　50年代，赵元任又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深入论述汉语字调跟语调的关系：“语调跟字调可以并存，他们两者的关系，是代数和。”“再有一个比喻，就是你拿字调跟语调比小波跟大浪。大浪在哪儿起伏，每一个浪上头仍旧可以有小波儿。所以字调在语调上，就仿佛小波在大浪上似的，都可以并存的。”（《语言问题》）此外，赵元任还提出，字调调域受语气的影响，犹如画在橡皮条上面的声调线，可以伸缩的。赵先生的这些精彩的论述，对汉语语调研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调域受语气影响的“橡皮条”效应，对今天汉语语调的研究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轻声和儿化


　　在汉语轻声儿化的研究方面，赵元任先生不仅是开创人之一，同时也是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学者。

　　1922年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一文开头的凡例中第一次提出“轻声”的概念。在《国语新诗韵》（1923）中，他也使用了“轻”声的说法，“凡是轻读的时候，都不照原来的读，但只使用一种不高不低的‘轻’声含含糊湖的带过去。”在《北平语调的研究》中，赵先生指出，轻声字失去固有的调子后，它的音高性质就完全随它的环境而定了，他具体描述了轻声字的高低度并总结了两三个轻声字连用的变化规则。文中对轻声音高和调形的描述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沿用至今。

　　他在《国语新诗韵》一文中，赵元任先生还对儿化韵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儿化韵的一些规律。在《中国话的文法》里，赵先生对儿化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提出了儿化韵音变的规律“并存音的同时性”（吕叔湘《汉语口语语法》译作“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就是说两个音要是彼此相容，就有叠缩在一起发音的趋势。这一规律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赵先生的辨音之细和察音之准。

　　
音位理论的贡献


　　赵元任先生对音位理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汉字声调的处理——发明五度标调符号，已有调位的概念——上，也不仅体现在他对汉语儿化韵的描写——提出‘并存音的同时性’规律，对儿化音的音位问题进行讨论——上，还突出体现在他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一文中。赵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讨论了音位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分析和确定一种语言中的音位时，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的音位处理？论文在列举和分析了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指出：“把一种语言里的音化成音位系统，通常不止一种可能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的音位系统或答案，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可以只看成适合于各种目的好坏问题。”（《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样就确定了音位标音的目的是为了描写语音，避免了钻音系学的牛角尖。赵先生的“多能性”的论点，把音系学中的一些死扣解开了。这是一篇超越同代国际学者研究水平的论文，发表后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家在语音研究领域中对世界语言学最出色最直接的回馈”（王理嘉《二十世纪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

　　
语音研究的其他贡献


　　另外，赵元任先生调查记录、描写了许多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些著述不仅使人们了解了许多汉语方言的情况，而且对以后人们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详见冯爱珍《方言大师赵元任》，2000年8月15日《中华读书报》）。

　　40年代，赵元任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翻译了瑞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把音韵学研究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本书出版后，赵先生对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值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其中的《汉语中古音中辨字与不辨字的区别》（D istin c tiv e and N o n－d istin c tiv e D ist in c－tio n s in An c ien t Ch in ese）一文是第一篇用音位学理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文。

　　赵先生还提倡国语运动，创造国语罗马字母，用音标或“国语罗马字”写文章，积极研究和推广国语，为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研究和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音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他闪着智慧光芒的足迹，指引着、更是鞭策着我们努力前行，不能有半点的松懈。

湘里妹子

作者：师静
来源：《中华读书报》


青年时的赵元任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产生了许多伟人、名人，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更是名家辈出，群星闪耀，出现了多位大师级人物。作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正是其中一位非常值得尊敬与钦佩的学之大者。

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考察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我们会发现他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第一”，他所做的许多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我国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是我国方言调查工作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国语运动的元勋。

他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开山鼻祖，对汉语方言学、语音学、语法学、以及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理论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他对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为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他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研究报告。在这部著作中，赵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国际音标记录了汉语方音，在此之前高本汉调查汉语方言时，使用的还是他老师创造的瑞典方言字母。这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吴语和其它汉语方言作出了极为珍贵的贡献，对后来的方言调查研究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中国学者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的典范，赵元任也成为我国进行科学的方言调查的鼻祖。

他对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有计划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为今后的调查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为开展汉语方言调查而设计的记录、整理、归纳、和分析方言调查材料的科学方法。他所创制的《方音调查表格》，虽几经修订，但至今仍为汉语方言调查工作者所使用。

汉语语音研究这个领域，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语音学的研究，二是静态语音学的研究。赵元任先生对这两个方面都做过深入研究，他所做的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对现代汉语语音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他调查记录了、描写分析了许多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20世纪初，他与黎锦熙、钱玄同等人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分析。他对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和北京音系的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汉语语音研究中重古轻今的倾向。我国已故著名音韵学家张世禄曾说：“赵元任先生是我国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汉语音韵的前驱者之一。”

国音的研究，也就是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研究，是赵元任先生语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老国音和新国音都做过系统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他对北京话的语音语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20年代论文《北平语调的研究》中，他对北京话的语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建立了汉语语调的研究模式。文中关于口气语调的论述、分析和描写突出体现了他的学术创新精神，这方面的研究以前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赵元任在论述中性语调与口气语调的关系时，运用自己扎实的数学功底独创性地提出了“代数和”理论。他在30年代的论文《中国字调跟语调》中则讨论了汉语声调和语调的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50年代，他又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汉语字调和语调的关系。虽然有的学者并不同意他提出的“叠加”理论和“代数和”理论，但不可否认他为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在语音研究方面，赵元任先生不仅是开创者之一，同时也是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学者。

在汉语语法方面，赵元任先生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1948年赵元任先生出版了《国语入门》（后由李荣先生编译为《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此书率先引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新方法分析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建立了一套新的语法体系，给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新思路，奠定了此后一个时期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格局。此书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但又不拘泥于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他以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善于发掘材料，这种重视从语言事实得出结论的研究思路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可以说此书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作之一，在语法分析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上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赵元任先生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行者，他在社会语言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其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虽没有对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做过专门论述，但对社会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却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相当精辟的见解。他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社会应用等方面。在其中多个研究方面他仍体现了一贯的学术创新精神。他于1931年发表的《反切语八种》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讨论语言集团变异的文章。这是一篇比较全面系统探讨从语音形式构成秘密语的论文。不仅细致描写了反切语的形式特点，还对其使用范围及其社会功能做了一些讨论和分析。他在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由于他精通多种外语，因此经常从双语教学的角度，特别是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阐述问题。他吸收了直接教学法和听说教学法的合理成分，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理论素养，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套语言教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于今天我们的外语教学和汉语教学，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赵元任先生对语言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研究语言的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学术界公认的。他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新型的眼光看待语言学问题，从而使一些概念或现象得以合理的解释。1934年，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方言调查和深入的音位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文章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是可以有多种可能方式的。此文见解深入，用例恰当，逻辑严谨，是一篇超越同时代国际学者研究水平的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成为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文献，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各国语言学者广泛引用。美国语言学家裘斯在《语言学选读》中收录了此文，并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中说到“我们很难想到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

1959年，赵元任先生又出版了《语言问题》这本著作。这本书实际上是赵先生系统地讲述语言学以及跟语言学相关问题的系列演讲的记录。赵先生用风趣的语言、丰富而生动的例子，为研究汉语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普通语言学知识。全书读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语言学理论的入门参考教材，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赵元任先生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除了多方面的深入见解之外，还有一项重大发明：五度制标调法。1930年他发表了A Sy stem o f“To n e－le t te rs”（《一套标调的字母》），创制了一套五度制的声调符号，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我国古代韵书对汉语声调的描写仅限于分类，也就是平、上、去、入的说法。赵元任先生在早期使用的声调线和标声符号的基础上，通过与刘复所做的大量实验，明确提出五度标尺，开创了用数字标调的新方法，这在标调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我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称“这套调符是个革命性的发明。”

赵元任先生的这种学术创新精神来源于他一贯的实事求是和博采众长的学术作风。而这种作风则得益于他在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髓。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六世祖赵翼是清朝中期著名史学家和诗人，这使得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18岁去美国接受了西方完备的高等教育，大学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后来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还曾在清华教授心理学等课程。因而他的学术风格既有西方的注重实据的理性精神，又有不耻下问、博采众长的传统作风。

赵元任先生的这种学术创新精神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现代音乐的先驱。赵元任是中国二十年代著名的音乐家，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称他是中国的舒伯特，说他“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他的音乐创作，得到了音乐界的高度评价；他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活动伴着他的一生。他一生共创作了132首歌曲，其中从1922年至1948年，他就曾先后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在“五四”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热情洋溢地创作了大量的富有时代精神的新音乐作品。他给新诗歌配以新音乐，使音乐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国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作品都收录在1928年编的《新诗歌集》中，受到了音乐界很高的评价。其中由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具代表性，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录了这首歌曲的唱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除了《新诗歌集》，他创作了许多其它音乐作品，大都取材于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体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歌曲表达了强烈的民主和爱国思想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里，他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善良质朴的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种》、《听语》、《海韵》，也揭示了人民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他创作的歌曲一直广泛流传，成为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典范。

coollave

作者：吴永焕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1年11月21日

　　赵元任先生（1892——1982），20世纪一位杰出的语言奇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横跨文理，精通音乐，以其卓越的才能，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不朽的成就。赵先生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无论是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还是在普通语言学研究、国语运动、汉语拉丁化字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

　　探寻赵元任先生一生的语言研究之路，有必要从先生的幼年说起。赵元任先生，祖籍江苏常州（武进县）。但是，他9岁前却没有在原籍生活过。1892年11月3日，他出生于天津紫竹林。由于祖父在直隶为官，他幼年时和父母一直跟随祖父在河北各地居住，9岁之后，才举家迁回常州。赵先生幼年时代，周围的语言环境非常有意思。祖父、伯父和父亲原本是说常州话的，平时讲起“官话”来，也常常是带有常州口音的官话。佣人周妈是保定人，平常说的是一口保定话。母亲冯氏北京话说得不错。9岁回到常州老家后，周围的人说的大都是地道的常州话。先生幼年时代就有模仿他人学习方言的兴趣，跟常熟的表弟一起玩耍时学过常熟话，跟苏州的表哥一起读书时又学会了苏州话。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他还渐渐学会了北京话、保定话和常州话等。人说赵元任先生不仅拥有一双录音机般的耳朵，而且具备善于学说各种方言、语言的天赋，他一生会讲的汉语方言达30余种，会说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外语。所有的成功有其先天善于模仿的因素，更多的恐怕是先生后天持之以恒的锻炼，比如他一生都保持着学说各种方言、语言的兴趣，并且潜心学习过音乐。而乐于模仿、善于模仿习惯的养成，恐怕又要归功于先生幼年时代的语言启蒙。学说各地方言，锻炼了先生听说与记录各种方言、语言的能力，同时也为先生日后研究各种方言、语言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赵元任先生大约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母亲学习识字念书了，学习内容多是跟哥哥姐姐一起背“四书五经”；6岁进入私塾学习，先后在冀州、苏州、常州等地读过书；1905年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校预科，学习了英文、拉丁文、德文，课外还学习了《马氏文通》和南京话。1910年，18岁的赵先生留学海外，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哈佛大学，分别获得了数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几年又在康奈尔大学教过几年物理。留学海外的这段日子，赵元任先生虽然主修的课程是数学、哲学，教的课程是物理，但先生的兴趣却不仅仅局限于此，他的兴趣涉及到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与人文社科的哲学、音乐、语言学诸方面，并且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馀力旁及语言学、音乐皆有成就。”赵元任先生幼年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留学美国后又潜心学习并研究了西学的精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使赵先生具备了宽阔的学术背景；博学多识，多才多艺，无疑为先生日后的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赵先生渊博的学识为他综合利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来研究语言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他日后在语言学方面作出杰出的成绩创造了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海外漂泊，赵元任先生始终没有间断过他对语言学的钟爱，他不仅在学习期间选修了语言学课程，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一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方言。按先生自己的话说：“转到了哈佛研究院，我在名义上专修的是哲学，但是上了很多的语言的科目。”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曾和无锡的胡明复同住过，同住期间他跟胡明复学会了无锡话。

　　假如赵先生之前的语言学道路主要表现为关注语言现象、善于模仿语言与学习语言理论知识等方面的话，那么，赵元任先生二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对于他来讲，则是他语言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925年，赵元任先生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中国音韵学。1928年，他进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从二十年代起，先生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赵元任先生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贡献首先当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1926年，他独自调查了江浙一带的吴方言，1928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报告——《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至1946年近二十年间，他与白涤洲、丁声树、董同龠禾、罗常培、吴宗济等几位先生共同筹划，先后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其中他亲自参与的就有两广、江西、湖南、湖北、徽州、陕南等地的几次。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他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钟祥方言记》（1939年）、《中山方言》（1948年）、《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绩溪岭北方言》（1965年）等，成为今天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经典文献资料。赵元任先生的贡献不仅表现为他学术成果的丰硕，而且表现为他研究方法的创新。汉语研究的传统方法多是以考订、解释和评注为主的训诂式研究，而以《现代吴语的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方言学著作则是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从历时、共时两方面研究汉语方言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赵元任先生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通过田野工作来完成、用国际音标准确记音并且利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报告，先生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方言调查中，赵元任先生那一双录音机般特别精细的音乐耳朵能够辨别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种种极细微的语音区别，一双善于模仿的嘴巴曾让胡适先生叹服，先生的成功或许应该归功于他超乎常人的天赋。但是详细考察赵先生方言研究的始末，可以发现，天赋仅仅是一方面，先生的勤奋努力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才是先生学术成功的更重要的因素。赵元任先生二十世纪初主持的几次调查主要处于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十分不好，在如此的条件下，赵先生他们几人横跨数省，调查方言，录制语音材料，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先生在语音研究中并不满足于自己耳朵的听感，常常是一丝不苟地通过声学仪器来分析研究。真可谓一分辛苦，一分收获。

　　赵元任先生兼通文理，在语音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为他从声学的角度来分析语音的物理特性、从生理的角度来研究语音的发音机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1926年，赵元任先生开始用实验的方式来研究语音。他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语音实验设备，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音实验室。赵先生发表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套标调的字母》、《中国的字调跟语调》、《说清浊》等一系列文章，成为语音学研究的经典文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是赵元任先生1934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讨论音位的文章，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裘斯对此文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们很难想到有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赵先生在《一套标调的字母》一文中提出的五度标调法，是他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种标记声调变化的简便方法。一条竖线分成四段五点，五点分别表示高、半高、中、半低、低五种声调高度，在旁边用线表示声调的升降变化。五度标调法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为最好的一种标调方法。

　　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研究，涉猎非常广泛，他对汉语语法特别是汉语口语语法也作过深入的研究。《国语入门》、《中国话的文法》两部现代汉语口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法学界影响很大。《国语入门》是赵元任先生1948年出版的一部语法专著，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乏对汉语口语语法的一些精辟见解。《中国话的文法》是赵元任先生60年代出版的一部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描写分析汉语语法事实的语法专著，书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北京话口语，材料非常丰富。1979年，著名语法学家吕叔湘先生将其翻译成汉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为《汉语口语语法》。1980年，著名学者丁邦新先生将此书翻译成汉语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元任先生1926年发表在《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上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是中国第一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汉语语助词的开创性论文，堪称汉语方言比较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余霭芹曾将其称为“方言比较语法的鼻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统一国语、推行国语的“国语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赵元任先生1920年7月25日离美回国后，加入了“国语统一筹备会”，成为“国语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与“国语统一筹备会”中的其他成员一起，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整理国音标准，为推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编写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成为当时推行国语的语音标准。他拟订的“国语罗马字”为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作了充分的准备。汉语拼音方案与“国语罗马字”相比，二者的声母、韵母大体相同。只有部分不一致的地方，如汉语拼音方案的z、c“国语罗马字”是tz、ts；汉语拼音方案的两套声母zh、ch、sh和j、q、x“国语罗马字”是一套j、ch、sh。“国语罗马字”的拟订无疑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翻开赵元任先生的学术年表，可以发现，先生的语言学研究涉及到了语言学问题的方方面面：有汉语多种方言的实地调查，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田野记录；有语音方面的精辟见解、有词汇、语法的独到发现；有综合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分析语言事实的经典，有借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现象佳作；有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有蕴涵真知灼见的语言研究方法的漫谈。一篇短文只能挂一漏万地提到赵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却很难全部展示先生卓著的学术成绩。先生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一生中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将自己一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治学方法同时也留给了后人，这或许是先生留给后人的更重要的一笔财富。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将感悟后学、激励后辈，在未来的语言研究道路上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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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爱珍
来源：中华读书报

　　赵元任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杰出的方言大师。他自1927年开始系统地调查研究汉语方言，以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广博学识，新颖精湛的学术思想，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中国"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领域的全新局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堪称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祖和奠基人。

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

　　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正因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当赵元任决定将学术主攻方向定位于语言科学时，他就开始了方言研究，而且"毕生不倦地策划和进行汉语方言调查。"（陈原《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1925年，赵元任在游历欧洲之后重回清华园，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讲授"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课程，指导学员进行的专题研究范围是"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自此他正式以中国语言学和方言学研究为自己学术上的主攻方向。两年后，即1927年开始系统地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从此这项田野工作连绵不断，贯穿一生?quot;（陈原《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他调查过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粤语（广东、广西）、粤北土话、徽语（古徽州所属六县）以及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方言，发表过很多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专著，如《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南京音系》（1929）《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钟祥方言记》（1939）、《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 　　山方言》（1948）、《台山语料》（1951）《绩溪岭北方言》（1965）、《常州方言》（1970）等等。

　　赵元任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基于他对汉语对语言学研究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研究方?quot;第一，咱们可以通过任何一个主要汉语方言，掌握全部汉语文学。第二，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北京口语语法》，从《国语入门》M an d a r in Pr im e r1948节译，李荣1952）因此，他从1927年起，"做了十几年的中国方言调查"（《我的语言自传》312页），他全面细致的方言调查研究为中国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为他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

　　1922年，赵元任《国语留声片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同学好友胡适为该书作序。序言以知己的口吻赞曰?quot;他有几种特别的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德、法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的确，赵元任在语言上有着异常的天赋，自幼便显示出超凡的语言能力。他生于天津，两岁迁至北京，三岁迁往河北磁州，五岁又迁至保定。因此，咿呀学语之时，他便学会说"不完全"的北京话、天津话、河北话，还跟着姑妈表弟学会了常熟话。六岁从私塾老师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会苏州话，并学会用反切和倒转反切说话。在美国念书以及回国工作期间又跟同学、朋友学会了无锡话、南京话、扬州话、上海话、安徽话、湖南话、湖北话、广州话、福州话等。直至1959年，在近60岁的时候到台湾讲学，又学会了复杂难懂的闽南话。

　　胡适还这样称赞赵元任："他学方言的天才确是很惊异的。……他不但能说许多方言，并且能在短时间之中辨别出各种方言的特别之点。""他有两只特别精细的音乐耳朵能够辨别那极微细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种种发音上的区别；他又有一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能够模仿那极困难的，普通人多学不会的种种声音。"（《国语留声片课本》序》）。赵元任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异常的天赋，调查记音是他语言研究准备工作之首。他说："用表格用录音器作系统的调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处学说各种话当然又是一回事。对于两方面都有兴趣，并且学着说一点当地的话，可以使发音人放心说他们本地的话，免得有时误认为我是政府派来宣传统一国语，反而想法子跟我说国语。"（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作为好友，胡适自然更了解这位"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胡适说："他又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单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够用的，至多不过学一个绝顶聪明的?口技家?罢了。但是，赵先生依着他天才的引诱，用他的余力去研究发音的学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赵元任成为举世公认的汉语方言大师，自然与他的天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深切的爱国情结，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非凡的音乐修养才能，耕耘不辍的勤奋努力。因此，他不但?quot;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还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

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

　　194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会上，赵元任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荣誉学位颂语称道："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和历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帮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 　　赵元任是中国多种方言的学者，是传统和现代并重的方言学家。他的方言研究继承了中国传统方言学的优秀精华，又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领域。他1927年第一次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1928年，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印行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在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现代汉语方言学诞生的标志。在它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学著作，在它以后出现的方言学著作，都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前进发展。它奠定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础，开创了科学化研究汉语方言的新局面。自《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始，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与古代汉语方言学具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在中国首次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口语事实，用现代语言学原理分析方言特征和语言结构系统，用古代音韵学原理考察现代方言的演变规律。它审音严格，重视语音的细致描写和来历分析，科学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方言现象，高度概括了吴语的共同特征，指?quot;吴语为江浙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这一特征总括至今仍是研究者辨别吴语或非吴语的首要标准。

　　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赵元任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介绍他的成就时，提到："赵教授创造性地和精巧地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和经典的中国语言。他的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为赵教授领导的中央研究院语言学家们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中国方言定下了调子。"（《赵元任年谱》463页）

　　20年代中国的交通还很困难，在历时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赵元任在吴语区共调查记录了33个方言点，访问了200多人，记录了63位发音人的语言材料。他重视实地调查，不辞劳苦，辗转田野乡间，有时露宿小站，有时借宿农家。《赵元任年谱》记载，（1927年）"12月14日一天就跑了四个地方，常常带病坚持调查工作。"他的助手杨时逢先生回忆说，那次调查"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回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两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村农村人家。"（《赵元任年谱》148页）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赵元任受聘主持语宰榈墓ぷ鳌Ｋ?哟宋?约罕仙?氖乱怠４哟耍??挠镅匝Р呕?灿辛舜蠓殴獠实氖┱刮杼ā＠吹嚼?酚镅运?螅?栽?沃贫?朔窖缘鞑榈某ぴ豆婊?臀迥昙苹??苹?牡谝患?戮褪墙?辛焦阍劣锏鞑椤Ｔ劣锔丛幽讯??溆镆粲牍餐?锊罹嗪艽螅?栽?窝≡裨劣锓窖宰魑?约旱饺魏蟮牡谝幌罟ぷ鳎??怂?粤焦惴窖栽诤河锓窖灾械闹匾?匚坏娜鲜锻猓?彩撬?宰约旱难?逗图家仗岢龅男碌奶粽健Ｋ?凇短ㄉ接锪稀沸蜓灾兴担?愣??quot;一个方言最丰富的区域，所以第一部调查就是两广方言，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无论在标音方法上啊，或是音位论的分析上啊，哪怕是录音的新机器啊什么的，我们都想好好地试他一试。"这次调查对赵元任意义非凡，可以说对他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在海外教授粤语，出版《粤语入门》（1947年），他的粤语工作被世界广泛地承认和运用，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与这次全面而扎实的粤语调查密不可分。

　　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方言地区性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项调查工作始于1936年，由赵元任先生主持，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和集体完成。在这部巨著的诞生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大师与新人的合作。赵元任先生对年轻人的放手使用，无限尊重，至今令人仰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绘制了66幅方言地图，首先以地图的形式表现湖北方言分为4个区的大致情况，而后的64幅方言现象分布图分别反映声韵调、特字、词类等的异同。最后的综合图用语言同言线反映湖北方言各种现象的分布情况其方言条目的选择、符号的画法、同言线的使用，都成为后来的方言专著附图的仿效对象。 　　赵元任定居海外后，仍坚持汉语方言的研究。遥距祖国万里，无法进行方言实地调查，他便将自己植根于海外华人之中，营造一个方言小社会。他请萨本铁做福州方言的发音人，请胡适做绩溪方言的发音人，用他们的录音材料，指导学生一起研究这些汉语方言中最复杂难懂的方言。1934年赵元任在上海主持《语言区域图》的绘制，当时由于对徽州方言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将徽州方言独立划区。但由于太太是安徽石埭人，赵元任先生知道皖南的徽州方言不同于安徽其他方言，于是这一年他偕太太到皖南调查徽州方言。所谓徽州方言指的是古徽州府，即今安徽南部屯溪、绩溪、休宁、歙县、黟县以及江西婺源一带的方言。到过徽州的人都知道，那里山高险阻，交通不便，由此形成的方言复杂多样，令外人结舌。随着研究的深入，1939年和1948年修订《语言区域图》时赵元任先生提出了"皖方言"和"徽州方言"的分区。到海外后，他仍不忘深入研究徽州方言，恰巧，他的老朋友胡适是徽州绩溪岭北人。于是，胡适成了赵元任进行徽州方言调查研究的最佳发音人。这恐怕也是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历史上水平最高的调查人和发音人的合作，他们肯定是一对最佳拍档。1962年，《绩溪岭北音系》发表，1965《绩溪岭北方言》出版（与杨时逢合作），都是深入研究徽州方言的代表佳作。赵元任是理论与实际并重的方言学家。他深入实际，亲历田野工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后，他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进行科学的分区。1934年，他主持为上海申报馆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之《语言区域图》，将"中国语系"划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个大区，这是首次以方言特征分区。其后1939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新图》之《语言区域图》第四版、第五版（仍由赵元任主持）进一步修订完善了这一方言分区概念。1948年赵元任先生在《北京口语语法》中进一步将中国的语言分成三区九组。此后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无不在此基础上耕耘收获，或七大分区、或八大分区，直至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完备的语言地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十大分区，仍是继承、完善、发展了赵元任的汉语方言分区概念。他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一人赵元任作为现代汉语方言学之父，其成就绝不仅仅体现在他那累累众多、深刻精辟的奠基之作上，更重要的是他为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创了一系列科学实用的理论和方法。他引进国际音标，并根据汉语特点修订国际音标，使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记录一起步即走向世界。用国际音标记音，这对使用方块文字，原本只能?quot;直音"、"反切"表示读音的汉语来说，其进步的意义绝对是革命性的。他提出的归纳音位的原则和理论一直指导着后来的方言调查和整理研究。他根据音律原理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方言提供了准确方便的工具。他根据方言调查所要了解的基本字音，于1930年设计出版了《方音调查表格》。这个表格在吴语、粤语方言调查工作的基础上，选取了比较常用的3567个汉字，字的次序按古代《切韵》、《广韵》一系的韵书所代表的古音系统排列，声母、韵母、声调形成框架，每个字放在各自应有的音韵地位之中，每一页都是一张韵图。根据这个表格记录出来方言语音，在一个平面上不仅可以看出声韵调配合关系，还可以看出古今语音演变规律，许多复杂的语音现象一目了然，便于归纳整理。这个表格后来由丁声树、李荣先后修订编制成《方言调查字表》，汉字增至3700多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十年来，《方言调查字表》作为汉语方言调查的基本手段而被方言工作者广泛运用。汉语方言调查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底本，便捷了许多，深奥的音韵学也变得直观容易理解了。赵元任调查方言还善于利用一切现代化的辅助手段。二、三十年代录音设备、照相设备都还是稀罕物件，赵元任却已将这些物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他自己有?quot;录音机式的耳朵"，但每次调查他还都用录音设备永久地保留发音人的语音，并整理发表。比如，1935年调查江西方言历时21天，调查了57个县的方言，灌制了80多张双面唱片。1948年发表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每一方言点均配以相应的有声读物。赵元任研究方言注重相互间的异同比较。《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是比较方言语法的鼻祖。《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是就某一专门的语音现象进行方言间横向比较的典范之作。不论是地域性的方言研究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还是地点性的方言研究如《钟祥方言记》，赵元任都十分注重音韵比较，跟国语（普通话）比较，跟古音比较，由此创立了方言学研究中的比较音韵学。他以方言研究为工具，博古通今，以活的现代语言事实解决死的古代语言问题。"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懂得古汉语，不过这是单就了解古书说的。要是读出声音来，总是某一种现代方言的读音。中国过去的学者很少 知道，古代汉语的实际读音是什么样儿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留心语音。中国人向来对语音是很留心的。不过因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们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语音分类跟语音当中的关系，比较忽杂镆舯旧淼囊糁怠Ｋ?嵌杂镅缘娜鲜妒钦?返模?还?皇蔷咛宓摹：眯┕糯?д叩闹?鳎??却?执?镅匝Ъ易饔镆粞У慕馐汀Ｓ腥舜蚬?饷匆桓霰扔鳎捍?车闹泄?粼涎Ш帽纫徊看??椤Ｕ獠渴槔锿酚泻眯┱胬恚?还?谠擞谜庑┱胬硪郧埃?匦氚咽?执???嚼锿啡ァＪ?汁妇褪窍执?河锓窖浴Ｓ镅匝Ъ已芯肯执?窖缘亩烈簦ò?ㄈ毡尽⒊?省⒃侥瞎糯?枳值南执?烈簦??找胛庖簟⑷找牒阂簟⒏呃鲆胍簟?材弦胍簦??倌美锤??持泄?粼涎У南低常ǚ辞小⒌仍希┍冉希?晗晗赶傅墓鼓獬龉???倌曜笥业暮河锒烈簦ǔ?怂纳?牡髦担?"（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译）这些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直指导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