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支笔，我们还有什么？

郭竹松

　　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几个文友在一起总是意味深长地彼此鼓励：除了手中的这支笔，我们还有什么？因此，我们不但要珍惜自己手中的这支笔，更要发奋进取，让自己手中的笔更加锋利，写出更多好文章。
　　几年过去了，果然，依靠自己手中的笔，我们大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个朋友从一个边远的乡村小学进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据说已经做到了掌管全市新闻报道的不大不小的官，统领一方宣传阵地。另一个朋友也因为写文章出色，先是借调到了市教育局编教育志，后又从一山区小学竞选上了一做离城近很多的中学。还有一位朋友则更加厉害，干脆调进了某一要害部门，成了局长的秘书，每当有人打电话找局长，局长不在，必是其衷气十足的话语：“我是局长的秘书，有什么话请跟我讲。”听其语气，何其得意！
　　可是，每当关心当地时事和文学创作的我拿起地方的报纸的时候，原先我们地方文友作品遍地开花的情况却一去不复返了！不但以前那种“百花齐放”的情形不见了，甚至好长一段时间也看不到文友们的文学作品了。
　　难得有机会回家，稍一打听，才知道，现在个个都热衷于与领导打牌套近乎了，或者去写一些官气十足的八股文章，或者替底下一些单位写写所谓的报告文学、编编小报，然后被请去吃饭、被请去洗脚，或者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笑纳”一个个或厚或薄的红包。能坚持文学创作者已经成了凤毛麟角了。
　　难怪家乡文坛几乎销声匿迹了！我同时也感到了迷惘：为什么他们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但我总觉得他们越来越陌生了呢？
　　回想我在家乡时，也算是当地的一支笔，颇有几分文采。我几乎什么都写，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无一不涉足。我在当地的名气在文学爱好者中是勤于笔耕和热心组织各类文学活动，在为政者当中则是我的“不听话”。也难怪，写负面新闻报道几乎成了好打抱不平的我的“专业”：乱收费，写！服务态度不好，曝光！村支书放黄色录像，揭露！甚至也街头标语中有语法毛病，我也拍成相片寄到报上去换取几文钱稿费。我几乎成了一些当官者的“眼中钉”了。因为我揭露村支书在有线电视中放黄色录像，见报后，市里还专门开常委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在家乡的文人当中，我恐怕是唯一得此“殊荣”的吧！
　　尽管我曾暗地里被几个文友戏称为本地“第一笔”，自己心里曾暗暗高兴过几日，但市里每年表彰“优秀通讯员”的时候，我不但评不上，连参会的资格也没有。就算我后来成为了地方上唯一一份报纸（还是经过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呢）的总编，这种状况依然如旧。我心里明白得很为什么，市里主管新闻报道的官员曾专门找过我谈话，希望我不要写本地的负面报道，我觉得与自己做人的准则格格不入，断然一口回绝！
　　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根本与写作无关，所以，我的写作成了“不务正业”。我在家乡工作的几年时间里，说实话，要换一份工作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我参加过竞争考试，靠了第一名；我被一个要“写手”的单位考察过，据说只是文凭低了一些；我被推荐到基层去挂职，但后来不明不白地黄了……我知道，这些事情之所以不成，绝大部分是与我的个性有关。
　　一年前，我想施展自己的一腔才华，毅然南下。在这一年多里，我在杂志社、人力资源公司、报社做过，凭心而论，比起家乡，我觉得广州的确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平台，让我有了用武之地。我写的一些文章甚至上了大报，成了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我为自己手中的笔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感到了悲哀。因为，为了配合公司的宣传（其实就是广告）需要，我常常困居斗室编造各种数据，写成一篇篇数据确凿、信之旦旦的“新闻”；也曾收了人家的稿费而在电脑前费空心思地为人家写“好人好事”！虽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事后回想起来，总是觉得内疚。我还曾见过许多“记者”听一个电话或者仅仅是道听途说，却写出几千字、上万字的新闻报道，其中不乏逼真的心理、细节描写，很多写手甚至闭门编造“记实作品”，赚取稿费。
　　我曾经话里有话地与一位广州数一数二的大报记者进行了一次交流：
　　“你是如何去获取报道中的数字的？会自己去编造吗？”
　　“不会，我们都是从采访单位中去取得的。”
　　“难道你不知道你所采访单位的数字也是他们编造出来的吗？
　　那位记者无言以对！
　　后来，每当我提供数字给这个记者时，她总是要问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如果说是上面的文件中来，她必定要问清楚去哪份文件。说实话，下来广州认识的记者很多，她是我所钦佩的不多记者中的一位！
　　因为经历过家乡和广州的这许许多多事情，以前在我头脑中一直混浊的问题终于大彻大悟性了：是的，我们要珍惜自己手中的这支笔，因为它能妙笔生花，但我们更要珍惜的是正义、真理和良知！那才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铮铮骨头！
　　也只有这样，我们手中的笔才不会生锈！

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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