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录 孙 曾 田-------孙曾田访谈

湘里妹子

作者：
来源：http://www.filmsea.com/celebrity_review/200112071574.htm      
2001-10-19 11:14:39
   
   
    记者：最近在中央台播放了您的大型文化系列片《点击黄河》，在影视节目中以黄河为题材的作品很多，您自己在1995年时也拍摄了《黄河一日》，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在拍摄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这两个作品的着眼点有什么不同？


    孙曾田：因为黄河流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至少是北中国的生存状态。
    我做片子一般都在努力发挥影视的长处，其他的艺术门类所不具备的特点就是它的长处。95年的《黄河一日》就是要发挥电视的"同时性"这个特点。记录了黄河沿岸的很多地方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在空间上范围特别大，但在时间上又特别短。现实中，一个人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生活，但不能看到此时彼地的生活。《黄河一日》就给了人一个神的视点，让观众看到在同一天整个黄河流域是怎么生活的。这是其他艺术门类所不具备的，也就是电视的长处。但有时特点也正是弱点，比如一天的生活不可能是那么丰富的，也不一定能反映生活本质。如果说上次记录的一天是个"横切面"，这次就是一个"纵切面"，这次主要是从历史考虑，记录每一个地点几百年的历史变迁，通过不同行业的变迁看到是整个黄河流域的变迁。另外上次主要是记行的，几乎没有什么语言，是通过行为记录黄河从上游倒下游不同的生活状态，包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次主要是记言的，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纵向的展现历史的变迁。上次是一个"空间"概念，这次是一个"时间"概念。


    记者：那么《点击黄河》又是如何发挥影视的长处呢？看起来它更多的是借助了网络的特长。


    孙曾田：每次做片子不光要考虑到电视与其他门类的不同，同时也要考虑这个片子本身与以往片子的不同，要有特点。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借助"了一个网络的观念，而并不是真正的与网络相连。只是接受了这么一个样式，本质还是电视。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我们是站在新的世纪，看前面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进程，所要传达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而只用30分钟就想讲清一个船运史是不可能的。"点击"就是想通过网络的某种形式来增加信息量，用当地的小历史联系大的环境背景来回跳接，以达到目的。这也是建立在时代的背景上的，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使用这种方式就会很混乱，让人很难接受；现在是网络时代，人们有了网络经验，就不会觉得乱，像他们所熟悉的打开网页一样。


    记者：纪录片的拍摄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您如何把握拍摄的时机？


    孙曾田：生活是24小时都在发生的，不可以去预知，主要是靠搜集素材。无论是记言的还是记行的，都基于对生活素材的采集量，我主张片比一定要大，否者就有可能会漏掉很多东西。我拍的东西至少都是20：1，《点击黄河》达到了30：1。我们要求当事人从小时候说起，谈他的一生，而不是规定只说哪一件小事，这样也是一个对生活材料本身的全面和真实，因为你并不能全面的了解讲述人的生活，他一生的经历还是要靠自己说出来。首先用比较大的篇幅来记录他的生活，回来之后在进行选择，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了解和认识提炼。对于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有一些细节生活片断是能够表现生活本质的，而有一些只是一般的流程，这就要靠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和经验了。过去提到的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要统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记者：那么对于像《点击黄河》这类纪言的片子来说，是不是拍摄的难度比较小？


    孙曾田：拍摄画面的难度确实是小了，纪行的片子一般都是画面难度比较大，因为人物都是活动的，抓取的是生活中的相对运动的片断；纪言的从画面上将应该相对简单，但难度在于让被采访者能把他一生最重要的和主题有关的内容说出来，过去我们的一些采访主要是让他概括化的说感受，而这次是说一些细节化、片断化的，比如当时是什么样子、天气怎么样之类，实际也是对生活细节和片断的一种记录。


    记者：现在人们对纪录片的关注越来越多，您认为纪录片现状如何？


    孙曾田：中国正处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期，很需要有纪录片来记录这种变化。纪录片实际上是应该让人看到历史，我们都希望20年以后可以看到大变革时期的样子。影像的历史和别的记录方式是不同的，其他的只是符号，而这是历史现实的投影。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像这次拍《点击黄河》，所有的人都是写他那一年出生，而不是说他今年几岁，这样历史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中国纪录片的现状是边缘题材居多，主流的题材少，现在缺乏那些大的时间变动中记录大的历史进程的题材。


    记者：听说您在准备拍《最后的山神》的时候，连一个真正的鄂伦春人都没见过。为什么您会选择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题材？


    孙曾田：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北方的冰天雪地和辽阔很有感情。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在内蒙，差不多是牧区了，所以对少数民族也比较有感情，喜欢他们那种性格。另外，我小时候学画画，不喜欢平淡的的东西，喜欢丰富多彩--至少衣服是要有颜色的，少数民族有色彩的生活对我很有吸引力。到后来就成了一种惯性了：拍《最后的山神》的时候边上还有一个民族鄂温克，顺便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因为边缘的文化在相同的地域都是相近的，就接着拍下去了。


    记者：对于这一类的边缘题材和前面我们谈到的主流题材，您更倾向那一种？


    孙曾田：好像有一点矛盾，虽然我强调中国应该更多的关心主流，关心影响社会进程的大的东西，但是从个人来讲，我的兴趣还是在于有文化感、历史感、边缘性的东西，可能比较游离。但也不是很矛盾，我的认识是这样的，纪录片的主要功能就是记录社会发展进程的，但是支流也能反映社会的不同侧面，支流是要沿着主流的方向走并最终汇入主流。我个人还是比较容易把握支流，也对此比较感兴趣。


    记者：您认为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作为编导应该是一个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孙曾田：应该主要还是一个旁观者。但也不能说就不是参与者，每一部纪录片都是把导演对事物、历史、生存状态的认识灌注在纪实当中。事实上，我们本身也都在生活中，就是生活的参与者。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故事片的纪实化和纪录片的戏剧化？
孙曾田：非虚构的纪录片和虚构的故事片不同的是：故事片是前期设计好了，按照设计来制造生活，找一些演员来重现生活。纪录片是现实里发生的、进行时的生活，所谓戏剧化是后期在真实的材料中提炼生活。电影和电视剧观众比较对多，媒体炒作业很厉害；而再好的纪录片，即使是在国际得奖的，也只有圈里人知道，比较冷落。故事片是再造一个东西；而纪录片就是在生活里。故事片的真实性不过是使用几个非职业演员来创造，纪录片的真实是于生活同在。一个故事片的导演老了之后可以说他拍了多少好片子；纪录片的导演不一定拍的片子个个都好，但他可以说他经历了多少生活。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便携式摄像机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加入纪录片制作队伍，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孙曾田：很好啊!打破主流媒体的垄断，使创作队伍扩大。最重要的是生活是无处不在的，站在不同的视点看待同一事物都是非常不同的，不受器材的限制，可以把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挖掘出来。事物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平民来做就打破了很多局限性。当然，从功利的角度上讲是会受到一些冲击，但这种冲击是好的现象，可以促使你开阔眼界提高自己，能给社会留下更多的东西才是最主要的。


    记者：有人说"纪录片可以用最廉价的方式开始自己的影视生涯"，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孙曾田：廉价值得是器材或则是硬件的廉价，从软件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种最昂贵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投入。纪录片是与生命同在的。是一个回报最少的领域，用同样的精力去作别的片在，可能得到的经济上的回报会特别的多，会失去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纪录片本来就不是一种商业的东西。可能是最廉价的开始也是最昂贵的开始。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纪录片的市场？


    孙曾田：纪录片的市场有两个问题：首先，要有一定的时机。市场是公平的，不能埋怨没人看，要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才有这个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家对社会的关怀程度的提高，纪录片会越来越好。另外，纪录片要做的让人喜欢看。电视给人提供的主要还是新闻和娱乐这两大功能，纪录片不是娱乐，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在一天工作之后还很沉重、很文化的纪录片。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元，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看一个片子，像当年《话说长江》和后来的《河殇》那样万人空巷，是不可能的了。现在纪录片要拓宽他的样式和内容，不能局限于以前的那种纯粹的纪录片。


    记者：您有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孙曾田：我没有风格，只有一点体会。我觉得应该"微言大义"。我拍的大多是边缘的，即使是拍主流社会也是选取局部的生活，但是反映的问题一定是要有普遍性的意义。就像拍《最后的山神》，我并不是简单的为了记录他们生活的本身，而是蕴含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片子才会有意义，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就像结婚录像，只能自己看，给别人看就没有任何意义，同样是拍人结婚，作为纪录片，就一定要有普遍意义。比如《神鹿》实际上是在文化互相冲击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点击黄河》也是，像沙漠化，长江是这样，非洲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全世界都这样。这就需要在选材时对社会有一个很宏观的认识。以小见大是谁都知道的，但就是比较容易掉到一个只是记录生活本身的误区里，度一定要把握好，把握不好就成了说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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