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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语言所课题组集体撰写负责人： 董 琨
来源：http://www.cass.net.cn/
按照我所目前的学科设置和科研力量投入的情况，2000年度语言学前沿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古代汉语研究
（一）文字学
2000年度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古文字的考释，二是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三是是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四是汉字文化学的研究。
1．古文字考释
2000年度古文字考释的文章主要集中在《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一版）、《华学》（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6月）第四辑等几部书刊中。主要内容是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的考释，其中关于郭店楚简的考释文章最多，可以说是本年度古文字的热点。
对郭店楚简异文进行研究或充分利用异文对古文字进行考释是郭店楚简研究中一个突出特点。对郭店楚简异文进行研究的有廖名春的论文《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考》（《华学》第四辑）和彭浩专书《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异文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我们从形、音、义出发，破译一些原先无法释读的古文字。如赵平安《战国文字的“? ”与甲骨文“ ?”为一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就是利用郭店简《老子》“? ”，传世本《老子》作“失”这一异文关系，解决了甲骨文“? ”字的释读问题。二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老子》的原义，为探讨老子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依据。如传世本《老子》“绝仁弃义”，郭店简《老子》甲本作“绝伪弃作”。庞朴《古墓新知》（《郭店楚简研究》）将“绝伪弃作”读作“绝为弃作”，认为这样更符合《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除具体的文字考释外，也有专门探讨文字考释方法的文章。裘锡圭《以郭店〈老子〉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郭店简与儒学研究》）总结了郭店简文字考释中存在的几种情况。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注意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4月）则重申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提醒大家注意防止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郭店简的考释和研究，也适用于其它古文字的考释和研究。
2．汉字构形体系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字发展史不是单个汉字的发展史，而是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史。因此，关于汉字构形体系的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前些年有所增加。《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3篇）、第二十二辑（4篇）关于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共有7篇，值得注意的有以下3篇：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第二十辑）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第二到第六部分，分别对“甲骨文形体的来源”、“基本形体和形体组合”、“区别形式和区别符号”、“同字异形和异字同形”、“省体与合文”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提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观点：一是认为汉字是一种表音文字体系。二是强调研究文字应跟语言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强调应对汉字构形系统作整体研究。张桂光《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第二十辑）共分三个部分：一、表示同一意义的形符的多体性。二、部分形符的近似性和近似形符的区别性。三、组合形符增減变换的随意性和组合方式的规定性。吴振武《古文字中借笔字》（第二十辑）则对贯穿于古文字材料中的借笔现象（包括借笔画、借偏旁、借字、借钱币脊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列举了360多个形形色色的借笔字。
王宁《论甲骨文构形的分析与描述》（《语言》第一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将其创立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应用于甲骨文的构形分析，认为用六书中前四书来分析甲骨文的构形是不够的，应扩充为10种模式。她的另一篇论文《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则阐明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关系，交待了该学科创建的哲学背景（《》2000年第6期）。
3．汉字发展史的研究
刘又新、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认为汉字发展史应按汉字构造方法而不是汉字字体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汉字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表形阶段、表音阶段、形音阶段）。
4．汉字与古代文化研究
文字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字跟语言或其他物质形式一样，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也是近年来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汉字与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2000年度出版了几部专著：其中两部书是通论性的：何九盈《汉字文化学》、张玉金《当代中国汉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三部书是对汉字字形或字义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的研究：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巴蜀书社，2000年3月）。一部书是汉字结构跟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或深层一致性的探讨：王作新《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
（二）训诂学
2000年度训诂学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断代或专书词汇研究，二是训诂学理论研究，三是汉语词源学研究。
1．断代或专书词汇研究
有两部专著：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4月）将传世和出土先秦两汉医籍为材料，探讨了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的基本面貌，追溯了医学用语的来源，阐明了先秦两汉医学用语对全民语言的影响，论述了先秦两汉医学用语在汉语历史词汇学上研究价值，考释了简帛的的一些词语。管锡华《史记单音词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5月）选择了一上古汉语词源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两个问题做了研究。一是单音新词的新义；二是单音同义词。
2．训诂理论研究
一是训诂术语或体例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四篇：赵伯义《毛诗诂训传解释重言说》（《河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吕朋林《说文解字注中的“引申假借”》（《松辽学刊》2000年第3期）、《〈尔雅〉郭璞注的两个特点》（《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陈建初《〈释名〉直陈例说》（《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
二是训诂学通论。有宋永培《当代中国训诂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作者是研究《说文》词义系统起家的，所以在本书中更强调汉语词义的系统性，提倡汉语字词形音义整体系联的方法和文史哲训系统贯通的方法。
三是词义研究。有苏宝荣《词义研究和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释义是词典编纂的中心任务，但训诂学家或词义研究学者跟词典编纂者缺乏沟通，本书力图将从训诂学中总结出来的词义理论跟词典编纂中的释义工作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用前者指导后者，用后者丰富前者。
3．词源学研究
2000年词源学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汉语同源词的具体考证，二是语源研究史的研究，三是词源学的理论建设，四是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
汉语同源词的具体考证，有张希峰《汉语词族续考》（巴蜀书社2000年5月）。这是其所著《汉语词族考》的续篇。全书按义类分为十卷，每卷下面又分为若干族。这种编排方式比《同源字典》以音类为编排原则的做法更为可取。
语源研究史的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魏宇文《释名研究综述》（《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二是曾昭聪《黄侃在形声字示源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
在同源词的理论建设方面，有两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值得注意。黄易青的论文《同源词意义关系比较互证法》（《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是陆宗达、王宁先生的总结出“比较互证法”在词源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该文认为，比较互证法不仅是同源词的判定方法，也是总结词义引申规律的方法。孟蓬生的论文《论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双重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认为同源词语音关系具有聚合性和游离性，聚合性反映规律性，游离性反映复杂性，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必然导致对同源词语音关系认识的片面性。殷寄明的专著《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是继任继昉《汉源词源学》之后又一部汉语语源学的通论。全书分“本体论”、“源流论”、“中心论”、“方法论”、“功能论”、“新课题”六个方面探讨了语源学理论体系。
在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比较方面有两本专著。一是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3月），二是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7月）。前者为避免偶然性给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带来的不良后果，力求从同源体系出发来判定汉语和藏语的同源词，并根据这一原则系联了450组同源词约1000多个同源词，尤其值得重视。
（三）音韵学
2000年汉语音韵学界最重要的成果是8月在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着重讨论了上古音的声调、中古音的音类、《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音韵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音韵学与方言研究、音韵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等问题。会议还出版了论文集（由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下介绍的文章凡不另外注明者，均见该论文集），所收录的83篇论文，研究资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有所突破，反映了近期音韵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下面从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上古音方面，《〈银雀山汉墓竹简〉通假字商兑》（李玉）根据竹简的前后文义和音义关系，采取形音义结合的方式，指出并订正了《竹简》释文和注释中被误释的通假字、同源字、异体字、讹字、误字和新字，提出更为合适的考释意见；《汉语音转说探源》（谢纪锋）探讨了汉语音转的起源,并将汉语音转与西方语言学中的语音交替作了比较；《从阴入阳入互谐看入声的性质》（舒志武）分析了《说文》中阴入阳入互谐的声调对立现象，指出入声不是一个独立的调类，而是一类带塞尾的韵，其声调原本属于平上去；《张衡赋韵考》（江学旺）、《汉代碑铭用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毛远明）为汉代音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论顾炎武〈古音表〉的离析入声韵和〈广韵〉小韵首字》（臼田真佐子）、《孔广森的阴阳对转与吴域的转声叶韵》（张林涛）、《也论清代古音学的审音派》（裴银汉）、《关于李邺〈切韵考〉的反切理解》（花登正宏）对清代古音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另外，《周原甲骨音系特点初探》（董琨，《语言》第一卷，首都师大出版社）通过对周原甲骨所反映的语音现象的考察，对其音系特点做了初步的探讨。
中古音方面，《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郑张尚芳）认为中古音的范围是六朝到五代，其本身可分为三期，另外，对中古音的声韵母拟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十六国时代译经中的梵汉对音（声母部分）》（施向东）提出了十六国时代以长安音为代表的北方语音的声母特点；《关于〈集韵〉异读的层次分析问题》（张渭毅）详细分析了《集韵》的异读来源，指出异读来源的早晚与异读层次的先后不一致，要以异读的音变规律作为划分异读层次的标准；《切韵》音系合口韵类的音值》（吕朋林）提出并论证了合口韵类的介音或主要元音是o，u，ui。
近代音方面，《再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杨耐思）从周德清的自序、编韵原则和元代存在两个标准音的事实，证明《中原音韵》代表的语音不是中原地域的某一个地点方言的语音；《北宋李之仪诗词用韵研究》（白钟仁）、《宋代江浙诗韵阳声韵部通押》（张令吾）探讨了宋代诗韵的一些语音特点；《朱熹〈楚辞集注〉叶音考》（陈广忠）、《〈诗集传〉叶音与朱熹的古韵分布》（陈鸿儒）通过对朱熹叶音的考察，指出了其真正的价值。
专著主要有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该书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上古音和中古音中一些主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如《切韵》的性质、介音、重纽、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声调的来源等等，并一一加以评述，提出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余迺永校注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不仅互注又音三千八百多条，且于二百零六韵及各小韵前用国际音标注音，便于读者理解。另外，还在原书每卷卷首韵目中标示该韵所在页码，并在书后附全书26194字的索引，以便读者查阅。作者在广泛收集《广韵》所有版本和残卷的基础上，参考了自清代以来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校内容详实、审慎，根据确凿，充分反映出清代以来《广韵》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
（四）语法学
本年度古汉语语法研究，在继续坚持对语言事实严密细致的观察、描写、归纳的同时，比较注意运用当代语言学的新方法，并充分意识到古汉语事实的独特性，不唯理论是从，体现出良好的研究态势，成果颇丰。
陈克炯的《先秦“负面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析微》（中国语文2000年第3期），从“负面心理动词”的不同的语义类别出发，考察它们在组合关系、语气、句式等方面的表现。该文认为，同一语义类聚的词语之间最深刻的一致性，既反映在它们所指称的概念的类别上，更表现在它们进入句之后的表达功能上。充分重视词的语义与语法的内在关系，着力揭示各大类聚合中不同小类的语法功能及其对句子结构的制约，应该是深入探讨汉语固有特点的一条重要途径。贝罗贝、吴福祥的《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一反过去以单个的疑问代词本身为考察的基点的做法，先依照语义功能把疑问代词分为若干类别（这样，一个代词形式可能同时属于几类），然后分别考察这些类别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这种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作者接触了大量材料，考察非常细致，其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郭锡良的《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中国语文2000年第3 期），考察了从殷商甲骨文到战国末年的大量材料，详细分析和描写了这一时期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姚振武的《指称与陈述的兼容性与引申问题》（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认为在语义相通的条件下，语法上的指称式和陈述式常常可以不分彼此地通用，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解释从指称式引申出陈述式以及名词活用（或转化）为动词等现象的原因。杨永龙的《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详细的论证了先秦汉语句尾同现的语气词在结构上属于不同的层次，归纳出4 种同现类型，并对其位序作出解释。该文是同类文章中非常出色的一篇。
2000年学界继续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学的历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宋绍年、郭锡良的《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1期）。该文力求反映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学术思想的基本走势，对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术著作进行了评价。对从总体把握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概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本年度较有新意的文章还有：张赪《从先秦时期“介词+场所”在句中不合规律分布的用例看汉语的词序原则》（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喻遂生《甲骨文语序问题札记二则》（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魏德胜《敦煌汉简中的量词》（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洪波《论平行虚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辑）；梁银峰《甲骨文形容词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辑）等。
本年度出版的古汉语语法学专著有唐子恒的《文言语法结构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8）和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前者的特点是，作者对于古汉语本体有着自己的一些认识，并力图把这些认识贯彻到这本通论性的著作中去；后者的特点是统计分析极为细致，并尽量注意到特殊情况。两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近代汉语研究
2000年近代汉语研究在词汇语法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多部专著出版，近百篇论文发表。
1、2000年近代汉语方面有两个相关的会议，10月在温州召开了第九届全国近代汉语研讨会，会上宣读了50余篇论文；11月台湾中研院语言学所筹备处举办了汉语语法史讨论会，与会的10余人对中古近代语法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
2、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和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两种论文集2000年先后由商务引书馆出版。蒋、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对近代汉语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论文集的出版是对其过去研究的总结，也对以后的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
3、近代汉语语法研究2000年和以往相比文章并不很多，所发表的文章比较突出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A、语法史中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化。主要文章如：蒋绍愚在台湾中研院语言学所筹备处举办了汉语语法史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曹广顺、遇笑容《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中国语文，6）、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从句句尾助词研究》（中国语文，1）《古本<老乞大>的语助词“有”》（语言教学与研究，3），前两篇讨论汉魏译经过程中佛经原文（梵文、巴利文）对汉语的影响，后者讨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一直被认为是语法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过去的研究不仅很少人关注，且多不够深入认真。2000年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预计今后将出现一个研究热潮，并取得新的进展。
B、运用语言标志判断文献的写作年代或作者。发表的文章如：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6）、曹广顺、遇笑容《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3）、汪维辉《从词汇史看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汉语史研究集刊，3）、地藏堂 贞二《从语言的角度看<儒林外史>的作者问题》（中国语文，1）。2000年语法史研究在以上两个问题上有较多文章发表，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语法史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已经都做了全面的研究，已经没有太多的没有触及过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自然就会集中在现存的薄弱环节上，集中在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去解决相关学科的问题上。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2000年的语法史研究，反映出目前的语法史研究处在一个总结和调整的阶段上，今后将会出现的成果，是总结性的，或者是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创新和突破的。
4、2000年的词汇研究在词语考释方面仍有大量的文章发表，对某些词语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入了，而在词汇史研究领域中，值得重视的成果可能是2000年出版的两部专著：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著以东汉---隋的常用词为研究对象，把常用词演变的研究置于词汇史的高度上，是近年来词汇史研究的一个突破。董著是一部专书词语研究，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难度较大，不仅是早期俗语词的问题，同时还有作者母语（日语）的影响、混杂的文言词语等等，董著在利用文献考释词语、辨识外来词语上做得都比较成功。
三．现代汉语研究
2000年我国学者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几项突出的成果值得介绍，它们分别代表了汉语的结构语法、认知语法、形式句法和功能语法在世纪交替之际所达到的新水平。
（一）结构语法——总结和提升
詹卫东的《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可以说是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的集成制作。这本书原本的目的是为中文信息处理工作服务的，也就是说，它要对现有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全部转化为可以在计算机上操作的系统规则。但是，由于我国的语法研究发展并不均衡，事实上，作者在总结过程中却对语法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阅。从而使人们首先看到了有些研究中的目的不明、论证不强、轻重失当、系统性差等弱点。因此，作者的工作不仅是从计算机角度对迄今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进行评估，而且，多处针对棘手问题所做的冷静思考和理智处理，事实上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作出了贡献。大至动补式、状中式等核心问题的处理，小至同位结构、连谓结构的细节分析，都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尤其是结构歧义的消解，显示出方法的力度。这样一部规则总汇，不仅是中文信息处理工作之亟需，更是推进语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启迪。
另一部值得重视的书是陈亚川、郑懿德《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语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语法理论的宝贵遗产，言简意赅，高度浓缩，书中几乎每个问题都值得展开详加研究。陈、郑的《助读》不仅详细解注了吕著的涵义，而且结合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事实（包括吕著问世以后的）分专题进行全面讨论。该书的性质已经超出“助读”的性质，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部概要的总结。
（二）认知语法——解决传统难题的新途径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得到了对语言事实的一个新的审视角度，更重要的是，它应该使传统方法无力解决的矛盾得到合理解决。认知语法引入我国以后，其深刻的解释力已得到人们的初步认可。任鹰的《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则可以说实现了认知语言学观念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方法的完美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科学的态度摆脱了语义的干扰，出色地论证了述宾结构的句法共性，无论宾语成分是受事还是非受事角色。任鹰用认知语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令人信服地证明，动词后的宾语成分，不仅具有句法共性，也有认知语义上的共性。句式的整体特点决定了句法和语义的映射关系。这就使在结构主义观点看来的形－义矛盾得到了高层次的一致解释。作者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点观察汉语事实，得出了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发现。书中对施事宾语句的特殊句义分析、对工具宾语和材料宾语的区分、对处所宾语的受动性和事物性的论证，都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此外，沈家煊发表在《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的《句式和配价》以及他与王冬梅合作的《“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4期）、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2000年第1期）用认知语法的“句式（构式）”观点对结构语法中的一些矛盾和难题给予了解释。
（三）形式句法——寻找汉语与普遍语法的深度契合
作为目前国际句法研究的主流方法，形式句法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在汉语中的运用却颇不顺利，可喜的是九十年代末期这种局面开始有了改变，主要是大陆以外汉语学者的努力。汉语的“话题－评述结构”一直被认为是具有类型学价值的重要事实，但汉语的话题成分究竟是句法成分还是语用成分？它是不是句法过程的产物？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石定栩是相信句法过程的代表人物，他发表在美国《语言》杂志2000年第2期的《汉语的话题和话题－评述结构》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给出了一个汉语话题成分的修正的定义，从而使跟话题有关的所有语法现象得以解释。对前人提出的所谓独立性话题的种种事实一一作了细致的辨析，论证了“凡话题都与句中某句法位置有关”的论断。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其结论，重要的是展示了一种立足汉语事实的普遍语法理论观。作者发表在《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1期上的《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和句法理论》一文进一步提出，要解释汉语所谓“意合性”或“灵活性”的本质，需要严谨的理论论证。作者通过实例分析说明，汉语句法规则本身十分严密，但句子结构提供了较多的空位，可以让某些成分在一定条件下移入，这是造成汉语句法灵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李亚非《核心移位的本质及其条件》（《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1期）、邓思颖《自然语言的词序和短语结构理论》（《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3期）、何元建《汉语中的零限定词》（《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等。
（四）功能语法——论元结构的动态观
长期以来，动词结构的研究一直是以静态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是静止地考虑可能的动词结构构造类型，或者是单单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出发研究动词的题元结构（题元数目与题元的语义类型）。这种静态方法有用也有不足。陶红印《从“吃”看动词题元结构的动态特征》（《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主张，动词的题元结构在本质上有开放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题元结构的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实际的语言运用的。题元结构会因语言运用、借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产生题元结构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动词的高频性。频率越高的动词题元结构越不稳定；实际语言运用中所见到的动词经常和典型题元相结合、较少和非典型题元相结合；被扩大的题元结构首先会涉及最接近核心的题元类型；句法的变化常常伴随着语义的变化。这项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功能语法的一个新的深度。因为汉语学界一向认为功能语法不过是研究一些已经被描写得清清楚楚的语法结构如何在交际中被拿出来运用的问题。话语分析可以说是在“已经描写清楚了”这类根本概念上对各类以形式为取向的语法研究提出质疑。
形式句法学者试图使各种形式得以从结构角度说明，功能语法则致力于理清语言现象的层次，力图从语体角度给予不同的审视。如陶红印、张伯江《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功能》，均见《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
四．方言研究
世纪之交的2000年，汉语方言学界成果频传。其标志性的大事就是于1999年5月荣获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1999年9月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江苏教育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下，在语言研究所领导的具体领导下，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的主要科研人员开始了数千万字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的编纂工作，拟于2001年年底完成。
全国方言学会是有民政部核准审批的法人单位。2000年报请国家民政部，重新登记，更换法人。2000年1月20日由国家民政部重新核准颁发新的学会法人证书，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章程和宗旨不变，学会会长熊正辉为全国方言学会法人，周磊为秘书长。
国内外方言学界权威杂志《方言》，于2000年第一期起实行匿名审稿制，同时扩大篇幅，由原来每期5印张80个页码增加为6印张96个页码，封面装订及内文板式等也略有变动。改版后的《方言》杂志将会更好地发挥方言研究的带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现代汉语自然口语语料库》的调研和入库工作已经于2000年正式启动，其中《现代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工作由侯精一教授和周磊博士负责，前期设计工作已经完成，现已实际入库粤方言普通话语料16000个句时。
2000年《方言》杂志增刊本《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于2000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正式出版。论文集由单周尧、陆镜光博士担任主编，共收入论文57篇。论文集内容广泛，涉及到粤语研究各个领域，包括粤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的关系，近先代粤语与演变和研究史实的历史考察，现代粤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描写与研究，粤语方言在文学、广播、语言教学上的实际应用等若干方面。
《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教授主编的乐昌土话研究》一书，于2000年9月由厦门大学正式出版。此书是粤北土话研究的具体成果之一。粤北地区汉语方言复杂多样，土话是其中最需要调查研究的一种。此书是进一步调查研究粤北土话及湘、桂地区土话和周边方言的重要参考，全书材料丰富，体例严谨，论述精到，详略得当。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共40种，于1999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全部出齐之后，2000年开始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以全新的面貌出版电子版音库。建立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是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不仅对于语言教学、语言研究、语言应用有实用价值，对于汉字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长远来看，音库的建立将为后人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现代汉语方言的有声资料。
2000年《方言》杂志全年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7篇。其中，讨论方言语音的17篇，讨论方言词汇的7篇， 讨论方言语法的11 篇，述评5 篇，一般书评2 篇，讨论方言分区问题的2篇，方言古籍的研究文章1篇，普通话与方言比较的文章2篇。另外，有学术会议报道2篇，《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方言大词典》（分卷本）获奖消息报道2篇。《方言》杂志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已经说明，期刊的重点已经有方言语音研究在向方言语法和词汇研究转移。方言语法和方言词汇研究的文章占全年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强。
2000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庆祝建所50周年，国家语委和部分高校、出版单位的语言学工作者100多人欢聚一堂，共庆语言研究所成立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在大会贺词中提到：“这一届（语言）所领导提出要在近几年建设一个包括方言和口语资料再内的较为完备的语料库的重大项目，以此作为推进今后研究的基础工程，这是很有眼光的决策。”
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于11月6——9日在广东省韶关学院举行。这次研讨会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韶关学院（原韶关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和法国、韩国、日本的方言学者共52人出席了会议。大会先后共宣读论文40篇，重点讨论了粤、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区的土话及周边相关方言。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正如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熊正辉所指出的：“对我们汉语方言学来说，深入开展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界处土话的调查研究，其科学价值不亚于地质学对新的冰川和大峡谷的发现和考察，不亚于考古学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
第二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1月28日至11月30日在重庆市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和海外学者82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63篇。本届研讨会由渝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语言文献研究所联合主办。本届研讨会对官话方言的诸方面课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除语音方面以外，在语法、方言词语考释、共时历时比较、语言接触及影响等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全会一致表示要继续本着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把官话方言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四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广东省梅州市举行。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和梅州客家研究会联合主办。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分别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特区以及日本、法国的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0篇，其中44篇在会上宣读。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反映了近两年来客方言研究的最新成果。
面向二十一世纪，如何把具有优良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推向前进，为语言研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摆在我们方言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高新科技时代，方言研究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完成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问世，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已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汉语方言研究要不断地探求和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的观点，运用新方法，创建新理论。
五．语音学研究
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2000年国际口语处理会议，同时还召开了国际COCOSDA和Oriental COCOSDA两个卫星会议。在世纪之交召开的这次口语处理会议，吸引了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前来总结和展示他们近期的研究成果，讨论和展望21世纪语音和口语处理的发展方向。
正如K.J. Kohler（国际语音科学会议秘书长兼副主席）在1995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上作主题报告时强调指出的：语音学的发展已进入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音的物理和音系结合的语音音系学发展阶段，主要是对语音进行描写，不能够解释声音系统工作原理，不能解释为什么说话人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用特定的方式改变语音输出，为什么听音人能够听辩很弱的声音。而在语音学的第二阶段，就是要用功能的眼光对言语通讯中语音的生成和知觉作出科学的解释。
从这些会议发表的论文来看，自然话语的语音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新世纪的热点。语音学知识在语音工程应用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规则的方法和统计的方法交叉越来越大。
（一）国际上语音研究的前沿问题是口语中的语音学问题
自然口语的的语音研究是从三个方面展开进行的，即语音的生理、心理和物理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声学语音学
言语声是从说话人口中发出，在空气中以纵波方式传播的。它可以听到、可以录到和测量到个人的言语声的差异，可以直接反映在一个或几个不同的声学参量上，比如时长、基频、音高、音强和音质等。
声学语音学研究和描述携带口耳之间言语声声波的声学特性、韵律和嗓音音质，不但与发音语音学和语音感知直接有关，而且对信号处理和语音技术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言语产生
言语产生包括三个生理过程：呼吸提供气流，即主要的能源；发声将肺里气流变成可以听得见的嗓音、清音和声音；调音对之调制后变成不同的言语声。了解这些过程以及语音器官的解剖结构，是研究语音学和言语科学的基础。而言语生成机制中的一些微小变化（不均衡）产生的语言学作用（或非语言学作用），以及用实验的方法来观察和研究言语生成的各个阶段一样重要。
言语产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利用生成模型来研究韵律和节奏；利用许多先进的方法和工具进行言语产生的研究，比如X-ray，3D EMA, FMRI，TLM，EEG EMG，EPG，Microbean，video kymograph等。
3． 言语感知、理解和生成
从神经心理和神经成像角度进行的研究。
4． 韵律和副语言学
副语言学是指交际过程中声带方面的变化，即嗓音、基频、音高、节奏、轻重、感情
态度等的变形。交际中，语言和副语言都起作用。
人们怎样识别口语所传达的韵律和副语言学信息？研究主要涉及5方面的问题：
A． 语音学信息在声调和语调上表现，比如愤怒、高兴、生气等语气的声调和语调特征。
B． 语音中丰富的感情和态度表达与时长特性的副关系，包括局部和全局语速和节律等。
C． 不同情感语音的发音特征、生成特性研究。
D． 声学参数和不同情感语音的关系研究。
E． 不同文化背景的语音情感表现研究。
5． 语料库和知识--- 描写、优化和收集
语言资源无论是对于语音应用技术还是基础研究来说都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口语处理中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库，比如基于数据驱动的语音合成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库提供合成的所有语音单元；语音研究需要标注的音库，进行声学和韵律特征分析；生理研究需要一个生理参数数据库以获得发音参数。
多模态语音数据库为语音和副语言学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这是当前网络和通信发展的需要。不但有单语种的多模态库，还有多语种情况下多模态库。
（二）国内语音研究的前沿问题、新进展和成就
韵律仍是国内语音研究的前沿问题。韵律研究仍然集中在功能语调F0的构建、韵律边界、轻重音问题等等。语音研究的成果迅速应用到言语工程中，但由于语音理论研究和应用需求的差距，工程应用中，仍大量使用统计的方法进行韵律建模。
口语语料库的收集标注，方言语料库的收集和标注也有扩大的趋势。基于自然话语的语音研究已经初露端倪。
1、自然口语语料库
国内大规模地收集朗读语音库和标注语音库还是近十年的事，如863识别语音库，具有音段标音，863语音合成语料库，具有韵律标音。其他一些进行语音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单位，如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科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和请华大学等，也都不断收集专用语音库。
随着应用技术和相关理论的发展需求，自然口语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赵元任在60年代就指出，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存在语体的差异。在口语中，语音变化多端，与连续话语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困扰言语处理的一大难题。和朗读话语相比，自然口语中存在大量的音变现象，所谓音变现象是指“说话的时候，一串音节连续发出，音节语音节，音素与音素，声调与声调互相影响，声音发生变化”（赵元任），所以对自然口语进行音变标注和研究十分重要。
国外对自然口语的研究起步较早，最早进行口语识别研究的是MIT的口语系统，在美国的电信服务中已经开始应用。通过这个实用系统，他们建立了一种system loop in的语料收集方式，用获得的数据对系统模型和特性进行改进。国内也有一些单位收集了口语语料，但是都为他们自己的识别系统收集的，大都没有语音音变和韵律标注信息，不能真正提高口语的识别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收集了自然语篇语音库CASS，具有音变等语音学标注。CASS的标注包括三层，第一层是音节层，标注每个音节的正则的拼音和声调；第二层是声母-韵母层，采用SAMPA-C 符号标注系统标注声母、韵母的实际发音，声调和音段的音变都在这层上标出；第三层是杂类层，标注一些副语言学和非语言学现象。
此外，该室还在收集方言语音库，覆盖全国主要方言点，有朗读和口语两种语体。
2、语音语料库标注和标记语言
对语音库进行标注的目的是为语言工程和与语音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数据驱动（data-driven）或语料库（corpus-based）或统计(statistic-based)的方法一直是目前语音分析和语音技术的主流，同时，语音的基础研究，也很少使用实验室语音进行定性分析，而趋向采用大量自然语料的定量统计分析。所以语音库标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语音库的标注过程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
标注的语音语料库能否合用，取决于标注专家的水平和制定的标注原则。如果标注内容不合实际应用的话，就会造成资源和人力的浪费。所以标注工作应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指南或标准。
社科院语言所将他们的音段标注系统SAMPA-C和韵律标注系统C-ToBI进行扩展,可以更好地标注自然口语语音。SAMPA-C增加了基本标注集，即汉语所有的元音、辅音和声调标注符号，并且在扩展标注集中增加了福州、上海、广州方言的标注符号集。所以，从原则上讲，SAMPA-C可以标注所有的汉语方言。在韵律和音段的标注系统中，增加了副语言学和非语音学现象的标注符号，也可以用于自然口语音字转换。
为了更好的进行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就必须有一种不依赖系统平台的标记语言，对数据库的特性和标注结果进行描写。中国科技大学在SML语言基础上设计了标记语言CSSML，对数据库和标注结果进行描写。
3、汉语韵律研究
韵律研究在语音合成中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但是韵律在语音识别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方面是韵律信息如语调和声调的提取，没有很好的算法得到，另外一方面，还不知道如何利用韵律信息。
近来，韵律在语音识别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自然口语中句子、短语等韵律边界的界定，如果只靠音段的识别结果无法完全正确确定；还有语速问题。2001年将在美国举办一个专题研讨会讨论韵律在语音识别中的作用。
国内韵律研究成果很多，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有韵律边界研究、功能句调研究、句子重音的语调体现等等。
4、音段音变研究和应用
口语中有大量音变现象，如插入、删除、浊化、清化、喉化、送气化、成音节化、音素音变等等。产生音变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语速：讲话速度是影响音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语速越快，音变现象越多。（2）个人讲话方式：比如有些北京人，发音习惯“很懒”，舌和唇在发音的时候不到位，致使音变出现率高。（3）方音的影响：有的发音人的某些发音，受到自己方言背景的影响，会产生音段和超音段的音变。（4）韵律和语境的影响：比如零声母如果处于韵律边界的起始位置，一般会变成一个擦音声母、无擦通音或喉塞音，很少出现真零。
音段音变在自然口语识别中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利用语言所CASS口语库的音段标注结果，进行了口语语音建模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音段音变问题还需要深入进行研究，包括音变规律和音变条件等问题的研究。
（三）结语
当前语音研究主要是面向应用的，自然口语中语音声学特性研究已经展开，并且得到了一定结果；但理论研究十分欠缺，造成研究速度跟不上应用需求的发展要求。特别是语音心理认知和生理方面的研究，亟待投入力量。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自然口语中的语音问题，语音的生理、心理和物理三方面的的研究缺一不可。
六．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
（一）概况
2000年中国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分支领域：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句法和语义自动分析、语料库的建设和语料标注、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分析方法、机器翻译、汉语文本的自动检索、自动分类和自动文摘、汉字智能输入和识别，以及自然语言人机接口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这些研究工作均以书面语为处理对象。针对口语的研究将作为另一个专题（语音识别与合成）介绍。
从研究方向上，我们可以把以上项目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计算语言学方法和语言处理算法的研究，包括分析、生成语句的各种模型和系统。
第二类是面向应用的语言工程，包括机器翻译、文本自动检索、自动分类和自动文摘、汉字智能输入和识别等各种应用系统。
第三类是语料库的建设和语料标注，还有语言知识库的建立，它们为语言工程提供各种信息资源，相当于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基础建设。
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两种思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前者是先依据某种语言理论建立语言模型，再从语言模型构造规则系统，所以也叫基于规则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很长时间里曾经一直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主流。后者是在调查和分析大规模语料的基础上，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自然语言。这种方法自九十年代初提出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学科的主流之一。到2000年，经验主义的方法在自然语言处理的许多分支领域得到了应用。
这一年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当数语言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基于统计的方法。
（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
多年来在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中，理解和生成语句的必经之路是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语言处理系统都是基于规则的。要使这种系统输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就要有适用于信息处理的语言理论和语言模型。而当前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还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很难用规则的形式把所有的语言事实和理解语言所需的广泛的背景知识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基于规则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往往只能在极其受限的某些语言环境中获得一定的成功，还无法有效地处理任意的语言现象。
经验主义认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存在以下缺陷，一是通过内省方式得到的语言规则往往有脱离言语实际的可能；二是规则的灵活性较差，容易忽略语言中那些经验性的、小粒度的知识，难以覆盖各种复杂纷繁的语言现象；三是当需要添加新的规则时，又必须注意协调与已有规则的关系，避免规则之间产生矛盾。为了突破规则方法的局限，人们采用了一种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大规模非受限的自然语言进行调查和统计，从语料库中存储的大量真实文本中直接获取各种语言分析规律和言语知识，用来处理自然语言。另外，经验主义的方法还能够借助更多的语言材料来检验传统的理论语言学依靠手工搜集材料的方法所得出的各种结论。
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基于语料库的方法。譬如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和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基于实例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双语语料库，分别存放各种语言成分的大量实例及其对应的译文，翻译时，系统先在语料库中寻找与源文类似的例子，然后模仿例子完成从源文到译文的转换。基于统计的方法也需要大型的双语语料库，在语料库中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语言翻译概率模型的参数。采用这两种方法的目的都是从语料库中存储的大规模真实文本中直接获取需要的语言知识，以便克服基于规则的方法所带有的那些缺陷。
目前在语言处理的各个层面上（语音、句法、语义、词语、句子、篇章），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几乎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包括：各种语言成分的对齐（Alignment），语言知识的归纳和获取，各种语言统计模型的建立、语言成分相似度的计算，等等。
然而经验主义的方法也有它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人们对语言的机制还缺乏系统了解，还没有一种适合信息处理的语言理论可以应用的时候，经验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量”来获取“质”的策略。也就是说，它认为大量语言现象的统计规律能够确切地反映语言的内部结构规律和言语过程的认知规律。实际上，这正是它还有待证明的东西。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使是完全不用规则的基于统计的语言信息处理系统，也不可能完全避开语言表层的结构性信息和结构规律。
比较好一点的办法也许是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目前已有不少系统采用了这种思路。比如，用规则分析句子的句法结构（有些语言现象用规则处理比较方便），用语料库的方法处理词语的搭配问题。
（三）语言信息资源的建设
语言信息资源包括语料库和语言知识库两种类型。前者收录原始言语材料，后者收录的是反映语言内部结构规律和言语过程认知规律的信息。2000年国内有许多科研力量投入了这两类项目中。
语料库的建设是基于统计的方法的基础。目前已有多个百万字以上容量的语料库，用于各种特定的目标：汉字识别、智能汉字输入、文本自动分类、汉语自动分词、汉语人名地名自动识别、汉语关联词语自动识别、词语多义辨识、句法语义分析、机器翻译，等等。根据各自研究和应用的需要，每个语料库对语料的标注各不相同。常见的思路是针对要解决的问题来标注语料，再对标注过的语料库作统计，建立分析模型和算法。然后用标注过的语料（称为训练集）验证和调试这个分析模型和算法，这一步叫做封闭性测试。封闭性测试达到一定指标以后，再对未标注过的语料进行开放性测试。
与这类用于特定目标的语料库相对的，是通用语料库。建设经过科学选材、具有适当规模的通用语料库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和记录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为各种研究和应用目的提供统计数据和各种语言材料。例如长期以来，我们编词典时，收词、立项、释义依靠的主要是编者的语言学知识和语感，通用语料库的支持将使这种内省和定性分析的方式与实证和定量分析的方式结合起来，这不仅是词典编纂手段的进步，也能够促进词典学的发展。目前国内具有相当规模，并且经过规范化标注的通用语料库还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1998年文本语料库。这个语料库的容量是2700万字，2000年已经完成了近2000万字的标注加工任务。加工的项目是：词语切分、词性标注（包括动词和形容词的特殊用法）和专有名词标注（包括短语型的地名、机构名称）。
语言知识库收录各种词法、句法、语义以及与言语过程有关的常识信息，对于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研制的语言知识库有两种类型，一种用于特定系统，其信息收录和结构设计依赖于该系统的语言模型和算法。另一种用于通用目的，通常反映的是常用词语的语法功能的基本事实（例如《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或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之间以及概念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例如《知网》）。各个具体的语言信息处理系统可以从中提取所需要的语言知识，也可以补充特定系统所需要的特殊知识，还可以在它的基础上构造衍生的语言知识库。
今后几年语料库的标注和语言知识库的建设将更紧密地结合计算机理解和生成语言的研究。高质量的语料库和知识库能给语言信息处理提供必需的知识资源，反过来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也有助于提高语言知识资源的建设水平。
七．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近年来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广度上和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上。另外一个特点是对先前的研究作批判性的总结，大有积蓄力量准备新的突破的态势。突破口预计来自于一下三个方面：
（1）吸收新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言语行为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2）吸收认知心理学上的成果，在语言使用跟认知活动的关系上取得进展；
（3）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关于语用事实的挖掘，使语用学的研究有良好的语言事实为基础。
多年来，语用学主要集中在句子层次上的语用研究，如指示词、预设、言语行为、会话涵义等，都没有超出句子。另外一方面，由于语用学发祥于分析哲学，特别是自然语言分析哲学，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重抽象思辨，轻实际语料调查归纳。这些使得语用学的研究难以深入。超出句子、仔细调查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成为语用学的前沿课题。其结果是语用学跟会话分析、语篇分析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由于这个原因，部分欧洲学者主张超出句子只是一个视角，目的还是解决句子层面上的语用问题；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语用学是会话分析或语篇分析的一部分，语用学从句子到话语是必然的。还有人主张语用学没有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它只是个视角，研究者应该把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研究跟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这个符号系统进行各种交流活动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就有了语音语用、句法语用、词汇语用等等。国际杂志《语用学》和国际语用学协会会刊《语用学》 基本上做到了兼收并蓄，发各家之言。
语用学的前沿课题从第7届国际语用学大会可见一斑。该会于2000年7月9日至1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与会代表近千人，来自五大洲各国和地区。大会的特别主题为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当然这仅是大会研讨的题目之一。代表提交的论文实际上涉及语言在使用过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大会共有8个“全会讲演”(plenary speeches), 19个特别专题分会组和48个一般课题分会组。8个全会讲演分别是Goteborg 大学Jens Allwood 的“从话语活动的角度分析意义和交互行为”；Vienna 大学Wolfgang Dressler & Heinz Stark 的“临床语用障碍：语言问题还是认知问题？”UC Santa Cruz 大学 Ray Gibbs 的“衍推说话人的话面意义以及言外之意”；Helsinki 大学Auli Hakulinen 的“语法学家能从会话分析那里学到什么？”Paris 大学Maya Hickmann的 “儿童在发育过程中的认知和语言：老问题，新思路”；Chicago 大学John Lucy 的 “新格调：社会科学里的语言相对论”；Szeged 大学Csaba Pleh 的 “语言处理和情态”；Leipzig 大学 Michael Tomasello 的“儿童初期语言中词的语用习得”。
19个特别专题包括话语与认知、语言中的空间关系、语言中的情感与认知、功能语法与认知语法的交融、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认知与交际等。48个一般课题包括手势语的语用学、词汇意义与语用推理、超越语用学---交际与生存模式、话语在变化的世界中的作用、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接口、科技话语语用学、语言转嫁等。特别专题和一般课题都是不重复的，大会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范围可以说空前的。
前面我们说过，语用学和会话分析、语篇分析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们甚至可以把后者视为前者的延伸和进一步发展。会话分析和语篇分析都是研究句子以上的语言现象。会话分析完全是研究口语的，语篇分析不限于书面语，也包括口语。从研究对象上看，这两个是可以合二为一的。西方学术界还是把它们分开，主要是考虑它们来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可以说代表了对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研究思路。总体上看，研究呈现出四个主要趋向。一是研究会话和语篇自身的内部结构，核心问题是单个的话或句子是怎么结合在一起构成话语的或文章的。二是研究会话或语篇对单个的话或句子所起的制约作用，核心问题是在单个的话或句子层次上的语法现象是否可以从话语或语篇上找到解释。三是研究话语或语篇所担负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职能，核心问题是如何用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这个工具对社会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文化现象等进行剖析。四是研究话语或语篇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延续、生成和发展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话语或语篇跟这些社会活动是如何互生互长的。跟这四个研究趋向有关的问题都是前沿课题。
八．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一）语料库语言学近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1．口语语料库的深加工（如语义、语用特征标注等）和自动化处理；与此相关的课题包括用于深加工和自动化处理的应用软件的开发。
2．口语语料库的取样、切分、标注等方面的研究。
3．基于语料库的自然语言处理。
4．基于语料库的辞典和教材的开发。
5．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如语料库语义学、语料库语用学）。
（二）现代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建设也已经提上工作日程。
汉语方言的自然口语语料库是伴随着计算机发展而诞生的一个语言学新领域。语料库的建立涉及选择语料、确定规模及结构和语篇处理等诸多问题。如何建立现代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建立工作是一项新兴的工作。它既建立在原有的汉语方言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不同于原有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下述几个问题：
1．语料的选择。
2．用原有方法建立方言基础音系。
3．采用话题引导的形式采集话题语料。
4．话题引导人的选择。
5．采用抽样普查认同的方法选用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发音人。
6．自然语料的现场收集。
7．语料库的整理方法。
8．语料库的计算机标注。
可以看出，方言语料库与一般的口语语料库相比，具有很大的共性，同时也有一定的个性，应该在其建立的实践中不断加强有关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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